我叫孙建平,今年四十五了,在民航飞了快二十年,现在是个机长。你要问我这辈子最难忘的事儿是哪件,不是第一次单飞,不是第一次当机长,也不是遇到啥特情险情,而是1997年那场招飞体检。
为啥?因为那场体检,差点毁在一个女护士手里。
1997年夏天,我十八岁,刚参加完高考。那会儿我还在我们县一中念书,成绩在年级排前十名,但离清华北大还差着一大截,家里条件也一般,我爸在砖瓦厂上班,我妈在菜市场卖菜,供我念完高中已经不容易了,大学学费还不知在哪儿。
那年空军来我们县招飞行学员,消息一出来,整个县一中都炸了锅。为啥?因为飞行学员啊,那可是天之骄子!一旦选上,学费全免,每个月还有津贴,毕业就是军官,分配工作,分房子,那简直是农村孩子鲤鱼跳龙门的最好出路。
我们班主任老周在班上动员的时候说:“你们谁要是能考上飞行员,那就是咱们学校建校以来第一个!县教委都得给你挂横幅!你爸妈走到大街上腰杆都能挺直喽!”
全班男生都激动了,可一打听条件,一下子就蔫了一半。身高不能太高也不能太矮,眼睛不能近视,身上不能有伤疤,不能有鼻炎,不能有心脏病,不能这个不能那个,林林总总几十条,能刷掉百分之九十九的人。
我也去报了名。
初选是在县武装部进行的,就是简单测个身高体重视力。我记得那天去了两百多个男生,在院子里排着长队,一个个跟待检的牲口似的,被人翻来覆去地看。身高那一关就刷下去一大半,一米六五以下的不要,一米七八以上的也不要。我一个同学一米八三,直接被请出去了,他出来的时候脸都绿了,说“我长高了还有错了?”
我身高一米七五,体重六十八公斤,刚好卡在线上。视力测的是C字表,八个方向的那种,比普通视力表难多了。我从小眼睛就好使,天黑走夜路不用手电筒,读书看报从不戴眼镜,这一关我过得轻轻松松。
初选过了之后,全县就剩下十六个人。
然后就是复选,要去市里做全面体检。那是我第一次坐大巴车去市里,全程一个半小时,我晕车晕得七荤八素,吐了两回,差点以为自己身体不行要被淘汰了。带队的招飞干部姓赵,是个空军中校,一路上给我们讲了很多招飞的事,说复选体检是要脱光的,让我们做好心理准备。
脱光?我当时还没反应过来。
复选体检在市里的军分区招待所进行,整整一层楼被征用了,走廊里全是光着膀子的男生,一个个表情紧张兮兮的。体检的项目多到我都记不全,内外科、五官科、神经科、心电图、脑电图、X光、B超,还有一堆我从来没听说过的检查。
我最怕的是转椅。那玩意儿像个大号的游乐场转盘,人坐上去系好安全带,然后就开始转,左转右转,快慢交替,转完下来要走直线。前面几个人转完下来直接吐了,有一个还摔倒在地起不来,被扶出去的时候脸白得跟纸一样。我上去的时候闭着眼睛,心里默念“我不晕我不晕我不晕”,转了三分钟下来,居然没事,走直线走得稳稳当当。负责转椅的女医生看了我一眼,说了句“平衡能力不错”,我在心里给自己竖了个大拇指。
到外科体检的时候,我算是见识了啥叫“脱光”。
那是一个大房间,里面站了十几个男生,全身上下只剩一条裤衩。负责检查的是三个军医,两男一女。那个女军医看起来三十出头,穿着一身白大褂,扎着马尾辫,脸上没什么表情,说话声音不大但很有力。
“裤衩也脱了。”
我当时以为自己听错了。脱裤衩?当着女医生的面?
周围几个男生也愣了,互相看了一眼,都没动。
“我说脱裤衩,没听见吗?”女医生的声音提高了一点,还是那副公事公办的语气,“我们这是外科体检,全身都要检查,快点。”
我旁边那个男生第一个脱了,脸红得跟煮熟的虾似的,两只手挡在前面,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我第二个,咬咬牙把裤衩一扒,眼睛盯着天花板,脸上的温度估计能把鸡蛋煎熟。
那是我人生中最漫长的十分钟。三个医生在我们中间走来走去,看皮肤、看关节、看脊柱、看有没有痔疮、看有没有精索静脉曲张。那个女医生走到我跟前的时候,我紧张得连呼吸都停了。她拿着一个小手电筒,从我脖子一直照到小腿,每一寸皮肤都没放过。
“胳膊抬起来。”她说。
我抬起胳膊。
“转过去。”
我转过去。
“弯腰。”
我弯腰。
“腿分开一点。”
我腿分开一点。
那个过程,我恨不得当场去世。
但最要命的还在后面。
最后一项检查是尿检。我们排着队去领尿杯,一个军医在门口发杯子,嘱咐我们说:“接到中段尿,别接前面的也别接后面的,中段懂不懂?”
我们点点头,拿着杯子进了厕所。
尿检完了之后,一个护士把我们领到走廊尽头的一间小房间门口,说这里是最后一关,叫“生殖系统专项检查”,让我们一个个进去。
前面几个人进去很快就出来了,表情都不太对劲,有一个出来之后蹲在墙角不说话,我问他咋了,他摇摇头,脸通红。
轮到我了。
我推门进去,房间里有一张检查床,床边站着一个护士。这个护士年纪不大,顶多二十出头,圆圆的脸,大眼睛,头发被护士帽压得服服帖帖,白大褂里面穿着一件粉红色的毛衣。她的胸牌上写着“实习护士”三个字,名字我记不太清了,好像姓林或者姓李。
房间里没有别人。
“躺上去吧。”她指了指检查床,低着头在翻一个文件夹。
我在检查床上躺下来,心跳得跟打鼓似的。
她走过来,手里拿了一副橡胶手套,一边戴一边说:“把裤子脱了。”
我已经有经验了,二话没说就把裤子褪到了膝盖。
女护士蹲下来,戴着手套的手伸过来,我紧张得浑身肌肉都绷紧了。她的手指碰到我皮肤的一瞬间,我感觉自己像被电击了一样,本能地往后缩了一下。
“别动。”她头都没抬。
我咬着嘴唇不动了。
可能也就过了十几秒钟,但我感觉像过了十几年。她的动作很轻,但我整个人从头皮麻到脚后跟,那种感觉说不清是难受还是难受里带了点别的什么。我攥着检查床的床单,指关节都发白了。
女护士检查完,站起来脱手套。我赶紧把裤子提上,翻身坐起来,脸上烫得能摊鸡蛋。
她突然停下脱手套的动作,抬头看着我。她的脸红红的,不知道是热的还是怎么的,眼睛亮晶晶的,瞪了我一眼。
“你老实点。”
我愣住了:“我……我没动啊。”
她没回答,把手套扔进垃圾桶里,在记录本上写了几笔,没好气地说:“好了,出去吧。”
我懵懵懂懂地走出房间,脑子里的问号比天上的星星还多。我老实点?我干啥了?我明明老老实实躺着一动不动啊!
走廊里几个男生看我出来了,凑过来问:“咋样咋样?”
我说还行吧,就是那个护士让我老实点。
几个人面面相觑,谁也不知道啥意思。我回头看了一眼那个房间的门,护士正好推门出来,跟我的目光撞了个正着。她脸又红了一下,加快脚步走了,白大褂的下摆在走廊里翻出一道白色的波浪。
这事儿我当时没太在意,觉得就是护士随口一说。
回去之后,就是漫长的等待。文化课考试我考了全县第一,这事儿没悬念,我高考成绩本来就好。真正让我心里没底的,是体检那一关。空军招飞的体检标准太高了,谁知道哪一项就给你卡下来了。
九月份的时候,消息来了。
那天我正在菜市场帮我妈卖菜,隔壁摊位的刘婶子突然喊我:“建平!建平!你爸来了!说是县里来电话了!”
我爸骑着自行车冲进菜市场,轮胎在水泥地上划出一道刺耳的尖叫。他下了车,站稳了,看着我说了一句让全场都安静下来的话。
“建平,考上了。”
菜市场安静了大概有一秒钟,然后就炸了锅了。卖肉的张屠户把刀往案板上一砍,喊了一嗓子:“我操,咱菜市场出飞行员了!”卖鱼的李大姐拎着一条活鲤鱼就冲过来了,非要送给我妈,说吃了鱼脑子聪明。我妈哭得蹲在地上起不来,我爸站在那里,咧着嘴笑,眼泪也在眼眶里打转。
考上飞行员的消息当天就传遍了全县。县一中的横幅第二天就挂出来了:“热烈祝贺我校孙建平同学考取空军飞行学员”。县教委的表彰文件也发下来了,奖励了我家五千块钱。街道办的人来了,说要把我家的房子重新粉刷一下,说我这是给全县争光了。
可我还是想不明白一件事——那个护士为啥让我老实点?
收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有一件事我一直没跟别人提。
通知书里夹了一份体检报告的副本。我翻到最后一页,在“生殖系统检查”那一栏,看到了一行手写的备注。字迹很潦草,但能认出来写的是什么:
“受检者反应过度,生理性勃起,不影响结论。”
我当时坐在自己房间的床上,把那张纸看了至少十遍。然后我想起了那个圆脸小护士,想起了她红着脸说“你老实点”的样子,想起了她瞪我的那个眼神。
我整个人一下子从脖子根红到了头发梢。
原来她让我老实点,是我他妈不老实了。
但我真的什么都没干啊!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儿翻来覆去想了一整夜,最后终于想明白了。她说的“老实点”,根本不是说我做了什么多余的动作,而是我身体自个儿不老实了。我一个十八岁的大小伙子,从来没有跟任何女性有过那种近距离的接触,那种本能的生理反应,哪里是我自己能控制得了的?
可我那时候太年轻了,紧张得要死,光顾着攥床单了,根本没注意到自己身体的变化。护士注意到了,她又不好意思明说,只能红着脸来一句“你老实点”。
她心里大概在想:这小子是真没意识到,还是故意装傻?
我在被窝里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小声说了一句:“冤枉啊。”
后来我真的当了飞行员。在航校学了四年,毕业后分配到部队,飞了八年战斗机,后来又转业到民航,一直飞到现在。这些年我飞过祖国的戈壁荒漠,飞过太平洋的碧波万顷,在万米高空看过日出,在雷暴云边缘感受过自然的伟力。我见过太多普通人一辈子都见不到的风景,也经历过太多普通人一辈子都经历不到的惊险。
可每每想起1997年那个夏天,我还是会想起那个戴着护士帽、穿着粉红色毛衣的姑娘。
她叫什么名字来着?
我真的不记得了。可我记得她那双眼睛,圆圆亮亮的,瞪我的时候那眼神里带着一点点气恼、一点点羞涩,还有一点点年轻女孩子特有的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嗔怪。
听说后来她也离开了那家医院,不知道去了哪里,不知道过得好不好。她大概永远不会知道,1997年那个让她脸红的乡下小子,后来真的开着飞机飞上了蓝天。
2003年的时候,我已经是空军的一名上尉飞行员了。有一次执行任务,我飞经老家上空。那天天气极好,万里无云,地面上的山川河流、村庄城镇清晰得跟地图似的。
我认出了我们县城。
县城的东边是那个老菜市场,南边是一中的操场,北边是县医院——就是当年招飞体检的那个医院。我从几千米的高空望下去,医院就那么大一点儿,小小的,白白的,安安静静地躺在一排排灰扑扑的居民楼中间。
透过座舱盖往下看的那一刻,我突然想起了那个圆脸小护士。
然后我做了一件特别傻的事儿。
我朝着那栋白色小楼的方向,敬了个军礼。
没有人看到,没有人在意。可我就是要敬这个礼。
谢谢你,林护士——也许是李护士,也许是王护士——谢谢你当年那句红着脸的“你老实点”。
你不知道你在一个十八岁少年的心里,种下了一颗怎样的种子。那颗种子后来发了芽,开了花,长成了我整个人生的样子。
有些缘分就是这样,擦肩而过,一辈子都不会再见了。但那些细碎的、偶然的、甚至有点尴尬的瞬间,会在生命的长河里沉淀下来,变成你最珍贵的记忆。
今年我四十五了,女儿都十四岁了。有时候她问我:“爸爸,你当年为啥想当飞行员啊?”
我想了半天,最后笑着跟她说:“因为当年有个护士阿姨,让我老实点。”
女儿一脸莫名其妙:“啥?”
我摸了摸她的头:“以后你就懂了。”
窗外有飞机飞过,拖着长长的白色尾迹。我抬起头看着它,想起了一首歌里唱的——我曾以为我会永远守在他身旁,今天我们已经离去在人海茫茫。
那个脸红的小护士,你现在在哪里?
但愿你在人海里,一切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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