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士生观点（下篇）| 北大经院第十届“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博士生论坛

来源：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博士生观点（下篇）

PKUECON

2026年4月23日，北京大学经济学院“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第十届博士生论坛在经济学院606会议室举办。“人口、资源与环境经济学”专业共有6位博士生在本次论坛中作学术报告。本文梳理了他们的主要观点（下篇），与读者分享。

吴邦睿、王志强、陈涤非作报告

2022级博士生吴邦睿（合作者：李虹）：环境标准、协同减排与地区环境溢出效应——来自稀土行业的证据

稀土是支撑新能源、新材料、高端装备制造和国防安全的重要战略矿产资源，在全球产业链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地位。然而，稀土全产业链生产造成的生态环境破坏和环境污染问题却非常严重，具有污染介质复杂、破坏范围广和治理周期长的特征。本文以稀土行业排放标准为准自然实验，系统考察了环境规制对多种污染物的协同减排效应、作用机制及地区间环境溢出效应。本文研究发现，排放标准实施能够显著促进多污染物的协同减排，且减排来源于排放强度下降而非产出减少。在机制层面，本文识别出四条相互补充的传导路径：其一，“波特效应”的发挥促进了绿色创新和绿色全要素生产率的提升；其二，规制诱发了企业向下游环节、高附加值、低污染程度的偏向型技术进步；其三，企业在要素投入端、污染产生端和末端治理上形成了更加清洁的生产方式；其四，行业内部资源加速向效率更高、融资约束更低、面向下游市场的主体重新配置。值得注意的是，规制不仅改善企业所在地区的环境质量，也对相邻地区形成显著的正向环境溢出效应。本文的结论不仅为战略资源型行业的环境规制贡献理论依据与经验支持，而且对于理解环境政策的空间外溢提供参考。

评审专家对本文选题与研究设计给予肯定，并提出修改建议：一是进一步厘清协同减排与传统减排的概念边界，强化二者的对比分析，进一步突出与现有文献的差异；二是对构建的指数变量进行标准化处理，以提升系数的可解释性与可比性；三是关注DID框架下的政策扩散效应，对估计系数的下界进行更充分的讨论；四是对缺失值问题应当补充稳健性检验。

2021级博士生王志强（合作者：郝煜、张喆）：When the state quit drugs: The impact of opium ban on public finance and social unrest in Late Qing China

对成瘾性商品的管制政策，是否可能在消除社会弊病的同时，带来意想不到的代价？本文以1906年晚清政府颁布的全国性鸦片禁令为切入点，揭示了禁烟通过破坏地方财政能力，加剧社会动荡的因果机制。在晚清，土产鸦片的种植、流通和消费，支撑着府和州县一级的税收体系。禁烟政策对这一地方财政体系造成了断崖式的冲击。为了准确识别禁烟的因果效应，我们利用外生的气候和地理条件，构建了府级鸦片种植适宜度指数，采用双重差分法，对比禁烟前后、不同适宜度地区的民变次数变化。研究结果显示：鸦片种植适宜度每提高一个标准差，禁烟后该地区的民变数量就增加25%。机制分析表明，这一效应主要由地方政府的补偿性财政攫取所驱动，抗税相关的民变显著上升，而其他类型的民变并无明显变化。政策效果在原本财政对鸦片税的依赖程度较高、禁烟政策执行力度更强的地区更为突出。与此同时，研究观察到地方政府举借外债与其他税收（如流通税）的增加。本文进一步排除了一系列竞争性解释，包括国家能力下降、烟农生计受损以及鸦片流通税萎缩对民变的驱动作用。本文的主要贡献在于提供了对成瘾性商品的管制如何通过财政渠道影响社会稳定的证据。这为理解当代公共政策提供了有益的历史镜鉴：对成瘾性商品的管制需要充分考虑对财政收入的潜在影响，并确保有可持续的财政替代方案，以避免因财政短缺引发社会不稳定。

评审老师肯定了本研究的创新性和严谨性，并对本文提出建议：一是进一步发挥经济史研究的优势，延伸考察鸦片禁令的更长期影响，例如禁令对地方财政结构的持久冲击；二是注意构造关键自变量所使用数据的时间一致性；三是在实证设计中更细致地刻画禁烟政策在各年份、各省份执行力度的差异，以增强政策强度异质性效应的识别精度；四是进一步提炼本文理论链条的一般性启示，明确其对当代成瘾品管制政策和财政行为的镜鉴意义。

2022级博士生陈涤非（独立作者）：股权穿透网络密度对企业违规的影响

文章构建了2014—202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的动态股权穿透网络，并以网络密度衡量企业所处股权网络的联结紧密程度，考察其对企业违规行为的影响及作用机制。研究发现，股权穿透网络密度的提升能够显著抑制企业违规行为，降低违规发生概率与违规频次。机制检验表明，高密度股权网络一方面通过缓解股东与管理层之间的第一类代理冲突，抑制管理层实施真实盈余管理，减少机会主义操纵；另一方面通过强化股东之间的制衡机制，缓解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之间的第二类代理冲突，压缩借关联交易进行利益输送的空间，从而降低企业违规行为发生的可能性。调节效应分析表明，股权集中度在股权网络密度与企业违规之间发挥了显著的负向调节作用。当第一大股东或实际控制人拥有较强控制权优势时，企业内部权力壁垒会在一定程度上削弱外部网络的信息传递与监督约束，使股权网络密度对企业违规行为的边际治理效应相应减弱。异质性分析表明，该治理效应在内部控制水平较低以及机构投资者持股水平较低的企业中更为明显。本文从外部股权网络视角拓展了企业违规治理研究，并通过构建深度股权穿透网络，为理解非正式治理机制如何补充正式制度安排提供了新的经验证据。

评审老师充分肯定了本文在股权网络构建上的拓展性创新以及扎实的数据工作，并提出修改建议：一是进一步处理内生性问题，可考虑使用企业所在行业－城市层面的地理分散度作为工具变量，以更好地满足排他性要求；二是进一步细化以盈余管理作为作用机制的论证，并补充更充分的验证；三是将本文的网络密度变量，与传统文献中常用的结构性指标进行比较分析，同时结合股权结构中的特殊情形，讨论可能存在的例外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