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还是会想念那个不道德的年代

脑海中时常会浮现一幅画面——

马路上，一辆大卡车正准备启动，忽然一辆亮闪闪的跑车冲了过来，在卡车侧面急停，吓的卡车里的人一个踉跄。

俯视视角下，我们看到了叶子楣。

以及惊人的胸部。

当这一幕出现时，原本叽叽喳喳的录像厅里突然没了声音……也可能是有声音，只是那一刹那，我仿佛再也听不到外界的任何声响，眼睛紧盯着屏幕不放。

然后呢？

卡车里的人一踩油门，尾气熏了叶子楣与吴启华一脸，两人面如黑炭。

我紧绷的神经终于放松下来。

录像厅里继续嘈杂。

我后来会想，这样的画面，大概也是港片的写照吧——

它们往往会通过一些刺激感官的画面吸引人，也许不道德，但对于当年来说相当有效，但与此同时，它又不会让观众沉溺其中，不管是三级片，还是恐怖片，总是要时不时地把你拉出来，让你不止于像吸食鸦片一样上瘾。

所谓港产片，永远与观众保持着调情般的距离。

哦，扯远了。

今天再聊这个画面，是因为我闲极无聊时又重看了一遍它的出处，《跛豪》。

对我而言，这是港产枭雄片最好的一部。

它来自一个“不道德”的年代，拍摄了一个“不道德”的故事。

但今天再看。

我却发现，它的牛逼之处并不在塑造了一个呼风唤雨的枭雄。

而是把“欲望”与“香港”，联系在了一起。

01

《跛豪》上映于1991年，香港电影的“热钱年代”。

那些年，台湾片商涌入香港。

他们带来的，是一种近乎疯狂的钱。

八十年代末，台湾经济腾飞，民间资本充裕，大量台湾商人把目光投向了香港电影。

他们的逻辑极其简单——

只要有明星，只要有噱头，就能在台湾卖钱。

于是，台湾八大片商形成了一套“预购版权”的模式，根本不需要看剧本，甚至不需要有完整的故事大纲，你只要告诉他们：这部戏有周润发，有刘德华，有张曼玉，钱，马上就到账。

这种模式带来的直接后果，就是香港电影进入了一个“片名加演员就能卖钱”的荒诞时代。

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整蛊专家》。

王晶不止一次说过这个例子，大致是说，当时他手上只拿到10个字，“整蛊专家，周星驰，刘德华”，然后就需要立刻赶拍上映，原因就是因为当时的港片，已经轮到“抢人”的程度了。

剧本？

谁在乎。

这种疯狂的热钱，让香港电影的产量在八九十年代急速膨胀，最高峰的时候，香港一年能产出三四百部电影，平均下来，每天都有将近一部新片上映。

火爆异常。

但，这台印钞机的齿轮里，除了台湾的钱，还有另一股势力——

黑帮。

黑帮入侵电影圈，并不是什么秘密，甚至于，你可以说，电影圈本就是个帮派。

但八九十年代尤甚。

为什么？

很大的一个原因，或许是廉政公署成立之后，传统的黄赌毒洗钱渠道被大幅压缩。

古惑仔们发现，电影是一个近乎完美的替代品——

制作成本无从审计，票房数字可以注水，海外版权可以虚报。

黑钱，就这样堂而皇之地洗白了。

但黑帮介入电影圈，远不止是洗钱那么简单。

他们要的，是控制。

1992年，就发生了一件让整个电影圈震惊的事。

《家有喜事》上映期间，有人在戏院门口公然抢夺拷贝。

不是偷，是抢。

光天化日，当着所有人的面。

这件事，彻底点燃了电影圈积压已久的愤怒，导演、演员、工作人员走上街头，举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大游行，他们高喊着“还我安全工作环境”的口号，要求警方介入，要求政府保护。

要知道，那些年黑帮的渗透，早就深入骨髓了。

梅艳芳被掌掴的事，很多人都听说过。

1992年，梅艳芳在九龙塘一家卡拉OK消遣，兼任社团头目与电影公司老板的黄朗维，要求她过房献唱。

梅艳芳婉拒。

黄朗维当众给了她一巴掌，这一巴掌，掀起了一场腥风血雨。

第二天，黄朗维就遭人伏击，被斩至见骨。

几天后，有人潜入医院，一枪打穿了他的太阳穴。

而为梅艳芳出头的“湾仔之虎”陈耀兴，也在隔年于澳门赛车后遭枪手伏击身亡。

但这还不是最骇人的。

刘嘉玲裸照事件，才是真正让所有人噤若寒蝉的一次。

1990年，刘嘉玲被人绑架，拍下了裸照，以此要挟她接拍指定电影。

这件事在当时被压下来，多年后才逐渐被外界知晓。

但在圈子里，人人都知道发生了什么。

人人都知道，这个行业已经被一双无形的手掐住了咽喉。

更直接的，是蔡子明被杀事件。

1992年，李连杰的经理人蔡子明，在办公室口遭人枪击身亡。

原因？

不详。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电影圈。

光鲜亮丽的背后，是真实的鲜血。

而就在这样一个混乱的年代，麦当雄决定拍一部关于依然在世的，黑帮传奇人物吴锡豪的电影。

讲述廉政公署成立前的故事。

然后，在片头大剌剌地打上了一行字——

“本片拍摄时，未经吴锡豪先生同意。”

他凭什么那么大胆？

02

要回答这个问题，得先搞清楚麦当雄是谁。

麦当雄，在进入电影圈之前，是丽的电视台的当家编导。

他最出名的作品，是《十大奇案》系列。

这个系列，把香港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重大刑事案件，用戏剧化的方式重现。

听起来很正常。

但麦当雄的“重现”方式，和别人完全不同。

他追求的，是极致的真实感。

比如说。

麦当雄在剧中要拍摄一个火车迎面而来的弃尸镜头。

别人一般是用模型，或者靠剪辑。

但他不同。

他选择在夜里埋伏在铁轨旁，等真的有火车经过，他立刻打开大灯，转动摄影机，并往铁轨上扔一个很像人的道具尸体。

结果可想而知。

火车司机吓得魂飞魄散，慌忙之中乱忙拉起了刹车，因为车速，差点脱轨。

麦当雄由此得到了他需要的镜头。

也进了警局。

可以这么说，这部《十大奇案》里类似的场景数不胜数，比如为了还原一场凶案现场，他敢让演员在真实的案发地点拍摄，为了拍出血腥的效果，他敢用猪血、动物内脏来制造道具，为了追求小演员差点被淹死的镜头，他真的把小朋友扔进了泳池……

他的拍摄现场，经常搞得像真正的犯罪现场一样令人不适。

但观众就是买账。

《十大奇案》的收视率，在当时高得离谱。

而麦当雄，就是靠这种“玩命”的风格，在香港电视圈打出了自己的名声。

后来，他转战电影圈。

习惯，一点没变。

《省港旗兵》是他进入电影圈后的代表作之一。

这部电影讲的是一群从大陆偷渡到香港的悍匪。

为了追求真实感，麦当雄做了一件让整个剧组都目瞪口呆的事——

他在没有提前告知演员的情况下，直接在拍摄现场放了真火。

不是道具火，是真的火。

当时的情况是这样的，《省港旗兵》里有个镜头，是沈威饰演的角色被绑在车里，然后汽车被点了火，他在里面艰难挣扎。

然后麦当雄真把沈威绑在了车里，并在车外淋汽油，点火烧车。

沈威回忆说：

“当我看见玻璃烧黑快裂，地面又开始着火，车门边的塑胶又溶了，加上空气不够，我真的晕死过去。”

麦当雄当然不是故意的，他或许是没料到火烧得那么猛。

但从这些事件可以看出，他看重的永远是“真实”。

甚至，过度真实。

这件事如果放在今天，麦当雄肯定会被骂上热搜，被全网声讨，被各路媒体追着采访。

但在当时，没人管这些。

因为电影拍出来了，而且拍得极好。

《省港旗兵》在1984年上映，成为当年香港票房冠军。

这就是麦当雄的逻辑——

结果好，过程怎样都无所谓。

所以，当他决定拍吴锡豪的故事时，他的第一反应不是“我需要征得当事人同意”，而是，“这个故事，得拍”。

但麦当雄也不是单纯的莽。

他很清楚，要拍好这个故事，光靠自己的胆量是不够的。

他需要一个真正了解这个圈子的编剧。

于是，他找到了萧若元。

萧若元这个名字很多人都听过，他写过无数剧本，但更重要的是，他在香港的江湖上，有着相当深厚的人脉和背景。

他不是那种只会在书房里闭门造车的文人。

他知道黑帮真正运作的方式。

麦当雄和萧若元的组合，一个负责胆，一个负责脑。

但即便如此，麦当雄还是觉得不够。

他决定亲自去见吴锡豪。

那时，吴锡豪正在狱中服刑。

影片的故事顾问陈慎芝（就是“慈云山十三太保”的那位）安排麦当雄与其会面，结果直接被吴锡豪给拒绝了。

被一位黑帮大佬拒绝，按道理说，应该知难而退了吧？

毕竟，当年吴锡豪还有很多徒子徒孙在外面。

但麦当雄偏不。

他直接打出了那张字幕：“本片摄制时，未经吴锡豪先生同意，如片内有模仿影射等情节，实属巧合，并为可能引起不便之处，向吴先生致歉意”，然后照常拍摄上映。

电影上映后，很多观众会觉得这是一部美化黑帮的英雄传记。

但吴锡豪看完之后，说的第一句话是——

“我到底哪里得罪了你？”

03

吴锡豪为什么会这么说？

因为这部电影，表面上看是在拍他的传奇。

但实际上，它在拍的，是他的愚蠢。

当然，电影里有一些美化的成分，这是无可否认的。

比如，真实的吴锡豪，并没有电影里那么重情重义，他的发家史，比电影里呈现的更加血腥，更加不择手段。

电影里的吴国豪，在早期还保留着一些草根的义气——

为兄弟两肋插刀，对手下有情有义。

但真实的吴锡豪，在权力的游戏里，从来都是冷酷的。

电影里，他的跛脚是因为一次意外。

真实历史上，吴锡豪的跛脚，却一直是他不愿公开的迷。

电影里，他与警察的关系，被处理得相对简单。

但真实的历史是，吴锡豪之所以能在香港横行那么多年，背后有着极其复杂的官商勾结网络。

他不只是一个毒枭，他是整个香港地下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节点。

但这些美化，并不是电影的核心。

电影真正想说的，是另一件事——

欲望的膨胀。

麦当雄用了一个极其聪明的切入点：食物。

开场就是一张黑白照片。

当时是大饥荒的年代，尚在大陆的吴国豪（即吴锡豪）似乎在逃难，喝粥，对他来说就已经是很奢侈了。

这其实是影片很重要的一笔。

它交代了这个故事的源头，是“有的吃”，是生存，“不被饿死”是主角最直接的动机。

但后来呢？

逐渐变成了要吃得干净——

未发迹之前的吴国豪和同乡们在一家餐馆打工，因为餐馆老板把带有鼻涕的剩菜倒进大锅里继续当新菜使用，双方爆发了争吵。

变成了要吃的有味道——

把老板“偷家”后，一群人发现了一盒饼干，上面写着“苏格兰狗饼”，他们觉得味道特别好，吃得津津有味。

直至，吃得丰盛——

跛豪去见肥波，只见肥波的桌子上堆满了肉，吃得极其油腻，吴国豪也没有客气，直接拿起一根鸡腿啃了起来，大口撕咬，满嘴流油。

从生存到满足，是跛豪第一阶段的欲望变化。

而当他满足了口欲，有了地位，也就不再执着于口腹之欲。

所以你再看。

从此之后，影片再也没有呈现跛豪大吃大喝的镜头，唯二的两次，还是为了表现他柔软的一面，一次是和未来的妻子吃饭，一次是和“朋友”烧烤。

伴随他的，永远是酒和雪茄。

清心寡欲？

不是。

一个画面可以表现出些许端倪来。

那就是他的肚子。

你可以很明显看出，影片的后半段，跛豪的身材走样了，那个高高隆起的肚子，连走路都显得笨重。

这当然是吕良伟的敬业和麦当雄的写实。

但同时也在说——

跛豪对自己的欲望，从来就不会有任何节制。

就像那场谈话。

影片的最后，雷老虎要离开香港了，走之前找四大家族谈话，以安抚众人。

而跛豪的想法是，趁这个机会干掉其他三家。

手下的兄弟大多反对。

可是呢，跛豪坐在宽大的老板椅上，眼神里燃烧着一种近乎疯狂的火焰，他觉得自己的兄弟们是太安逸了，忘了初衷了，于是他发表了一通极为夸张的演讲。

此时，麦当雄把镜头缓缓向前推。

我们看到跛豪自己的画像。

看到他近乎扭曲的脸，在画面上越来越大，越来越大。

当一个人开始把自己的画像挂在自己的背后，把自己视为不可撼动的神明。

他离毁灭，也就不远了。

欲望，把一个曾经为了兄弟两肋插刀的草根。

变成了一个只活在自己幻觉里的独裁者。

04

可说回来，这样的欲望膨胀，又何止是跛豪？

那时的香港电影，是欲望膨胀的——

台湾片商的热钱，让整个行业陷入了一种集体狂热。

所有人都在赶工，所有人都在透支。

演员一年要拍十几部戏，导演恨不得同时开几个剧组，没有人愿意停下来问一句：

这样下去，会不会有问题？

因为钱来得太快了，快到没有人愿意思考明天。

那时的港人，也是欲望膨胀的——

八九十年代的香港，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东方之珠”，股市、楼市、赛马，每一个领域都充满了一夜暴富的故事。

的士司机在车里听股票广播，茶餐厅的阿姐在收银台旁边看财经报纸。

所有人都觉得，只要胆子够大，只要动作够快，财富就是唾手可得的。

面对九七的临近，这种心态尤为明显。

这种集体亢奋，和跛豪那张挂在自己背后的自画像，本质上是同一种东西。

那时的黑帮，同样是膨胀的——

从最初的收保护费，到走私、贩毒，再到堂而皇之地投资电影、控制明星。

他们以为自己可以永远站在食物链的顶端。

以为靠着几把枪和几把西瓜刀，就能永远主宰这个城市的地下秩序。

所以，《跛豪》说的，不仅是一个枭雄的故事。

它是一个时代的侧影。

一个所有人都在膨胀、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主角的时代。

只是，跛豪们不理解的是，欲望也分“层次”。

欲望之上，还有欲望。

那是更高一个阶层的较量。

比如说，为什么当时的港英政府要成立廉政公署？

表面上看，是因为葛柏案。

1973年，总警司葛柏被查出贪污了430万港币，然后在调查期间，他直接逃往英国。

这件事，彻底激怒了香港市民。

民间的愤怒，已经到了无法压制的程度。

于是，港督麦理浩宣布成立廉政公署，以回应民意，稳定社会。

听起来很合理。

但这真的是全部原因吗？

当然不是。

英国人从来不是因为良心发现才做事的。

他们需要的，是更好的殖民管治形象。

六七十年代，香港的贪污问题已经严重到了影响英国在国际社会形象的程度，更重要的是，像雷老虎（五亿探长吕乐）这样的华人警察，权力已经大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他们黑白通吃，甚至架空了英国上司。

这对于殖民统治者来说，是绝对不能容忍的。

你可以贪，但贪的权力，必须掌握在我们手里。

这才是廉政公署成立的真正逻辑。

而且，还有一个更直接的原因——

吴锡豪的毒品，卖到了世界各地。

不只是香港，不只是东南亚。

他的货，已经流向了欧洲，流向了美国，流向了英国人的后院。

这才是真正触碰了更高层次底线的事。

一个香港毒枭，把毒品卖进了英国本土。

这对于英国政府来说，是无法容忍的政治事件。

在港英政府这个庞大的国家机器面前，吴锡豪的那些枪手、那些砍刀、那些黑金，简直就像是小孩子的玩具。

廉政公署的成立，本质上是更高层次的权力，对底层权力的一次全面清洗和重新洗牌。

这背后，是英国人维护其殖民利益的终极欲望。

所以说白了，《跛豪》拍的根本不是什么枭雄。

而是一个只能看到眼前利益的欲望象征。

吴锡豪以为靠着敢拼敢杀就能主宰命运。

但他从来没有看懂过这个世界真正的规则。

他不过是别人棋盘上的一颗棋子。

当他失去了利用价值，或者当他变得太过碍眼时，就会被毫不留情地抹去。

而这，也是麦当雄对当时香港的看法。

他不是在拍一个英雄。

他是在讽刺一个时代。

一个所有人都以为自己是主角，但其实都只是棋子的时代。

历史总是充满了讽刺的巧合。

1991年，吴锡豪因肝癌晚期获特赦出狱。

面对记者，他留下了一句话：

“生死有命，富贵由天。”

三周之后，他病逝了。

而那一年，正是《跛豪》上映，并在香港掀起狂潮的年份。

有些人。

终其一生，都活在别人设定的游戏规则里，却以为自己是在主宰命运。

05

说到这里，你可能也清楚为什么我觉得《跛豪》是香港最好的枭雄片了。

不是因为它是第一部。

而是独一部。

我们不妨看看后来的那些同类作品——

同年上映的《五亿探长雷洛传》。

这部电影把吕乐的故事，拍成了一个穷小子凭借聪明才智和手腕，一步步爬上权力巅峰的个人传奇。

它带有强烈的英雄化色彩。

刘德华的雷洛，是帅气的、深情的、有底线的。

再比如后来的《追龙》。

这部电影试图把跛豪和雷洛放在一起拍，结果，拍成了两个男人之间惺惺相惜的“兄弟情”。

充满了消费情怀的爽感。

还有《赌城大亨》。

本质上是一部披着枭雄外衣的“成功人士奋斗史”。

这些后来者，无一例外，都在做同一件事——

感叹名人的沉浮。

他们把那些真实存在过的黑道大佬，包装成了某种意义上的“时代豪杰”，让观众在黑暗的影院里，消费一种关于那个年代的浪漫幻想。

我们当然喜欢这种豪情万丈的故事。

不得不承认的是，在我的少年时代我也喜欢过刘德华的雷洛，喜欢过各种草莽英雄的悲歌。

我在录像厅里看着这些故事。

本质上，和前段时间很多人看各种《乔布斯传》之类的名人传记没什么区别。

心存慕强心态。

但《跛豪》不一样。

《跛豪》从一开始，就没有打算把吴国豪塑造成一个英雄。

它抓住了一整个时代的精神，加以解剖。

它本质上是批判性质的。

麦当雄冷酷地剥开了那个时代华丽的外衣，把里面的贪婪、短视和疯狂，血淋淋地展示在观众面前，他让我们看到，所谓的枭雄，不过是被欲望驱使的野兽。

这就是《跛豪》与那些后来者最根本的区别——

后来者拍的是人，《跛豪》拍的是时代。

后来者在感叹，《跛豪》在解剖。

当然。

你也可以说，这个年代我们失去了太多，所以从心态上就难免存在着缅怀的心理。

就像我写这篇文章，出发点也是怀念。

但回头再看。

在当下这个时代，我们看到直播间里的声嘶力竭，看到热搜榜上的流量狂欢，看到爱奇艺大张旗鼓的所谓AI计划……

我们现在，不正处于一个欲望大膨胀的年代吗？

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们每个人，似乎，都成了自己的跛豪。

而那幅挂在自己背后的画像，我们也早就亲手挂上去了。

只是，还没有人告诉我们——

镜头，什么时候会停止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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