刚退伍那年，我在车站加入了摩的大军，那天我拉了个不给钱的姑娘

楔子

我叫赵国强，那年刚从部队退伍，二十一岁，浑身上下除了一个背包和兜里揣着的六百块钱，啥也没有。我站在县城的汽车站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群，突然觉得自己像个被扔进大海的旱鸭子。当了五年兵，在部队站岗、训练、擦枪、扫落叶，日子过得规规矩矩，时间一到点就吃饭，哨子一吹就睡觉。可一脱掉那身军装，世界突然变得没有了边界，大得让人心慌。

那是2008年的夏天，南方的小县城，热得要命，柏油路都被晒得发软。我没有直接回老家那个镇上，因为家里也没啥人了。我爹在我当兵第二年就走了，肝癌，发现的时候已经是晚期。我妈在我六岁那年就没了，我记得她走的那天下了很大的雨，院子里积了水，我们家的老母鸡躲在屋檐下，一声也不吭。后来是我奶奶把我拉扯大的，可她也没等到我退伍，去年来信说走了，具体信到我手上的时候，人都已经埋了一个月了。

所以严格来说，我赵国强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啥亲人了。有个姑姑嫁到隔壁县去了，一年到头也联系不上几回。当兵这五年，我每个月都把津贴寄回去给她，让她帮我存着，可退伍前我打电话问她钱的事，她在电话那头支支吾吾了半天，最后说了一句让我心凉了半截的话：“国强啊，那些钱你姑父拿去做了个小生意，亏了，你千万别怪我们。”我能怪谁呢？我就说了句没事，就把电话挂了。

六百块钱，就是我全部的家当。

我在车站门口站了将近一个小时，看着那些蹬三轮的、骑摩托的、开黑车的，一拨又一拨地在车站和县城的大街小巷之间来回穿梭。有个四十多岁的黑脸汉子，戴着一顶破草帽，坐在一辆破旧的太子摩托车上抽烟，时不时地朝出站口瞟一眼。我观察了他很久，每次有长途班车到站，他就把烟头一扔，发动车子，跟着人群扯着嗓子喊：“走了走了，去南街北街东街西街，三块钱上车就走！”

他那辆摩托车后座垫了块旧海绵，海绵上用透明胶带缠了一层人造革，看起来破破烂烂的，可他生意挺好，一拨人散了，他总能拉上一两个。一个下午，我见他跑了七八趟。

我摸了摸兜里的钱，突然就有了个主意。我走到那个黑脸汉子跟前，等他送完客人回来，递了根烟过去。我递烟的动作很自然，是在部队里练出来的，跟谁打交道，先递烟，这是一种礼节，也是一种试探。

他愣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接过烟，也不急着点，问我：“小伙子，你找我有事？”

“大哥，”我说，“我想跟你打听个事，这车站拉客的活，好干不？”

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在我那身半新不旧的作训服上停了一下，然后咧嘴笑了，露出一口被烟熏黄的牙齿：“你是刚退伍的吧？”

“嗯，退伍没几天。”

“我说呢，你这身板一看就是当过兵的。”他把烟叼在嘴上，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老式打火机，啪嗒一声点了火，深深吸了一口，又缓缓吐出来，烟雾在午后的阳光里显得很白很轻，“小伙子，你要是想干这个，我劝你一句，趁早找个正经营生，别跟俺们这些没本事的人抢饭吃。”

“大哥，我家里没人了，手里就几百块钱，别的我也不会干。”

他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看得仔细了些，目光里多了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他沉默了一会儿，把烟屁股弹到地上，用脚尖碾灭了，然后说：“行吧，你要真想干，我给你指条道。东街那边有个修摩托的铺子，老板姓刘，人不错，你找他买辆二手的，几百块钱就能拿下。买完了你就来车站跑，没人管你，只要你别跟人抢活，别打架，这碗饭你吃得上。”

“谢谢大哥。”

“谢啥谢，日子都不好过。”他又点了一根烟，靠在那辆太子摩托车的车座上，眯着眼睛看天，“我当年要是也能当兵，现在也不至于在这儿蹬车。唉，都是命。”

我没接话，转过身就去找那个修车铺。那个姓刘的老板确实像黑脸汉子说的那样，人不错，一辆不知道转了几手的嘉陵70，要了我四百五十块钱。车况一般，但还能跑，油箱上有一块凹陷，坐垫破了个口子，海绵都露出来了。刘老板说：“小赵，这车你别嫌丑，皮实耐操，你再跑两年都坏不了。”我信了，因为我也没有别的选择。

从修车铺出来，我兜里就剩下一百五十块钱了。我骑着我那辆灰扑扑的嘉陵70，在县城的大街小巷里转了一圈，熟悉了一下地形。这个县城不大，南北两条主街，东西三条横路，中心有个十字路口，路口有个红绿灯，红绿灯下面是个大转盘，转盘中间立着一尊不知是谁的铜像，铜像身上落满了鸟粪。车站就在县城的最南边，挨着国道，每天来来往往的长途班车不少，有从省城来的，有从隔壁县来的，还有从外地打工回来的。那些拉着行李箱、背着大包小包的人从车上下来，个个脸上都写满了疲惫和木然，他们要么站在路边等公交，要么跟拉客的人讨价还价，要么直接就走了。

我在车站跑了一个星期，慢慢摸熟了门道。每天早上七点准时到车站，先在东街那个早点摊上吃一碗米粉，两块钱，加个卤蛋，吃饱了就开始干活。车站的活分早晚，上午有一拨，是那些坐夜班车到站的，下午有一拨，是那些从省城里赶回来的，晚上的活少一些，但有时候最后一班车到得晚，也能拉上两三个。一单活三块钱，远的五块，最远的地方八块，比如城北那个开发区，路远还不好走，但客人给的钱也多一些。

一天跑下来，运气好的时候能挣五六十，刨去油钱，能剩个四五十。这在当年那个小县城，不算多也不算少，够我一个人活了。我把每天挣的钱分成三份，一份吃饭，一份存起来，一份留着加油。日子就这样一天一天地过了下去，像一条不宽不窄的河，不快不慢地流着。

到了第三个月，我存下了两千多块钱。我去批发市场买了两个新轮胎，把嘉陵70前后轮都换了，又买了一桶油漆，把油箱上那块凹陷的地方重新喷了一遍。车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后座我也重新包了，买了一块厚海绵和一张人造革，自己动手剪了缝了，虽然手工粗糙，但坐上去舒服多了。我把车停在那排拉客的摩托车中间，左右看看，心里竟然有了一点满足感。

那个黑脸汉子，我也算认识了，他姓周，叫周大江，大家都喊他老周。老周四十出头，是县城边上农村的，老婆种地，两个孩子在读书，日子紧巴巴的，全靠他跑摩的贴补。老周这个人嘴碎，但心眼不坏，我从他那儿学了不少东西。比如，哪些地方千万不能去，城西那条巷子太窄，摩托车进去调不了头；城南那个坡太陡，带人上去容易翻车；还有，车站门口那个厕所后面千万别停，那里是城管盯得最紧的地方，被逮住一次就是五十块钱的罚款。

老周说这些话的时候，一边抽烟一边叹气，好像他嘴里吐出来的不是烟雾，而是这些年所有的不顺心。我跟他说，周哥，你放心，我记住了。他看我一眼，又叹了口气，说：“小赵啊，你还年轻，别在这儿耗太久，存点钱，学个手艺，找个正经班上。跑摩的这活，说出去不好听，找对象都难。”我嘴上说好，心里却想，我这样一个人，连个落脚的地方都没有，找什么对象？

可是人生就是这样，有些事你从来不去想，它偏偏就来了。

那天是十一月中旬，天已经开始凉了，风吹在脸上有点刮人。我像往常一样在车站门口等活，早上没敢多吃，就啃了俩馒头。等到下午三点多，省城来的那趟班车进站了，陆陆续续下来不少人。我赶紧发动车子，正准备跟上去喊两嗓子，忽然看见老周朝我使了个眼色，努了努嘴。

我顺着他的目光看过去，车站门口的石墩子上，坐着一个姑娘。

那姑娘看起来不大，二十出头的样子，穿一件灰色的大外套，头发有点乱，用一个黑色的发夹随意地别在脑后。她面前放着一个土黄色的编织袋，鼓鼓囊囊的，像是塞了不少东西，旁边还有一个小背包，也是灰扑扑的。她就那么坐着，两条腿并拢着，两只手插在口袋里，眼睛直直地望着前方，像一尊雕塑。

“你看那个丫头，”老周凑过来，压低声音对我说，“都在这儿坐了两个多小时了，来了之后就一直坐那儿，也不打车，也不走，不知道是干啥的。”

我又看了那姑娘一眼。她低着头，头发垂下来遮住了大半张脸，看不清楚表情，但我注意到她的肩膀在微微发抖。十一月的天，虽说不算太冷，可她穿得太单薄了，那件灰色的大外套看起来很旧了，袖口处磨得发白，领子也起了毛边。

老周又抽了口烟，说：“小赵，这种人你也别管，说不定是脑子有问题的，你把她拉上车，万一出点事，你担不起。”

我没吭声，把车熄了火，坐在车上看着那姑娘。太阳渐渐地往西边沉下去，天色暗了下来，车站门口的灯亮了，昏黄的光照在地上，把那姑娘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来来往往的人从她身边走过，有人看她一眼，有人连看都不看，大家都急着赶路，急着回家，急着去找某个地方，没有人在意一个坐在石墩子上的陌生姑娘。

后来车站里的人都走得差不多了，那姑娘还是没动。有一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收拾摊子的时候，走到她跟前说了几句话，我听不清说了什么，但看见那姑娘摇了摇头，老太太就走了，走的时候还回头看了一眼，嘴里嘟囔着什么。

老周也走了，临走时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一句“小赵，早点收摊，晚上冷”。我点了点头，看着他骑着那辆太子摩托车突突突地消失在街道的尽头。

车站门口就剩下了我一个人，还有那个坐着的姑娘。

我终于忍不住了，发动车子，骑到她跟前，停下，也没熄火，就那么跟她干瞪眼了几秒钟。她抬起头来看我，这次我看清了她的脸。说实话，不算多漂亮，但五官很端正，皮肤有点黑，颧骨有点高，嘴唇有些干裂，一双眼睛倒是很大很亮，但里面装满了东西，像是害怕，像是疲惫，又像是某种说不清的倔强。

“去哪？”我问她，声音不大。

她看着我，没说话。

我又问了一遍：“你去哪？我送你。”

她终于开口了，声音很轻，带着点沙哑，像是好久没喝水了：“我没钱。”

我当时脑子里闪过两个念头。第一个是老周说的，这种人别管，万一出点事担不起。第二个念头来自我在部队里学到的东西——见不得别人受罪。我犹豫了大概两三秒钟，最终还是说了那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不要钱，上车吧。”

那姑娘又看了我几秒钟，那双大眼睛里闪过一丝光，然后她站起身，弯下腰去拎那个编织袋。那袋子看起来不轻，她拎了两下才拎起来，我赶紧下车帮她把袋子搬上后座，又帮她把小背包也放上去。她自己爬上车，手紧紧抓着后座边上的铁架，也不出声。

“到底去哪？”我扭过头问她。

“随便。”她说。

我愣了一下，这是什么话？随便？县城这么大，我总不能带着她满大街瞎转吧。我正准备再问，她已经把脸别过去了，只留给我一个头发乱糟糟的后脑勺。我看着那个后脑勺，忽然就觉得心里有点不太好受，好像有什么东西堵在那儿，说不清道不明。

算了，先骑着走，让她暖和暖和再说。

我挂上档，松了离合，摩托车缓缓驶出了车站。风从耳边吹过去，带起她几缕头发，在我脖子后面扫来扫去，痒痒的。她坐在后面，我感觉到她的手始终抓在铁架上，人跟我隔了一些距离，身子绷得挺直，像是随时准备跳下去似的。

我把车开得很慢，穿过车站前面那条大道，拐进了南街。南街是县城最老的一条街，两边的房子都是七八十年代建的，又旧又矮，墙上爬满了电线，像一个巨大的蜘蛛网。街边的店铺没什么生意，老板们坐在门口打瞌睡，偶尔有人从面前走过，他们也懒得招呼一声。我心想，这条街的尽头有个小河，河边有些长椅，要不就把她拉到那儿去，放下，然后我就走。

可就在我经过一家亮着灯的便利店的时候，我忽然感觉到后面有了动静。那个姑娘的手，不知道什么时候放开了铁架，轻轻地抓住了我背后的衣服。抓得很轻，像是不敢用力，又像是随时准备放手。

我心里猛地一颤，像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

我没有回头，没有说话，只是默默地把车又开慢了一些，慢到几乎是在用小跑的速度往前挪。我不知道她从哪里来，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不知道她身上发生了什么，可我清楚地感觉到，她抓住我衣服的手指，在轻轻发抖。

十一月的夜风很凉，吹在脸上像刀子割，可我的背后却有一小块地方，因为被她抓着而暖烘烘的。

那一刻我在心里对自己说了一句话，这句话直到今天想起来，都觉得很傻，很天真，但那就是我当时最真实的想法。我说：赵国强啊赵国强，你别想太多了，你就把她拉到一个安全的地方，然后你就走，你一个跑摩的的，管不了那么多。

可是我没想到的是，这一拉，就把她拉进了我的生活。拉进去了，就再也拉不出来了。

我把车停在河边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河边的路灯隔得很远才有一盏，光线昏暗，河面上泛着一点幽幽的光。我把车支好，回头看了那姑娘一眼，她还坐在后座上，手已经松开了我的衣服，两只手抱在胸前，缩着肩膀，像是冷得不行。

“你叫什么名字？”我转过身问她，尽量让自己的声音显得温和一些。在部队待了五年，说话习惯了吼，一时半会儿改不过来，我怕吓着她。

她没吭声，低头看着自己的鞋。那是一双灰色的布鞋，鞋面上沾了不少泥点子，鞋头的地方已经有些开胶了。

我把语气放得更轻了一些：“你别怕，我不是坏人。我就是个跑摩的的，刚才在车站看你坐了很久，天都黑了，你一个人在那儿不安全。你跟我说说，你从哪儿来的？家里有什么人没有？我帮你想想办法。”

她还是没说话，但我看到她的嘴唇在抖，不知道是冷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河边的风比街上要大一些，吹得路边的梧桐树哗哗作响，几片干枯的叶子打着旋儿落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她也没去拂。

我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烟来，想点一根，想了想又塞了回去。我说：“你要是不想说话，那我也不问了。但是你今晚住哪儿？有没有地方去？”

这句话像是触到了她什么地方，她猛地抬起头来，那双大眼睛直直地盯着我看了几秒钟，然后摇了摇头。

我的头一下子大了。这大晚上的，一个姑娘家，没地方去，我总不能把她扔在大街上吧？可我也没地方给她住啊。我租的那间房子，是城北那片老居民区里的一间小单间，二十来平米，一张床一张桌子，连个像样的椅子都没有，更别说多余的空间了。

我站在那里想了半天，最后做了一个连自己都觉得荒唐的决定。我说：“这样吧，我先带你去吃点东西，然后我给你找个旅馆，你先住一晚，钱的事你不用管，明天再说。”

她又是摇头。这次摇得很坚决，嘴也终于张开了，声音还是那么轻，那么哑：“我不要你的钱。”

“那你想怎么办？”

她不回答了，重新低下头去。

我站在那儿，风呼呼地吹着，吹得我整个人都凉透了，心里却火烧火燎的。当兵的时候，班长教过我们，遇到事情别慌，先稳住，再想办法。这话我现在拿来用在面前这个状况上，发现根本不管用。因为当兵的时候面对的敌人是你看得见的，你知道该冲上去还是该趴下，可现在坐在我车上的这个姑娘，她不是敌人，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对付她。

最后我说了一句很没出息的话：“你先跟我回去吧，明天再说。”

说完我就后悔了，可我看着她那双眼睛，后悔的话怎么也说不出口。

她没答应也没拒绝，就是那么坐着，好像这辆破旧的嘉陵70后座已经成了她在这个世界上唯一可以待的地方。我发动车子，调了个头，往城北开去。她跟上次一样，先是抓着铁架，过了一会儿，又轻轻地抓住了我的衣服。

我的手握着车把，感觉心脏跳得比发动机还响。

城北那片老居民区叫红旗巷，名字起得挺响亮，实际上就是一片七八十年代的老房子，红砖墙，水泥路，墙上爬满了爬山虎，冬天叶子掉光了，剩下那些枯藤像一张大网似的罩在上面。巷子很窄，摩托车勉强能开进去，两边堆着各家各户的煤球、旧家具、破自行车。我住的那栋楼一共四层，没有电梯，楼道里的灯早就坏了，我拿手机照着亮，一步一步地往上爬。那姑娘跟在我后面，一手拎着她那个编织袋，一手扶着墙，走得很慢。

到了三楼，我掏出钥匙开了门，把灯打开。二十瓦的灯泡发出昏黄的光，把屋里的一切都照得模模糊糊的。墙皮有些地方掉了，露出里面灰黑色的水泥，地上铺了一层旧报纸，报纸上落了不少灰。一张铁架床靠在角落里，床上铺着部队带回来的那床军被，叠得方方正正，像一块豆腐干。床头是一张三合板的桌子，桌上放着一个搪瓷缸子和一个暖水瓶，角落里还有一双解放鞋和一个军绿色的脸盆。

这就是我退伍三个月以来全部的家当。

那姑娘站在门口，拎着编织袋，看着这间屋子，脸上的表情不太好形容，不是嫌弃，也不是惊讶，更像是一种茫然的平静，好像她这辈子见过的所有屋子都是这个样子的。

我有点不好意思，赶紧把床上的被子抖了抖，又把桌上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归拢了一下，然后搬了一把折叠椅出来——这房子里唯一的一把椅子，是我从废品站花五块钱买回来的，三条腿不一样高，坐着的时候得小心别往后仰。

“你坐这儿，”我把椅子摆好，又从床底下拉出那个军绿色的脸盆，“我去打点水，你先洗把脸。”

我端着脸盆下了楼，巷子尽头有一个公用的水龙头，冬天水冷得刺骨，我把手伸进去试了一下，凉得我龇了一下牙。接了半盆水端上去，又从暖水瓶里倒了点热水兑进去，用手指试了试温度，正好。

那姑娘已经坐下了，把编织袋靠在墙角，小背包放在膝盖上。我把脸盆端到她面前，说：“你先洗洗，我去给你下碗面条。”

厨房其实就是在走廊上用木板隔出来的一个小角落，一个蜂窝煤炉子，一口小锅，几个碗和几双筷子。我从床底下摸出一把挂面，又从柜子里拿出半瓶酱油、一疙瘩猪油和两个鸡蛋。鸡蛋是前天上街买的，本来打算留着明天早上吃的，现在也顾不上了。

水烧开的时候，我把面条下进去，又在另一个灶眼上架了个小铁锅煎鸡蛋。猪油在锅里化开，发出滋滋的响声，鸡蛋打下去，很快就在油锅里摊开，边缘煎得焦黄焦黄的，香味一下子就冒了出来。蜂窝煤炉子不给力，火不大，我蹲在那儿等了好一会儿才好。

我端着两碗面回屋里的时候，那姑娘已经把脸洗了，头发也重新拢了拢，用那个发夹别在脑后。洗过脸的她看起来精神了一些，皮肤虽然还是黑黑的，但干净了不少，眼睛也更亮了。

我把面放在桌上，递给她一双筷子。她看着那碗面，上面卧着一个煎鸡蛋，葱花撒了几粒，面汤是用酱油和猪油调的，泛着油亮亮的光，热气腾腾地往上冒。她没有马上接筷子，盯着那碗面看了好几秒钟，然后抬起头来看我，那双大眼睛里有什么东西在闪。

“吃吧，”我把筷子塞到她手里，“趁热吃，凉了就坨了。”

她接过筷子，低下头，挑起一筷子面条，慢慢送进嘴里。我蹲在门口吃自己那碗，面不够了，我把自己那份的鸡蛋省下来给了她，反正我一个大男人，饿一顿也没事。

吃到一半的时候，我听见了一声很轻很轻的抽泣。我抬起头，看见那姑娘的肩头在微微耸动，筷子还夹着面条停在半空中，眼泪啪嗒啪嗒地掉进了碗里。

我慌了，不知道该怎么办。当兵五年，枪拿过，炮扛过，五公里越野跑过，可就是没处理过姑娘在自己面前哭这种事。我把碗放在地上，笨手笨脚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皱巴巴的纸巾，抽了两张递过去。

“你别哭啊，”我说，“是不是面不好吃？我手艺不行，平时都是凑合着吃，你要是想吃别的，我下楼给你买去。”

她摇了摇头，接过纸巾擦了擦眼睛，吸了吸鼻子，然后继续吃面。这次吃得快了很多，三下五除二就把一碗面吃光了，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碗底只剩了几粒葱花和一小块没化开的猪油。

她把碗放在桌上，抬起头看着我，嘴唇动了动，终于说出了那句让我等了很久的话：“谢谢你。”

“不用谢，”我把碗收起来，“一碗面而已。”

她又低下头，过了一会儿，声音很轻很轻地说：“我叫沈雪。”

“沈雪，”我把这个名字在嘴里念了一遍，觉得好听，又念了一遍，“沈雪，好名字。”

“你呢？”她问。

“赵国强，大家都叫我小赵。”

沉默了一会儿。我靠在门框上，掏出烟来，又想点上，又怕烟味呛着她，就在手心里攥着，把那根烟揉来揉去。我说：“沈雪，你从哪儿来的？怎么一个人在车站坐着？”

她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她又不打算说了。屋子里很安静，只有走廊上不知道谁家的电视机传来断断续续的声音，好像是哪个台在放电视剧，吵吵嚷嚷的。

然后她说了，声音很平，像是在说一件跟自己无关的事情。她说她家是邻县一个镇上的，去年高中毕业没考上大学，就来县城里打工，在一家小饭馆里端盘子。干了三个月，老板娘嫌她手脚慢，把她辞了。后来又在一家服装店卖过衣服，在超市里搬过货，在理发店里洗过头，每一份工作都干不长，不是人家不要她，就是她自己觉得干不下去。

“那你为什么要走？”我问，“在车站待了那么久，是想去哪儿？”

她又不说话了，低下头，两只手绞在一起，指节都捏得发白了。我看着她那个样子，突然觉得自己问得太多，太着急了。一个姑娘家，大冬天的，身上没钱，坐在车站的石墩子上不肯走，她一定有自己的苦衷。这世上的苦，有些可以说出来，有些说不出来，说出来的未必是真的苦，说不出来的才是真正咽不下去的。

我站起身，从床底下翻出一条毛毯，是部队发的那种军绿色毛毯，厚实暖和。我把毛毯递给她，又把床上的军被挪到一边，指了指床铺：“你今晚睡床上，我打地铺。”

“不行，”她终于抬起头来，声音带着一种不容商量的坚决，“这是你的床，我睡地上。”

“你是姑娘家，地上凉，你不能睡。”

“那你也别睡地上，我不睡床。”

我们俩就这么僵持了一会儿，最后还是我妥协了。我把床上的军被铺在地上，又把毛毯盖在上面，然后自己穿上军大衣，合衣躺在被子上，把军大衣的领子竖起来挡风。她看了看我，没有再争，默默地躺到了床上，面朝墙壁，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连头发丝都没露出来。

我关了灯。屋子陷入一片漆黑，只有窗外透进来一点路灯的光，在天花板上投下一个模糊的亮圈。我躺在地上，听着走廊上电视机的声音渐渐消失，听着远处不知道哪条巷子里的狗叫了几声又安静下来，听着楼上不知道哪一户人家的水管在嗡嗡作响。

我听着这些声音，听着听着，忽然听到了一个很轻很轻的声音，是从床上传来的。是她在哭，哭得极小声极克制，像是怕被我听见，又像是憋了太久实在憋不住了，只能让那些眼泪顺着脸颊无声无息地往下淌。

我睁着眼睛躺在黑暗里，一动不动，假装自己已经睡着了。

我不知道她哭了多久，也许很久，也许只是一小会儿。后来眼泪的声音没有了，剩下的是均匀的呼吸声，很轻很轻，像风拂过水面。

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想了很多又好像什么都没想。脑子里有无数个念头在打转，最主要的那个念头是：赵国强，你是不是疯了？你自己都养不活自己，你还管别人的闲事？一个素不相识的姑娘，你把她带回家里来了，明天怎么办？后天怎么办？她要是赖着不走怎么办？

可另一个声音在我心里说：你不管她，她今晚睡哪儿？十一月的天，大街上，一个姑娘家，你说得过去吗？

我在两股念头之间挣扎了不知道多久，最后还是那句话占了上风：明天再说。

明天再说。多好的四个字，好像只要把这四个字搬出来，所有的难题都可以搁置，所有的责任都可以推卸，所有不想面对的事情都留给了那个永远不会到来的明天。

我翻了个身，把军大衣裹紧了一些。地上的寒气透过被子和毛毯，慢慢渗进骨头缝里，冷得我直打哆嗦。可不知道怎么回事，我心里有一块地方是热的，热得发烫，像是有什么东西在那里生了根，正在拼命地往上长。

那是沈雪在我背后抓住我衣服的时候，种下的东西。我当时不知道那是什么，后来我才明白，那是一颗种子，一颗叫“牵挂”的种子。

这颗种子一旦种下去，就再也拔不掉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沈雪已经起来了。她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靠着墙摞在床尾，自己坐在那把三条腿不一样高的椅子上，手里捧着一杯热水，看我醒了，把水递过来。

“喝点热水。”她说。声音比昨晚清楚了一些，嗓子也不那么哑了。

我坐起来，接过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温的，不烫。她把我的牙膏挤好了放在搪瓷缸子上面，毛巾也搭在脸盆边上了，甚至连我那双解放鞋都摆到了门口，鞋带整理得整整齐齐。

我看着这一切，心里忽然觉得有点发酸。这个姑娘，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就已经学会了用这种方式来讨好这个世界。她抢着干活，抢着做事，是不想让人觉得她是个累赘，是怕被赶走。

我没说什么，端起脸盆下楼去洗脸。回来的时候路过菜市场，花了两块钱买了四个包子和两碗豆浆，拎着上了楼。她已经在收拾屋子了，把地上的旧报纸换了一拨新的，床底下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归拢好了，连那把三条腿不一样高的椅子都被她用废纸垫平了，坐在上面稳稳当当的。

“吃饭，”我把包子和豆浆放在桌上，“不着急，吃完了再说。”

她坐下来，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慢慢嚼着，也不看我。我也坐下来吃，两个人面对面坐着，谁也不说话，屋子里只有咀嚼的声音和偶尔从街上飘进来的汽车喇叭声。

吃到第三个包子的时候，我终于忍不住了。我说：“沈雪，你得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家里人呢？你出来这么久了，他们不担心吗？”

她的动作停了一下，手里的包子停在半空中，然后慢慢放了下来。她把嘴里的东西咽下去，端起豆浆喝了一口，放下杯子，深吸了一口气。

“我爸死了两年了，”她说，声音很平，平得不像是在说自己家里的事，“我妈改嫁了，嫁到外省去了，走的时候跟我说，雪儿，你自己照顾好自己。后爸那边有他的孩子，容不下我。”

我心里像是有只手猛地攥了一下，攥得我喘不过气来。两年了，沈雪啊沈雪，你才多大？你一个十九岁的姑娘，没了爹，妈也不要你了，你就这么一个人跌跌撞撞地在这个世界上活着，摔倒了没人扶，哭了没人哄，冷了没人给你加件衣服，饿了没人给你下碗面条。

“我不是不想回去，”她说，声音开始有一点颤了，“我在县城待不下去了，就想回老家，可是到了车站才发现，我身上连个回家的车票钱都没有。我本来想找个活干，挣够了钱就回去，可我找了好几家店，人家一听说我没身份证，都摇头。”

“身份证呢？”

“丢了，”她说，“在超市搬货的时候，不知道什么时候丢的，找了好久都没找到。”

我靠在床沿上，仰着脸看着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块水渍，形状像一片叶子。我说：“那你现在想怎么办？回老家？”

“我想回，”她说，“可我没钱，也没身份证，回去了也不知道住哪儿。老家的房子早就空了，什么也没有。”

“你老家那边还有什么亲戚没有？”

“有个姑姑，嫁到外村了，很多年没联系了。还有个舅舅，在我们镇上开个小卖部，小时候去过一回，后来也不来往了。”

我沉默了很久。阳光从窗户上那块破了的塑料布缝隙里钻进来，在地上画出一道细细的光线，灰尘在光线里飞舞，像极细极细的金粉。

我又把烟掏了出来，这次没揉，直接点上了。沈雪看了一眼，没说什么，把包子碟子往自己那边挪了挪。

“沈雪，”我说，烟雾从我的鼻子里喷出来，散在阳光里，“你要是没地方去，先在我这儿住几天，我帮你想办法。我挣得不多，但多个人多双筷子的事，饿不死。”

她抬起头看着我，那双大眼睛里有了一层薄薄的水雾。

“你不怕我是个骗子？”她说。

我吐了一口烟，笑了：“你骗我什么？我兜里现在就剩几十块钱，摩托车是花四百五买的二手货，房子是每月八十块钱租的，连个像样的家具都没有。你骗我，你骗啥？”

她不说话了，低下头，把那个剩下的包子拿起来，咬了一小口，嚼了很久才咽下去。

“国强哥，”她忽然叫了我一声，叫得我心里猛地一抖，“你别对我太好了，我不习惯。”

我把烟掐灭在桌子腿上了，说：“我就是碰上谁都会帮一把，你别多想。”

我说这话的时候自己都没信。碰上谁都会帮一把？车站门口那么多人来来往往，谁帮她了？老周也没帮，那个卖茶叶蛋的老太太也没帮，只有我帮了。不是我比别人心好，是我看不得她那个样子，看不得一个二十岁的姑娘孤零零地坐在那儿，像片被风吹落的叶子，不知道会落到哪里去。

吃完早饭，我没出去拉活。反正今天是星期天，活少，跑一天也挣不了多少钱，不如先把这姑娘的事情理清楚。我把摩托车推到巷口，用抹布擦了两遍，一边擦一边想。沈雪坐在楼门口的台阶上，手里拿着一本不知道什么时候从我床底下翻出来的旧杂志，翻了几页又合上了，看了我几眼，又低下头去看封面。

我想了半天，想出来一个主意。我跟沈雪说，你先在我这儿住着，明天我带你去公安局补办身份证，这东西一定要办，没身份证啥也干不成。你就在我这儿住一阵子，平时没事帮我收拾收拾屋子，要是会做饭就做点饭，我不会亏待你。等身份证办下来了，你想找工作也好，想回老家也好，到时候再说。

她听我说完，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就那么看着我，看得我心里有点发毛。

“国强哥，”她说，“你这个人怎么这么容易相信别人？”

“我不是相信你，”我说，“我是相信我自己。你要是骗子，那也是我自己识人不清，认了。”

她没有再说什么，站起身，拿着那本旧杂志上楼去了。我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楼梯拐角，忽然觉得这个姑娘走路的样子很有意思，步子不大，但很稳，腰杆挺得直直的，像是肩膀上扛着什么东西，又像是在跟什么人较劲。

那天下午我出去跑了几个钟头的车，挣了四十多块钱，跑到天黑才回来。上楼的时候闻到一股香味，是那种很久没有闻到过的、有烟火气的香味。推开门一看，沈雪系着我那条破围裙，正蹲在走廊的炉子前炒菜，锅里的青椒炒蛋已经出锅了，灶台上还摆着一碗紫菜汤和一碟子炒青菜。

灯泡还是那个二十瓦的灯泡，昏黄的光把整间屋子照得朦朦胧胧的，可那天晚上我端着碗吃饭的时候，觉得这间屋子从来没有这么亮堂过。不是因为灯，是因为多了一个人。一个人吃饭和两个人吃饭，是完全不同的两种滋味。一个人吃，吃饱就行，什么都是个味道，什么都是一个样。两个人吃，哪怕就一碗青菜一碗蛋，你夹一筷子给我，我夹一筷子给你，这饭就有了滋味，有了温度，有了让人想回家的念头。

我退伍三个月以来，头一回觉得，这间破屋子像个家了。

沈雪的手艺一般，炒的菜咸了点，蛋煎得有点老，可我还是吃了两大碗饭，把盘子都舔得干干净净。收碗的时候，她从我手里把碗夺过去，说：“你坐着吧，我来洗。”我拗不过她，就坐在那把修好了的椅子上看着她蹲在走廊上洗碗，背影被屋里透出来的灯光照得亮亮的，头发又散下来了，几缕垂在脸侧。

老周说得对，我该找个正经营生。可老周没说对的是，有些东西，比正经营生更重要。那天晚上我躺在地上，床上的沈雪已经睡着了，呼吸均匀安稳。我忽然想到一个很遥远的事情，遥远到我以为自己早就忘了。十二岁那年，我奶奶病了，躺在床上起不来，我放学回来给她熬粥，米放多了，熬成了一锅干饭。奶奶看了一眼，笑了，说：“国强，米放多了，下次少放点。”她吃完了那碗干饭，连最后一粒米都没剩下。

从那以后，我每次熬粥，都会想起奶奶说的那句话。可奶奶已经不在了，给我熬粥的那个人，给我盖被子的人，半夜起来看我发烧了急得直哭的那个人，都不在了。这个世界上，能让我赵国强感到暖和的，也就只剩下一碗面、一碗粥、一个姑娘在背后抓住我衣服的那几根手指头。

我翻了个身，把军大衣裹紧了一些。地上还是很冷，冷得骨头缝里往外冒凉气，可我不怕了。

明天的事明天再说吧，今晚先好好睡一觉。

可明天的事，来得比我想象的要快得多。

沈雪在我这儿住下来之后，日子好像突然就有了那么一点不一样的味道。每天早上一睁眼，听见走廊上蜂窝煤炉子呼呼地响，闻见稀饭或者面条的香味从门缝里钻进来，我就觉得这一天有了盼头。以前一个人住的时候，早饭要么不吃，要么啃两个冷馒头对付一下，现在不一样了，沈雪每天比我起得早，等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把早饭做好了，连洗脸水都打好了，牙膏也挤好了放在搪瓷缸子上面。

我跟她说过好几次，你不用起这么早，多睡一会儿。她嘴上答应着，第二天还是一样，雷打不动。后来我也就不说了，反正说了也没用，这个姑娘有自己的主意，她要做的事，谁也拦不住。

一连好几天，我白天出去跑摩的，她就待在家里。我出门前会留十块钱给她，让她中午自己买点吃的，可我发现这姑娘根本不花这个钱。有两天我中午回来取东西，看见她坐在那把椅子上，手里捧着一碗白粥，就着咸菜吃，咸菜还是从菜市场捡来的那些菜叶子自己腌的。我跟她说，你别省成这样，该吃吃该喝喝，钱的事你不用操心。她说，国强哥，你挣的钱也是辛苦钱，我不能乱花。

我听了这话，心里又酸又暖，酸的是这姑娘太懂事了，暖的是这辈子还没有谁这么替我着想过。

沈雪这个人，用我们这儿的话说，是个闷葫芦。平时不怎么说话，你问她一句她答一句，不多说一个字。可她做事利索，眼里有活，根本不用你吩咐，她自己就能把屋里屋外收拾得妥妥当当。我那间破屋子，她来了没几天就变了个样。墙上那些掉皮的地方，她用旧报纸糊上了，还从外面捡了几张别人扔掉的年画贴在上面，一张是胖娃娃抱鲤鱼，一张是牡丹花开富贵，虽然有点旧了，但贴上之后整个屋子顿时就有了点人气。床单她也洗了，晾在走廊上，被风吹得鼓鼓的，像一面旗。连那把破折叠椅她都修好了，用铁丝把松了的螺丝重新加固了一下，坐在上面再也不摇摇晃晃的了。

我每天收工回来，推开门的一瞬间，看见屋里灯亮着，饭在桌上冒着热气，沈雪坐在椅子上等我，有时候在翻那本旧杂志，有时候在发呆，有时候趴在桌上睡着了。我看着她睡着的样子，不忍心叫醒她，就轻手轻脚地把桌上的东西收拾一下，然后坐下来自己吃。可她每次都能感觉到我回来了，迷迷糊糊地抬起头，揉揉眼睛说一句“国强哥，你回来了”，然后就站起来去热菜。

我不知道别的男人有没有这种感受，就是当你每天回到家，有一个人在等你，有热饭热菜在桌上，你推门的那一刻，全身的疲惫就像一件湿透的衣服一样，一下子脱掉了。这种感觉，没经历过的人不会懂。

但我知道，这样的日子不会太平太久。不是我不愿意，是这个世道不允许。一个有手有脚的姑娘，住在一个跑摩的的光棍屋里，这事传出去，闲话能淹死人。我无所谓，我赵国强光棍一条，反正也没什么名声好顾的，可沈雪不一样，她还年轻，还要在这个地方活人，我不能害了她。

我在心里给自己定了个期限，一个月之内，帮她把身份证办下来，然后帮她找个工作，等她站稳脚跟了，我就撤。可我没料到的是，有些事不是你计划好了就能按部就班去做的，因为人心这东西，从来就不听计划的指挥。

沈雪来的第二周，出事了。

那天下午，我从车站拉了个人去城南，回来的路上车胎扎了，推了两条街才找到个修车摊。补完胎回到车站已经快五点了，老周一见我就凑过来，脸上的表情不太对劲，神神秘秘的。

“小赵，”他压低声音，眼睛往四周瞟了瞟，“我跟你说个事，你上点心。”

“怎么了周哥？”

“你那个屋里头，是不是住着个女的？”

我心里咯噔了一下，但脸上没动声色。我当兵这些年，别的本事没练出来，但脸上不露声色这个本事是练出来了。我说：“周哥你听谁说的？”

老周把烟叼在嘴里，一边说话一边吐烟，烟雾缭绕得他整张脸都模糊了：“你别管我听谁说的，反正咱们红旗巷那边就那么大，谁家来了个生人，不出半天邻里邻居的全知道了。你是不知道，我们那边那些老娘们，嘴比广播还快，坐在巷口嗑瓜子，把东家长西家短的事嚼得津津有味的。昨天我老婆打电话跟我说，说你们红旗巷那边传开了，说老赵家来了个年轻女人，长得还挺俊，整天窝在屋里不出门，不知道是干什么的。”

我没吭声，掏出烟来点了一根。烟雾在眼前升起来，我看着车站广场上那些来来往往的人，心里像是在下一盘棋，棋盘上摆满了子，可我不知道该走哪一步。

老周拍了拍我的肩膀，声音放得更低了，低到几乎是在我耳边说话：“小赵，你跟哥说实话，那个女人跟你到底什么关系？”

“没什么关系，”我说，声音很平静，“我一个远房亲戚，家里出了点事，在我这儿住几天就走。”

老周看了我一眼，那眼神里写满了不信，但他没再追问，叹了口气说：“小赵，我比你大十几岁，走过的桥比你走过的路都多，我劝你一句，这种事能撇清就撇清，别给自己惹麻烦。这年头，流言蜚语能杀人。”

我说我知道了，谢谢周哥。然后发动车子，突突突地往红旗巷开去。一路上我脑子里乱得很，像有一团麻线缠在一起，怎么理都理不清。我在想那些闲话会怎么传，会不会传到不该传到的人耳朵里，会不会有人来查，会不会对沈雪不好。我越想越烦，越烦车开得越快，在一个路口差点跟一辆面包车撞上，面包车司机摇下车窗骂了我一句“找死啊”，我才猛地刹住车，背上出了一层冷汗。

到了红旗巷，我把车停在楼下，没有马上上去。我坐在车上抽了两根烟，看着三楼窗户透出来的灯光。那是沈雪开的灯，她一定又把饭做好了，正坐在那把椅子上等我回去。我想到她等我的样子，心里那块硬邦邦的地方一下子就软了下来，可紧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在说，赵国强，你得清醒一点，你不能让这个姑娘因为你而被别人指指点点。

我上楼的时候，沈雪正在走廊上洗衣服。她穿着我一件旧T恤，太大了，领口一直滑到肩膀上，露出里面的小背心。袖子挽了好几道，露出一截细细白白的小臂。她蹲在那个军绿色脸盆前，搓衣板架在盆沿上，一下一下地搓着我换下来的衣服，肥皂沫子飞溅起来，有些溅到了她的脸上，她抬起胳膊蹭了一下，继续搓。

看到我回来了，她抬起头笑了一下，那个笑很轻很淡，但很好看，像冬天里忽然照进来的一缕太阳光。

“国强哥，饭在锅里，你先吃，我把这点衣服洗完就来。”

我没动，靠在走廊的栏杆上看着她。光线不好，走廊上的灯早就坏了，只有一个从屋里拖出来的插线板接了个灯泡，昏黄的光照在她身上，把她整个人都映成了一个暖暖的轮廓。水很凉，她的手泡在冰水里，指节处已经冻得通红，可她没有吭一声，一下一下地搓着，动作麻利得很。

“沈雪，”我说，“明天我带你去办身份证。”

她的手顿了一下，抬起头看我，那双大眼睛里有一种我看不懂的神色。

“不是说下周去吗？”她问。

“等不及了，明天就去。”

她没有再问，低下头继续搓衣服。过了一会儿，她用很轻的声音说了一句：“国强哥，是不是我住在这儿，给你添麻烦了？”

我没回答。她这句话问得太准了，准到我心里的那些烦乱一下子就被她看透了。我靠在栏杆上，看着巷子对面那栋楼上星星点点的灯火，沉默了大概有十几秒钟，然后说：“没有的事，你别多想。”

可我知道她知道我在说谎。沈雪这个姑娘，别看她平时不怎么说话，可她心里比谁都明白。她什么都知道，只是不说。不说，是因为她不想让我为难，是因为她已经习惯了把所有的委屈都咽进肚子里，是因为她这辈子从有记忆开始，就在学着看别人的脸色过日子。

那一夜我没怎么睡着。躺在地上，听着床上的沈雪翻来覆去，她也睡不着。两个人都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各想各的心事。后来不知道什么时候，她忽然说了一句很小声很小声的话，小到我差点没听见。

“国强哥，我明天就走吧。”

我一个翻身坐起来，声音有点大：“走什么走？你往哪儿走？”

“我不能连累你。”

“你连累我什么了？”我说，声音有点急了，“沈雪你给我听好了，你哪儿也不准去，就在这儿住着，谁爱说什么让他们说去，我赵国强不在乎。”

黑暗里沉默了很久。然后我听见了一声很轻的“嗯”，声音里带着一点鼻音，像是哭了，又像是没哭。

第二天一早，我破天荒地没有出去跑摩的，带着沈雪去了公安局。公安局在县城中心那条大街上，一栋灰扑扑的三层小楼，门口挂着两块牌子，一块写着“XX县公安局”，另一块写着“XX县交通警察大队”。门口站着一个穿制服的老保安，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子，正在慢悠悠地喝茶，看见我们走过来，用眼睛上下打量了一下，也没拦。

办身份证的地方在一楼最里面，一个不大的房间，墙上贴着一张纸，上面写着“户籍管理”四个字。窗口里面坐着个女民警，三十来岁，圆脸，微胖，戴着一副金丝眼镜，看起来挺和气。她接过我递过去的材料，翻了翻，抬起头看了一眼沈雪，又看了一眼我，脸上露出一种微妙的表情，那种表情我在老周脸上见过，在菜市场的大妈脸上见过，在红旗巷那些坐在巷口嗑瓜子的女人脸上也见过。

“你是她什么人？”女民警问我。

“朋友。”我说。

“什么朋友？”

“普通朋友。”

女民警又看了我一眼，把目光转向沈雪：“姑娘，你的户口本呢？”

沈雪低着头，声音蚊子似的：“没有。”

“身份证呢？”

“丢了。”

“那你怎么能证明你是你自己？”

沈雪不说话了。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上面写着沈雪的姓名、出生日期和家庭住址，是我让她根据自己的记忆写下来的。我把那张纸从窗口递进去，说：“同志，她确实是咱们邻县的人，家里出了变故，户口本和身份证都丢了，您看能不能通融一下，帮忙办一下，该走的程序我们走，该补的材料我们补。”

女民警看了看那张纸，摘下眼镜擦了擦，又重新戴上，表情变得严肃了一些：“小伙子，我跟你说，补办身份证是要有原始材料证明的，你光拿一张手写的纸条来，这不行。她的户口本在哪儿？家里人能不能帮忙寄过来？”

我张了张嘴，想说她家里没人了，可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我不是不想帮沈雪说清楚，我是怕说太多了，人家要问东问西，问到最后沈雪说不出口的那些事全都要被翻出来，像翻晒谷子一样摊在太阳底下，晒得人无处躲藏。

沈雪站在我身边，两只手紧紧地攥着灰色外套的下摆，指节发白。她的头低得更深了，深到我看不清她的脸，只能看见她的睫毛在微微颤动，像蝴蝶扇动翅膀。

女民警看了看我们俩，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出一张表格，说：“这样吧，先把表填了，然后去居委会开个证明，证明她确实住在那儿，然后再回到我这里来。户口本的事慢慢想办法，实在不行，我们去她老家那边调档案，但这要时间，不是一天两天能办好的。”

我把表接过来，说了声谢谢，拉着沈雪出了公安局大门。阳光很好，晒在身上暖洋洋的，可沈雪整个人缩在那件灰色大外套里，像一株被霜打过的苗，蔫蔫的，没有精神。

“国强哥，”她站在公安局门口的台阶上，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声音很轻很轻，“我还是走吧，我不想让你为我的事跑来跑去的。”

“别说傻话，”我把那张表格折好，塞进贴身的口袋里，“走，先去居委会。”

居委会在红旗巷口的一栋二层小楼里，管事的主任姓王，是个五十来岁的胖大姐，烫着一头卷发，穿着一件枣红色的棉袄，脖子里挂着一串钥匙，走起路来钥匙叮叮当当地响。王大姐在我们红旗巷是有名的热心肠，也是有名的嘴碎，谁家两口子吵架了，谁家孩子不听话了，谁家老人没人管了，她都是第一个知道的，也是第一个跑去掺和的。

我带着沈雪进了居委会办公室的时候，王大姐正在跟一个居委会大妈商量年底给困难户发慰问品的事。她看见我进来，先是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热情，可当她看到我身后的沈雪时，眼光就变了，变得又亮又锐利，像一把小刀子在沈雪身上刮来刮去。

“哟，国强啊，”王大姐的声音响得整条巷子都能听见，“这姑娘是谁啊？你对象啊？咋不早点带来给大姐看看？”

我忍住心里的不舒服，把沈雪的情况简单说了一下，当然，说的是那个“远房亲戚”的版本。我说沈雪是我老家的一个表妹，家里出了点事，暂时在我这儿住一阵子，现在要补办身份证，需要居委会出具一个居住证明。

王大姐听我说完，脸上那种探究的表情更深了。她把老花镜架在鼻梁上，仔细地看了看沈雪，又看看我，然后拿起桌上那张表格翻了翻，眉头微微皱了起来。

“国强，”王大姐放下表格，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肚子前面，用一种长辈对晚辈说话的口气说道，“你是咱们红旗巷的住户，大姐对你一直挺照顾的。但这个居住证明，不是说开就能开的，得有正规的手续。你说这姑娘是你表妹，那得有个证明吧？她原来的户口本拿不来，总该有个别的什么材料吧？什么都没有，你让我怎么开这个证明？”

我说：“王大姐，我们有户口本的复印件，还在老家那边，过两天就寄过来了，您先帮忙开了，回头我把原件补上。”

王大姐摇了摇头，脸上虽然还挂着笑，但那笑容已经不像刚才那么热乎了：“国强啊，不是大姐不帮你，这是规定。今年上面查得严，要是被查出问题来，大姐这个主任也当不安稳。这样吧，你们先把材料补齐了，我再给你们盖章。”

我张了张嘴，还想再说什么，沈雪忽然拉住了我的袖子。

“国强哥，”她的声音很轻，轻到只有我能听见，“走吧。”

我带着沈雪出了居委会，站在红旗巷口的风里，手里攥着那张没有盖章的表格，心里堵得像塞了一团棉花。沈雪站在我身边，低着头，两只手插在口袋里，肩膀缩着，像个犯了错被老师罚站的小学生。

“国强哥，我们回去吧。”她说。

我没动，看着巷口那棵老槐树。树上的叶子已经落得差不多了，剩下几片枯黄的叶子挂在枝头，风一吹就摇摇欲坠，但就是不落下来，好像在跟什么东西较劲。

我觉得自己也在跟什么东西较劲，可我说不清那到底是什么。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跟沈雪的关系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我说不清楚这种变化是从哪一天开始的，也许是某天晚上吃饭的时候她多给我夹了一筷子菜，也许是某天早上她给我把军大衣扣子系好了才让我出门，也许是某天夜里我躺在地上听见她在床上翻了个身，然后往床沿这边挪了挪，把被子的一角垂下来，垂到离我很近的地方。

这些事情单独拿出来看，每一件都微不足道，可它们像春天的雨一样，一滴一滴地落下来，刚开始只觉得凉，后来就渗进了土里，生了根。

有一天晚上，我收工回来得比平时晚。那天生意好，从下午到晚上一连拉了七八单活，最远的一单拉到城西的开发区去了，来回跑了将近四十公里。回来的路上摩托车大灯坏了，我摸黑骑回来的，差点掉进一个坑里，吓得后背出了一身冷汗。

上楼的时候我在想，沈雪肯定又做好了饭在等我，想到这儿我就忍不住加快了脚步。可到了三楼，推开门，屋里黑着灯，没有以往那迎接我的灯光和热饭热菜。

我心里突然慌了一下，那种慌不是一般的慌，是从心窝子里往上翻涌的一种恐惧，像是有个人把手伸进你的胸腔里，一把攥住了你的心脏。我赶紧打开灯，屋里空空的，沈雪不在。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桌子上放着两个碗，用另一个碗扣着，碗下面压着一张纸条。

我拿起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几个字，字迹很稚嫩，有些笔画都写不直，像个小学生写的。

“国强哥，我走了。这些天谢谢你。碗里的饭你热一下再吃。别找我。”

我把纸条攥在手心里，站在屋子中间，感觉周围的一切都在旋转。墙壁上的胖娃娃年画在旋转，床上的军被在旋转，桌子上的搪瓷缸子在旋转，整个世界都在旋转，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风暴的中心，一动不动。

我冲下楼，发动摩托车，轰油门，冲出了红旗巷。

县城不大，可要找一个人，就像大海捞针。我把车开到车站，开到她曾经坐过的那个石墩子前，没有人。我开到河边，开到曾经停过的那盏路灯下，没有人。我开到县城每一条她可能去的大街小巷，开到深夜，开到街上的店铺一家一家地关了门，开到最后连我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在哪儿，车停在一个陌生的街口，发动机突突突地响着，车灯照在前方黑暗的路上，像一条永远也走不到头的隧道。

我在一个公交站牌下面找到了她。

她已经不在县城里了，在往邻县去的国道上，走了不知道多远。我看见她的时候，她正坐在路边一个废弃的水泥墩子上，那个土黄色的编织袋靠在脚边，小背包抱在怀里，整个人缩成一团，在路灯光下显得特别小特别孤单。

国道上的车不多，偶尔有一辆大货车轰隆隆地开过去，带起一阵风，吹得她头发乱飞。她也不动，就那么坐着，像之前在车站一样。

我把车停在她面前，没熄火，车灯直直地照着她，把她的影子拉得很长很长，一直拖到路对面的沟渠里。

她抬起头来，看见是我，那双大眼睛里先是闪过一道光，然后很快就暗了下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形容不出来的表情，像是害怕，像是愧疚，又像是某种说不清道不明的心虚。

“上车。”我说。

“国强哥……”她开口了，声音沙哑得几乎听不清，好像走了很远的路，好像哭了很久。

“别说了，上车。”

她没动，把怀里的背包抱得更紧了。

我下了车，走到她面前，蹲下来，跟她的视线平齐。路灯光从头顶上照下来，把她的脸一半照亮一半藏在阴影里。我看见她的眼睛是红的，眼眶下面有两条干了的泪痕，嘴唇干裂得起了皮，脸上还沾着一些灰，不知是走路时扬起来的还是摔倒时蹭上去的。

我心里像有一把钝刀子在割，一下一下的，不锋利，但割得深，割得疼。

“沈雪，”我说，声音尽量放平，“我不是要为难你，你听我说。你走了，你上哪儿去？你身上有钱吗？有地方去吗？有认识的人吗？”

她不说话，嘴唇在抖。

“沈雪，我看着你从车站坐到天黑，我把你带回家，我给你下面条，我把床让给你睡，不是为了让你在某一天不告而别，让我满大街地找你。你要是想走，你跟哥说一声，哥送你去车站，给你买票，给你路上带点吃的。你不能就这么走了，你让我怎么办？你让我以后怎么过这个坎？”

我说到最后，声音已经有点变了。不是要哭，是情绪在喉咙那里堵着，怎么都咽不下去。

沈雪抬起头看我，那双大眼睛里有泪在打转，转了很久，终于没忍住，啪嗒啪嗒地掉了下来。她没有出声哭，就是眼泪一颗一颗地往下掉，掉在那件灰色大外套的前襟上，洇出一小块一小块的深色。

“我怕连累你，”她终于开口了，声音抖得像风中的树叶，“王大姐说的那些话我都听见了，她说你跟一个来历不明的女人住在一起，不像话，还说要把这事报到上面去，让你住不下去。国强哥，你已经够苦的了，我不能让你因为我变得更苦。”

我愣住了。原来她在居委会那天就听见了，听见了王大姐的那些话。那些话是在我们走了以后说的，可我没想到沈雪会听见。也许是她出去的时候又折回去了，也许是无意中听到的，总之她听见了，听进去了，然后把这些话在心里梗了好多天，梗到实在梗不住了，就选择了离开。

我深吸了一口气，伸出手，把她脸上的一缕头发别到耳后。手指碰到她的脸颊，冰凉冰凉的，像摸到了一块冰。

“沈雪，”我说，“你听好了。我赵国强这辈子，爹妈走得早，奶奶也走了，亲戚不亲，朋友不多，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晃荡了这么些年，从来没有谁像你一样，在我回家的时候把饭做好了等我，从来没有谁像你一样，早上把牙膏挤好了放在缸子上，从来没有谁像你一样，在我冷的时候抓住我的衣服，在我饿的时候给我下碗面。”

我的声音不太稳了，但我没有停下来。

“你说怕连累我，我问你，你有什么好连累我的？你就是多双筷子的事，你就是多一个等我回家的人的事。我赵国强不怕连累，我怕的是一个人回到那间破屋子里，灯也不开，饭也不做，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沈雪哭了，哭出了声，不是那种克制的小声哭，而是放开了嗓子哭，像一个孩子一样，哭得鼻涕眼泪糊了一脸，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她大概是憋了太久太久了，从一个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的时间点，从她爸爸去世的那一天，从她妈妈改嫁的那一天，从她在车站坐了一整天没人理她的那一天，从她在这个世界上摔了无数个跟头却没有人扶她一把的那一天起，所有的委屈、所有的苦、所有说不出口的疼，全都在这一刻决了堤。

我把她拉了起来，拉进怀里，让她靠在我肩膀上哭。军大衣的领子很快就湿了一片，凉凉的，贴着我的脖子。我一只手拍着她的背，一下一下的，像小时候奶奶拍我睡觉那样，另一只手把她的编织袋拎起来放到了车上。

她就那么哭了好久，哭到最后没力气了，整个人软软地靠在我身上，像一片被雨打湿的纸。我等着她哭完，等着她平复下来，然后把她扶上了摩托车后座。

这一次，她没有再抓着铁架，也没有再抓着我的衣服。她直接抱住了我的腰，抱得很紧很紧，脸贴在我后背上，我能感觉到她的眼泪还在流，透过军大衣渗进来，在我的皮肤上烫出一小片一小片的热。

我没有说话，发动车子，调头往县城的方向开。风从耳边吹过去，把她的头发吹起来，拂在我脖子上，痒痒的，暖暖的。

一路上我们都没有说话。摩托车在两个暗淡的车灯指引下行驶在空旷的国道上，远处的县城亮着零星的灯火，像一块洒满了碎金子的黑布。我开得很慢很慢，不是因为怕开快，是因为我想让这条路更长一些，让这个姑娘抱着我的时间更久一些。

我在心里跟自己说，赵国强，你完了，你彻底完了。

这个姑娘，你放不下了。

而更让我没想到的是，在那天晚上之后，关于我们两个人的闲话，不但没有平息，反而像野草一样疯长了起来，长到后来，连我自己都差点被这把火烧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