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南
1982年深秋的一个清晨，北京西郊一处大院里，梧桐叶已经落了一地。走廊里有些阴冷，穿白大褂的王主任一边搓着手取暖，一边加快了脚步，他要去给一位熟悉又敬重的“老首长”做例行体检。那天的他大概想不到，自己这一双手，摸到的不是普通的病变，而是一段沉甸甸的历史。
病房的门轻轻合上的时候，外头的世界仍在按部就班地运行。屋里，却悄悄地开始了一个人的“倒计时”。
“老首长，这里有点不对劲。”王主任试探着说。
床上的杨勇睁开眼，声音不高，却很硬：“怎么，不就是个病嘛，有什么好皱眉头的？你说实话。”
这一问，把医生压在心里的疑虑彻底逼了出来。
一、病床前的冷汗：肝脏“消失”的谜团
那天的体检，过程并不复杂。按当时中央首长的保健制度，定期的查体、化验、B超都是固定项目，条件在当年的全国来说已经算是很先进了。不过，在很多老一辈军政干部身上，却有个共同问题——忙了一辈子，真轮到查体，往往已经拖到了不得不查的那一天。
触诊时，王主任的手在杨勇上腹部来回按压，越往下摸，心里越发发毛。按理说，正常肝脏应该在右肋缘附近才能摸到边缘，可杨勇的肝，不见踪影，反倒是在肚子偏右下方摸到一个硬得吓人的大块。
“这块怎么会在这里？”王主任当时心里就有数了——不是肝不见了，而是肿大、下垂，已经远远超出了正常的解剖位置。
紧接着是化验、影像检查，一套流程下来，结论几乎让所有在场的医护人员都沉默了。肝癌晚期，癌灶巨大，肝叶变形、下垂，癌细胞多处转移。以当年国内的医疗水平，根本谈不上什么根治手术，能做的顶多是姑息治疗，延缓一阵算一阵。
预估的生存期，医生们保守地报了一个数字三十到六十天。这种判断虽然残酷，但在当时的临床经验里并不意外。只是，躺在病床上的人不是普通病人，而是一位从少年摸爬滚打到上将军衔的老战士。
有意思的是，真正慌乱的不是杨勇本人，而是医生和身边的工作人员。王主任记得很清楚，在说明病情时，这位六十九岁的老将军听完只问了一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