户外救援，谁来“埋单”？

本报记者 史志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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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慧卿作(新华社发)

近年来，户外运动持续升温，任性“驴友”违规探险游玩被困的新闻屡见不鲜。

今年1月24日，一男子进入四川贡嘎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未开发区域徒步失联，救援人员3天2夜紧张救援将其救出；

1月17日，2名“驴友”攀爬北京门头沟豹子岭野山时摔落山崖，救援人员历时38小时，滑降18处断崖大坡度后成功救援；

2025年3月，6名“驴友”在江西庐山西海丛林中走失，救援人员经13小时的紧张搜救助其脱险；

这些事件发生后，网友们展开了“该不该收费”“要不要处罚”的讨论。户外救援，究竟该由谁“埋单”？各地如何实践？怎样减少违规甚至违法行为、防范户外风险？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

生命至上救援是否有偿

中国探险协会发布的《2025年度中国户外探险事故报告》显示，473起事故中，登山与徒步占总数的81.4%。其中事故地点涉及“鳌太线”“祁连山冷龙岭”“秦岭翠峰山”等非法穿越路线。

意外频发，为何仍要违规探险？

记者通过调查发现，一些“驴友”觉得，爬野山、游野地才有野趣，有些把“能前往禁止游玩地带”当作成就感，更多的则是缺乏安全意识，认为自己有一定的户外运动经验就盲目自信。

“部分‘驴友’低估‘野山’‘野地’，一定程度上与社交媒体制造的认知幻觉有关。”中国探险协会主席韩勃说，大量“网红路线”被包装为“新手友好”“出片圣地”，却隐去地形落差、天气突变、无信号区、无救援点等真实存在的风险，不少人误将“有人走过”等同于“可安全通行”。

实践中，对救援人员而言，救人是一道必答题。但在每次救援的背后，这种救援“代价”往往由政府部门、景区、民间救援力量等承担。

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指出，违规探险，不仅“驴友”自身面临风险，也会让救援人员面临同样的安全威胁甚至付出生命代价，同时还消耗公共资源。

以山地救援为例。据一线救援人员介绍，一次救援往往需要多部门联动，涉及消防、公安、医疗、专业救援队伍等，有时还需无人机热成像设备、通信保障车、便携基站等专业设备。

“救援支出是一笔不小的费用。我们经费主要来源于政府购买服务以及爱心企业、爱心人士的赞助，有时队员也要自掏腰包。”一名民间公益组织应急救援人员坦言。

因此，认同与支持“有偿救援”的声音越来越多。与此同时，也有反对者。在一些户外社群，有人表示“公共资源是兜底的”“救援是理所当然的，不该收费”。

“户外救援要不要收费，产生争议的关键在于价值冲突与责任边界的模糊。具体而言，是生命权保障与责任承担的冲突。”北京航空航天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詹承豫表示，一方面，公共价值和公共责任层面上的救援遵循“生命至上”，不能见死不救；另一方面，市场领域的价值规则更侧重于，由自身原因造成的损失应由个人承担。

已有制度回应

根据民法典规定，为避免他人利益受损失而进行管理的人，有权请求受益人偿还由此支出的必要费用；旅游法明确规定，旅游者在人身、财产安全遇有危险时，有权请求旅游经营者、当地政府和相关机构进行及时救助。旅游者接受相关组织或者机构的救助后，应当支付应由个人承担的费用。

“这些规定为有偿救援的实施提供了法律依据。”詹承豫说，“一些景区或‘无人区’设有明显警示标志，可仍有人不顾警告和管理，擅自进入未开发、未开放区域。这种情况下若发生险情，被救援者应支付相应成本。”

现实中，各方救援力量常交织在一起。在中国人民大学国家治理工程学院教授林鸿潮看来，救援是否“有偿”应分类判断。如果是社会救援队自行组织的，对于被救援者来说相当于是一种服务，属于合同性质，这种情况下，救援队提出收费要求、被救援者付费是你情我愿；如果被救援者是向政府求助，政府的救援行为则是一种公共应急行动，这种救援是无偿的。

“公共救援力量有限，一些救援行动会调度更多社会上的救援队伍。”林鸿潮表示，这些队伍可获得成本补偿。其中需要特别注意公益救援的收费问题。“有的公益性救援组织出于情怀创立，若将其变为商业性质，会违背初衷，但考虑到现实中很多公益性救援组织的经费并不充裕，应允许其获得成本补偿，保留收费可能性。”林鸿潮说。

业内人士指出，“商业性有偿救援+公益性救援”相结合的模式，能够平衡效率与公平、市场与伦理。通过这种协同救援，来构建“救命不犹豫，任性必付费”的救援体系。

近年来，全国多地出台规定，对违规探险造成的公共资源消耗作出制度回应，并尝试在生命救援与责任承担之间划出边界。

2018年7月1日，《黄山风景名胜区有偿救援实施办法》正式施行，这是国内首部建立有偿救援制度的地方规范性文件。据了解，2025年，黄山景区实施有偿救援7起，向被救援者追偿费用1万余元。项目主要包括当次救援外请向导劳务费、交通费、后勤保障费等。

一些地方对救援费用进行了细化。比如，新疆规定救援中使用直升机的，每小时3万元；青海规定各类人员和团体因私自探险、穿越自然保护区等被困，救援费由相关人员和团队全额承担；四川稻城亚丁景区根据搜救区域不同进行定价，四姑娘山景区明确有偿救援费用包含救援过程中产生的劳务、院前救治医药费、诊疗费、交通、马匹、意外保险、后勤保障及引入第三方救援力量等。

经济责任对部分人群产生了警示作用。据统计，自实施有偿救援后，黄山景区违规穿越案例下降约40%。

“有偿的主要目的在于给人警示和提醒。”詹承豫介绍，实践中，也有既追偿又对被救援者进行处罚的案例，这种“双惩”举措，无疑让一些“驴友”为自己的任性“埋单”，但在具体执行时仍需遵循法定原则及过罚相当、处罚与教育相结合、程序正当等原则。

更需多管齐下

今年1月9日，280件救生衣被整齐码放在北京昌平森林消防综合救援大队的院子里，总价值约3万元，用于当地汛期河道巡护等应急工作。

这笔捐赠来自两起登山涉险事件的被救援者。两次救援累计耗时近17小时，直接经济成本超15万元。

2025年10月，北京市昌平区出台《昌平区户外登山涉险救援管理办法(试行)》，明确因户外登山活动涉险、动用公共资源救援的，依法保留追缴救援费用的权利，同时引入参加社会服务、公益服务、公益宣传的可免于追缴救援费用。

“北京昌平推出的公益代偿模式值得其他地区借鉴与推广，它体现了柔性治理，更容易被大家接受。”马亮说，但公益代偿和服务只是一种补充，不能完全取代救援费用补偿或处罚。

针对当前立法层级较低、标准不统一的情形，林鸿潮建议通过更高层面的立法对目前有偿救援机制进行细化，如有偿救援的界定、相关权责、收费标准、追缴机制、纠纷解决等方面。同时，对违规被救援者的相关惩戒予以明确。

“治理违规探险，还需多管齐下，特别是从源头抓起。”詹承豫说，很多探险地被封，但并非实现禁入。要将户外探险治理从“事后追责”向“事前干预”转变，如科学规划危险区域、设置物理隔离设施(铁丝网、警示桩等)，完善监控、语音提醒，必要时派人值守；建立可供公众查询的户外风险地图，实时更新危险区域、天气预警、事故案例等。

完善相关制度和惩戒机制。詹承豫表示，建立户外领队资格认证制度，无证不得组织商业探险活动。建立全国统一的户外探险信用档案，将多次违规探险造成公共资源浪费的行为与个人信用评价等级挂钩。

马亮建议相关部门、行业协会、景区等与各类院校、媒体平台合作，加强教育引导，将户外安全知识和风险认知扩散到大众视野，敬畏生命、遵守规则，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全、更有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