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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周一萍在上海留影
疾风劲草识良师
周一萍
(一九八一年二月五日)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二日,上海沦陷,英法两租界成为“孤岛”。那时,一切公开的救亡活动都已转入地下,抗日报刊也大都被迫停刊了。日伪极司非而路的特务机关,一步步把魔爪伸到“孤岛”上来。各高等院校的国民党分子,不准教授在讲坛上宣传抗日,也不准学生搞救亡活动。一批特务学生,凶相毕露,时刻监视着教授和学生们的活动。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随时都有被捕和被暗杀的危险。但是,我们党仍然在“孤岛”上领导着各界人民的抗日救亡活动,抗日和投降,民主和反共的斗争更加深入,也更加激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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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郑振铎(前左四)在暨南大学与中文系毕业生合影。
当时,郑振铎同志担任暨南大学文学院院长兼中国语文学系主任。在那个寒凝大地的时刻,他表现出了爱国知识分子的凛然正气和高尚品质。由于环境的限制,他不可能创作和发表更多的作品。但是,他却以抗日救亡为己任,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热情支持我们党领导的革命文学运动和学生运动,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他和周谷城、周予同、方光泰、李健吾等进步教授一起,在讲坛上宣传爱国主义思想。他主讲的中国文学史,过去总是把重点放在古代民间文学研究上面。这时,他却着重讲解历史上坚持民族气节的爱国主义诗篇,如陆游的《示儿》,文天祥的《过零丁洋》,于谦的《石灰吟》等,借古喻今,激动人们舍身杀敌。他的讲课吸引了大批学生,连其他院系的同学,也都主动跑来听他的课,从中汲取抗日救亡的勇气和力量。
在“孤岛”上,我们党领导着学生界的抗日救亡活动。上海市学生协会(简称学协)团结了各大、中学校的进步学生,各院校都成立了学生会、读书会、团契等群众组织。根据江苏省委学委的指示,我同郑振铎同志建立了经常的联系,随时向他介绍我们的工作和想法,听取他的指导和意见。每一次交谈,他总是以十分兴奋的心情,听取我们的介绍,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正如他在《暮影笼罩一切》一文中所说的:“可爱和骄傲,信仰和决心,交织成了这一时期的青年的活动趋向。”他对我们提出的要求,总是尽最大的努力予以支持。一九三八年,一位进步同学,用周方的笔名,在学协机关刊物《学生生活》上,写了一篇揭露暨南大学压制学生救亡活动的文章,触怒了学校的国民党分子,要对她进行严厉处分,还企图通过这个“突破口”,找出党组织、学协的领导成员。我受党组织的委托,请他给以帮助,他当即欣然答应了。经过他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把这件事平息了下来,保护了一批进步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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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40年代,郑振铎在上海留影。
为了打破当时文艺界万马齐喑的局面,根据党组织指示,准备由吴岩、舒昂、易默、裕年等同志,创办综合性文艺刊物《文艺》。我把这个设想告诉了郑振铎同志,他非常热情地表示赞许,并给我们以很大的鼓励。《文艺》出版后,他每一期都认真阅读,经常向我们提出改进意见。鲁迅、高尔基的纪念特辑,都是根据他的倡议编辑出版的。
在这个期间,他和周建人、许广平、胡仲持、王任叔等同志,组织了复社。以复社为名,显示了我们老一辈文艺工作者,决心继承南明爱国知识分子的抗敌复国的鲜明立场。复社编辑出版了《鲁迅全集》、《西行漫记》等重要著作。在当时条件下,出版发行遇到了很多困难。郑振铎同志把我找去,要求我们通过学协的渠道,在进步学生中征求预订。这样,既能解决编辑出版的经费问题,又能使这些著作在“孤岛”上广为流传,使广大青年从中吸取营养,起到宣传和教育的作用。
郑振铎同志是在我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出了重要贡献的一位大师,也是我们尊敬的师长。他对我国古代民间文学进行了发掘和研究,在中国文学史的研究上,提出了许多独创的见解,他组织文学研究会,先后主编了《小说日报》、《文学》,写了《桂公塘》等众口传诵的作品,这些都是人们所熟知的。但是,我觉得,郑振铎同志最为可贵的,是在民族存亡的紧要关头所表现出的临危不惧、坚贞不屈、忠于祖国、忠于人民的爱国主义精神。四十多年之后,有幸重读他在“孤岛”时期的著作,谨以小诗一首,表达对他的怀念和崇敬:
奋笔耕耘抒壮志,疾风劲草识良师。
凛然正气浑难忘,最是寒凝大地时。
(原载1985年9月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上海“孤岛”文学回忆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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