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再度执政后,试图通过固本强基、全球减负、战略聚焦,以低成本维系霸权,打造美国的“黄金时代”,实现“让美国再次伟大”目标。尤其是2026年初的“侵委掳马”事件,更被视作“低成本维霸”的一种成功实践。在对伊朗动武问题上,特朗普政府显然希望复刻“委内瑞拉模式”,以 “快速、决定性、压倒性的胜利”实现战略目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强调,美国希望阻止敌对势力主导中东地区及其油气资源和相关运输要道,同时避免陷入使美国付出巨大代价的“永久战争”。然而,美以伊战事表明,美国的“低成本维霸”战略遭遇挫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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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成本维霸”是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为应对国力相对下降形成的霸权维持模式,核心是以最小直接投入实现最大霸权收益,避免重蹈帝国过度扩张的历史覆辙。其理论基础源于霸权稳定论与成本收益理性计算,通过三大支柱降低霸权运维成本:
一是盟友分担机制。构建排他性安全联盟,由盟友承担前沿防御、军事开支与地区维稳成本,美国居于幕后主导;二是非对称军事手段。依赖空中精准打击、无人机作战、斩首行动与海上封锁,避免大规模地面战与长期占领;三是经济与金融杠杆。依托美元霸权与单边制裁,以经济胁迫代替军事对抗,不战而屈人之兵。该战略的本质是霸权国的成本转嫁与风险外化,将霸权维护的代价转移至盟友和目标国,同时保留战略主导权。自奥巴马政府以来,出于对全球反恐战争的反思和对全球金融危机的反应,“低成本维霸”被历届美国政府视作符合美国国家利益的一种理性选择。
特朗普入主白宫以来,对“低成本维霸”情有独钟。其秉持“美国优先”理念,惯于从“成本—收益”的商人思维出发作决策,反对对外过度干预,要求盟友承担更多责任。其第二任期《国家安全战略》报告便指出,“美国像阿特拉斯一样独自支撑全球秩序的时代已经结束”,美国要“避免过去因过度扩张和焦点分散而导致的失败”。为此,特朗普政府第二任期在全球战略上强调聚焦核心国家利益,控制关键资源、关键战略要地和关键战略通道,强化责任分担和责任转移,避免战略透支。这些战略取向主导着美国联合以色列对伊朗动武。
特朗普政府之所以对伊朗动武,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看到“低成本维霸”的可能性。从美国媒体披露的对伊作战决策内幕看,特朗普坚信这将场速战速决的战争。伊朗对2025年6月美国轰炸其核设施没有激烈的反应,加上2026年1月3日美军通过特战行动成功从官邸抓获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且无一美国人丧生,进一步增强了特朗普的信心。而对伊作战若获成功,收益无疑是巨大的。从战略收益的角度看,或可借此摧毁伊朗核能力与远程打击体系,消除地区安全挑战;强化对以色列的安全承诺,稳固中东盟友体系;控制霍尔木兹海峡,维护石油美元秩序;以最小军事投入震慑区域反霸势力,重塑美国威慑力。
从政治收益的角度看,对伊朗动武也很具有吸引力。今年时值美国建国250周年,又是一个中期选举年。若行动获得成功,特朗普可在美国霸权史上写下光辉一笔,彰显个人“伟大”,同时又能借一场“爱国战争”拉抬选情,摆脱内政困局。
在美以伊战争中,美国试图通过代理人协同、精准打击与有限介入的“低成本”方式实现战略目标:以色列承担直接军事压力,美军提供情报、后勤与空中支援,以有限打击摧毁伊朗核设施与军事指挥体系,避免地面介入引发战争升级。然而,战争进程彻底打破美国速胜预期,伊朗以非对称战力、本土防御韧性与区域联动反制,使美国陷入高消耗、低收益、强反噬的战略困局。
其一,美国试图以高端武器实施外科手术式打击,却陷入伊朗低成本饱和攻击的不对称消耗。伊朗以廉价自杀式无人机、近程导弹与蜂群战术反击,美以则动用“爱国者”“萨德”等高价拦截系统,拦截成本与攻击成本差距达百倍以上。为支持对伊朗军事行动,五角大楼要求白宫批准其向国会提出超过2000亿美元的拨款请求。而受美以伊战争影响,特朗普政府拟将2027财年的国防预算增至创纪录的1.5万亿美元,比上一财年激增44%,同时削减10%国内支出。美国本企图依靠高端战力优势速战速决,但结果却是高端战力优势沦为财政负担。
其二,“低成本维霸”高度依赖盟友协同,而美国同盟体系出现严重裂痕。不同于“海湾战争”时由联合国框架下的多国联军出动,也不同于“伊拉克战争”时美国联合数个盟友共同出兵,此次攻打伊朗只是美国与以色列联合行动,多数美国盟友并不支持。欧洲核心盟友拒绝军事介入,特朗普批北约是“纸老虎”,威胁退出北约,跨大西洋关系出现严重裂痕;海湾国家对美国在对伊袭击前未与其沟通感到失望,不愿主动卷入冲突,又不得不承受重大军事、经济和人道主义代价,对美国的信任度显著下降;即便是美国和以色列之间,双方在对伊打击目标、战略目的等方面的分歧也日益明显,与起初的高效协同形成鲜明对比,双方嫌隙扩大。作为美国“低成本维霸”的重要抓手,美国的同盟体系出现裂变。
其三,美国试图以低成本控制中东能源通道,却引发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国际油价暴涨,全球能源市场动荡。美以伊战争前已经松动的石油美元体系再遭冲击,美国的金融霸权遭遇更大挑战。与此同时,战争加剧美国国内通胀与财政赤字,万亿军费与战争开支形成双重压力。目前,美国国债总额已超过39万亿美元。按照当前增速,在今秋中期选举前,美国国债可能达到惊人的40万亿美元。美国的经济霸权遭受反噬。
其四,美国绕开联合国发动军事打击,高举“基于规则的秩序”旗帜却行单边霸权之实,遭到国际社会普遍反对。美国推动国际社会重回“丛林法则”,“全球南方”国家对美不信任感加剧,美国主导的国际制度权威性下降,制度霸权进一步遭受削弱。
综上可见,美国在后冷战时代为应对国力相对下降而形成的“低成本维霸”模式,在多极化深入发展的当下已日益失去可行性。“低成本维霸”需要建立在坚实可靠的霸权可信度之上。在美以伊战争之前,美国仍可借其霸权余威,以较低成本维持霸权;而在这之后,由于美国的霸权可信度受到削弱,其维护霸权的成本将会上升。美国要么付出更大的成本以重塑霸权,维持其全球领导地位,要么准备逐步交出其力不从心的领导权,这是历史的必然。或许从更长远的历史视角看,美以伊战争将成为美国的“苏伊士运河时刻”。
来源:“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微信公众号
作者:陈文鑫
编辑:胡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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