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房
早上七点四十五,我穿上白大褂,把工牌别在左胸口袋上。那上面写着“宋知意 肿瘤科 主任医师”。这行字我看了十五年,早就习以为常。今天我盯着它多看了两秒,因为从今天起,它前面应该加两个字:病人。
当然没有加。工牌还是那个工牌,我还是那个我。只是今天查房的时候,查的不全是别人的病了。
确诊报告是三天前拿到的。肺癌,四期,伴骨转移。拿到报告的时候我正准备去查房,住院总小周递给我片子,说“宋老师,您的CT结果出来了”。我接过来,没急着打开,先去看了一个病人——二十三床,肺腺癌晚期,昨晚咯血了,家属吓得腿软,我去交代了两句。然后我端着保温杯回到办公室,把片子在阅片灯上插好,自己看了一遍。
右上叶的不规则结节,边缘毛刺,分叶状,胸膜牵拉着那个病灶,像一只攥紧的手。纵隔淋巴结肿了,骨窗上看,第四肋骨有一处低密度影。
我看得很仔细,花了大概三分钟。然后我把片子取下来,放回牛皮纸袋里,去倒了一杯水。
办公室里其他医生都在忙,没人注意我。我的手很稳,心跳也没有加快。做一个医生,读片是基本功。我读过的肺癌片子没有一万也有八千,从病灶大小、形态、位置到淋巴结转移情况,我能在三秒钟内做出初步判断。我只是没想到有一天,我会用自己的专业,给自己做出一个几乎没有希望的诊断。
我没有哭,也没有慌。
我只是在想一件事:今天下午三点的多学科会诊,我本来要汇报一个疑难病例。现在,我不确定自己还能不能站到下午三点。
科主任老陈知道我抽烟,抽了快二十年。他劝过我无数次,说你身为肿瘤科医生,每天劝病人戒烟,自己抽得比谁都凶,像话吗。我说主任,我抽的不是烟,是焦虑。这话一半是真话,另一半是我确实戒不掉。这些年做过两次低剂量螺旋CT,都是正常的,我就松懈了,觉得自己大概就是那种怎么抽都没事的人。
大概不是。
确诊那天晚上,我坐在医院天台的长椅上,抽了最后一根烟。初秋的风很大,打火机点了三次才着。我看着那点火光在手指间明灭,觉得命运这东西,荒唐得很。我治了这么多肺癌病人,给无数家属讲过病情,开过无数张死亡证明,到头来该轮到我自己了。就像做了十五年的考官,忽然被告知你也要参加这场考试,而且试卷比你想象的要难得多。
我没跟任何人说。
回家的时候,老婆在厨房里炒菜。油烟机声音很大,她没听见我开门。我把公文包放在玄关,看见客厅茶几上放着她今天的体检报告,还没拆封。我拿起来,隔着牛皮纸袋捏了捏厚度,又放下了。我女儿在练钢琴,弹的是《小星星》,反复弹那个最简单的旋律,弹了好几遍还是有一个音不对。
我走过去,说:“不对,这里应该是升fa。”
她抬头看我,说:“爸爸你帮我按一下。”
我伸手在琴键上按下去,那个音响了,在房间里回荡了几秒钟。然后我收回手,去洗手,准备吃饭。
饭桌上一切如常。老婆说女儿今天在学校被老师表扬了,女儿说她不想吃青菜,我说不吃青菜长不高。普通的对话,普通的夜晚,普通的一家三口。谁都不知道这个家的男主人,体内正有一群叛变的细胞攻城略地,无声无息,张狂而笃定。
一晚上没睡。
不是失眠,是根本没有试图去睡。我坐在书房里,把从业以来的所有肺癌病例在脑子里过了一遍。我治过的病人,谁活了多久,谁用了什么方案,谁发生了耐药,谁最后放弃了。这些数据像一本摊开的账本,我一项一项地翻,翻到最后得出了一个冷静到近乎残忍的结论:四期肺癌,中位生存期,大概八到十个月。
我治过一个病人,活了三年。也治过一个病人,从确诊到去世,只有二十二天。
我知道我会落在哪个区间。概率这件事,骗不了我。
第二天我还是去上班了。查房、看门诊、开医嘱、签病历。一切如常。十一点的时候来了一个新病人,六十多岁的老头,咳嗽、咯血、消瘦,家属怀疑是肺癌。我开了检查单,跟家属谈病情的时候,老头的老伴拉着我的手说:“宋医生,你一定要救救他,我们家全靠他。”
她说这话的时候表情很认真,眼眶红红的,手里拎着一个旧布包,包上绣着一朵褪色的牡丹花。
我看着她的眼睛,没敢说我也在等一个活命的机会。
那个“也”字在我心里转了一下,又被我咽回去了。我说:“我们会尽力的。”然后走回办公室,关上门,站了大概十秒钟。
下午科里开病例讨论会,讨论的是一个晚期肺鳞癌病人的下一步治疗方案。病人七十多岁了,用了两线化疗都失败了,PD-1表达阴性,免疫治疗效果差。大家讨论了很久,意见不一。
我一直在听,没怎么说话。最后老陈点我的名:“知意,你什么意见?”
我说:“病人家属什么态度?”
小周说:“家属很积极,说倾家荡产也要治。”
我想了想,说:“既然这样,可以考虑做一个NGS,看看有没有罕见靶点。FISH也可以做一下,看看MET、ROS1这些。概率虽然低,但如果有一个阳性的,就能多一条路。”
老陈点点头,说那就这么办。会议结束的时候他喊住我:“知意,你脸色不太好,没事吧?”
我说没事,昨晚没睡好。
老陈看了我一眼,没再追问。
第三天,也就是今天。
早上查房前,我去了医院旁边的那家打印店。我打了三样东西:第一样,我的检查报告和CT片,装在一个新的病历袋里,封面上用黑色马克笔写着我的名字、病案号、诊断。第二样,一份肺癌四期诊疗指南,我准备给自己做一份治疗方案。第三样,一份委托书,授权我老婆在我失去行为能力时代我签署医疗文书。
三样东西打完,我去了单位。
查房照常进行。我走在最前面,身后跟着两个住院医、一个进修生和一个实习生。我从一床开始,依次查过去。
五床,王桂花,女,68岁,小细胞肺癌广泛期,第三次化疗后出现重度骨髓抑制,白细胞只有零点八,发烧三十八度九。我看了各项指标,调整了抗生素方案,又加了升白针。
九床,李建国,男,71岁,肺腺癌脑转移,头痛、恶心、呕吐,甘露醇脱水后有所缓解。我交代小周联系放疗科,做全脑放疗的评估。
十六床,陈秀兰,女,还有三个月过六十岁生日,她的病灶发生了EGFR耐药突变,需要换奥希替尼。我跟她解释新方案的时候,她忽然问我:“宋医生,这个药吃了,我还能看我大孙子出生吗?我儿媳妇怀孕了,预产期在明年三月。”
我说:“你好好配合治疗,可以的。”
她说:“宋医生你人好,你说的我信。”
我转过身,在病历本上写下新的医嘱。笔尖很用力,几乎要把纸戳破。不是因为愤怒,是因为我刚才说了一句我自己都不确定的话。我说“可以的”,但我不知道“可不可以”。我甚至不知道明年三月我自己还在不在。一个对自己的生命都没有把握的人,有什么资格给别人承诺?
但这是医生的职责。有时候你必须说一些你无法证实的话,因为你的一句话,就是另一个人全部的信仰。
查完房回到办公室,我把门关上,从抽屉里拿出那个牛皮纸袋。我刚把片子插上阅片灯,门就被人推开了。是小周,手里拿着一份病历,兴冲冲地说:“宋老师,三床的那个病人,我们给他做了基因检测,ALK阳性!可以用阿来替尼!”
我转过身看她,她的脸上有那种医生在面对好结果时的、不加掩饰的开心。
我说:“好消息。”
小周忽然停住了。因为她看到了阅片灯上那张CT,看到了那张片子的名字和病案号。
“宋老师……这个……这不是你的名字吗?”
我看着小周的脸。她今年三十二岁,比我小十岁,是我带过的学生里最聪明的一个。她刚怀了二胎,四个月了,肚子还不显。她平时很稳,开颅手术都不带眨眼的,但此刻她的嘴唇开始轻微颤抖,那个频率和她平时说话的样子完全不同。
我说:“对,肺癌四期,骨转移。”
小周愣住了。她手里的病历掉在地上,纸张散了一地。她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然后眼眶红了。她往前走了两步想说什么,又停住了。最后她靠在墙上,慢慢蹲了下去,双手捂住了脸。她没哭出声,但肩膀在抖。
我没有蹲下来安慰她。不是冷漠,是因为我一旦蹲下来,我也就站不起来了。我只是等她稍微平复了一些,用最普通的、像交代医嘱一样的语气,说了我这辈子最难开口的一句话:
“小周,帮我办一下住院手续。”
她没有回答,站起来擦了擦眼泪,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停下来,回头说:“宋老师,你技术最好了,肯定有办法的。”
我说好。
然后我关上门,重新站在阅片灯前。灯管嗡嗡响着,光透过CT片把病灶映照得清清楚楚。那个结节安安静静地待在右上叶,外形不规则,边缘毛刺,像一朵正在开放的花。一朵有毒的花。
我把手伸进口袋,摸到一个东西。是女儿今天早上塞给我的,她说是她画的画。我抽出来看了一眼:一个火柴人穿着白大褂,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爸爸加油”。纸上还画了一颗心,涂成了红色,蜡笔涂出了边界,心形上长了一个小小的、像肿瘤一样的凸起。
儿童画里的心,总是长得不太规整。
我把那张画折好,放回口袋,然后走到窗边。窗外的停车场已经满了,老陈正在往外倒车,技术很烂,倒了三次才倒出去。远处住院部的大楼高耸着,其中一扇窗户里面,很快就会有一张属于我的病床。
不是以医生的身份,而是以病人的身份。
我想起那个老头的老伴说“我们家全靠他”,想起十六床说明年三月要抱孙子,想起小周即将办理的那张住院单——上面写着“宋知意”三个字。
这三个字,我写了十五年。都是写在别人的病历上。现在终于轮到自己了。
我把阅片灯关了。
办公室安静下来。走廊里传来护士推治疗车的声音,橡胶轮子碾过地砖,咕噜咕噜的,由远及近,又由近及远。我听见小周在外面打电话:“喂,入院准备中心吗?肿瘤科,有个病人要办住院……对,是科里的……对,是宋医生本人……”
她的声音断掉了。大概是因为那句话,她说了一半,哽住了。
我拿起办公桌上的保温杯,喝了一口水。水已经凉了。我把杯子放下,把白大褂脱下来,整整齐齐地挂在衣架上。
然后我推开门,走进了走廊。阳光从走廊尽头的窗户照进来,把护士站的地面照成一片亮白色。有人在喊:“宋老师,三床的病人问你能不能过去一趟。”有人在说:“宋医生,我老公昨天晚上又疼了,止疼药是不是加一点?”有个实习生在背后小声说:“宋老师好。”
我一一应了。步伐没变,速度没变。像过去十五年里的每一天那样,沿着这条走了无数遍的走廊,一直往前。
这一次,我终于知道走廊尽头等着我的是什么。但我还不想停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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