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除夕，毛主席提要求，警卫周福明圆满完成，主席欣喜

1976年除夕夜，接近子夜的时候，中南海游泳池那片小小的院落里，气温很低，风也有些冷。屋里灯光偏暗，毛泽东侧身靠在床上，用勺子一点一点吃着工作人员喂到嘴边的饭菜。透过紧闭不严的窗户，远处忽然传来几声零星的鞭炮声，声音不算大，却在安静的中南海里格外醒目。

毛泽东听了几秒，停下咀嚼，眼神往窗外挪了挪，轻声问了一句：“外边，是不是在放鞭炮？”身边的卫士周福明忙上前答话：“是外头在放，院里没放。”毛泽东顿了顿，又说了一句意味很重的话：“咱们这里，也放一点吧。”

在当时那种环境下，尤其是在中南海这个地方，这一句话其实不算小事。多年来，这里极少有鞭炮声，节日也是安安静静地过去。周福明愣了一下，很快反应过来，立刻去找负责生活的吴连登。两人一合计，想起一年多前毛泽东在长沙住蓉园时，为春节预备的一挂鞭炮还存着，就赶紧去仓库翻找。等到那串鞭炮被小心挂起、刺啦炸响的时候，毛泽东隔着窗子看着院子里一片火光，脸上露出了一个不太明显但很真切的笑容，周福明后来回忆说：“那一刻，主席很高兴。”

有意思的是，这样一声鞭炮，却是他一生里极少出现的“节日要求”。而把这声响亮的鞭炮放在他一辈子的春节记忆中去看，就能看出一条非常清晰的脉络：从井冈山到延安，从新中国初年到晚年病榻，毛泽东过年向来简朴，但总离不开两个字——人心。既有对战士的牵挂，也有对老乡的体谅，还有对身边工作人员和子女的叮嘱。

一、硝烟中的年味：大柏地那顿来之不易的年饭

时间往前拨到几十年前。1929年2月9日，这一年是农历己巳年，正好是春节。地点在江西瑞金北部的大柏地一带。那时的红四军刚从井冈山转移出来不久，前后几仗打得都不太顺，敌军连番进攻，赣南和闽西的形势很紧张，部队的粮弹也吃紧。

上午时分，毛泽东坐在前村王家祠旁边的一只木桶上，周围的战士正在整理背包，有的在清理枪支，有的蹲在地上揉着肚子。有人悄悄说：“我们两顿没吃了。”这事其实不用说，他心里也门儿清。军需处处长和司务长走过来汇报：“粮食紧张，油盐不多，猪也不敢杀，怕群众有意见。”气氛一度有些压抑。

毛泽东沉默了几秒，抬头看着他们，只说了一句：“今天是大年，不能让同志们这样过。”他让人把司务长叫来，问村里还有没有猪。司务长支支吾吾：“有是有，可……大家躲着我们呢。”理由很简单，当时敌人造谣，群众对红军心里没底，见到队伍来了，有的躲进山里，有的把门一关，心里打鼓。

毛泽东并没有恼火，只是交待：“去找乡里的人，说明情况，杀猪、买米，记账打欠条，以后一定还。”态度很明确：钱可以以后给，群众的账不能欠。

到了午后两点左右，年饭算是准备好了。桌子谈不上，就是几块门板拼在一起，战士端着碗挤在一起坐，有肉有菜，还有一点酒。有人眼里都亮了。毛泽东举起酒杯，对大家说：“今天吃饱一点，过了年，好好打刘士毅！”一句话，让大家心里一下子有了底。旁边的朱德也在一旁跟着笑，气氛比上午轻松了许多。

这顿饭吃得并不奢华，却很关键。一方面，是给挨饿的战士补一口气；另一方面，其实也是在给大家一份信心——过年照样要过，仗还得继续打。吃完年饭不久，红四军就抓住机会，在大柏地附近设伏，打了刘士毅部一个措手不及，歼敌一个部队中的两个团，缴获到不少枪支弹药和银元，敌人的追击一时也缓了下来。

还有一件容易被忽略的小事。1929年5月，红四军又回到大柏地一带时，毛泽东专门让人把春节时的欠条拿出来，对照着逐户还钱。村民看着这支以前有些陌生的队伍，突然发现：这些穿灰布衣服、打仗很狠的人，居然对欠账这么认真。这种印象的改变，对后来的苏区巩固，其实起了不小作用。

从这一年的春节，可以看出一个很明显的特点：在枪林弹雨里过年，毛泽东想的不是自己能不能吃好一点，而是战士有没有热饭，群众会不会因此吃亏。官兵同桌，群众的钱要还清，这些细节后来慢慢沉淀成红军传统，也成了他以后过年的一个底色。

二、黄土高原的灯光：延安礼堂里的一次“让座”

1941年春节，一个普通的晚上，延安中央礼堂灯火通明，外面路上都是踩得稀软的黄土。附近的群众从十里八乡赶来，有的天还没黑就出发，有的背着孩子，有的提着干粮。进了礼堂，却发现前排椅子都被机关干部和战士占了，很多乡亲只好挤在后面，或者站在墙边。

毛泽东走进礼堂，见到这种情形，眉头微微一皱。他没有马上坐到前排，而是停下来看了看四周，然后笑着说：“同志们，咱们自己天天在延安，老乡们赶了这么远的路来看戏，不容易啊。让他们坐前头，我们坐后边，好不好？”这不是客气话，而是当场的安排。

干部们一开始有点不好意思，有人站起身又坐下，犹豫了一下。毛泽东索性当场做了个示范，他转身往后走，找个后排的位置坐下，还招呼旁边的人：“你们也过来，后边也一样看。”周围的干部这才起身，把前排的位置腾出来。乡亲们开始还推辞：“还是你们坐前头。”毛泽东挥了挥手：“你们是客人，坐前头。”

不得不说，这一幕很直观。边区群众来的路上不少是土路、山路，冬天冷，穿得也不厚，在黄土沟沟壑壑里摸索过来，就为了在春节这几天看看戏、听听歌，换换心情。如果连个座位都挤不上，心里肯定不舒坦。

从井冈山到延安，时间过去了十多年，环境已经不同，但一种东西还在延续：节日里，领导不抢好位置，不把群众放在后面。这种礼让，其实就是群众路线在生活层面的一种自然反映。

三、共和国早年的年初一：颐年堂里的面条与谈话

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的春节就不再是在山沟里、土祠堂里度过了，而是在中南海这个政治中枢。表面看，条件好了，环境安静，吃穿也比延安好多了，但过年的节奏并没有变得铺张，反而显得更收敛。

建国后的那些年，中南海每到春节都会有一些惯例，比如各方面人士的拜年、团拜活动等等。很多时候，是周恩来代表中央出面，会见各界代表、党外人士、民主党派成员。毛泽东则更多是深居简出，把精力放在工作上。节日期间，他并不刻意增加活动，也不搞什么大排场。

1957年春节，大年初一一大早，颐年堂里有一个安排。时间定在上午8点左右，地点在中南海里一座不算大的厅堂。参加的人，既有党内负责同志，也有一些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当天的形式有点类似座谈会。照理说，大年初一，人们应该在家里吃饺子、陪家人，但这次大家按通知来到这里，气氛倒也不拘谨。

颐年堂地方有限，椅子摆得满满当当，连摆一圈圆桌都很困难。周围站着的人不少，显得有些拥挤。会没开多久，工作人员端上来的居然不是几道精致的菜，而是一碗碗简单的肉末挂面。没有长桌，没有座位，每个人端着碗，站着吃，边吃边聊。

毛泽东也在场，拿着碗，吃得很自然，有人试探地说：“今天算是和主席一起过年了。”大家不由得笑起来。面条不算多，肉末也不多，很普通的家常口味，却让很多人印象很深。有位与会者后来回忆说，那天的气氛“像在延安窑洞里开碰头会”，不拘礼节。

谈话的内容此处不展开，但有一点可以看出来：在国家已经走上正轨、中央领导人地位已经确立的时候，他在年初一的安排仍然简单，不搞丰盛筵席，而是用一碗面、一场谈话，把年前年的一些问题和今后的打算说清楚。周恩来在旁边穿梭协调，毛泽东时而插话，大家端着碗，脚下一样是普通的水泥地面。

这一幕与1929年大柏地那顿年饭，实在有些呼应：一边是战斗前的杀猪打欠条，一边是建国后在颐年堂里端碗吃挂面。年代不同，身份不同，形式也不同，可惜福、讲究排场的那一套始终没在他这儿占上风。更能说明问题的是，中南海里很多盛大场合都是周恩来出面打理，而毛泽东宁愿把相当一部分春节“露面时间”让给总理，自己则以工作和思考为主。

四、家门口的春节：罕见的团聚与沉重的嘱托

1973年春节前夕，毛泽东已经80岁。在中南海里，他安排了一次并不公开的家庭聚会。参加的人主要是子女和亲属，像李敏、毛岸青、邵华等。那天的天气有些阴，屋里却不算冷。大家进来时气氛有一点拘谨，毕竟平时见面的机会并不多，父子父女之间，被漫长的工作年代隔开了一段距离。

毛泽东看见他们一个个站在面前，沉默了一会儿，忽然说了一句有些意外的话：“大概，以后过年的机会也不多了。”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李敏忍不住红了眼眶，小声说：“我们都还年轻，您也会长寿的。”毛泽东摆了摆手，倒也不伤感，只是把声音放缓：“人总有一走的一天，不用多说。”

他又看着几个子女，语气比平日更郑重：“你们要好自为之。”这句“好自为之”，听起来平常，却不轻。说完，他还伸手拍了拍子女的手，算是安抚，也像是在交代一件很长远的事。对于当时已经成年的子女来说，这番话显然不只是过年闲聊，而是对他们日后做人、做事的提醒。

饭还是要吃的。那天的饭桌上并没有太多珍稀菜品，基本是正常工作餐的水平。子女们以前来中南海探望，多半还是自己拿粮票去食堂打饭，和普通机关工作人员没什么区别。这次能围着一桌吃一顿，已经很不容易。席间，毛泽东的咳嗽声不时响起，说话间要停下来缓一缓，子女看在眼里，心里自然难受。

从家庭角度看，这次春节前的聚会，是少有的“团圆”。但它又带着一种明显的告别意味。与其说是他在诉说个人情感，不如说他在提醒下一代：日后要靠自己，不能依赖父辈的名声，也不能离开原则。这样的嘱托，表面上很简短，实际包含了他一贯的性格——朴素、直接、不绕弯子。

五、生命尽头的除夕：从长沙鞭炮到中南海的“破例”

值得一提的是，在1975年，他曾经在湖南长沙的蓉园住了100多天。这段时间内，地方上按照传统，为春节预备了对联、年画和一些鞭炮等年货，一部分物品后来随着他回到北京，其中就包括那挂鞭炮。根据吴连登等人的回忆，这串鞭炮一直被妥善保管在生活供应处，并没有在长沙放掉。

1976年除夕这天的白天，毛泽东吃得很少。到晚上，工作人员按照医生的安排，给他准备了一点武昌鱼和米饭，喂到嘴里，他吃得缓慢而认真。等到远处零散的鞭炮声传来，他那句“咱们这里，也放一点吧”，其实可以看成是难得的一次主动提议。

中南海里很长一段时间都不放鞭炮，既考虑安全，也有环境上的原因。所以周福明听到这话，心里其实很清楚，这是一次“破例”。他与吴连登迅速协调，把那串长沙带来的鞭炮找出来。院子不大，挂鞭炮的位置也很讲究，为了安全，他们选了离屋子略远一点的空地，周围先洒了水，做好防范。

点火的一刻，现场人不多，只有几名工作人员。火星一点，鞭炮响起，噼里啪啦的声音在安静的中南海上空炸开，显得很有冲击力。那一瞬间，大家不由自主地抬头看。毛泽东则是在屋里隔窗看着，瘦削的脸在烟火映照下显得有点模糊，但嘴角明显往上翘了一下。

有人轻声问：“主席，声音大吗？”他缓缓回答了一句：“挺好。”短短两个字，却让在场的人印象极深。周福明后来提到：完成这个简单的要求后，毛泽东显得很开心。这种开心与其说是因为鞭炮好看，不如说是因为那一刻，院子里有了一点真正属于春节的味道，工作人员也在这一声声炸响中找回了过年的感觉。

从某种角度看，这场鞭炮更像是给身边人放的。多年以后，有人回忆起那晚的情景，提到那阵不太浓烈却很真切的火药味，还有路灯下短暂闪动的亮光，都觉得难以忘记。这一晚，是毛泽东生命中的最后一个除夕，再过八个多月，1976年9月9日凌晨，他在北京逝世，终年83岁。

把1929年的大柏地年饭、1941年延安礼堂里的“让座”、1957年颐年堂的挂面、1973年的春节家宴和1976年的除夕鞭炮放在一条时间线上看，会发现一个非常清楚的线索：无论身处哪一个历史阶段，他对“过年”的理解，始终离不开身边的人——从最初的红军战士，到延安的老乡，再到新中国的干部、党外人士，最后是子女和照料他起居的工作人员。

有时候，是在饿肚子的时候硬让大家吃上一顿年饭；有时候，是在灯光下往后退一步，把前排座位留给赶路而来的乡亲；有时候，是端着一碗面，和各界人士站着聊天；有时候，则是在病中用不太响亮的声音说一句“好自为之”；到最后，是在暮年时分，点燃一串在箱底放了近一年的鞭炮，让冷清的院落真正有了“除旧迎新”的声响。

这些场景没有华丽辞藻，却构成了一个特殊的侧面：一个在历史上分量极重的领袖，在各种关键年份的春节里，始终把“人”的位置摆在前面——先是战士，然后是群众，然后是同事和子女，最后是身边默默无闻的工作人员。鞭炮声从大柏地的枪声中走来，又在1976年的冬夜里短暂响起，连成了一条不太引人注意，却颇有意味的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