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的“留美幼童”们，后来都怎样了？

1872年的晚清，内外交困之下，向当时的美国派出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此后四年，清政府连续派出四批总数120名官派留学生，这些所谓的“留学生”平均年龄只有12岁，因此也被称为“留美幼童”。那么这些人的结局如何？为何九年以后，这些“留美幼童”又全部中断原计划15年的学习计划，提前回国？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我们得先从容闳聊起。

容闳，原名荣达萌，1928年出生于广东香山，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个留美学生，留美学童计划就是他提出的，可以说，没有容闳，就没有留美学童计划。

1834年，德国传教士郭士立来澳门传教，他的英国妻子温施娣在澳门开板了一所女子学校。学校开办之初，除了有12名女童就读，另外还有两名男童。其中一个就是容闳。

女子学校里之所以会有男童班，是因为该校有一个重要的资助单位叫马礼逊教育会，这个男童班就是后来的马礼逊纪念学校。关于这个马礼逊教育会，背后的人物对中国近代史影响尤其重要，有兴趣的话我们回头专门开一篇聊，在这里就不做展开。

作为贫苦人家的孩子，当时7岁的容闳之所以能够进入这所学校，是因为他是温施娣的仆人邻居的孩子。而这一机缘巧合，不仅改变了容闳本人的命运，也间接影响了晚清乃至于民国初年的历史。

晚年容闳

1839年，中英因鸦片贸易交恶，温施娣只好关闭学校提前回国，同年，毕业于美国耶鲁大学的美国传教士布朗，在马礼逊教育会的资助下，以男童班为基础，创立了马礼逊纪念学校（也叫马礼逊学堂）。

这也是当时中国第一所西方学校，容闳就这样转入了马礼逊学堂就读。

1846年底，布朗因疾病返回美国，临行前带了三个学生前往美国留学，容闳就是其中之一。

实际上另外两位一位叫黄胜，因疾病一年后就返回了国内，另一名叫黄宽，后来转读了英国爱丁堡大学，最后只剩下容闳留在美国，并在美国完整的读完了耶鲁大学。

毕业以后，容闳学成回国，1863年开始协助曾国藩兴办洋务，获五品候补同知衔。

1871年，容闳向曾国藩提议，由李鸿章、曾国藩等人联名向清廷上书，建议从次年开始，分4批向美国派遣幼童留学，学习西方技艺，等学成归国后，助力国家自强；同时明确规定，这些幼童的学习期限为15年。

这份提议最终被清廷采纳，1872年，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次官派留美计划正式落地。清廷特意在美国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市，设立了出洋肄业局（泰西肄业局），专门负责幼童留美的一切事务，由刑部候补主事陈兰彬、江苏候补同知容闳分别担任正副委员，一个主抓纪律礼教，一个主抓学业发展，相当于是给这批孩子找了“双监护人”。

泰西肄业局

从1872年到1875年，短短4年间，120名肩负“师夷长技以制夷”使命的孩童，告别了父母，踏上了远赴美国的轮船。他们中最小的只有10岁，最大的也不过16岁，放在现在，还是在父母身边撒娇、背着书包上学的年纪，却要独自漂洋过海，去一个语言、风俗、信仰完全不同的陌生国度，开启未知的求学之路。

说起来也有意思，那会儿的中国人，对“洋鬼子”的地盘充满了恐惧，没人愿意把自家孩子送到国外“吃苦受累”，甚至有人传言，孩子去了美国会被割掉辫子、洗脑同化。所以招选工作格外艰难，主要集中在与外洋接触较多的东南沿海地区。

容闳没办法，只能亲自回老家广东，靠着私人关系和乡谊，一个个动员乡亲们送孩子报名。也正因如此，120名幼童中，广东籍就占了84人，几乎占了七成，剩下的江苏22人、浙江8人、安徽3人、福建2人、山东1人，算是“少数派”。

容闳和部分留学生合影/珠海容闳博物馆

曾国藩曾评价这项计划：“固属中华创始之举，抑亦古来未有之事”，在那个闭关锁国了几百年的时代，主动派孩子去“蛮夷之地”学习，确实需要极大的勇气。可谁也没想到，这场轰轰烈烈的留学创举，终究没能熬过时代的风浪。

国内保守派早就看不顺眼这些“洋化”的孩子，纷纷上书反对，说他们“忘本弃祖”“沾染洋习”。再加上出洋肄业局内部，陈兰彬的保守与容闳的开放矛盾重重，人事纷争不断；更雪上加霜的是，美国此时掀起了排华风潮，对中国幼童处处排挤，并在1882年由国会批准，正式出台了《排华法案》。

关于这一段内情考量颇为复杂，其实后期也可以专门出一篇解读。

多重压力之下，清廷最终在1881年8月，下令中止留美计划，把这些孩子提前召回国内。

一场原定15年的求学之路，硬生生被砍成了9年。这120名幼童，最终的归宿各不相同：有先期被遣返的，有病逝在异乡的，有偷偷留在美国不愿回来的，最终按时归国的，只有94人，分3批踏上了故土。而这94人中，只有詹天佑和欧阳庚刚好完成了大学学业，其余60人还在大学或专科就读，32人仍在中学阶段，相当于大半人都没能拿到“毕业证”。

归国即“入狱”，这群留美幼童的开局太艰难

本以为学成归国能大展拳脚，可等待这些幼童的，不是鲜花和掌声，而是冷遇和禁锢，他们回国后的第一站，竟然是“监狱”。

1881年，94名幼童抵达上海，他们下船后，先被送到上海海关道台衙门，随后被关进了一所名叫“求知书院”的地方。

说是书院，其实是一个因“闹鬼”传闻被荒废十年的废弃房子。这里墙壁剥落、地板肮脏，石阶上长满了青苔，门窗也早已潮湿腐烂，留美学生黄开甲直接把它形容成“监狱”——明明是回国报效国家，却被当成“异类”看管起来。

社会舆论对他们也没什么善意，当时的《申报》更是直接泼冷水，把他们称为“类多椎鲁之子，流品殊杂”，还嘲讽道：“此等人何足以与言西学，何足以与言水师兵法等事！”意思就是，这些孩子原本资质平庸、出身杂乱（没有一个出自官宦人家），根本不配谈西学，更不配参与水师、兵法等重要事务。

更离谱的是他们的工作安排，完全由清廷官员拍脑袋决定，压根不考虑他们在美所学的专业，也不管他们的个人志向，妥妥的“学非所用”。

比如詹天佑，在耶鲁大学学的是铁路工程，回国后却被分到广东博学馆教书，后来又被派到黄埔水陆学堂教英文，学了一身铁路专业知识，回国成了英语老师。

还有欧阳庚，耶鲁大学机械工业专业毕业，却被任命为旧金山等地的领事，专业完全不对口，简直是人才浪费。

不过话说回来，能被选中留美的孩子，本身就不是普通人，他们学问扎实、聪明能干，更有一颗报国之心。即便开局艰难、怀才不遇，他们也没有沉沦，而是在各自的岗位上默默努力，最终大多成为了清末民初的国家栋梁，活成了“逆袭典范”。

据统计，这94名归国幼童中，20人投身海军。

其中，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的徐振鹏，后来加入福州船政学堂学习，后来协助清朝筹建海军，民国初年成为练习舰队司令、以海军部次长身份代理海军部总长。

同为第三批留美幼童出身的曹嘉祥，回国后于北洋海军任职，历任镇远铁甲舰枪炮大副，民国初年任海军部次长。

第二批留美幼童出身的吴应科，回国后进入福州穿这个学堂学习，甲午战争中随“定远”舰参战，武昌起义爆发后短暂出任海军总司令，后任民国海军右司令。

第四批留美幼童出身的陈金揆，官至致远舰帮带、大副，甲午海战中和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一同殉国。

另有14位海军将领，共有5人在中法、中日战争中壮烈牺牲。

除了以上这些海军系统的学员，四批留美幼童中，有5人从事教育事业，走出了清华学堂首位校长、北洋大学校长。30人扎根铁路、电报、工矿领域，有6位工程师、3位铁路局长、9位工矿企业负责人。

24人活跃在政界、外交界，有1位内阁总理、2位外交总长、1位外交次长，还有多位驻外公使和外交官；7人从事金融商业，不乏上海华商银行行长这样的业界精英。

群星闪耀：六位代表的传奇人生

在这批幼童中，有几位的人生轨迹，最具代表性，他们用一生，书写了属于自己的传奇，也见证了近代中国的变迁。

第一位，就是家喻户晓的詹天佑，他无疑是这批幼童中最负盛名的一位。

1861年出生的詹天佑，1872年成为首批留美幼童，凭借过人的天赋，最终考入耶鲁大学谢菲尔德理工学院土木工程系，1881年顺利毕业，是少数完成学业的幸运儿。

回国后，詹天佑虽然一开始被安排教书，1888年，他进入天津中国铁路公司任职，也算是迎来了施展才华的机会。1905年，清廷决定修建第一条由中国人自己设计、自己施工的铁路——京张铁路，这个任务，最终落到了詹天佑肩上。

当时，西方人纷纷嘲讽，说中国人根本没有能力修建这样高难度的铁路，可詹天佑偏要争这口气。他创造性地设计出人字形轨道，亲自带队开凿居庸关、八达岭等高难度隧道，克服了无数困难，最终出色地完成了这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民国成立后，詹天佑又主持了粤汉、川汉铁路的修建，制定了中国第一套铁路标准设计图和最早的铁路规章制度，还创建了“中华工程师总会”，成为中国“工程师”概念的开创者，被誉为“中国铁路之父”“中国近代工程之父”。

1919年，为了争得东三省铁路的管理权，詹天佑日夜操劳、旧疾复发，最终病逝，年仅58岁。很多年以后，周恩来总理赞誉他为“中国人的光荣”。

第二位，是官阶最高的唐绍仪。

他能成为留美幼童，多亏了族叔唐廷枢——唐廷枢是容闳的幼年同学，在他的推动下，唐绍仪成为第三批留美幼童，还考入了哥伦比亚大学。回国后，他进入天津水师学堂继续学习，后来在天津税务衙门任职。

1889年，唐绍仪被派往朝鲜，协助袁世凯处理外交事务，后来成为中国驻朝鲜总领事，展现出了出色的外交才能。

清末新政时期，他历任山东省洋务局总办、津海关道、外务部右侍郎等重要职务，1904年，在与英国谈判西藏问题时，他据理力争，成功维护了中国在西藏的主权，堪称民族英雄。

辛亥革命爆发后，唐绍仪作为清政府全权代表，参与南北议和，后来被任命为中华民国首任内阁总理。

可惜，因为与袁世凯政见不合，唐绍仪只任职了4个月就辞职了，之后转而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主张。1929年，唐绍仪回到家乡中山县，担任县长，致力于地方建设，规划中山港等项目。

遗憾的是，抗战爆发后的1938年9月30日，因为外界盛传他与日本人有染，由蒋介石下令，戴笠派赵理君将其暗杀于上海寓所，时年76岁。

一代名臣，落得个悲惨结局，实在令人惋惜。

第三位，唐国安，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首任校长。

唐国安也是由唐廷枢举荐，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赴美，就读于耶鲁大学法律系。

1907年，美国总统罗斯福采纳了传教士斯密斯、大学校长詹姆士关于“造就亲美人才，控制中国发展”的建议，计划将部分庚子赔款退还中国，用于资助留学生前往美国学习。在外务部任职的唐国安与唐绍仪、周自齐、颜惠庆等共同筹备该计划。

1908年7月，中美就该计划达成协议，由此成立了专门选拔、派遣赴美留生的机构游美肄业馆。这个游美肄业馆，民国后改名清华学校，也就是后来的清华大学。

在唐国安等人的考核下，清政府在灭亡前先后选拔了三批庚子赔款留学生，由于选拔严格，其中不乏佼佼者。比如后来的执掌清华大学的梅贻琦，执掌北大的蒋梦麟、胡适，执掌浙江大学的竺可桢，执掌东南大学的邹秉文。

曾经作为留美幼童的唐国安，以另一种形式成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反哺者。

1913年，唐国安病逝于任上。

第四位和第五位，蔡绍基和梁如浩。

之所以把这两位放在一起，实在是因为他们的履历颇为相似，更重要的是，这两位和唐绍仪一样，不仅同为香山县（今珠海）老乡，而且还一起被袁世凯挑选，成为老袁的幕僚前往朝鲜。

1884年，朝鲜爆发“甲申之变”，唐、梁、蔡三人合力保护袁世凯奋力逃脱日本人追杀，也算是成了生死之交，民国初年，这三位都成了袁世凯的亲信。

蔡绍基后来成了中国第一所现代意义上的大学——北洋大学（今天津大学）的创办人之一和校长，老袁复辟之时，以“工业部长”一职拉拢蔡绍基，被严词拒绝。结果被老袁威胁即位后“第一个蔡要杀的就是蔡绍基”。

为此蔡绍基主动辞职，从此告别北洋大学，与1933年病逝。

梁如浩随袁世凯从朝鲜回国以后，常年在铁路部门任职，任内以詹天佑为总工程师修建京张铁路。1902年任唐山路矿学堂（即后来的唐山交通大学，今西南交通大学）总督（即校长）。

民国初年被同乡唐绍仪提名为交通总长，未获参议员通过。后来出任陆征祥及赵秉钧内阁外交总长，但因拒绝在“外蒙独立”问题上署名被迫辞职。1941年病逝于天津。

第六位，是“留美幼童最后的谢幕人”邝荣光。

1863年，邝荣光出生于广东台山市，他的叔父邝其照也是容闳的好友，还编著过《英文成语词典》。1872年，邝荣光成为首批留美幼童，考入拉法叶学院攻读地矿专业。

回国后，邝荣光被分派到唐山开平煤矿，成为一名优秀的采矿工程师。此后，他一生深耕地矿领域，不仅参与了多个煤矿的勘测，发现了湖南湘潭煤矿，还绘制了国人自制的第一幅地质图《直隶地质图》和古生物化石图《直隶石层古迹图》。

在争回本溪煤矿矿权时，他与日方针锋相对、据理力争，用自己的专业能力，捍卫了国家主权。

1962年，邝荣光在天津辞世，享年99岁，他也是120名留美幼童中，最后一位离世的人，他的离去，也为这段传奇历史，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叛逆与坚守：那些“不走寻常路”的幼童

除了这94名按期归国的幼童，还有7人“不走寻常路”——2人抗旨不遵，偷偷留在美国；5人回国后，又再次远赴美国，完成未竟的学业。他们的故事，同样令人动容。

这两位“叛逆者”，分别是容揆和谭耀勋，他们都是因为不愿被清廷的规矩束缚，选择了“逃离”。

谭耀勋，首批30位留美幼童之一，因剪辫、加入基督教引发清政府召回事件，是“幼童留美计划”总结的诱因之一。1880年在赴波士顿登船回国途中秘密逃离。

后进入耶鲁学院就读，1883年毕业以后进入驻纽约总领馆任翻译，同年因肺结核恶化病逝于所寄宿家庭中，年仅24岁。

容揆，是容闳的族侄，1873年作为第二批留美幼童赴美。

他和谭耀勋都是因为剪辫、加入基督教而被留学监督吴嘉善开除，下令遣返回国。两人在途中以告别友人的名义下车潜逃。

不过和短暂的一生不同，容揆后来在时任驻美副公使容闳的资助下，得以进入耶鲁大学学习，并以第三名的成绩毕业。

更传奇的是，这位曾被清政府开除的留学生，此后几乎一生都在为祖国而奋斗。

1897年，容揆加入中国驻美使馆工作，1908年，容揆刚辞职回国，结果又被作为清政府赴美专使的唐绍仪叫上，随同赴美又回到了驻美使馆工作。此后从清末到民国，跨度35年，容揆长期在驻美使馆工作或协助工作，一生历经13为驻美公使。

晚清驻美使馆人员（后排左上为容揆）其余基于都是昔日留美幼童出身

最让老张感叹的是庚子赔款留学生这件事上。因为，从谈判，到筹建，以及留学生的选拔、转送、在美期间的入学管理、学业考核、生活安排，整个系统链条上的主要人物，几乎都是当年的留美幼童。

比如，负责经办与美国谈判并最终敲定的，是梁诚（丕旭）、欧阳庚；

负责签订协议的，是当时的外务部尚书梁敦彦；

留学生预备学校——清华学堂的组建，以及前几批学生的选拔，是唐国安负责；

留学生从上海登船出国，是时任上海电报局总办唐元湛（中国电报业奠基人）照应；

留学生到达美国后，在美学习、生活安排等一切事务，是由容揆负责的。

容揆后来甚至成了任驻美留学监督——也就是当初将他开除的那位留学监督吴嘉善的职位。

庚款留学生计划从1909年开始到1940年结束，整个32年间，容揆可以说都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1943年，容揆在美国病死，年82岁。

唐绍仪和容揆子女合影（标数字者为唐绍仪子女）

5位“去而复返者”的经历分别如下：
陆永泉，回国后分发到福建马尾船政学堂；1882 年自费返美，回耶鲁大学土木工程系完成学业。

1887 年受李鸿章委派，招募美籍华工回国参与津沽铁路；后任中国驻纽约副领事。1909年于任上在纽约遭枪击身亡，年50岁。

李桂攀，被召回时刚高中毕业，回国后放弃到天津学习法律的机会，自费前往美国理海大学就读，途中被驻华盛顿领事馆招募为翻译，遂再次中断学业。4年后，李桂攀下海经商，在纽约经营茶叶生意，1898年去世，年38岁。

郑廷襄，回国后入天津水雷学堂、大沽炮台服役；不久脱岗躲进一艘外国轮船，巧遇前往朝鲜赴任的唐绍仪，得其帮助经朝鲜辗转返美，入窝士特艺学书院读机械工程。毕业以后成为美国资深工程师，参与修建纽约布鲁克林大桥。

卒年不详。

李恩富，召回后入水师学堂，不喜旧制；赴港攒钱，1880 年代中期返美，以演讲、撰稿自筹学费，重回耶鲁大学完成学业。

李恩富是一个值得敬重的美国华人，作为120名留美幼童中唯一的作家，李恩富的一生几乎都在为在美华人争取平等人权，靠书籍、演讲呼吁美国废除《排华法案》。1943年，在他去世5年以后，执行了61年的美国《排华法案》被废止。

对了，他还有个广为国人熟知的曾孙，被中国网友称为“李大爷”的马修·李，一个经常让美国政府发言人难堪的美联社记者。

张康仁，回国后入天津水师学堂，两年后受兄长资助，返美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1888 年成为美国首位华人执业律师；1890 年因排华浪潮被加州最高法院剥夺国籍与律师资格，转任银行译员；1913 年任驻华盛顿外交官，1926年因心脏病去世。

2015 年，美国加州最高法院撤销 1890 年错案，决定补发张康仁的律师执照。距离他当初被撤销律师资格已经过去125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