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5日,越南出动20余万大军,分兵五路对柬埔寨发动全面进攻。
越军集中使用18个陆军师又5个团、1个航空兵师,在坦克、火炮和飞机支援下,直扑柬埔寨腹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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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军总兵力为十万至十二万人,空军力量薄弱。力量悬殊,挡不住这样的攻势。只用了十余天,越军便从东、西、南三面逼近了首都金边。
12月30日,柬埔寨政府紧急通知中国驻柬大使馆:“你们不能再待了,必须尽快撤离金边。”使馆马上请示国内。外交部回电指示:使馆成立一个精干的联络组继续工作,其余人员和援柬专家组撤回国内。
联络组组长兼党委书记,由驻柬大使孙浩担任。孙浩于1974年7月出任中国驻柬埔寨特命全权大使,到这时已在金边工作了四年多。
1979年1月6日,最后一班民航班机从北京飞到金边波成东机场。使馆大部分人员和一些专家组成员乘坐这趟班机撤离回国。与此同时,西哈努克亲王也于当天乘飞机离开金边,前往北京。
1月7日,越军占领金边。就在这个时候,孙浩和他带的7个人,选择了留下来。
金边陷落之前,中国使馆就已分头转移。联络组先撤到柬埔寨西北部的马德望市,随后辗转撤至泰国曼谷。
1979年2月9日深夜,8个人组成的联络组乘坐泰国军方提供的卡车,从曼谷来到泰柬边境重镇亚兰。随即徒步穿过边境丛林,朝着柬埔寨西北部的豆蔻山脉前进。
他们在林子深处搭起了三间茅草房。说是房子,其实只有柱子,没有墙。能挡住大雨,能遮住太阳,仅此而已。孙浩后来说过一句话:“虽然下雨时屋里也在下小雨。”这就是当时中国驻柬大使馆的样子。
白天的丛林,气温能升到四十多摄氏度,又热又闷,蚊虫成群扑上来。到了夜里,气温又降得厉害,冷得人直发抖。没有桌子椅子,他们就坐在地上开会。没有纸,他们就把情报记在树叶上。
可是不管条件多差,电台到了规定时间必须架起来,天线必须绑在最高的树顶上。那些参天的大树,就是他们的发报塔。联络时间到了,报务员蹲在树下操作设备,信号穿过一层层的林子,传到几千公里外的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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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中越边境的局势已经高度紧张。1979年2月17日,中国人民解放军从云南、广西两个方向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历时二十八天,先后攻克了谅山、高平、老街三个省会和十七个县市。
在柬埔寨的丛林里,这8个人发出的每一封电报,都在给国内提供东南亚局势的第一手情报。
3月26日前后,联络组正准备照常和国内电台联络。柬方突然跑来通报:越军已经开始大规模清剿,所有人必须马上转移。炮声越来越近。越军的搜索队离他们已经不远了。
这时候发报机刚接通,电报还剩最后几组字没发完。组员们全看着孙浩。孙浩只说了两个字:“发完。”
报务员的手指没停。电键“滴——滴——”的响声和远处炮声混在一起。发完一组,再发一组,一直到整份电报一个字不差地发完了,电台才关掉、收好,天线才从树顶上卸下来。
8个人背上设备,一头钻进了密林深处。后来他们才知道,只隔了一天,越军就占领了他们刚才还在的那个地方。
联络组的装备——两部电台、两台发电机、一副天线和专用密码——是后续从国内新派来的4名组员带来的。全组8人中,除孙浩大使、翻译付学章和新华社记者外,其余5人都是军人。
联络组和柬方人员会合后,一起往柬泰边境方向行进。他们很快就发现,越军正在对整个山区进行拉网式清剿。
两边都知道对方就在附近,可谁都不想先暴露自己。联络组的电台一直关着,只在规定时间才开机发报。队伍为了甩掉追兵,好几次改变路线,不走开阔地,专钻密林中的小道。踩断一根枯树枝,就可能把命搭进去。林子里的鸟突然惊飞起来,所有人就马上趴下,大气都不敢出。
孙浩后来回忆这段日子时说:在柬埔寨的大山和密林里,越南军队和中国外交官,就像京剧《三岔口》里演的那样,摸黑打,每一步都惊心动魄。
这不是面对面开枪的仗,比的是谁更沉得住气。外交官们的西装早就不穿了,换上了和树林子一样颜色的破衣服,在越军眼皮底下进行着一场比拼耐心与意志的无声暗战。
连着走山路,缺粮缺水一天比一天厉害。每人每天的定量,只有一个军用水壶那点水。衣服让汗水湿透,又让体温烘干,干了再湿,湿了再干。热天底下,8个人渴得喉咙像着了火,嘴唇全裂开了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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粮食彻底断了之后,他们只能找野菜吃。热带雨林里什么植物都有,有些能吃,有些有毒。这里没法试错——一旦吃错了有毒的,在没有医没有药的原始森林里,就只能等死。
他们想出了一个最笨也最保险的办法:掐一点叶子放在舌头尖上试试,要是麻嘴发苦,就马上吐掉;要是没反应,才敢咽下去。
此时组里好几个人接连病倒了。孙浩腿上被树枝刮了一道口子,天气又潮又闷热,伤口烂了,直流脓水,半个月都没长好。每走一步,裤腿蹭过伤口都疼得钻心。可没人说停下,没人叫苦。电台照样按时架起来,密码本照样用油布一层层裹好、贴肉藏着。孙浩后来说过:“生死关一过,就什么也不怕了。”
4月初,队伍正行进着,突然撞上了一股当地土匪。这帮土匪趁着战乱占了一片山头,专抢难民和散兵。他们远远看见孙浩这一行人衣服破烂、正在赶路,以为是容易得手的难民,便围了上来。
他们哪里想得到,跟着队伍的这些柬方武装人员,打不过能征惯战的越军,对付几个山大王却不费吹灰之力。两边一交火,枪声把山谷震得嗡嗡响。柬方武装人员的作战素质和装备,比土匪强太多了。一通打下来,土匪全垮了,连滚带爬逃进了更深的山里。
枪声刚歇,硝烟还没散,联络组的电台就收到国内发来的密电。电报上写得很短很清楚:柬泰边境就在眼前了,照着原定路线继续走。
两天之后,联络组和柬方人员分开了,8个人开始自己往泰国方向行进。他们连着翻了好几座大山,走了一百多公里路。
他们终于穿过了最后一段林子。树木骤然退去,眼前豁然开朗——一片蔚蓝的海岸线展现在面前。
这时八个面黄肌瘦、衣服破成布条的人,站在海岸边上,一句话也不说,只是望着远处那片看不到边的蓝色。眼泪便淌了下来,混着脸上的泥和汗。他们活下来了。
进入泰国后,他们碰到一个当地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帮他们找到了警察,之后他们被安全送到了中国驻泰国大使馆。过境的事,通过外交渠道处理妥当了。8个人,一个没少。电台完好,密码本一份也没丢。
据后来统计,在几十天的丛林坚守和撤退过程中,联络组一共收发电报一百六十一份,总共二万一千零一十七组字。在越军身后的极端环境里,他们让情报渠道一直畅通。
孙浩带的这7个人,包括翻译付学章、新华社分社负责人左毅、机要员郑剑峰、报务员马恒越和祁灵恩,还有解放军总医院医生潘家钦。
那一封封电报发回去的时候,正是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正在进行、东南亚局势大变的关口。从金边到原始森林,再到泰国海岸,这两万多组字送回来的情报,给中国判断局势、决定外交策略,提供了真实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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