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汤因比：《历史研究》全本翻译的当下意义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是英国著名历史学家，其十二卷《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文明的兴衰，启发人类对未来的思考与探索，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可惜这样一部巨著目前在中文世界尚无完整译本。202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正式启动汤因比《历史研究》十二卷全本的翻译工作。两年过去，已有四五卷完成翻译初稿。2026年4月25日，由复旦大学出版社、复旦大学中华文明国际研究中心、浙江师范大学丝路文化与国际汉学研究院联合主办的“汤因比《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翻译与出版工作坊”在复旦大学召开。

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1889年4月14日－1975年10月22日）

张广智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从1975年汤因比去世，至今已有半个世纪了，但他似乎还活着，活在他的12卷本的《历史研究》中。

对中国西方史学史领域的学者而言，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极具影响力的著作。我于1959年首次接触这部作品，当时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萨默维尔（D. C. Somervell）节本；大学期间阅读时我尚不能理解，却印象深刻——彼时汤因比被冠以 “反动的资产阶级史学家”标签。从1959年至今，我与汤因比研究结缘已六十七年，亲历了他从被全盘否定到被誉为“近世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评价转变，我认为这一评价是恰当的。

我主要谈三点内容：

第一， 汤因比及其《历史研究》的东传史，也即其在华传译历程。20世纪40年代抗战时期，“战国策派”雷海宗、林同济等人率先引介汤因比的文化形态史观，并结合中国语境展开阐释，汤因比学说自此在中国拥有受众。1949年后，受苏联史学理论影响，五六十年代学界对汤因比全盘否定。改革开放后，学界拨乱反正、重新审视汤因比及其著作，我也撰文参与相关研讨，认为此前的否定是一桩学术冤案。新世纪以来，学界对汤因比展开全新评价，从曹未风等旧译本到郭小凌教授新译本相继问世，上海人民出版社推出的“汤因比著作集”也获得良好反响。汤因比曾到访中国，对中国文明高度期许，认为这片土地将诞生震撼世人、革新思维的新事物；《人类的明天会怎样？》邀我作序，我以“汤因比给我们留下了什么？”为题，指出他为中国学界留下了宏阔的史学思辨思想与深切的人文关怀，饱含对人类未来的期望。

第二， 当下我们为何仍要研究汤因比。一方面，其史学思想完成了从思辨到叙事的重要转型，从《历史研究》到《人类与大地母亲》的创作脉络，彰显了优秀史学家的治学进阶；另一方面，其理论具有强烈现实意义，他关于文明形态与文明发展的学说，能为当下文明交流互鉴提供理论支撑，激发创新活力，这也是本次工作坊的核心意义所在。

第三，《历史研究》中译本的史学史。国内萨默维尔节本翻译历经多代学人名家打磨：早期译本，1959年曹未风首译上册，1962年由曹未风、徐怀启、乐群、王国秀四人翻译出版中册，1964年由曹未风、周煦良、徐孝通、刘玉麟、耿淡如、林同济、张师竹、章克生、丁彦博、王造时十人翻译出版下册，译者均为学术大家，译文水准极高，长期成为通行本。新时期，郭小凌教授团队的新译本更具时代突破性。翻译如同搭建“巴别通天塔”，是跨文化交流的核心纽带，梁启超曾提出：“今日中国欲为自强，第一策，当以译书为第一义。”足见翻译的重要价值。在此，我谨向承担本次十二卷本全译这一重大学术文化工程的译者与出版人致敬。

1959年版的《历史研究》（上中册），汤因比著，索麦维尔节录，曹未风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于1959年8月1日首次出版，1966年6月2日第二次印刷，内部发行。图片来自网络。

李雪涛 北京外国语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我今天真正要说的，其实不是《历史研究》怎样被译成中文，而是一部世界历史研究巨著进入不同语言世界之后，如何在新的知识结构中被重新编排、重新阅读、重新安置。《历史研究》英文原作共12卷，1934年至1961年陆续出版；张广智老师刚才提到，萨默维尔先后将前六卷与第七至十卷分别缩编，并形成后来影响极大的节本；该节本后来由曹未风先生等学术大家译成中文，在国内流传甚广。德文《Der Gang der Weltgeschichte》则是基于萨默维尔缩编本的两卷译本；日本方面除完整的25卷译本外，还有三卷缩译本与面向更广泛读者的图说、通俗化版本，形成了多层次的阅读体系。基于这些不同译本的差异化呈现，我今天发言的主题定为“从翻译到再结构：汤因比《历史研究》的跨文化重构问题”，以此凸显这部著作在跨文化传播中的核心差异。

过去我们讨论《历史研究》的翻译，往往默认英文原著是唯一标准，其他语言只是“忠实”或“不忠实”的问题；但如果把日文、德文译本放进来，就会发现它们并不是被动复制原作，而是在各自文化空间中对汤因比进行了再组织、再排序与再解释。于是，翻译就不只是语言转换，而成为一种“跨文化知识生产”。

《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的体量极为庞大，全书超过三百万字、近七千页，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著作。其核心并非单一的文明兴衰命题，而是一套高度分层、内容持续增补、晚年又经作者自我修正的庞大学术体系，本身并不适合普通读者进行全书通读。事实上，绝大多数读者并不会完整研读十二卷全本，阅读节本完全可以满足基础认知需求，而日译本、德译本的“再结构”，也并非对原著的随意改动，而是适配不同阅读需求的合理优化。

在英语世界内部，萨默维尔的节本完成了第一次重要“再结构”，“节本”不等于简化，而是一次知识重组。它对原著进行压缩提炼，梳理出核心思想主线，将卷帙浩繁的“文明百科”式图书，转化为系统化的“历史哲学文本”，大幅提升了可读性。十二卷全本承载着完整的学术史料价值，节本则兼顾了思想传播与阅读效率，二者各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强化历史哲学主线、聚焦核心思想的呈现方式，至今依然具有重要意义。

日文译本的处理方式极具参考价值：并未机械照搬十二卷原貌，而是将其拆分为二十五卷学术版，同时配套三卷节本，还推出了图说版、通俗普及版，实现了读者分层与阅读节奏的重构，既保留了学术完整性，又兼顾了大众传播需求。这意味着日本在接受汤因比思想时，并不是“原样搬运”，而是进行了精细化的出版与阅读设计，既保留学术完整性，又主动分层读者。换言之，日本译本面对的不是一个抽象的“原著”，而是一个需要重新切分、重新安排阅读节奏的知识对象。我在编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的《雅斯贝尔斯著作集》时，也借鉴了这一思路：将《大哲学家》中佛陀与龙树、孔子与老子的相关内容分别独立成册，打破了原著原有范畴划分。这一调整契合了东亚学界的研究需求，直接推动了相关领域的研究热潮，也印证了重新切分文本、安排阅读节奏的重要意义。

德文两卷本《Der Gang der Weltgeschichte》不是直接据十二卷全译，而是据萨默维尔获授权的缩编本转译。对于德语读者而言，英文并非外语，可直接阅读原著，因此德文译本的核心并非语言转换，而是在德语世界中对原著再次进行思想重组，将庞大的内容压缩为清晰的历史哲学主线，把它安置为一部更契合德语世界需求、接近“世界历史进程”式的思想史、普遍史著作。也就是说，德文文本不是“少一点的汤因比”，而是“被重新聚焦的汤因比”。德语世界更关心的，不只是材料全备，而是历史哲学的主干是否清晰。德文译本正是以此为核心进行重构，才真正融入了当地的学术阅读体系。

我在从事《雅斯贝尔斯著作集》编译时，于2014年前往奥尔登堡查阅其全部藏书（共计一千一百余种），发现其中藏有三种不同版本的汤因比著作，包含这套两卷本德译本，且留有雅斯贝尔斯认真研读的痕迹。雅斯贝尔斯在《历史的起源与目标》中也引用过汤因比的观点，这一“阅读现场”足以证明，德文两卷本并非普通的市场普及版，而是真正进入了20世纪德国哲学界与历史哲学研究的核心视野，这也让我们得以从“版本差异”切入，探究汤因比思想的“跨文化接受史”。

雅斯贝尔斯与汤因比虽然不属于同一理论系统，但两人都试图以大尺度历史视野重新组织人类文明经验。雅斯贝尔斯提出“轴心时代”，汤因比则以文明兴衰与“挑战—应战”模式来把握世界历史。德语世界阅读汤因比，并不是偶然的出版现象，而是战后欧洲重新思考普遍史与文明史的一部分。

歌德曾在与秘书爱克曼的谈话中提到，自己阅读《浮士德》德文原文时觉得生硬晦涩，读法文译本却感觉焕然一新，译本让作品呈现出全新的思想内涵。我看到这些书的时候，其实有一个很直观的感觉——雅斯贝尔斯读到的汤因比，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一部书了。我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也深有同感：一部著作被翻译成其他语言后，往往会成为一部全新的作品，这对于雅斯贝尔斯、汤因比这类思想家的著作而言，意义尤为重要。

从思想史的视角来看，《历史研究》的跨文化传播呈现出典型特征：文本并非在不同语言中被简单复制，而是在不同的知识秩序中被重新安置。在英语语境中，它是开放、持续增补的文明史体系；在日语语境中，它是可分层阅读的知识系统；在德语世界中，它被凝练为具有哲学深度的历史主线，进入了雅斯贝尔斯这样的思想家的阅读研究视野。我们面对的早已不是“一部书的多种译本”，而是同一个知识对象，在不同文化结构中多次生成并产生差异化影响的完整过程。

结合日、德译本的经验，我对《历史研究》中文全译本提出三点核心建议：

第一，中文全译本应以英文原著为底本，但不必将“忠实”理解为机械保留原著的卷册形态，需充分适配中文的阅读与表达习惯。

第二，日文、德文译本提醒我们，大型思想史著作的译本，结构安排、卷册划分、导读层次、读者分层都是译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我在编译《雅斯贝尔斯著作集》时，为每册撰写了长篇导读，整合全球相关前沿研究成果，既满足普通读者的背景了解需求，也为专业研究者提供学术参考，这一经验值得借鉴。

第三，中文全译本若要真正融入当代学术与公共阅读空间，除了“译出来”，还必须“重新组织出来”。

借用概念史的表述，翻译从来不是一词一句的刻板对应，而是语义结构与知识结构的再组织过程。《历史研究》中文全译本的核心任务，不仅是还原既有文本，更是在中文学术语境中，为这部巨著构建可理解、可讨论、可进入的结构形式。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翻译不是终点，而是一次全新的思想生成的起点。

刘文明 首都师范大学国别区域研究院教授

我从事全球史与文明史相关研究，感受到了《历史研究》缺乏完整中文全译本给研究带来的不便。因为这部著作共十二卷，篇幅浩大，若非专门研究汤因比的学者，很难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去读英文原著；我不专门研究汤因比，但研究全球史和文明史无法绕开他，这就导致了“想读没时间、不读又不行”的困境。如果有了《历史研究》中文全译本，就能够更便捷、全面地掌握其内容。因此这项翻译工作极具必要性，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此外，《历史研究》在西方学界的评价虽有分歧，但对于全球史兴起而言，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渊源。汤因比对威廉·麦克尼尔（William H. McNeill，1917—2016）的影响很大，二人交往密切；麦克尼尔的岳父与汤因比是挚友，因此麦克尼尔称汤因比为“叔叔”。汤因比去世后，其家人还专门委托麦克尼尔为他撰写传记，麦克尼尔在回忆录中也专门谈及此事。汤因比对麦克尼尔的影响，明显表现在“以文明作为历史研究基本单位”，这一点从麦克尼尔的经典著作《西方的兴起》可以看出来。尽管在《西方的兴起》出版二十五年后，麦克尼尔反思认为不应过度强调以文明为研究单位，应更注重文明间的联系与互动，但他明确承认，自己的学术思想深受汤因比的影响。麦克尼尔的核心理论有两大来源，一是汤因比《历史研究》的文明单位研究范式，二是人类学中的文化传播、交流与互动观念。由此可见，《历史研究》是考察全球史兴起的关键渊源文本。

《历史研究》的中文全译本还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学界研究汤因比时，大多聚焦于其文明形态理论，却较少关注他对文明与战争关系的思考。汤因比亲身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历史研究》中论述文明衰落与解体的第四至六卷，正是创作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1930年代），书中深刻揭示了战争与文明衰亡的密切关联。他常将西方文明与古希腊文明对比，提出自己与修昔底德在哲学上是同时代的，处于相同的战乱环境；他指出，伯罗奔尼撒战争直接导致了古希腊文明的衰落。汤因比这些思考，对于审视当下的国际局势、理解战争与文明的关系，具有现实参考价值。

因此，这部著作并不过时，其中仍蕴含着丰富的思想价值。长期以来，国内学界只能依靠曹未风、郭小凌等翻译的节译本。《历史研究》中文全译本的推出，能够全面推动国内学界对汤因比思想的研究，让学界更完整、系统地认知其理论体系。这项翻译出版工作，有着十分重要的学术与现实意义。

邱江宁 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我虽并非《历史研究》领域的专业研究者，但聆听各位专家的阐释后，深受启发与鼓舞，也深刻认识到《历史研究》的重大研究价值。我能参与此次会议，源于一段机缘：2024年，复旦大学出版社严峰董事长率团队到访浙江师范大学，与我当时主持的丝路文化与国际汉学研究院，签订了《历史研究》全译本的框架合作协议。能够参与这样一项意义重大的学术工程，与有荣焉。

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现代学术领域的伟大成就，汤因比本人曾登上《新闻周刊》封面，被誉为“世界史学的爱因斯坦”，也是最后一位以宏观视野思考人类文明的历史学家。汤因比的独特之处，在于他亲历了两次世界大战，身处时代变局的核心位置，这份丰富的时代阅历让他更愿意以学术回应时代危机、用历史视角解读现实变局。同时，他具备多语言研究优势，拥有多元文化背景支撑下的全球格局与宏观思考能力。在《历史研究》中，汤因比以“文明”为单位看待世界历史与世界格局，提出所有文明在哲学上是同时代的、可比较的，每种文明都有其自身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的规律，都有其独特的价值与意义，不存在高低优劣之分。这种对文明平等性的坚守，正是学术同理心的核心——不以自身文明的标准评判其他文明，而是尊重每个文明的历史语境与发展逻辑。汤因比确立的学术范式，至今仍是史学界的重要参照，也让《历史研究》的全译工作兼具极高的学术意义与现实意义。

我长期从事元代文献与文学研究，在此结合自身研究领域，谈谈跨文化翻译的启示。13世纪的元朝，打破了此前各文明封闭独立的状态，呈现出“车不同轨、书不同文、行不同伦”的大一统特征，肇开世界史诞生之端始，与汤因比所形容的文明形态有异代而同质的相似处。与前代中原王朝不同，蒙古统治者没有自身成熟的文字体系，也缺乏汉文化基础，各民族、各文明保留着自身的文化体系、思维方式与语言逻辑，这让元代知识分子面临着核心难题：如何将儒家典籍精准译介给蒙古统治者，让其理解并接受中原文化，以实现对统一王朝的有效治理。这种现实困境，催生了元代独特的翻译智慧，对当下《历史研究》的翻译工作极具参考价值。

举一经典案例：孔子作为儒家学说的创始人，在汉文化场域中是不可质疑的为万世立法的至圣，但在“国言语未尽通中原”，而蒙古人更未习学汉文的情境中，却面临“孔子为何如人”的身份定位问题。忽必烈与汉族儒士交流时，曾直问“孔子为何如人”，儒士赵璧解释道：孔子乃“天的怯里马赤”，这一翻译不仅让忽必烈迅速明白孔子的地位与意义，而且深深认可其表达，以为“辞旨明贯”（《元史·赵璧传》），并感叹云“汉人乃能为国语深细若此”。（虞集《中书平章政事赵璧改谥文忠议》）。“天”指“长生天”（Munkh Khukh Tengri），是蒙古统治者所信奉的、赋予他们统治合法性的最高神权；“怯里马赤”由蒙古语“kelemürči”（kelemechi）音译而来，其构词法、发音与突厥语“tilmäç”（翻译者）同源。“kele-”为动词词根，意为“说、传达”，“-mürči”是表示从事某事、某职业的后缀词，“kelemürči”可直译为“传话人”。二者相连，意即“天意的传达者”。赵璧的翻译，是将汉人敬慕的圣人孔子，转换成蒙古人敬慕的、传达天意的宗教职业身份。这一精妙的跨文化转译，促进了两种文化之间的亲近体贴，一定程度上推动了元代儒家典籍地位提升、程朱理学被确立为官学。元代在评定赵璧的谥号时，用“潜融密化于几微之间”评价其翻译造诣。“潜融”，是深度融入到某种文化、族群或者环境中，但又不失自己的价值理念和主体意识的行为；而“密化”是通过几微细切的表达，将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文化内容浸入到某种文化、族群或环境中，并让对方感到允当妥帖。这启示我们：翻译者需具备贯通双方文化语境的素质，达到圆融精微的转译境界，来实现不同文明间的知识传递与认同。这与李雪涛老师提出的“知识序列重组、知识新生产”的翻译理念高度契合。

元代的跨文化融合有着丰富的实践形式，除典籍翻译外，还出现了图像本、故事本、全相本等通俗化传播载体，元杂剧更是多元文明与知识高度融合重组的典范。以关公形象为例，这一形象被完整纳入藏传佛教信仰体系，很可能得益于元杂剧中其标志性武器青龙偃月刀的传播效力。彼时知识分子对汉文化知识的精妙建构、西亚兵器锻造技术和纹样艺术的传入，是此形象定型、成熟的材料基础。最终，关羽因元杂剧的演绎，成为深入人心的保护神形象，进而被蒙古统治者纳入元代宫廷仪轨，进入藏传佛教体系，完成了跨文明的传播与认同。这一案例也印证了翻译本质上是知识的重新生成与重组过程。

汤因比拥有复杂的时代阅历与深厚的多语言素养，《历史研究》体系宏大、内涵深邃，其中文全译是一项伟大且繁难的学术工程。我由衷期待这项重大学术文化工程能够圆满完成。

黄洋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对汤因比的了解十分浅显，前面几位老师已从不同角度做了精彩阐述，我仅谈一些零散的想法。首先，我认为本次《历史研究》的翻译团队组建得非常好，不少译者是学古典学的，这一配置与汤因比的学术背景十分契合。《历史研究》一书中也不断论及希腊文明。

汤因比是学古典学出身，早年在英国温切斯特公学就读，这所贵族学校的教育让他在中学阶段就精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他本科就读于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学的专业是古典学。他的古典学功底深厚，古希腊文和拉丁文达到能够创作诗歌的地步。后来每逢重要事情，他都用创作的古希腊文诗歌表达自己的想法。这期间他受到牛津大学著名古典学家、古希腊文钦定讲席教授吉尔伯特·默里赏识，成为他的乘龙快婿。毕业后，他获得贝利奥尔学院教职，留院任教。若按正常的路径发展，他会成为一名优秀的古典学家。但他是古典学界的“异类”：当时欧洲古典学界普遍将希腊文明奉为崇高的文明，把它当作西方文明的源头。汤因比却不认为希腊文明有多么崇高，这大概跟他兴趣广泛有关。无论如何，这一看法可能影响了后来《历史研究》的写作。由于兴趣极为广泛，仅过了三年，汤因比就对古典学失去了兴趣，将更多的注意力转向对现实国际问题的研究与思考。

一战爆发后，汤因比投入政府部门，后来被调派到英国政府政治情报部工作。战后，他作为英国首相劳合·乔治的幕僚参加巴黎和会，但并未起到什么作用，政治抱负受挫，乃决定离开政界。他在岳父吉尔伯特·默里的帮助下，击败强有力竞争者，于1919年获得伦敦大学科拉伊斯拜占庭及现代希腊历史、语言与文学讲席教授职位。任职期间，他利用假期赴希腊实地考察，撰写了《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副标题为“文明的接触：一个研究”，此时他便已确立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核心思路。

汤因比的《希腊和土耳其的西方问题》表现出对土耳其的同情，却又不赞赏希腊，这触犯了捐款设立科拉伊斯讲席教授的英国希腊人。到1924年，汤因比被迫辞去科拉伊斯讲席教授的职位，转而谋得英国国际事务研究所临时职位，负责撰写当年的国际事务年度报告。这个研究所在一战后成立，后来改名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也就是现在国际上大名鼎鼎的智库查塔姆社（Chatham House）。1925年，汤因比获得一个煤老板资助，保住了在研究所的工作，此后每年负责撰写国际事务年度报告，一直到1938年，他似乎更乐于此道。正是在这期间，他开始构思和撰写《历史研究》这部著作。

《历史研究》出版以后，曾经风靡一时，但到1950年代中期，西方学界开始对汤因比大加批评，自此他在欧美学界遭受冷遇；与之相反，他的学说在其他地区如日本、俄国、阿拉伯世界备受推崇，其中日本是最热烈的接受国之一。

我认为当下出版《历史研究》全译本是有意义的，也可以说正当其时。我谈三点想法。

第一点涉及到学术研究的趋势。近年来，文明史研究强劲复苏，文明交流互鉴研究方兴未艾。汤因比是20世纪最伟大的文明史家，在这一领域无人能望其项背。为汤因比撰写传记的著名全球史家威廉·麦克尼尔对汤因比评价极高，把他和希罗多德相提并论，更称他是但丁和弥尔顿的继承者，说他“具有强大而富于创造性的大脑，坚持不懈地力图让人们理解这个世界”。1950年代中期后汤因比虽遭学界冷遇，在大众读者中却始终影响巨大。1996年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问世后，文明视角重新成为学界关注的热点。接着在2011年，又相继出版了两部影响广泛的文明史著作，那就是尼尔·弗格森的《文明》和伊恩·莫里斯《西方将主宰多久》，均围绕西方文明能否继续占据统治地位这一问题展开探讨，其研究思路与汤因比深度关联。因此文明史大有回归之势，有学者甚至提出文明史的回归也意味着汤因比的回归。另一方面，可以说汤因比也是全球史的先驱，他的《历史研究》是一部真正的全球史。研究全球史也无法绕开他。结合当下国内文明交流互鉴研究的热潮，我认为全译《历史研究》正当其时。

第二，汤因比的历史认识与史学方法仍具启发性。他主张以文明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尖锐批判西方以民族国家为中心的历史书写。我们知道，民族国家是近代西方世界的产物，不是与生俱来的。无论从文明史还是全球史的角度看，抑或是从整体的世界历史的角度看，以民族国家为中心书写从古至今的历史都会扭曲历史的本来面目。在汤因比看来，民族国家是很多问题的根源，他把民族主义说成是“部族主义”。

汤因比提出的另一个批评也十分深刻。他指出欧洲工业化从根本上塑造了现代历史思维，称之为“历史思想的工业化”。受工业化影响，史学研究者往往不是去关注历史中真正重要的、有挑战性的问题，而是趋之若鹜地簇拥到原材料集中的地方，为的是能够产出产品。实际上这一点值得我们注意，历史研究中的厚今薄古倾向和汤因比说的问题有关。我以为，汤因比所说的“历史思想的工业化”也是我们常常提到的史学研究专门化和碎片化的核心根源。总而言之，汤因比认为，“工业主义”与“民族主义/部族主义”是现代历史学弊端的两个根源。

第三，汤因比对西方中心论进行了深刻的批判。这也是他在欧美学界遭受冷遇和批判的原因之一。1954年，英国历史学家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出版《关于西方的谎言》，专门批判汤因比，指责他是西方文明的“背叛者”。汤因比在1922年的著作中提出“西方问题”这一概念，指出土耳其的问题是西方侵略导致的。在《历史研究》中，他运用这一概念论述所有其他文明和西方文明的接触，指出所有非西方文明都面临“西方侵略”这一“西方问题”；不过出于宗教信仰，他也试图区分，西方文明的侵略性并非源于基督教因素、而是世俗因素所致。在《历史研究》第一卷中，他指出西方民主政治的实践背离了普世人道主义，呈现出部族性与好战性；第八卷中，他直言西方与其他文明的接触总体上“是没有教益的”。1953年，他出版《世界与西方》一书，更直白地批判西方，指出近一个半世纪以来，西方民族国家制度向外扩张，在东欧、西南亚、印度等地留下破坏、驱逐与屠杀，非西方地区盲目引入这一制度，仅是屈服于西方的政治强权与声望。总体来说，汤因比对西方中心论的批判仍十分具有启发性。

最后要指出的是，汤因比的文风古雅、句式繁复、词汇丰富，翻译难度很大，但这部著作的思想价值值得我们克服困难完成全译。

李宏图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

我早年读过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历史研究》三卷节本，后来2016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出版了汤因比的一系列著作，其中大部分也都读过，近期又重新温习，我完全认同前面各位老师阐述的观点。当下我们重新阅读汤因比，其核心意义究竟何在？从历史研究的视角，以及本次十二卷本翻译出版的学术条件来看，这项工作自然具备重要的学术价值，但我认为，我们不能仅仅停留在对汤因比著作文本翻译的学术价值上，更应关注另外两个核心向度：一是他的研究范式与问题意识，二是其对全球文明的理论思考，这两点恰恰呼应了我们当下倡导的文明互鉴、文明交流与融通的时代主题。

在全球化、跨中心的研究维度下，我们始终在反思各类文明的中心论，欧美学界也长期深耕这一领域，其研究可以说也正是沿着汤因比的文明维度展开的。当然，这一研究范式的形成，也离不开诸多学术潮流与思想资源的推动。我熟悉的伦敦大学政治思想史研究中心主任瓦鲁萨基斯（Georgios Varouxakis）教授刚出版了《西方：一种观念的历史》(The West: The History of an Idea)，重新梳理了“西方”概念的形成以及在历史中的演进；去年暑假我还在书店看到大量反思西方的著作，比如《世界如何制造西方》(How the World Made the West)等。在这个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织的时代，每个文明空间的人们，都在重新审视自身文明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世界的关系。

基于此，重回汤因比以文明为单位、以文明形态为核心的研究，我深刻体会到他提出的“文明独特性与普适性相结合”的观点：每种文明都有自身的独特特质，但绝不能过度强调独特性，必须兼顾内在的普适价值。二者之间的尺度把握，不仅是对学者的考验，更是政治实践中的重要课题。此外，汤因比在《从东方到西方》等游记中还提出了关键问题：如果全球城市都在照搬伦敦的模式，趋于同质化，并将此视之为文明，那么文明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又该由谁来制定？诸如这些问题应该在当下被重新激活，汤因比虽未给出理论层面的答案，却为我们指明了研究方向，这正是我们翻译、研读汤因比著作的核心意义。

我们还常常忽略一个关键因素：汤因比并非纯粹的学院派学者。他的学术研究在欧美学界饱受批评，被认为不完全符合历史学的学术规范，但如果考虑到他长期在英国外交部任职，主持伦敦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主编《国际事务概览》，还在一战期间服务于情报部门，战后以幕僚身份参与巴黎和会。他与凯恩斯一样，对巴黎和会上各国只顾自身民族与国家利益的行径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引发新的大战的根源。如今学界已将一战、二战视为“新的三十年战争”，二者存在紧密的内在关联。正是这段外交与国际事务的从业经历，让汤因比拥有了超越民族国家、以文明为研究单位的全球视野，也使其著述不再拘泥于学院派的“规范”。正是如此，汤因比的学术视野覆盖全球，这也是他能写出这部世界性巨著的核心原因。因此，我们翻译汤因比著作，不能只看重其学术研究价值，更应将其视为是一种反思全球性文明形态和模式的理论范式。

基于以上思考，我也建议：翻译与研究深度结合。我们不能仅完成十二卷本的文本翻译，更要围绕汤因比的文明思考、西方文明的反思、文明价值等议题展开深度研究并撰写学术文章，让学界与社会全面理解汤因比的贡献与意义，这也同时能让十二卷本获得社会更多关注与认可，似乎可以解决刚才李雪涛老师所说，多数人不会通读十二卷全本这一问题。不仅如此，我们可以依托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打造出文明史主题翻译丛书。比如法国历史学家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ebvre）在《文明：词语与观念》一书中，曾对“文明”这一概念作过系统梳理，该书目前尚无中译本，极具翻译价值。当然还有很多这一主题的书，因此，以《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翻译为契机和基础，系统纳入各种文明单元、文明形态研究相关的著作，形成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学术“拳头”产品，这不仅能提升学术贡献，更能引导社会反思各类文明中心论——汤因比的研究绝非抬高某一文明为中心，而是以全球视野审视所有文明的形态与内在价值。在我看来，这套丛书将推动史学研究范式创新，重塑民族思想观念，正如李雪涛老师所说，是对知识体系的重新结构化与重置。

总而言之，《历史研究》十二卷本的翻译是起点而非终点。我们可以依托现有翻译团队，持续推进文明史系列著作的翻译出版，以十年为期，做成一个兼具学术影响力与社会文化效应的丛书出版，这是对时代的真正贡献。复旦大学出版社理应承担起这一使命，让翻译出版不止于一种文本呈现，更成为推动思想创新的力量。

与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