凸显江户哀愁的近松门左卫门的戏剧人生

作者：蒋丰

日本江户时代元禄十二年（1699年）深秋，大坂竹本座剧场内，当三味线的哀切之音渐起，舞台上书有“近松门左卫门作”的提灯幽幽亮起，观众席间便传来压抑的啜泣。这是《曾根崎殉情》首演的夜晚，也是日本戏剧史上“殉情物”（日语称为“心中物”）这一悲剧类型的诞辰。近松门左卫门（1653-1724年）——这个被后世誉为“日本莎士比亚”的剧作家，正以笔尖的鲜血，在浮世绘般的江户舞台上，勾勒出整整一个时代的精神肖像。

据《近松全集》第一卷收录的《近松研究资料集成》记载，近松本名杉森信盛，出身于没落的武家阶层。其父杉森信义曾任越前福井藩士，后成为浪人。这一身份烙印深深影响了近松的创作视角：他既理解“义理”（社会规范）的沉重，又对“人情”（人之常情）抱有深切悲悯。唐纳德·金在《日本文学史·近世篇》中指出：“近松的戏剧本质上是‘义理与人情’的角斗场，而他的伟大在于从未简单裁决胜负。”

近松的早期创作集中在歌舞伎剧本领域。元禄四年（1691年）完成的《倾城佛之原》，已显露其对市井人物细腻的刻画能力。然而，真正使其艺术发生蜕变的，是与竹本义太夫（1651-1714年）的相遇。据《义太夫年谱》（收录于《日本戏剧史料丛刊》第三卷）记载，贞享元年（1684），近松为竹本座创作了净琉璃《世继曾我》，开创了“时代物”（历史剧）与“世话物”（世态剧）并行的创作格局。

所谓的“净琉璃（人形净琉璃）”是一种将三味线伴奏、说唱（太夫）与人偶表演结合的复合艺术。在近松手中，这种原本侧重技艺展示的演艺形式，升华为深刻的社会悲剧载体。《曾根崎殉情》即为其“世话物”代表作。该剧基于元禄十六年（1703）发生在大阪曾根崎天神森林的真实殉情事件创作，但近松的笔触超越了猎奇，深入探讨了商品经济发展下町人（市民）阶层的伦理困境。

剧中酱油店伙计德兵卫与游女（妓女）阿初的爱情，被“义理”的绞索层层缠绕：德兵卫需偿还养父的借款，阿初则身负妓院的契约。当德兵卫的叔父以婚姻为条件提供金钱援助时，这对恋人面临的是“背叛恩义”与“背叛爱情”的二选一困境。近松在剧本序文中写道：“此世如夜行之路，当行至无明之暗处，唯情念如萤火示其方向。” 萤火的比喻，恰如其分地描绘了在封建伦理的黑暗中，人性微光的挣扎。

如果说“世话物”展现了近松对当代社会的敏锐观察，其“时代物”则体现了他重新诠释历史的野心。正德五年（1715年）首演的《国姓爷合战》，以明末清初郑成功（日本称其为“国姓爷”）抗清为题材，创下连续上演十七个月的纪录。该剧虽取材异国，却巧妙投射了江户时代日本对“中华”文明的复杂情结。剧中郑成功兼具日本武士的果决与中国儒将的智慧，实际是近松对理想统治者的文学想象。

值得玩味的是，近松的历史剧往往颠覆传统英雄叙事。享保二年（1717年）的《平家女护岛》，改编自《平家物语》中俊宽僧都流放鬼界岛的故事。但近松将焦点从贵族悲运转向了被卷入权力斗争的无辜女性。第三幕“鬼界岛”中，俊宽之妹浮舟在兄长政治理想与个人幸福间的撕裂，被近松以长达百句的旅途抒情段落——“道行文”细腻呈现。日本学者服部幸雄在《近松的悲剧世界》中分析道：“近松的历史剧中，‘历史’只是舞台装置，聚光灯永远打在那些被宏大叙事碾过的个体命运上。”

近松的艺术成就不仅在于创作实践，更在于其自觉的戏剧理论建构。享保二年（1717）年，他为《铠着猿》所作序文《虚实皮膜论》，成为日本戏剧美学的里程碑文献。文中提出：“艺术居于虚实之皮膜间。全然如实则无趣，全然虚假则不动人。” 这一观点与稍早中国大明王朝李渔《闲情偶寄》的“虚实说”遥相呼应，但更具辩证色彩。

近松以当时流行的“心中”（殉情）题材为例阐释：如果完全照搬现实事件，则沦为猎奇；如果完全虚构，则失去社会批判力。真正的艺术应“在事实的骨骼上生长想象的肌理”。《曾根崎殉情》中，现实事件仅提供“商人伙计与游女殉情”的基本框架，但近松增加了德兵卫被叔父欺诈、阿初冒死传递消息等虚构情节，使悲剧从个人不幸升华为对金钱伦理的深刻诘问。德国日本学者彼得·韦伯纳在《元禄巴洛克：近松门左卫门研究》中指出：“‘皮膜论’实质是早期现代戏剧现实主义的宣言，比欧洲狄德罗的戏剧理论早三十年。”

晚年的近松陷入日益深刻的两难。作为职业剧作家，他必须考虑剧座的商业收益；作为艺术家，他又不愿妥协于媚俗。享保九年（1724）六月，他在病榻上对弟子竹田出云口述遗训：“剧作者当如走钢丝者，一眼观客席之波动，一眼观天穹之星辰。然若双目皆观客席，则必坠落。”

这种平衡的艺术，在享保元年（1716年）的《天网岛情死》中达到巅峰。该剧同样基于真实殉情事件，但近松创造性地将悲剧根源从简单的爱情受阻，扩展为商品经济对传统人际关系的侵蚀。男主角治兵卫不仅是爱情受挫的丈夫，更是被高利贷网络束缚的小商人。剧中著名的“算盘场景”，治兵卫一边计算债务一边喃喃自语：“此铁珠之音，实乃地狱鬼卒之计数”，将经济压迫对人的异化表现得淋漓尽致。法国比较文学学者雷诺·杜布莱在《东亚戏剧中的死亡美学》中评论道：“近松的殉情剧表面写爱情死亡，实则写人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如何被抽象为可计算的商品。”

享保九年（1724年11月22日），近松门左卫门于大坂去世，享年七十二岁，近松门左卫门法名碑现存大阪市中央区法妙寺。其葬礼上，竹本座的太夫、人形师、三味线演奏者集体诵唱其遗作《关八州系马》的段落，以戏剧人的方式告别这位“剧作家中的剧作家”。

近松去世后，其创作被整理为《近松净琉璃百番》《近松歌舞伎剧本集》等流传。但更重要的是，他开创的“义理与人情”的戏剧范式，深刻影响了后世日本文学。从井原西鹤的好色物，到曲亭马琴的读本，乃至现代作家如谷崎润一郎、三岛由纪夫的审美意识，都能看到近松“虚实皮膜”美学的延伸。昭和二十四年（1949），剧作家岸田国土在《近松与现代戏剧》（《悲剧喜剧》杂志特辑）中写道：“近松的伟大，在于他第一个系统地将日本戏剧从‘艺能’提升为‘文学’，将市井悲欢锻铸为永恒的人性拷问。”（2026年5月3日写于日本千叶丰乐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