越南外资占GDP三分之二，巴基斯坦仅8%

巴基斯坦的投资故事，过去很少遇到比现在更有利的外部环境。37个月的延长基金安排，加上韧性与可持续性安排，推动宏观经济稳定的力度，超过了大多数观察人士的预期。

财政赤字已收窄至国内生产总值的5．4％，25财年的基础盈余升至历史性的2．4％。外汇储备几乎翻了一番，达到145亿美元，通胀已降至5％以下，惠誉、标准普尔和穆迪也接连上调了主权信用评级。

地缘政治环境同样罕见地有利。国际社会的情绪，尤其是在矿业、数字和信息技术服务等非传统、出口导向型领域，明显偏向积极。这也重塑了巴基斯坦与资本打交道的方式。雷科迪克项目在2025年完成融资关闭，这是一个总投资70亿美元的项目，得到国际金融公司、亚洲开发银行以及来自美国、加拿大、日本和沙特阿拉伯的融资方支持。

该项目预计从2028年起每年带来25亿美元出口。时隔近20年，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私有化交易也在2025年12月完成。这确实释放了信心信号，而它为电力分销公司以及其他国有企业树立的先例，比交易本身更有价值。巴基斯坦似乎正在为一轮以出口带动的跃升做准备。

但真正值得关注的对比依然十分鲜明。25财年，巴基斯坦吸引了24．6亿美元外国直接投资；同一年，越南则发放了超过250亿美元，约为巴基斯坦流入规模的10倍。

越南经济的国内生产总值为4760亿美元，仅略高于巴基斯坦的4100亿美元。如今，越南累计外国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3220亿美元，相当于其国内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二；巴基斯坦则徘徊在8％左右。我们的投资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约为13％，而地区平均水平接近30％。私营部门信贷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仍低于15％，印度则超过50％。这些差距反映出，巴基斯坦的风险传导体系还没有成熟到当前经济所需要的程度。

我们眼下的机会，是把这些头条交易所展示出的稳定局面制度化——证明巴基斯坦不仅能做到，而且能够把它转化为一套不依赖特殊机制运转的体系。要做到这一点，以下四个方向会真正增强这层制度基础。

把稳定转化为制度。第一，把改革路径写入法律。新设立的税收政策办公室本身就是延长基金安排的一项成果，它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工具，可以将核心承诺嵌入基础立法：2025——2030年国家关税政策、特别经济区框架、出口再融资机制，以及信息技术和矿业政策，并为这些政策设置不少于10年的日落条款。

这完全可以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要求的收入中性框架内完成；可预期性不会增加财政负担，却能带来投资回报，甚至还能为未来更高的增长率铺路，重塑一个国家的经济命运——也就是当我们最终退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时，贫困退潮、中产阶层壮大的速度。

第二，继续增强监管机构的独立性。巴基斯坦在这方面已经取得重要进展，尤其是国家银行，其业务独立性本身就是项目承诺的一部分。

把固定任期、透明任命和明确绩效目标延伸到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会、国家电力监管局、石油和天然气监管局以及竞争委员会，有助于补充延长基金安排中的治理议程。强有力的监管机构，正是把国家投资促进委员会带来的机遇转化为长期投资环境的关键，也能确保公平竞争。

第三，坚决推进私有化和国有企业改革。国有企业累计亏损超过2．5万亿卢比，这正是延长基金安排要消除的或有负债。巴基斯坦国际航空公司的私有化完成、机场外包进程，以及私有化委员会列出的27家优先国有企业，都是正确的下一步。

至于巴基斯坦主权财富基金的设想，也需要重新审视，以确保其治理安排符合项目所要求的保障措施，让它在未来能够支持资产剥离，而不是在过渡期内继续容纳低效。

第四，培育国内机构投资者基础——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项目没有直接解决的缺口。我们的共同基金行业管理的资产规模约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4％；印度这一比例为17％，马来西亚则超过30％。

这里的养老金资产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到2％，而新兴市场平均水平约为20％。风险投资生态仍处于起步阶段。外国投资者往往会参考本地投资者的判断，而金融部门正是推动本地创业的重要支柱。

这四个方向背后，其实只有一个原则：信誉来自缩小“宣布了什么”和“真正做到了什么”之间的差距。1990年，越南比巴基斯坦更贫穷；今天，越南的人均收入已超过巴基斯坦两倍。差别不在资本，而在于长期持续的信念。

这套议程在财政上负担很轻。上述四项调整，没有一项需要放松基础盈余、改变国家银行的货币政策立场，或削弱税收动员。它们都是成本很低、信号意义却很强的立法和制度改革，能够让巴基斯坦为高质量、可持续投资做好准备。

宏观经济基础已经搭好，地缘政治上的配合也十分罕见。即便只是把外国直接投资提高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也就是越南比例的一半，每年就意味着额外100亿美元流入，超过当前整个延长基金安排的拨付总额。

这就是巴基斯坦的越南时刻——而且与过去不同，这一次世界正在注视。关键在于把它转化为一个可信、具有长期视野的投资故事，而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这件事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