废除科举：假维新中的真改革

图为提倡新式学堂的杨柳青年画。

八国联军的庚子之难，促使慈禧下罪己诏推出新政，实行变法；震撼朝野的日俄战争，则使清政府下决心完全废除科举……

“预约变法”上谕：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不易者三纲五常“，其他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梁启超：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引子

1900年8月17日，清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着半旧黑色湖绉锦袍，“发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后，“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

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两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返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后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后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余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关于废止科举的谕令。

1901年7月12日至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

“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几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后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惟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后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后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帮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裸体”。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政治正确”（此为洋话，中国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后，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图为力主废除科举的两江总督刘坤一。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最后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劝馆驯（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后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后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后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后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后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后，“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闿运特标以“牙科”者，盖有意引人发噱也。

图谋新政首废“八股”，欲挽残局“罪己”开篇。

江楚三疏张之洞力废科举，军机四载王文韶誓保祖规。

废科举兴学堂回光返照，真改革假维新病入膏肓。

张之洞：“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谭伯牛：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需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块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图为阻挠废除科举的军机大臣王文韶。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

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后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余几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需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后，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谓“二千余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

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后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

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颈———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后，“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后，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龋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后，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吗？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得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年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第二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

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孝步伐太慢。

“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后，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后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

图为提倡新式学堂的杨柳青年画。

八国联军的庚子之难，促使慈禧下罪己诏推出新政，实行变法；震撼朝野的日俄战争，则使清政府下决心完全废除科举……

“预约变法”上谕：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不易者三纲五常“，其他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梁启超：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引子

1900年8月17日，清晨。

八达岭外，岔道城中，某院落。

院中，有一条板凳。板凳上，有一男一女，“贴背共坐”，仰天沉思不语。男子年纪约在三十左右，身着半旧黑色湖绉锦袍，“发长逾寸，蓬首垢面”；女子看似六十开外，“布衣椎髻”，一副“乡姥姥”模样。虽仅初秋，晨间却是“寒气凛冽，森森入毛发”，而这一男一女，竟已枯坐了一夜。这男子，便是光绪皇帝；这老妪，则是他的姨妈，慈禧太后。

二人贵为帝后，境遇却这般凄凉，形容竟如此狼狈，何也？原来，二人刚刚逃出京城，正走在“巡幸山西”的路上。“巡幸”，换作今日习语，客气一点，叫战略撤退；不客气，则叫避难。二人身为中国最高领袖，统领文武，保育黎元，难从何来？难，即所谓“庚子之难”（公元1900年即光绪二十六年，以干支纪年，则称庚子年）。庚子仲夏，慈禧下诏，对万国宣战，不幸，反被八国联军打进京城，帝、后不得不仓促“西巡”，暂避风头。

宣战之举，固然丧心病狂，但非事出无因。有远因，也有近因。远因，指两年前“戊戌变法”后，“帝党”中人虽被杀或黜，慈禧仍对“帝党”愤愤不平，乃有废光绪、另立“大阿哥”（溥儁）之意。

风声走露，逃亡海外的康有为、梁启超随即大倡“保皇”之说，鼓动舆论，各国公使对此亦持消极乃至反对的态度。慈禧认此为“粗暴干涉内政”，愈发愤怒。近因，则指去年以来在直隶、山东等地闹得沸沸扬扬的“义和拳”运动。拳民以“扶清灭洋”为号召，捣毁教堂，大肆捕杀“老毛子”（谓外国人）、“二毛子”（谓入教之中国人）。时人有诗“赞”曰：“功名鼎盛黄巾起，师弟师兄保大清”；慈禧则嘉许为“朝廷赤子”，并有意利用这种群众暴动，对各国施以“惩戒”。怎奈“义和拳”吹嘘的各类“神功”毫不见效，一遇外军的长枪大炮，则望风披靡作鸟兽散，战守俱无可恃，终于导致首都沦陷，辇毂播迁。

姨、侄二人在冷板凳上一坐整宿，追忆两年以来种种风云变幻，自问今日残局何以致之，又将何以了之。左思又想，竟琢磨出一段为期十年的“新政”。

晚清新政

若将“新政”视作一篇文章，则此文以“罪己”开篇，以“变法”为纲，以废除科举为核心内容，而以清朝覆灭为终篇。以下，请略具纲目，稍加点评，看一看亡国之前的回光返照是何等气象。

1900年8月20日，下诏罪己，并总结中国积弱之由：“习气太深，文法太密，庸俗之吏多，豪杰之士少”：“误国家者，在一‘私’字；困天下者，在一‘例’字”。所谓“私”字，即指传统中国建基于宗法血缘组织，造成“惟知有家，不知有国”的事实。梁启超讥李鸿章，谓其“只知有朝廷，不知有国家”，其实就是“私”字作怪，盖“朝廷”者不过是帝王之“家”而已。梁启超之政见，一度称“保皇”，终改为“保国”、“保种”，则是突破了这个“私”字，不再汲汲于作什么“最后的贵族”，而以新时代国民自居。所谓“例”字，则指国家行政、法律及人事系统，文法程序过于繁密，操作效率低。窃谓循“例”虽不免造成胥吏玩法的消极后果，但是，有例可循总较无法可依或有法不依为优。一个国家，虽不免有非常之事，虽不免出非常之人，一时一地，或不能尽守成法、尽遵定例，但时过境迁，还是要走回依法治国、循例治事的平常道路才好。

1901年1月29日，颁布“预约变法”上谕。此谕无具体内容，却是“新政”时期的纲领性文件。首先，将此次变法与两年前的戊戌变法作了区别：“康、梁之讲新法，乃乱法也，非变法也”；其次，将变法的话语主导权从维新派手中夺了过来，谓戊戌年镇压维新派不过是“剪除叛逆”，“皇太后何尝不许更新？”；再次，强调虽变用西法，仍须注意实际操作的“本土化”：“损益科条，朕何尝概行除旧？”最终，圈定变法范畴：“晚近之学西法者，语言文字制造器械而已，此西艺之皮毛，而非西学之本源也”。既曰“西学之本源”，言外之意，则除了君主制（所谓“不易者三纲五常”）不能更动，诸凡政治、军事、教育、法律等重要领域（所谓“可变者令甲令乙”），俱可改革。

1901年4月21日，诏设督办政务处，以庆亲王奕劻、大学士李鸿章等为督办政务大臣，主持、推动变法事宜。按，清代二百余年间，新设机构为前代所无而极重要者，有三，分别为办理军机处（省称军机处，雍正时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省称总署或译署，咸丰时设）及督办政务处。设立新机构之初衷虽不同（分别为处理军事、外交和变法事宜），然而，随着事态发展，原本只具有临时、机动性质的机构，却因主其事者莫非显贵，及所办事项为当务之急，最终都变成了国家最高行政机关。这是清代政治的一个特点，也是专制政体内最易产生的现象。因情急势迫，政府将一部分本属于常设机构的权力集中至某个新设机构，对于提高效率、解决问题来说，固能收取速效，只是，这么一来，便破坏了分权制衡的格局———君主专制国家似乎谈不上分权制衡，但就其制度设计而言，各部、院、省各司其事，互为监督，确具分权制衡的性质。并且，此举实具“秘密政治”意味。平素应公开、循序、多层级办理的公务，此时皆由一二主事者（或独裁者，或权臣）于密室之中、密札之内决定，办事效率固然大幅提高，然处置之妥当公平与否，大可怀疑。古今中外之“秘密政治”因不受监督，莫不具有事与愿违的反动性，督办政务处亦不例外。此一机构若能切实推动变法固然是好事，但是，若此机构于明诏大诰以外，别有授受，只是片面变法乃至阻挠变法，那就好事变成了坏事。事实证明，督办政务处在“新政”末期避重就轻，翻云覆雨，不仅未能有效推动变法，反而成了变法的阻力。

光绪三十一年（1905）关于废止科举的谕令。

1901年7月12日至20日，两江总督刘坤一与湖广总督张之洞响应中央号召，联名三次会奏，拟议变法，此即著名的“江楚会奏三疏”。第一疏论育才兴学，所言以教育制度改革为主；第二疏论致治、致富、致强之道，所言以变通中国成法为主；第三疏介绍西法之“切实易行者”。

“江楚会奏”体大思精，有破有立，其主要内容几乎被全部批准，径可视作晚清“新政”的操作大纲。因本文仅述废除科举，故此下除非必要，于“新政”其他内容不作介绍。

1901年8月29日，谕：今后科举考试禁用八股文程式，改以策论试士。

张之洞是急先锋

科举创自隋代，至此已历千年；八股文创自明代，至此已历数百年。其利弊得失，言者纷纭，不胜指数，然括而言之，两句话可以说明白。第一句话，科举，是维持传统中国内部阶级流动最有效也最公平的制度性保障（拙文《废除科举得与失》略论此义，读者有意了解，不妨参观）。第二句话，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主要乃至惟一方式，是废除科举的主要原因。

废除科举的急先锋之一是张之洞，张之洞最为后人称述者，是“中体西用”理论，若借用张氏的体用论概括清代的科举制度，我们可以说，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科举为体，没问题；八股为用，大有问题。为什么？因为，八股文根本就没用。八股文在历史上的“积极作用”，读者可参看邓云乡撰《清代八股文》，此不赘言；其消极作用，则以梁启超所论最为晓畅警切。

梁氏谓，因八股程式规定，禁用秦汉以后之书，于是，大多数应试者皆不读书（除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所谓“四书”），乃“不知汉祖唐宗为何物”，“更无论地球各国矣”。然而，就是这帮人，一旦考取功名，竟也“致大位，作公卿，老寿者即可为宰相矣”。国民皆以参加科考的读书人为表率，读书人既如此，则国民尽成愚民。以此，欲不亡国，“岂可得乎”？“故深知中国实情者，莫不谓八股为致弱之根源”。

梁氏此番议论发表于戊戌变法以前，并直接促成1898年废止八股，改用策论。但变法失败，八股旋被恢复。然不过两年，八股被再度废除。可见，八股无用，渐已成为当时人士的共识。前云科举为体，八股为用；现在八股业已废除，则科举一变而为“赤身裸体”。当此大变革的年代，科举之“裸奔”必须叫停，则又是题中应有之义了。

早在1895年，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初次见面，张之洞对教育改革的意见便令对方佩服。1897年末，张之洞派姚锡光赴日本考察“其国立学、练兵，兴革之由，训练之法”，似已有废除科举的谋划。1898年，他所著《劝学篇》被光绪皇帝钦命刊发全国，俨然作为维新运动的指导性文件。但是，变法失败，他谨守“政治正确”（此为洋话，中国话叫做“明哲保身”）的信条，再不敢轻易吐露与康、梁等“维新派”相同的意见，尽管其立论基础大相径庭。至此，风向再变，连皇太后都认可废除八股，那么，前此未竟之“妥议科举新章”的话头，不又可以重新提起了？于是，“江楚会奏”中这才有了“酌改文科”的建议；于是，张之洞这才成为近代教育史上最重要的人物（入京前，在地方力倡教育改革；入京后，任大学士，派管学部，主持教育改革）。

图为力主废除科举的两江总督刘坤一。

然张之洞力倡废除科举，并非全无阻力，而此种阻力，又不可径以“保守”、“反动”名之。先讲个故事。1904年的科举考试，是中国最后一届科举，其时，张之洞正大力推进废除科举。之洞侄婿林世焘，在此届考试中以候补道身份考中进士，世焘本欲“请归原班”（即补一个部、省的实缺），之洞闻信，乃一日内连发五封电报，严责世焘，命其无论如何，一定要考劝馆驯（即入翰林院）。这个故事说明什么呢？这说明两个问题。一，张之洞素以自己中进士、点翰林是纯粹读书人为傲，不太瞧得起非“正途出身”及没有学问的人。若论出身正、有学问，天下之大，谁比得上翰林学士？以此，他要劝侄婿努力跻身翰林院。二，他对废除科举之后的情形并不乐观，生怕再有反复，侄婿因“误入歧途”而影响日后的发展。事实上，在废除科举后一段时间，对于“学堂”、“留洋”出身，旧日士大夫乃至一般舆论并不引为荣耀。一生欲作“帝王师”而不得的王闿运，于1908年特授翰林院检讨，尝赠诗张之洞，对“新学后进”大加调侃，诗曰：“愧无齿录称前辈，喜与牙科步后尘”：“齿录”，指科举时代同榜中式者汇刻之姓名籍贯三代履历，即同年录。“前辈”，后入翰林院者对先入者的尊称。“牙科”，谓学制改革后，“海归”学者亦可获举人、进士头衔，其中有医科毕业生；闿运特标以“牙科”者，盖有意引人发噱也。

图谋新政首废“八股”，欲挽残局“罪己”开篇。

江楚三疏张之洞力废科举，军机四载王文韶誓保祖规。

废科举兴学堂回光返照，真改革假维新病入膏肓。

张之洞：“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

谭伯牛：欲评估晚清教育改革，毋庸进行量化分析，只需对民国初年的教育少有感性认识———今人艳羡的诸多学贯中西、文理兼修之“大师”，莫不得益于晚清教育改革，即可明白此项改革的重要意义。

琉璃蛋变硬骨头

回头再说废除科举的阻力。

当时大臣，阻挠废科举者，以王文韶为领袖。文韶时任武英殿大学士、军机大臣，一贯以“明于趋避”著称，人送外号“油浸枇杷核子”。怎么讲？盖“枇杷核子固滑矣，若再加以油浸之，其为滑殆有不可以方物者”。他还有个外号，叫“琉璃蛋”，亦是滑不溜手之义。谁成想，这么个老滑头，在讨论是否废除科举时，竟然摇身一变，变成一块难啃的老骨头。有人问他对废除科举有何意见，他说：“老夫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

图为阻挠废除科举的军机大臣王文韶。

张之洞虽系一时人望，变法虽为当务之急，文韶此语既出，教育改革却不得不放慢步伐。文韶哪来这等威望？

原因是，他在庚子之难时立下一桩“大功”。帝、后“西巡”，备极苦辛，而军机处共八位大臣，因公因私，竟有七人未能“侍行”。惟有文韶，当风烛之年（七十一岁），以蒲柳之资，自京而晋而秦，随扈左右，未尝少离。考虑到他的仕履———出身正途（咸丰进士），久经考验（历任道、司、抚、督及北洋大臣），谙练政事（历官户、兵、礼三部），政治过硬（戊戌政变后取代翁同龢进入军机处）；再加上这分患难君臣的交情，文韶的发言，对朝野上下来说，实在是极具分量。

督办政务处以军机处为班底组成，张之洞与刘坤一、袁世凯作为封疆大吏，不过“参与政务处事宜”而已，故一事一议之可否，其决定权仍在军机大臣手中。当日军机领班为庆亲王奕劻，其人最大特点为“好货”，“苟满其欲壑，无不可”。彼时教育改革尚未进步到产业化阶段，看不出油水何在，奕劻对此事不置可否，可想而知。其余几位，荣禄、崑冈、鹿传霖及瞿鸿禨，对废除科举或多或少持赞成意见。那么，只需搞定王文韶，科举即可废除。但是，他已立誓“一日在朝，必以死争之”，难道，此老不退不死，则科举不能废？从事实来看，确实如此。1905年6月30日，王文韶“免直军机”，二月后，颁布废除科举之谕。

然自1901年8月下诏禁用八股至1905年9月下诏停止科举，足足四年时间，朝野中外，有心有力废除科举者，就啥也没干，光等着王文韶退休？是又不然。改革既不可直线速成，那么，道路迂折一点，手段隐蔽一点，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了。

学堂不立，科举不破

科举不能骤废，固因以王文韶为代表的反对派施加阻力，此外，用以代替科举的学堂制度犹未完备，亦是重要原因。

按照官方说法，学堂制度系“节取欧、美、日本诸邦之成法”———尤其是日本明治维新的经验———“以佐我中国二千余年旧制”（张百熙《拟进学堂章程折》，1902年8月）。所谓“二千余年旧制”，即指科举制度。从这句话看，似犹以学堂“佐”科举，而非以学堂代科举。

但是，欲令学堂收到辅佐、维系科举的效果，实无可能，因为，二者在本质上是对立的、冲突的，而非互补的、相成的。科举虽不考八股，改试策论，“然文字终凭一日之长，空言究非实诣可比”；学堂，则注重积少成多的知识增长，以及文、史之外的理、工素养。不改革科举考试的科目和方式，则学堂所学无可评判；若仍迁就科举考试以文章取士的传统，则违背了举办学堂的初衷———培养具备科学知识及实用技能的人才。而且，科举一日不除，则“学而优则仕”的途径一日存在。学堂生虽可获取各种现代知识，但因学堂教育并不提供有针对性的文章训练，他们去参加传统的科举考试，并无优势，甚至可说绝无胜算。那些不入学堂、只读文史琢磨文章作法的人，反而比学堂生更具入仕发财的机会。

若真如此，那么，即使学堂硬件建设再完备，也不会吸引生童士人来就读。更何况，基于以上原因，只要科举不废，学堂硬件建设也无法完备。处此两难之际，1903年3月，张之洞与袁世凯（其时，刘坤一已卒）联名奏请“递减科举”。

科举制度有两个术语，“学额”与“中额”，前者指各省府、县入学的名额，后者指乡、会试中式的名额，略与今日各级学校招生定额相似，然其数量较为固定，决不轻易增减，遑论大量“扩招”。

张、袁之意，欲令各省学政及乡、会试的学额“分三科减颈———以三年一科计，将耗时九年；而将这些学额全部置换为“学堂取中之额”。此后，“天下士子，舍学堂一途，别无进身之阶”。这个方案若能实施，则上文所述科举与学堂之矛盾将不复存在。进一步说，这个方案的本质，即欲逐步废除科举；盖学额减尽之后，人才进退俱由学堂，科举不过徒存虚名，不废亦废矣。张之洞致书张百熙，尝对此一方案进行“自战解说”，他说：“近数十年来时事，欲常行，必先从暂行起；欲停办，必先从缓办起。百事皆然，历历不爽”。

奏折递上，奉上谕：“交政务处议奏”。然王文韶此时犹在政务处，“议奏”而无下文，不问可知。

1904年1月，心有不甘的张之洞再次奏请“递减科举，注重学堂”，奉上谕：“著自丙午科（1905）为始，将乡、会试中额及各省学额，按照所陈，逐科递减。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再将科举学额分别停止，以后均归学堂考龋届时候旨遵行”。时隔大半年，事情似有起色，然细读上谕，却又发现，此事吉凶，仍未可料。第一句话，是好消息，说自明年起递减科举学额。第二句话，是坏消息，虽然递减科举学额，但并不同意将递减出来的学额立即转移到学堂，而要“俟各省学堂一律办齐，确著成效”后，再行转移。问题出来了。如前所述，科举不停，学堂不兴，二者间存在一个明确的逻辑联系；谕旨却说只有学堂“一律办齐”，才考虑停止科举、转移学额，这不是自相矛盾、拿人开涮吗？最末一句话，“届时候旨”，也暧昧得紧。退一万步说话，届时科举学额减尽，学堂也一律办齐，若无专旨，则学堂取代科举仍不可行。

自光绪元年（1875）撰成《輏轩语》（张之洞任四川学政时专为省内士子所作，书中对八股颇作讥弹），至此已近三十年，其间张之洞一直关注教育改革，及至总督湖广，摸索出“中体西用”辩证法，适逢外患日蹙、祖宗之法不可不变之时，眼看大好机缘既至，本拟一展拳脚，不料，天不遂人愿，一厄于戊戌政变之形势比人强，再厄于王文韶之人比形势强，终落得个劳而无功的结局。任是铁人，此际亦不得不灰心丧气，只好学前辈龚自珍，说一句：“且看他国运如何”。

“时趋”与“国情”

“国运”确实不怎么样。

日、俄因不满对方“侵夺”己方在我国东北地区及朝鲜的“利益”，于1904年2月开战，战场即设在东北地区。此一役打得天昏地暗，尸横遍野，清廷竟置国土国民不顾，“严守中立”，史称“国耻”。第二年5月，战争以日本胜利终局。

然“国运”虽不佳，教育改革的运气却极佳。晚清之世，是“万国交通”之世，非“闭关锁国”时可比，其内政外交往往互相影响，而外交影响内政，更多且巨。日、俄战争无疑是一件大事，其必能影响中国内政无疑。举其大者而言，内政受此役之影响有二，一为立宪，一为废科举。立宪非本文范围，不赘，仅述废科举。日俄战争刚一结束，在教育改革问题上沉默了一年多的袁世凯、张之洞终于寻着“话欛”，重提旧事。其事则旧，其言则焕然一新。从题目看，此折题为“立停科举，推广学校”，不再说“递减科举，注重学堂”；从内容看，此折不再就事论事，而有“挟洋自重”的味道。

其折大意，谓去年会奏，奉上谕：“届时候旨遵行”；看得出，皇太后、皇上是要“徐俟乎时机之至”。经“臣等默观大局，熟察时趋”，发现废除科举的“时机”业已到来。

自“大局”（国内外局势）论，“强邻环伺，岂能我待”？再不致富致强，必遭刀俎；欲致富强，先得有人才；而人才所从出，舍学堂再无良法；但是，如前折所述，不停科举，学堂无由兴盛。那么，“大局”决定了不得不早停科举，推广学校。自“时趋”（时代潮流）论，日本所以能战胜俄国，有识者皆归功于其国教育之发达，“其他文明之邦，强盛之源，亦孰不基于学校”？我国所以“相形见绌”，则因教育改革力度太孝步伐太慢。

“故欲补救时艰，必自推广学校始；而欲推广学校，必自先停科举始”。此外，诸人皆能读懂慈禧的喜惧，特别在折内加了一段软硬兼施极具针对性的话。先是吓唬她：“近数年来，各国盼我为维新，劝我变法，每疑我拘牵旧习，讥我首鼠两端，群怀不信之心，未改轻侮之意”；接着又哄她：“一旦毅然决然，舍其旧而新是谋，则风声所树，观听一倾，群且刮目相看，推诚相与”。自庚子年后，慈禧一改前此对外人的倨傲态度，逐渐接受了国际平等交往乃至人际平等交往———当然，此所谓“人际”之“人”，仅限洋人———的理念，经常邀请在京各国公使夫人至颐和园，进行盛情款待。如此前倨后恭，自然是被西方完全震慑的结果，袁、张等人在奏折中便利用了这一点。

此折递上，效果极佳，1905年9月2日，奉上谕：“自丙午科（1906）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