沉船酒罐揭开宋代岭南酒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秘密

酒罐上的“玉液春”字样。

近日，岭南古籍出版社推出《文物里的岭南》丛书新作——《酒香飘万里：“南海Ⅰ号”船载酒罐与岭南酒文化》。该书由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执笔，依托“南海Ⅰ号”沉船、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佛山南海窑等重磅考古成果，以船载酱釉酒罐为切入点，首次系统梳理宋代岭南酒文化与海上丝绸之路的深层关联，揭开宋代海洋贸易与岭南文明的隐秘细节，为海上丝绸之路文化研究提供了全新的实物视角与解读维度。

　　学术与科普兼具，凝聚多方研究成果　　

这部兼具学术严谨性与科普可读性的考古文博佳作，汇聚了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南越王博物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香港中文大学等多家机构与高校的最新研究成果。作者李灶新长期深耕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考古发掘与研究，深耕广东古代陶瓷、宋代广东酒业文化领域，以一线考古工作者的视角，将水下考古、城市考古、陶瓷窑业考古与科技考古成果深度融合，让沉睡海底800余年的酱釉酒罐成为解码历史的关键线索。　　

　　填补研究空白，厘清历史争议　　

书中以确凿的实物证据填补多项研究空白：通过对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印文酱釉罐开展考古类型学比对与科技成分检测，证实其与“南海Ⅰ号”沉船器物、佛山南海奇石窑及文头岭窑产品同出一源，明确广州为“南海Ⅰ号”最后的离岸港，为这艘宋代沉船的航行轨迹、停靠补给与贸易活动提供关键实证。同时，作者针对学界长期存在的争议厘清南海官窑的历史真相，指出南海“官窑”地名源于宋代广州在文头岭窑、奇石窑设置窑务官、监督烧造官府用器，纠正了此前关于南海官窑历史的不实解读。

尤为亮眼的是，该书创新性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美酒之路”的核心观点。经对“南海Ⅰ号”第9、10号舱出水约220件酱釉酒罐系统考证，结合罐内微生物检测、器物印文及文献记载，证实这批酒罐曾装载近4吨美酒，除供船员日常饮用外，大量作为商品外销；据宋代《诸蕃志》等文献推算，这批美酒在东南亚地区的贸易价值可达44两黄金，约合1540贯铜钱，单类价值在沉船货物中占据重要地位。书中还梳理海上丝绸之路沿线沉船、港口遗址出土(水)的同类酱釉罐，勾勒出岭南美酒从中国南部沿海远销东南亚、东亚乃至东非的贸易图景，串联起宋元时期中国与世界的海洋贸易网络。　　

　　以小见大，彰显研究价值　

区别于传统考古著作的专业晦涩，《酒香飘万里》以“文物讲故事”的形式，让考古研究走近大众。全书244页，收录大量考古出土文物图片(部分为首次公开出版)，内容从“沉船问罐”开篇，依次探寻岭南酿酒史、酒罐产地、海上酒贸易、岭南酒文化习俗，既解读“酒埕”“玉液春”等印文的历史内涵，也讲述古人以酒祭祀、宴饮、祈福的民俗故事，将岭南2000余年酒文化与宋元海洋贸易史娓娓道来，被誉为“一堂生动的考古文博公开课”。

浙江大学城市学院艺术与考古学院、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秦大树教授为本书作序，高度评价其“以小见大”的考古学研究范式：“透过这些朴拙的酒罐，得以窥见宋代岭南地区活跃的酒类生产、官方在商品流通中扮演的角色、区域经济的专业化分工以及社会生活的若干侧面。这仅是对特定商品流通链的精细重构，更是对宋代经济运作模式与国家管理方式的生动揭示。”他认为，该书既是陶瓷研究与沉船考古的重要成果，更为理解海上丝绸之路的物质文化、岭南地域文化在东西方交流中的核心地位，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与崭新研究视角。

访谈

　　作者、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研究馆员李灶新：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美酒之路

南都：书中提出“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美酒之路”，这一观点的核心依据是什么？

李灶新：我提出这一观点的核心依据有三点。首先，酒是宋代海上贸易的核心商品。宋代酒不仅是贸易货品，更是计价单位与流通“货币”，宋代《诸蕃志》明确记载，中国米酒远销东南亚等地区的10余个国家，是蕃商刚需商品。其次，“南海Ⅰ号”是活态实证。沉船出水的200余件酒罐经检测确为装酒器具，单罐容量约17.8升；宋代一升酒外销东南亚可售233枚铜钱，利润极高，是海上贸易的高价值商品。最后，文献与考古双向印证。从唐代《中国印度见闻录》到宋代《诸蕃志》，均记载广州米酒外销历史；海外遗址出土的同类型酒罐，更证实了岭南酒的外销网络。

南都：研究中，你如何确认“南海Ⅰ号”的酒罐产自佛山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且广州是沉船最后的离岸港？

李灶新：确认窑口与出发港，乃依托考古实证、科技检测、制度文献三重佐证。首是窑口的确认，我们是从器型、胎质、纹饰、工艺等类型学特征比对，发现沉船酒罐与佛山南海奇石窑、文头岭窑标本完全一致；再通过微量元素科技检测锁定器物产地基因，可明确沉船的大部分酱釉罐产自佛山南海窑。而确认广州为沉船最后离岸港也是基于几项事实。首先是宋代实行榷酒制度，除岭南等少数地方外，全国酒品由官方专卖、禁止跨区域销售，广州酒无法在泉州流通，商船只能来广州采买。其次，岭南实行“万户酒”政策，民间可自由酿酒，市场竞争充分，酒价极低(参考宋代官府监管不到位的湖南湘潭村酒，一升酒售价估算仅24文)，外销利润近9倍，是商船最优选择。最后，广州是宋代核心外贸港，市舶司、内港码头、公使酒库配套完善，商船在此办理出关、报关手续便捷，大宗商品集散流通快速，是天然出发港。

南都：这些沉睡800余年的酒罐，能为我们还原宋代岭南酒文化的哪些面貌？

李灶新：这些沉睡800余年的酒罐，还原了宋代岭南酒文化两大面貌：一是“万户酒”的独特制度。岭南气候湿热，朝廷特许民间自由酿酒，形成充分竞争的市场，酒质优、价格低，成为外销核心优势；同时官方设公使酒库专供公务接待，部分官员在公使酒库寄造的“宅酒”也流入市场，丰富了酒业生态。二是酒在海外贸易中的媒介作用。宋代广州设市舶宴会，官方以公使酒宴请外商，彰显贸易诚意，单次宴会耗资巨大、规格居全国之首。这一礼仪制度后推广至泉州、明州等港口。酒成为中外官方交往、民间贸易的重要纽带，见证了广州作为海丝核心港的引领地位。

南都：撰写过程中，你融合了多领域考古成果，遇到的最大难点是什么？

李灶新：最大难点是新观点的认可与实证落地。我最初提出“佛山窑口”“广州出发”的观点时，因学界固有认知、个人影响力有限，难以获得认同。且这项研究需要沉船考古、城市考古、窑址考古、科技考古、海外考古多方协作，单靠个人无法完成。幸运的是，在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李岩、肖达顺，香港中文大学黄慧怡，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峰等多位专家学者支持下，我们完成窑址采样、科技检测、文献考据等工作，将碎片化线索拼成完整证据链。原本的最大难点，最终成为研究的最大亮点——粤港澳大湾区考古文博机构、高校的跨界合作，让这一重大学术发现得以落地。

南都：你希望读者通过这本书，对岭南酒文化与海丝文明形成怎样的认知？

李灶新：我希望读者建立三层新认知：其一，海洋文明的多样性。海上丝绸之路不只是丝绸、陶瓷、茶叶之路，更是美酒之路，酒作为生活化商品，让海丝贸易更具烟火气；其二，广州海丝核心港的地位。宋元时期泉州港崛起，但广州始终是海丝贸易核心枢纽，岭南酒的外销体系，正是这一地位的直接体现；其三，文明互鉴的历史逻辑。宋代岭南酿酒技术随酒贸易传入东南亚，推动当地米酒酿造发展；元代后，海外蒸馏酒技术又经广州传入中国，改变国人饮酒习惯。这印证了文明因交流而多彩、因互鉴而丰富的真理，也让岭南酒文化真正融入世界海洋文明史的研究视野。

本版采写：南都记者 周佩文 图片由岭南古籍出版社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