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父亲非要我娶村里30岁寡妇，我被迫答应，后来才知父亲远见

楔子

那年初夏，梧桐花开得满村都是，紫色的花瓣被风吹起来，像下了一场温柔的雨。我蹲在院子里磨镰刀，父亲从屋里出来，抽着旱烟，在我面前站了很久。我没抬头，以为他要像往常一样吩咐我去地里干活，可他开口说的话，让我手里的镰刀差点割到手指。

“建国，东头你桂兰嫂子，我想让你娶她。”

那一年我二十二岁，正是血气方刚的年纪，满脑子想的都是怎么走出这个穷山沟，去外面的世界闯一闯。父亲的这句话像一盆冰水，从头顶浇到脚底。我猛地站起来，镰刀咣当一声掉在地上。

“爹，你说什么？”

“我说，让你娶你桂兰嫂子。”父亲的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钉子一样扎进我的耳朵里，“日子我找人看好了，下月初六。”

桂兰嫂子，村里人都这么叫她。她姓赵，大名叫赵桂兰，那年三十岁，比我大八岁。她的男人叫陈德厚，是三年前在矿上出的事，巷道塌了，人抬出来的时候已经不行了，留下桂兰一个人带着个五岁的闺女。她长得不难看，甚至可以说是村里数得着的媳妇，白白净净的，一双眼睛特别亮，说话细声细气的，不像是庄稼院里的人。可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父亲会让我娶她，一个寡妇，还大我八岁，带着个拖油瓶。

我当时就觉得父亲疯了，或者是被什么鬼迷了心窍。我梗着脖子说：“我不干，这事说破天我也不干。”

父亲没跟我吵，只是把旱烟袋在鞋底上磕了磕，转身走了。临走撂下一句话：“你不干也得干，这事由不得你。”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翻来覆去地想，父亲为什么要这么做。我们家虽然穷，但我好歹是个壮劳力，高中毕业，在生产队当过会计，自认为在村里还算体面的后生。我想过娶媳妇的事，但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第二天我去找村支书王大叔，想让他帮我劝劝父亲。王大叔听完我的来意，抽了半天的烟，最后叹了口气说：“建国啊，你爹有他的道理，你就听他的吧。”

我连村支书都劝不动，心里的火更大了。那天下午我又去找了村里的老光棍刘二叔，在他屋里喝了两盅闷酒，把心里的委屈倒了个干净。刘二叔醉醺醺地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你爹这是为你好，你以后就知道了。”

为我好？让我娶个寡妇是为我好？我越想越觉得荒唐。

第三天，母亲来找我，眼睛红红的。她一开口就哭，说她劝过父亲了，没用，父亲的脾气你们都知道，犟起来九头牛都拉不回来。母亲说：“你爹说了，这事就这么定了，你要是不答应，他就去上吊。”

我知道父亲的脾气，他说得出做得到。那一刻我感到了深深的绝望，好像被一张无形的网给罩住了，怎么挣扎都挣不脱。

娶就娶吧，我认了。我当时想的是，反正也就是搭伙过日子，她过她的，我过我的，我能忍。可我哪里知道，这桩被逼无奈的婚事，会在往后的日子里，让我经历了那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让我对这个女人从抵触到接受，从接受到心疼，从心直到最后深深爱上她。我更没有想到，父亲的这个决定，背后藏着那样深远的考虑，像一盏灯，照亮了我后半辈子的路。

我是在很久很久以后，才真正明白了父亲的苦心。

那是1981年的夏天，村子里的梧桐花开得正盛，而我的命运，就这样被父亲的一句话改写了。

第二天一早，父亲就去了桂兰家，回来的时候脸上带着难得的笑。他跟我说，桂兰答应了。我心里咯噔一下，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我想，她一个寡妇，有人肯娶她就不错了，她能不答应吗？可转念一想，我心里又憋屈得要命，凭什么我就是那个“肯娶她的人”？我李建国又不是娶不上媳妇，村里给我说媒的人也不少，偏偏要我去给人家当后爹。

那几天我整个人都是木的，像丢了魂一样。下地干活的时候心不在焉，锄头锄到了自己的脚背上，鲜血直流。母亲心疼得直掉眼泪，我却连疼都感觉不到了。我开始恨父亲，恨他不顾我的感受，恨他自作主张，恨他毁了我的前程。那时候我正和邻村的一个姑娘处对象，叫秀兰，长得好看，人也勤快，我们俩说好了等秋收后就定亲。可现在好了，什么都被父亲搅黄了。

我想过去找秀兰解释，可又觉得没脸去。我一个快要娶别人的人，还有什么资格去找她？那几天我经常去村后的小河边坐着，看着流水发呆，想着要是一头扎进去就什么都结束了，可又没有那个勇气。我不是怕死，我是觉得不甘心，我才二十二岁，还没活出个人样来，就这么死了，太窝囊了。

日子一天天挨过去，很快就到了农历五月底。父亲把婚事定在了六月初六，说是个好日子。他开始张罗着办喜事，借了生产队的仓库当新房，又找木匠打了一张床，还买了新被褥和脸盆。我看着这些东西，心里像刀绞一样，这些东西原本该是我和秀兰的，现在却给了另一个女人。

六月初四那天晚上，父亲把我叫到跟前，让我第二天去桂兰家送彩礼。彩礼不多，二百块钱，两身衣裳，还有一对银镯子，是母亲当年的陪嫁。父亲把这些东西用红布包好，放在桌上，看着我说：“建国，爹知道你心里不痛快，但你这辈子会感谢我的。”

我冷笑了一声，没说话。感谢他？我现在恨不得跟他拼命，还感谢他？

六月初五，我骑着自行车去了桂兰家。她住在村东头三间土坯房里，院子很小，种了几棵向日葵，墙根下堆着一些柴火。我推开门的时候，她正在院子里洗衣服，看见我来，赶紧在围裙上擦了擦手，站在那里，有些局促地看着我。

那天她穿了一件白底蓝花的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在脑后挽了一个髻。她比我记忆中要年轻一些，脸上没有多少皱纹，皮肤白白的，不像个三十岁的女人。她的小名叫妞妞的大名叫陈小花的闺女从屋里跑出来，抱着她的腿，怯生生地看着我。

我把彩礼放在桌上，不知道该说什么，站在那里像个木头桩子。桂兰给我倒了一碗水，端到我面前，轻声说了句：“建国，委屈你了。”

就这五个字，差点让我掉下泪来。我赶紧把碗接过来，低头喝水，不让她看见我的眼睛红了。她也委屈，我也委屈，可我们都拗不过命。

从桂兰家回来，我一个人在村后的山头上坐到半夜。月亮很亮，照得整个村子白花花的。我看见远处的山，近处的庄稼地，还有村子的炊烟，一切都是那么熟悉，可又觉得那么陌生。我想，从明天开始，我就不再是我了，我成了别人的丈夫，成了一个五岁孩子的后爹。这个身份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六月初六，我结婚了。

没有唢呐，没有花轿，没有鞭炮，连个像样的酒席都没有。父亲在院子里摆了三桌，请了几家亲戚和村里的干部，大家喝了点散装白酒，吃了顿大锅菜，就算把婚事办了。我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的确良衬衫，胸口别了一朵小红花，麻木地跟着父亲一桌一桌敬酒。桂兰穿了一件红色的棉袄，头上戴了一朵绒花，脸上化了点妆，比平时更好看了些。她跟在我身后，端着酒杯，每敬一桌都低头说一句“多谢了”，声音小得像蚊子叫。

村里人的眼神我读得懂，有同情的，有看笑话的，也有替我不值的。有人喝了两杯酒就开始说怪话：“建国啊，你这下可捡着宝了，桂兰可是咱们村的一枝花。”还有人拍着我的肩膀说：“兄弟，好好过日子，后爹不好当啊。”我陪着笑，把酒灌进肚子里，那酒又苦又辣，呛得我眼泪直流。

晚上客人都散了，院子里只剩下一片狼藉。桂兰在收拾碗筷，看见我站在院子里，轻声说：“你去歇着吧，我来弄。”我没理她，转身进了仓房。

那间仓房就是我们的新房，墙上还贴着旧报纸，床是新的，被子是新的，枕头下压着两个红包，每个里面包了两块钱。我坐在床沿上，看着墙上斑驳的影子，心里空荡荡的。桂兰收拾完了，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盆热水，放在我脚边，说：“洗洗脚吧，累了一天了。”

我低头看着那盆水，看见自己的脸在水里晃来晃去，陌生得很。桂兰蹲下来，伸手要给我脱鞋，我下意识地把脚缩了回去，说了一句很伤人的话：“不用了，咱们也就是搭伙过日子，你不用伺候我。”

桂兰的手停在半空中，过了一会儿慢慢收回去，站起来，转过身去，肩膀微微颤抖。我知道她在哭，可我没有去安慰她，甚至连一句道歉的话都没有说。那时候的我，满心都是委屈，觉得全世界都对不起我，根本没有心思去顾及一个女人的感受。

新婚之夜，我裹着被子睡在床的这头，她睡在那头，中间隔了很远。窗外的月光照进来，照在她散开的头发上，乌黑油亮的，像一匹缎子。我听见她轻微的呼吸声，知道她没有睡着，我也睡不着。两个素不相识的人突然就成了夫妻，要睡在一张床上，这世上还有比这更荒唐的事吗？

第二天天还没亮，桂兰就起来了。我听见她在灶间生火做饭，锅碗瓢盆的声音断断续续地传来。等我起来的时候，她已经把早饭端到了桌上，小米粥，咸菜，还有两个荷包蛋。她把荷包蛋都放在我碗里，自己就着咸菜喝粥。小花坐在桌角，怯怯地看着我，连大气都不敢出。

我闷头吃着早饭，母亲过来了，看见桂兰在忙里忙外，眼圈就红了。她拉着桂兰的手说：“桂兰啊，委屈你了，以后这就是你的家，有委屈就跟妈说。”桂兰笑着摇摇头，说：“妈，不委屈，我好着呢。”

我看着她们婆媳俩，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母亲对桂兰好，这我知道，可母亲越是对她好，我就越觉得自己是个外人。这个家，好像已经不是我的家了。

婚后的日子平淡如水，我和桂兰之间始终隔着一层东西，说不上来是什么，也许是生分，也许是我心里的那道坎。白天下地干活，我扛着锄头在前面走，她提着篮子跟在后面，离我两三步远，不远不近的。回到家她做饭洗衣喂鸡喂猪，我劈柴挑水修房顶，各干各的，井水不犯河水。晚上躺在床上，我们背对背，谁也不说话，像两个被拴在一起的蚂蚱，挣不脱也离不开。

小花刚开始很怕我，看见我就躲，躲在桂兰身后，露出半张脸偷偷看我。我也不怎么理她，一个小丫头片子，跟我又没有血缘关系，我没那个闲心去哄她。有时候桂兰让她喊我爹，她张张嘴，喊不出来，我也不在意，本来就不是她爹，喊不喊的有什么要紧。

村东头的王婶是个爱嚼舌根的，每次看见我和桂兰一前一后从地里回来，就扯着嗓子喊：“建国啊，跟媳妇回家啦？怎么不牵着手走啊？”

我当作没听见，快步走过去。桂兰跟在后面，低着头，脸微微发红。

有一天我从地里回来，走到村口的大槐树下，听见几个婆娘在说话。一个说：“你们看建国那样子，跟吃了苍蝇似的，这日子能过得长久？”另一个说：“可不是嘛，好端端的大小伙子，娶个寡妇，这还不是他爹的主意，也不知道那老东西是怎么想的。”还有一个压低了声音说：“我看啊，就是图桂兰手里那点钱，德厚矿上赔了不少钱吧？”

我听到这里，心里的火腾地就上来了。我大步走过去，那几个婆娘看见我，立刻闭了嘴，讪讪地散了。我站在那里，攥紧了拳头，指甲掐进肉里，疼得钻心。

那天晚上回家，我第一次主动跟桂兰说了话，问她：“德厚哥矿上的赔款，是不是都让你娘家拿去了？”

桂兰愣了愣，低下头，半天才说：“赔了一千二百块钱，给我爹娘拿了六百，剩下六百，我给小花存着呢。”

六百块，就为了六百块钱，父亲就把我卖了？我在心里冷笑，对父亲的恨意又深了一层。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就是一个多月。这期间我几乎没有跟桂兰说过一句多余的话，甚至连她的正眼都没看过。我不愿意承认她是我的妻子，更不愿意让村里人觉得我接受了这桩婚事。我故意在大家面前对她冷言冷语，故意不跟她一起走，好像这样就能证明我是被逼的、我不情愿的。

可有些事情，却在慢慢地变化。

有一天傍晚，我从地里回来，走到院子里，听见小花在屋里哭了。我推门进去，看见小花趴在地上，膝盖磕破了皮，流血了。桂兰不在家，不知道去哪了。我犹豫了一下，还是蹲下来，把小花的裤腿卷上去，拿布条给她包扎。小花开始还哭，后来不哭了，瞪着一双黑亮亮的大眼睛看着我，小声说了句：“叔，你不凶。”

就这三个字，让我的心里好像被什么东西软软地撞了一下。我摸了摸她的头，没说话。这时候桂兰从外面跑进来，手里拿着一把草药，看见我在给小花包扎，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把草药放在桌上，轻声说了句：“谢谢。”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没应声，转身出去了。

那天晚上，我破天荒地没有跟桂兰背对背睡，而是仰面躺着，看着屋顶的椽子发呆。小花那句“叔，你不凶”一直在耳边回响，让我忍不住去想，这个女人和这个孩子，她们到底做错了什么？桂兰失去了丈夫，小花失去了父亲，她们已经很可怜了，我为什么还要给她们脸色看？就算我不情愿，这桩婚事跟她们又有什么关系？桂兰不也是被逼着嫁给我的吗？

想到这里，我第一次觉得，我对桂兰的态度，也许真的过分了。

八月中旬的一天，父亲让我和桂兰去镇上赶集，买些生活用品。我们俩一前一后走在乡间的小路上，谁也不说话。太阳很大，晒得人头皮发麻。走到半路，桂兰忽然停下来说：“建国，我有点头晕。”我刚想说她娇气，就看见她脸色煞白，额头上全是汗，身子晃了晃，一个趔趄差点摔倒。我赶紧伸手扶住她，她的手滚烫，整个人软得像一团棉花。

我这才想起来，她从昨天晚上就开始发烧，今天早上还起了个大早，把家里的衣服都洗了，又去喂了猪，根本就没休息。我扶着她在路边的树荫下坐下，把手贴在她额头上试了试温度，烫得吓人。

“都烧成这样了，怎么不早说？”我有些着急地说。

桂兰闭着眼睛，嘴唇干裂，有气无力地说：“没事，就是有点热，歇一会儿就好了。”

我看她那个样子，心里忽然特别难受。这个女人，嫁给我一个多月了，我没给过她一个好脸色，可她从来没有抱怨过一句，该干的活一样不少干，该受的委屈一样不少受。她病了也不敢说，怕给我添麻烦，怕惹我不高兴。她把自己放得那么低，低到尘埃里，可她也是一个活生生的人啊，也有血有肉，也有委屈和难过。

我背起她就往镇卫生院走，她在背上挣扎着说放我下来我自己能走。我没理她，把她往上托了托，大步流星地往前走。她趴在我背上，渐渐不挣扎了，我感觉到有温热的液体滴在我的脖子上，是她的眼泪。

到了卫生院，医生一量体温，四十度二，急性扁桃体炎，再晚来一会儿就要烧成肺炎了。我跑前跑后地挂号拿药，等水挂上了，我才在病床边坐下，长长地舒了一口气。桂兰躺在病床上，脸色还是很白，但比刚才好了一些，她看着我，眼睛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光，轻轻说了句：“建国，谢谢你。”

“别说话了，好好躺着。”我别过脸去，不让她看见我的表情。

那天下午，我一直守在病床边，等她挂完三瓶水，已经是傍晚了。镇上有回村的拖拉机，我们搭了便车回去。路上桂兰靠在我肩膀上睡着了，小花坐在我腿上，也睡着了。暮色四合，远处的山峦变成黛青色，田野里的庄稼在晚风中沙沙作响。我搂着这一大一小两个女人，心里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很陌生，又很温暖，像冬天里晒到了太阳，浑身上下都舒坦了。

我不知道那算不算喜欢，更不敢往爱上去想，可我知道，从那天起，我对桂兰的心，变软了。

可就在我和桂兰的关系刚刚有了一点起色的时候，秀兰出现了。

那是九月里的一天，我去镇上买化肥，在供销社门口碰见了秀兰。她瘦了很多，眼睛下面青黑一片，像是好久没睡好觉了。她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低下头，从我身边匆匆走过去。我张了张嘴，想喊她，可喉咙像被什么堵住了，发不出声音。

秀兰走了几步，又停下，转过身来看着我，眼圈慢慢红了，问我：“建国哥，你过得好吗？”

我站在那里，手里拎着化肥袋子，像个傻子一样看着她，半天才憋出一句：“还行，你呢？”

秀兰的眼泪掉下来了，她用手背擦了一把，吸了吸鼻子说：“我下个月结婚了，王家沟的，在粮站上班。”

我说：“那挺好的，恭喜你。”

秀兰看了我一眼，那一眼里有怨恨，有委屈，也有一丝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她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什么，最终什么也没说，转身走了，走得很快，像是怕自己会后悔一样。

我站在原地，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街角，心里说不出的难受。秀兰是个好姑娘，我们从小一起长大，一起上学，一起在生产队干活，我对她是有感情的。如果不是父亲横插一杠子，我们俩现在应该甜甜蜜蜜地准备着婚事，而不是像现在这样，成了陌路人。

那天我骑着自行车回家，骑到村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我把车停在路边，一个人坐在田埂上，看着满天的星星发呆。我想起秀兰小时候扎着两个小辫子的模样，想起她给我纳的鞋底，想起她在我耳边说“建国哥，我等你”的样子。这些东西像刀子一样，一刀一刀地剜着我的心。

不知道坐了多久，我听见身后有脚步声，回头一看，是桂兰。她打着手电筒，怀里抱着小花，站在路边看着我，怯怯地说：“天黑了，你还没回来，我有点担心。”

我没说话，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土，推着自行车往村里走。桂兰跟在我后面，手电筒的光照在我前面的路上，像一盏指引我回家的灯。那一路上我都在想，如果当初父亲没有逼我娶桂兰，我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也许我会和秀兰结婚，生儿育女，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过最普通的日子。可现在呢？我身边的女人是桂兰，一个比我大八岁的寡妇，一个带着拖油瓶的女人，我真的能接受她吗？

回到家，桂兰把饭菜热了端上来，我没胃口，扒了两口就放下了。桂兰收拾碗筷的时候，小花跑过来，把一块糖塞到我手心里，奶声奶气地说：“叔，给你吃，甜的。”

我低头看着手心里的糖，是一块水果硬糖，用花花绿绿的糖纸包着，已经被小花的体温捂得有点软了。我的鼻子忽然一酸，一个五岁的孩子，她什么都不懂，她不知道大人之间的那些恩怨纠葛，她只知道给一个对她还不错的叔叔一颗糖吃。我剥开糖纸，把糖放进嘴里，很甜，甜得发苦。

那天晚上，我第一次对小花笑了。

从那以后，我对桂兰的态度慢慢变了。虽然还是不怎么说话，但不再故意冷落她。她做的饭我开始吃了，她给我洗的衣服我穿了，她跟我说话我也应了。有时候下地干活，我会主动等她一起走，不再一个人走在前面。这些变化很小，小到连我自己都没有察觉，但桂兰察觉到了。她的话渐渐多了起来，脸上的笑容也多了起来，有时候炒菜还会哼几句歌，虽然声音很轻，但我知道，她高兴了。

小花也不再怕我了，开始敢在我面前跑来跑去，有时候还会爬到我的腿上坐着，拿着我的手给她折纸飞机。我虽然还是不怎么主动搭理她，但也不像以前那样嫌弃了。

日子就这样不紧不慢地过着，转眼就到了秋天。秋收的时候，家里劳力少，我和桂兰两个人在田里割稻子，从天不亮一直干到天黑。桂兰干活很利索，割稻子比我还快，腰弯下去就不直起来，一把一把地割，一会儿就是一捆。我看着她汗流浃背的样子，心里有些过意不去，让她歇会儿，她说不累，又继续割。

有一天中午，我们在地头吃饭，桂兰从篮子里拿出两个饭盒，一个给我，一个给小花。我打开饭盒，里面是白米饭，上面卧着两个荷包蛋，还有几片腊肉。我看了看她们的饭盒，里面只有米饭和咸菜。我把一个荷包蛋夹到小花碗里，另一个夹到桂兰碗里，说：“你们也吃点。”

桂兰愣住了，筷子举在半空中，眼睛里有泪光在闪。她低下头，把荷包蛋又夹回了我的碗里，说：“你干的是重活，你吃。”

我没再推让，低着头把饭吃了，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这个女人，她把自己放得那么低，低到连一个鸡蛋都不舍得吃，全留着给我。我李建国何德何能，值得她这样对我？

秋收过后，我去镇上卖粮食，卖了六十块钱。我买了二斤肉，一条鱼，还有两斤糖果，骑着自行车回家。到家的时候，桂兰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我买了这么多东西，心疼地说：“买这么多干啥，花了不少钱吧？”

我把肉和鱼递给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块花布，递过去说：“给你做件衣裳。”

桂兰接过花布，手有些抖，半天才说：“给我买的？”

“嗯。”我别扭地别过脸去，“你的衣裳都旧了，该做件新的了。”

桂兰把那块花布贴在脸上，眼泪就掉下来了。我赶紧转身走开，最怕女人哭，这一哭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小花跑过来，抱住我的腿问：“叔，我的呢？”我从口袋里掏出糖果，剥了一颗塞进她嘴里，她甜得眯起了眼睛，笑得像朵花。

那天晚上，桂兰做了一桌子菜，红烧肉，糖醋鱼，炒鸡蛋，还有一锅老母鸡汤。父亲和母亲也过来了，一家人围坐在一起，难得地吃了一顿团圆饭。父亲喝了酒，脸红红的，话也多了起来，拍着我的肩膀说：“建国啊，爹说的话没错吧？桂兰是不是好媳妇？”

我没接话，端起酒杯一仰脖子干了。桂兰在旁边给我夹菜，小声说：“少喝点。”我看了她一眼，她正低着头给小花开小灶，把鱼肉里的刺一根根挑出来，才把鱼肉喂到小花嘴里。昏黄的灯光下，她的侧脸很好看，睫毛长长的，鼻梁高高的，嘴唇抿着，微微上翘。我忽然发现，这个女人真的很美，不是那种艳丽的美，是那种让人看了觉得安心、觉得踏实的美。

那天晚上回屋睡觉，我第一次主动跟桂兰说了话，不是那种搭伙过日子的客气话，而是真心实意地聊天。我问她娘家是哪里的，以前在娘家都干什么，跟德厚是怎么认识的。她一开始有些拘谨，后来慢慢放开了，说她娘家在隔壁县的赵家湾，家里穷，姐妹多，她是老三，小学没毕业就不上了，在家帮父母干活。十八岁那年经人介绍嫁给了德厚，德厚人老实，对她好，可惜命不好，矿上出了事。说到这里她停了一下，声音有些哽咽，说她那时候觉得天都塌了，要不是有小花，她可能真的就跟着德厚去了。

我听着她说话，心里五味杂陈。这个女人经历了多少苦难啊，年纪轻轻就守了寡，一个人拉扯着孩子，还要受村里人的闲言碎语。她嫁给我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有个依靠，有个家吗？我凭什么看不起她？凭什么对她冷言冷语？我李建国又比她高贵到哪去？不也是个土里刨食的庄稼人吗？

那晚我们聊了很久，聊到窗外的月亮都偏西了。最后桂兰说了一句让我至今想起来都会心疼的话，她说：“建国，我知道你心里苦，你不愿意娶我，我都知道。我不求你对我好，只求你给小花一个容身的地方就行。”

我说：“别说了，睡吧。”

关灯以后，我听见她在黑暗中轻轻地吸了吸鼻子。我犹豫了很久，最终还是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很粗糙，指节粗大，掌心全是茧子，那是干农活磨出来的。我的眼泪忽然就下来了，无声无息的，打湿了枕头。

这个女人，她值得被好好对待。

第二年开春，发生了一件改变我们全家命运的事。

那时候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这个小山村，镇上开始搞承包责任制，鼓励农民发展多种经营。父亲早就听说了外面的事，整天琢磨着要干点什么。有一天他从镇上回来，兴冲冲地说：“我打听到了，县果品公司要跟农民签合同，种果树，他们包销。这是个好机会，咱们得试一试。”

我那时候年轻，有闯劲，听父亲这么一说，也来了兴趣。可问题是，我们家没有多余的地种果树，分的那几亩口粮田，种粮食刚好够吃，哪有地方种果树？

父亲想了想，指着后山那片荒地，说：“那里，咱把它开出来。”

后山那片地荒了不知道多少年了，长满了荆棘和野草，石头疙瘩到处都是，谁也没想过能在那种果树。我说：“那地能种？土那么薄，怕是连草都长不好。”

父亲说：“试试呗，不试怎么知道。”

桂兰在旁边听着，这时候插了一句：“我觉得爹说得对，后山那块地虽然土薄，但是向阳，排水也好，种果树应该行。”

我看了桂兰一眼，有些意外。在我的印象里，她是个老实巴交、只知道闷头干活的农村妇女，没想到她还能说出“向阳”“排水”这样的话来。后来我才知道，她娘家那边有人种过果树，她从小耳濡目染，多少懂一些。

既然决定要干，那就干吧。从那天起，我们一家人开始了漫长的开荒之路。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扛着锄头镰刀上山，砍荆棘，挖石头，翻土，一干就是一天。桂兰力气不比男人小，干起活来一点不含糊，有时候我累得不想动了，她还在那里一锄头一锄头地挖，汗水把衣服湿透了，粘在身上，她也不歇。

最难的是挖那些大石头，几十斤上百斤的石头，要从土里刨出来，再搬走。我和桂兰用撬棍撬，用绳子拽，常常累得气喘如牛。有一次一块大石头滚下来，差点砸到桂兰的脚，把我吓得魂飞魄散，冲上去一把把她拉开，石头从她身边滚过去，砸在地上砸出一个大坑。桂兰脸都白了，半天才说出话来：“建……建国，谢谢你。”

我气急败坏地骂她：“你长眼睛干什么的？那么大块石头看不见？”

桂兰被我骂得低下头，眼里含着泪，小声说：“我不是故意的。”

我看着她那委屈的样子，心一下子又软了，叹了口气说：“以后小心点。”

小花那时候六岁了，也跟着我们上山，帮不上什么忙，就在旁边捡小石头，捡了一堆又一堆，小手磨出了泡也不哭。晚上回家，桂兰给她的手上了药，她疼得直抽气，但还笑着说：“妈，我不疼，我要帮叔干活。”

我看着小花，心里忽然特别感动。这个不是我亲生的孩子，她把我当成了她的亲人，把我们家当成了她的家。她对我的那份亲昵，那份依赖，比亲生的还要亲。

开荒整整干了三个月，到夏天的时候，我们终于把后山那块地开出来了，足足有五亩多。父亲从县果品公司买来了苹果树苗和梨树苗，我们一棵一棵地栽下去，浇水施肥，像伺候孩子一样伺候着这些树苗。

树苗栽下去的那天晚上，父亲喝了很多酒，喝醉了，拉着我的手说：“建国啊，爹这辈子没什么本事，就希望你过得好。爹让你娶桂兰，不是为了别的，就是因为桂兰是个好女人，她能帮衬你，能让这个家好起来。你看看你们现在，日子不是越来越好了吗？”

我没说话，但心里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抵触了。桂兰确实是个好女人，吃苦耐劳，任劳任怨，对这个家尽心尽力。如果没有她帮忙开荒，那片地我一个人根本开不出来。如果没有她持家，我也没有精力去种果树。这些我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

可真正让我从心底里感激桂兰的，是那年冬天发生的事。

入冬以后，父亲的老毛病犯了，咳嗽得厉害，后来开始咳血。我们赶紧把他送到镇卫生院，医生说可能是肺上的问题，建议去县医院检查。到了县医院，拍了片子，医生把我和母亲叫到办公室，脸色凝重地说：“患者的肺上有阴影，初步诊断是肺癌，需要进一步确诊。”

母亲当场就晕了过去。我站在那里，腿发软，脑子里一片空白。父亲，那个在我眼里永远像山一样高大的父亲，那个一生要强、从不向命运低头的父亲，他竟然得了癌症？

那几天我像疯了一样，在县城里到处找医生，求他们想办法。可每个医生都跟我说，这种病不好治，就算治，也需要很多钱。我问要多少钱，医生说要几千块，甚至上万。

几千块，上万块，在那个年代，对我们这样的家庭来说，简直是天文数字。把家里的东西全卖了，也凑不出这么多钱来。

我蹲在医院走廊里，抱着头，哭都哭不出来。母亲坐在旁边的长椅上，眼睛肿得像桃子，嘴里一直念叨：“老头子，你可不能有事啊。”

这时候桂兰来了。她在家里安顿好小花，坐了两个小时的拖拉机赶到县城，风尘仆仆的，脸上还沾着灰。她看见我的样子，什么都没说，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布包，递给我，说：“这里有六百块钱，你先拿着。”

我愣住了，打开布包，里面是一沓钱，十块五块的一块的两块的，叠得整整齐齐。我认识这个布包，那是桂兰一直贴身带着的，是德厚的矿上赔款，她给小花存的。

“这钱是小花的，你……”我的声音在发抖。

桂兰打断我，说：“小花的钱也是家里的钱，爹的病要紧，先用着。”

我攥着那个布包，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桂兰蹲下来，用袖子给我擦眼泪，说：“别哭了，天塌不下来，有我在呢。”

天塌不下来，有我在呢。

就是这八个字，让我这个七尺高的男儿，哭得像个孩子。我紧紧攥着桂兰的手，感受着她掌心的温度和粗糙的茧子，心里有一个声音在说，这个女人，我要用一辈子去对她好。

父亲的病最终确诊了，不是肺癌，是肺结核。虽然也不好治，但至少有希望。我们在县医院住了将近一个月，花了一千多块钱，把家里的积蓄和桂兰那六百块钱都花光了，终于把父亲的病情控制住了。出院那天，父亲瘦了一大圈，但精神还好，坐在拖拉机上，看着后山那片果园，说：“等明年春天，我还能去给树施肥。”

桂兰坐在他旁边，给他披了件外套，说：“爹，您先把身体养好，果园的事有我和建国呢。”

父亲看着桂兰，眼眶红了，拉着她的手，半天才说出一句话：“桂兰，爹没看错人。”

那一刻我站在旁边，看着父亲和桂兰，心里忽然涌起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也许从一开始，父亲就知道，桂兰会是我们家的福星。也许从一开始，父亲要娶桂兰进门，就不是因为那六百块钱，而是因为他看到了这个女人身上的坚韧、善良和担当。

他是对的。

父亲出院后，桂兰更忙了。白天要照顾父亲吃药打针，要给一家人做饭洗衣，要喂猪喂鸡，还要抽空去果园里干活。晚上我们都睡了，她还在灯下缝补衣服，或者纳鞋底。我看见她好几次累得趴在桌上睡着了，手里的针线还攥着不放。我悄悄拿件衣服给她披上，她就惊醒了，揉揉眼睛说：“呀，我睡着了？”

我说：“别干了，明天再说吧。”

她摇摇头，又拿起针线：“明天还有明天的活，早点干完好睡觉。”

我看着她疲惫的脸，心里像被什么东西揪着，疼得厉害。我说：“桂兰，你别把自己累坏了，这个家不能没有你。”

桂兰抬头看着我，眼睛里闪过一丝亮光，嘴角微微翘起来，说：“建国，你刚才叫我什么？”

我愣了一下，这才意识到，我好像从来没有叫过她的名字。以前跟她说话，都是“嗯”“啊”“那个谁”，连名字都不肯叫。可刚才，我竟然自然而然地叫出了“桂兰”两个字。

我的脸有些发烫，别过头去，装作不在意地说：“叫你桂兰啊，不然还能叫什么？”

桂兰笑了，笑得很开心，眼角都笑出了皱纹。她低下头，继续纳鞋底，嘴里轻轻哼着歌，是那首《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站在门口，看着她在灯光下哼歌的样子，心里暖洋洋的。窗外的夜风吹进来，带着果园里泥土的气息。远处有人在放录音机，唱着“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歌声飘荡在夜空里，像是对美好未来的期许。

日子一天天过去，果园在大家的精心照料下慢慢长大了。第三年春天，苹果树开花了，粉白色的花朵开满了山坡，像一片云霞落在山上。那是我们村第一次有人种果树开花，好多人都跑来看热闹。王婶站在地头，啧啧称奇：“哎呦喂，这花开得可真好看，建国啊，你们家这下可要发财了。”

我蹲在地头，看着满山的苹果花，心里美滋滋的。桂兰站在我身边，怀里抱着小花，小花的个子长了不少，扎着两个小辫子，眼睛亮晶晶的，指着树上的花说：“妈，真好看。”

桂兰说：“以后结了果，更好看。”

我站起来，看着桂兰的脸，在花丛的映衬下，她的脸庞格外柔和，眼睛里有光，嘴角带着笑，像是从画里走出来的一样。我忽然很想牵她的手，犹豫了一下，还是伸出手去，握住了她的手。她的手不像以前那么粗糙了，但还是有茧子，温热的，握在手里很踏实。

桂兰低头看着我们握在一起的手，脸慢慢地红了，红得像树上那些含苞待放的花骨朵。她没有挣开，也没有说话，只是把身子轻轻地靠过来，靠在我的肩膀上。

那一刻，我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

父亲的病彻底好了以后，人也精神了很多，天天往果园里跑，看看这棵树，摸摸那棵树，恨不得住在地里。桂兰在果园边上搭了个窝棚，让父亲中午能在里面歇歇脚，父亲嫌小，自己又动手扩建了一番，还拉了根电线，安了个灯泡，晚上也能在地里干活。

那几年我们家的变化很大。果园慢慢有了收益，第一年卖了两百多块钱，第二年是五百多，第三年就上千了。我们买了一台十四寸的黑白电视机，虽然信号不好，满屏雪花，但也够村里人稀罕的了。每天晚上，村里人都跑到我们家来看电视，院子里坐得满满当当的，蒋大为在电视里唱着“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孩子们在院子里追着跑，大人们嗑着瓜子聊着天，热闹得很。

桂兰每次都给来看电视的人倒茶水，端瓜子，忙前忙后的。有人夸她能干，她就笑笑，说都是建国和爹的功劳。有人开玩笑说建国找了个好媳妇，她就脸红，端着茶壶躲到屋里去了。

我看着她那害羞的样子，心里就忍不住想笑。这个女人，在外人面前是那么大方得体能干，在我面前却总是像个小姑娘一样容易害羞。有时候我故意逗她，当着外人的面夸她两句，她的脸就红到了耳根子，低着头不说话，手都不知道该放哪。

日子就这么不紧不慢地过着，转眼就到了1985年。

那一年，我已经二十六岁了，桂兰三十四岁，小花九岁了，上了小学二年级。我们家在村里已经算得上是富裕户了，果园扩大到了十亩，不光有苹果和梨，又种了桃树和葡萄。我们翻修了房子，把土坯房换成了砖瓦房，盖了五间大瓦房，院子也打了水泥地，买了一台手扶拖拉机和一台缝纫机，日子越过越红火。

村里人看我的眼神变了，不再是同情和看笑话，而是羡慕和嫉妒。有人背后说，李建国命好，娶了个能干的媳妇，把家业撑起来了。也有人酸溜溜地说，要不是桂兰，建国哪能有今天？桂兰要是嫁给我，我也能发财。

这些话传到我耳朵里，我不生气，因为人家说的是事实。如果没有桂兰，我们家确实不会有今天。这个女人，她不仅是我妻子，更是我的合伙人、我的战友、我的精神支柱。她让我明白了一个道理，过日子不是一个人过，是两个人一起扛。你扛一头，我扛另一头，再重的担子也能挑起来。

可有件事情，一直让我心里隐隐不安。

桂兰的身体越来越差了。长期的劳累和营养不良，让她的身体透支得很厉害。她经常腰疼，有时候疼得直不起来腰，可她还是咬着牙干活，从来不肯歇一天。我叫她去看医生，她总说没事，扛扛就过去了。我硬拉着她去镇上卫生院检查，医生说她是腰肌劳损，还有严重的贫血，要注意休息，增加营养。

回家后我跟她说，以后少干点活，果园里有我呢。她嘴上答应得好好的，可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又看见她在果园里忙活了。我说她，她就笑着说：“我闲不住，一闲着就浑身不舒服。”

我拿她没办法，只好尽量多干点，让她少累点。可有些活，她非干不可，说我不细心，粗手粗脚的，会把果树弄坏了。我说不过她，只能由着她。

1986年秋天，发生了那件事，让我这辈子都忘不了。

那天我和桂兰在果园里摘苹果，准备第二天拉到镇上去卖。干到中午，桂兰说她有点头晕，我说你到窝棚里歇会儿，我去给你倒水。我刚转身，就听见身后扑通一声，回头一看，桂兰倒在地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整个人昏迷不醒。

我疯了一样跑过去，抱起她，喊着她的名字，她没有反应。我抱着她往山下跑，跑到半路碰到村支书王大叔，他赶紧去发动了拖拉机，我们把她送到了镇卫生院。镇卫生院的医生一看，说情况不好，血压很低，心率很快，怀疑是内脏出血，必须马上转县医院。

我们又马不停蹄地赶往县医院。一路上我抱着桂兰，她的手冰凉，脸色白得像纸，我的心像被一只手紧紧攥着，喘不过气来。小花坐在我旁边，拉着桂兰的手，哭着喊妈妈，一声一声的，跟刀子剜我的心一样。

到了县医院，医生马上进行抢救。我站在手术室外面，靠墙蹲着，浑身发抖。母亲也来了，坐在长椅上抹眼泪。父亲站在窗户边，背对着我们，肩膀一耸一耸的。小花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蜷缩在长椅上，脸上还挂着泪珠。

三个小时后，手术室的灯灭了，医生走出来，摘下口罩，说了一句话，让我的心从嗓子眼落回了肚子里：“患者是黄体破裂导致的内出血，手术很成功，已经脱离危险了。”

我腿一软，差点跪在地上，扶着墙才站稳。母亲嘴里念叨着“阿弥陀佛”，父亲转过身来，我看见他满脸都是泪。

桂兰在重症监护室待了一天一夜才转到普通病房。我守在她床边，看着她的脸，眼窝深陷，颧骨高耸，嘴唇干裂，整个人瘦得像纸片一样。我握着她的手，她的手冰凉冰凉的，我把它贴在我的脸上，想给它一点温暖。

桂兰在昏迷中皱着眉头，好像在忍受着什么痛苦。我轻轻地抚摸着她的额头，小声说：“桂兰，没事了，我在这儿呢。”

她似乎听见了我的话，眉头慢慢舒展开来，呼吸也变得平稳了。

第二天早上，桂兰醒了。她睁开眼睛，看见我坐在床边，眼里全是血丝，衣服也没换，胡子拉碴的，愣了一下，然后笑了，说：“建国，你怎么憔悴成这样？”

我握着她的手，眼泪就下来了，说：“你吓死我了，你知道不知道？”

桂兰伸手给我擦眼泪，说：“别哭，我没事，就是晕了一下，你看我这不是好好的吗？”

我说：“你好什么好，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再这样下去，你让我怎么活？”

桂兰的手停在我的脸上，她的眼神变得很柔软，很温柔，像春天的风一样。她看着我，轻轻地说：“建国，你对我真好。”

我攥着她的手，说不出话来。心里翻江倒海的，全是酸楚和心疼。这个女人，她把自己的一切都给了这个家，给了我和小花，给了一个父亲一开始并不情愿的婚姻，她却从来没有要求过什么回报。她对我说过最重的话，也不过是那句“建国，委屈你了”。

我暗暗发誓，从今以后，我要好好照顾她，不能再让她这么累了。我要让她过上好日子，让她吃好的穿好的，让她再也不用天不亮就起来干活，再也不用累到趴下。

桂兰在医院住了半个月才出院。出院那天，我背着她上拖拉机，她的身子轻飘飘的，像一捆稻草一样。我鼻子一酸，差点又掉眼泪。桂兰趴在我背上，小声说：“建国，我是不是很重？”

我说：“轻得很，像一只小鸡。”

桂兰笑了，在我背上轻轻捶了一下：“你才像小鸡呢。”

拖拉机突突突地开在乡间的路上，路两边的田野一片金黄，稻子熟了，沉甸甸的稻穗在风中摇摆。小花坐在拖拉机上，叽叽喳喳地说着学校里的趣事。桂兰靠在我怀里，闭着眼睛，嘴角带着笑。

我在心里默默地说，桂兰，谢谢你，谢谢你来到我的生命里，谢谢你让我知道什么是真正的爱，谢谢你让我成为一个更好的人。

桂兰出院以后，我把家里的活重新分了工。果园里那些重活累活，我来干，她只管一些轻省的活，比如给果树剪枝、疏花疏果这些。我又请了村里一个半大小子帮忙干活，每个月给他点工钱，这样桂兰就能轻松一些。桂兰一开始不乐意，说花钱请人多浪费，不如自己干。我没听她的，说你要是再累倒了，花的钱更多。她想了想，觉得我说得有道理，也就依了。

日子就这样慢慢地往前走，我们家的果园一年比一年好，收入一年比一年多。到了1988年，我们家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万元户，县里还给我们颁了一张奖状，上面写着“勤劳致富模范户”。父亲把那张奖状挂在堂屋最显眼的地方，逢人就指着说：“看看，这是我家建国和桂兰得的。”

村里人现在说起我们两口子，没有一个不竖大拇指的。王婶的嘴也不嚼舌根了，见了我比亲儿子还亲。有一次我跟她开玩笑说：“王婶，你以前不是说我这日子过不长久吗？”王婶老脸一红，呸了一口说：“我什么时候说过？你可别冤枉好人。”

我哈哈一笑，也不跟她计较。过去的都过去了，人总要往前看。

但有些事情，不是你想往前看就能往前看的。

1990年秋天，一个陌生男人来到了我们家。

那个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灰夹克，戴着眼镜，看起来像是个干部或者老师。他在我们家门口站了很久，一直朝院子里张望。桂兰正在院子里晒被子，看见他，手里的被单掉在了地上。

“桂兰。”那个男人叫了一声，声音有些颤抖。

桂兰站在那里，像被定住了一样，脸上的表情很复杂，有震惊，有慌张，还有一丝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正好从果园里回来，看见了这个场面。我问那个男人：“你是谁？”

那个男人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桂兰，说：“我叫赵志强，是桂兰以前的……以前的未婚夫。”

我的脑袋嗡的一声，像被人打了一棍子。

未婚夫？桂兰以前还有个未婚夫？

那天晚上，桂兰把所有的事情都告诉了我。

原来在她嫁给德厚之前，她跟这个叫赵志强的男人订过亲。赵志强是她初中同学，两个人感情很好，已经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可赵志强的父母嫌桂兰家穷，不同意这门亲事，硬是拆散了他们，把赵志强送到了外地的亲戚家，后来又帮他安排了工作，在城里安了家。桂兰等了两年，等来的是赵志强在城里结婚的消息。桂兰心灰意冷，这才嫁给了德厚。

“后来德厚没了，你爹来提亲的时候，我……”桂兰低着头，双手绞着衣角，声音小得几乎听不见，“我是真心实意想跟你过日子的。”

我说：“我知道。可他怎么突然来了？”

桂兰说：“他离婚了，说是回来看看我。”

我看着桂兰，心里翻江倒海的。我害怕，害怕桂兰会离开我，害怕我好不容易得到的幸福会突然消失。这个男人，是桂兰的初恋，是她心里从未放下过的人。如果他来抢桂兰，我能抢得过他吗？

那天晚上我一夜没睡，桂兰也没睡。我们背对背躺着，中间隔了很远，就像新婚那天晚上一样。我知道桂兰心里有挣扎，有矛盾，我又何尝不是？我想留住她，可我又觉得，如果她真的想走，我没有理由拦她。她跟了我这么多年，吃了那么多苦，受了那么多累，我也该给她一个选择的机会。

第二天早上，我去找了父亲。父亲坐在院子里抽旱烟，听我说完，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让我终生难忘的话：“建国，你要相信桂兰，也要相信你自己。这十年，你给她的，不比他少。”

父亲的话让我的心里踏实了一些。是啊，我李建国虽然不是桂兰的第一个男人，但我这十年来对她的好，对她的真心，难道还比不上那个赵志强吗？

我没有去找赵志强，也没有去质问桂兰。我选择相信她，相信我们十年的感情不会那么脆弱。

赵志强在我们村待了三天。这三天里，桂兰没有去找他，他倒是来我们家两次，都是来跟桂兰说话的。我没有拦着，也没有掺和，只是在旁边听着。第一次来，他跟桂兰说这些年他在城里的生活，说他离婚的原因，说他后悔当初没有坚持跟桂兰在一起。桂兰听完，只是淡淡地说了一句：“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

第二次来，他说想带桂兰走，回城里去，让小花在城里上学，过好日子。桂兰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我一眼，然后摇了摇头，说：“志强，我现在的日子就挺好，建国对我好，小花也好，爹妈也好，我不能走。”

赵志强站在那里，好久没说出一句话。最后他叹了口气，转身走了。

第三天，赵志强离开了村子。他走的时候，桂兰没有去送。我站在村口的大槐树下，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路的尽头，心里空空的，不是滋味。

那天晚上，我问桂兰：“你不后悔吗？”

桂兰说：“后悔什么？”

我说：“要是跟了他，你就能去城里了，过好日子。”

桂兰低下头，过了一会儿才说：“建国，我这辈子做过很多选择，有些是被逼的，有些是我自己的。但有一件事我很确定，嫁给你，是我这辈子做得最对的选择。”

我的鼻子一酸，把桂兰紧紧搂在怀里。她在我怀里轻轻地颤抖，像一片在风中飘摇的叶子，终于找到了可以栖息的大树。

那一刻我明白了，真正的爱情，不是一见钟情，不是轰轰烈烈，而是平平淡淡地过日子，是一起吃苦，一起受累，一起把苦日子过成好日子，是在最艰难的时候还能握住对方的手不放。

时间过得飞快，转眼就到了新世纪。

我们的果园从最初的五亩扩大到了五十亩，不光种苹果和梨，还种了樱桃、葡萄、猕猴桃，成了全县有名的示范园。我们在镇上开了水果批发店，又在县城里开了分店，生意越做越大。小花考上了省城的大学，学的是园艺，毕业后回来帮我们打理果园，引进了很多新技术、新品种，果园的效益更好了。

我和桂兰都老了，头发白了，脸上爬满了皱纹，腰也不再挺直。可我们还是会像年轻时一样，每天一起去果园里转转，看看果树的长势，看看哪棵树该施肥了，哪棵树该剪枝了。桂兰的耳朵有些背了，跟她说话得凑近点大声喊，可她干活还是一样利索，夏天的时候还会爬到梯子上去摘果子，把我吓得在下面直喊祖宗你快下来。

父亲八十五了，身体还算硬朗，每天拄着拐杖在村子里遛弯，逢人就夸他儿媳妇好。母亲前年走了，走得很安详，是在睡梦中走的，脸上还带着笑。母亲走的那天，桂兰哭得最伤心，她说妈这辈子对她最好，比亲妈还好。

村里的年轻人大多出去打工了，留下的都是老人和孩子。我和桂兰商量了一下，决定拿出一部分钱，在村里办了一个合作社，带领乡亲们一起种果树，共同致富。如今我们村已经是远近闻名的水果之乡，家家户户都盖起了小洋楼，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王婶每次见了我都要说：“建国啊，你爹当年让你娶桂兰，那可真是有远见啊。”

以前我听到这话，心里多多少少还有些疙瘩。现在再听到这话，我笑了，由衷地笑了。

是啊，父亲的远见。

我现在终于明白，父亲当年为什么会做出那个决定。他不是看中了桂兰手里的那几百块钱，也不是不知道村里人会怎么说闲话，更不是不考虑我的感受。他只是比我更早地看到了，一个女人真正的价值不在于她的年龄、她的过去、她的身份，而在于她的为人、她的品格、她的心。

桂兰身上有一种东西，是很多年轻姑娘都没有的。她懂事，能吃苦，会持家，心地善良，坚韧不拔。她能在困境中撑起一片天，也能在顺境中守住一颗心。这样的女人，是多少钱都买不来的。

父亲当年在德厚的葬礼上，看见桂兰一个人抱着小花，没有哭天喊地，没有怨天尤人，只是默默地擦干眼泪，默默地把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默默地去生产队干活挣工分。父亲当时就对母亲说，这个媳妇将来要是能嫁到咱家来，那就是咱家的福气。

后来父亲去找桂兰提亲，桂兰没有扭捏作态，也没有狮子大开口要彩礼，只是说了一句：“叔，只要建国不嫌弃我，我愿意。”

父亲知道桂兰不是图我们家什么，她是真心想找个依靠，想踏踏实实过日子。父亲也知道我不是那种会一辈子糊里糊涂的人，总有一天会明白桂兰的好。

父亲赌对了。

楔子里我说过，那年初夏，梧桐花开得满村都是，紫色的花瓣被风吹起来，像下了一场温柔的雨。那时候我蹲在院子里磨镰刀，父亲要我娶桂兰，我以为我的世界到了末日。

现在回过头去看，那哪里是末日，那根本就是我生命的春天。

那场梧桐花雨，落在我二十二岁的生命里，安安静静的，不声不响的，却滋润了我往后所有的岁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