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愤！东京审判仅绞死7人，731部队数据竟成美国交易筹码？

东京审判，一场对日本军国主义的世纪审判。当公正严明的法律遇上泯灭人性的日本法西斯，法律会给出怎样的判决？

答案是，只有七个人被判死刑。

今天我们就一起回顾这七个被判死刑的战争罪犯，以及探讨一下，为什么是这七个人，为什么只有这七个人。

第一位：东条英机

东条英机，绰号“剃刀东条”，战时日本首相，贯穿整个侵华战争的刽子手

东条英机是打满了侵华战争全场的元凶大恶，他的官运就是绑定在日本的侵略进程上的。

从九一八事变开始，他就积极鼓吹继续扩大侵略规模。

1935年9月，被任命为关东军宪兵司令，在东北扶植伪满洲国，推行残酷的殖民统治。

七七事变全面侵华之后，东条英机就任关东军参谋长，直接参与策划对华北、华中的侵略作战。

1940年，东条英机成为了陆军大臣；

1941年，当选首相，同时还兼任陆军大臣、内务大臣等职，可以说是军政一把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对外，他搞出了“三光政策”，此政策下的日本兵烧杀抢掠无恶不作，后期又不顾日本国力限制，强行发动太平洋战争。

对内，他实行独裁统治，控制言论自由，迫害反战人士，进行军国主义宣传教育，将日本全国绑上战争机器。

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9月11日，东条英机这老贼尝试自杀，被人救了起来。直到战败而选择自杀，可见他残暴的表面下面，是懦弱胆小的灵魂。

第二位：土肥原贤二

土肥原贤二，绰号“满洲的劳伦斯”，特务头子，“以华制华”策略的执行者

日本也知道它们是一个小岛国，是耗不过中国的，所以为了支撑长时间的战争，他们制定出了以华制华的策略，用中国的资源支撑对中国的战争，这个策略的执行力就是土肥原。

如果说东条英机的罪恶是戕害我同胞的话，那土肥原贤二的罪恶就是分裂们的国家。

1931年，土肥原任关东军特务机关长，直接参与策划了九一八事变。

事变之后他又亲自去往天津，把溥仪架到东北，让他出任伪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在分裂东北后，土肥原又继续分裂华北，搞出了“冀东防共自治政府”这样的傀儡政府。

在这些分裂的地方，日本人都对我同胞实行了残酷的统治：镇压、杀害抗日战士自不必说，对平民实行连坐法，一人反抗，全家灭门，无数平民死于屠刀之下。

此外，他们还推行奴化教育，鼓吹“大东亚共荣圈”与“日中亲善”，废止汉语教学，规定日语教学，引入日本神道教，建立神社，强迫祭祀等等，试图从根儿上摧毁中国。

第三位：板垣征四郎

板垣征四郎，绰号“满洲之妖”，九一八事变的策划者，伪满洲国真正的“国父”

他坚信“满洲是日本的生命线”，是武力解决“满蒙问题”的最强硬鼓吹者。

1929年，板垣征四郎调任关东军高级参谋，和另一个战犯石原莞尔组成搭档，一起成为策划九一八事件的主谋。

他和石原一起勘探东北的地形，提出“以寡制众”的策略。

1931年9月18日，在其直接策划下，九一八事变爆发。

事件爆发后，他不顾军部“不扩大”的主张，擅作主张地发动进攻，再加上蒋介石命令张学良不得抵抗，最终我东北百万平方公里土地三个月内丢了个精光。

前面提到，九一八后，土肥原贤二去天津把溥仪架到东北，而这一行动就是板垣征四郎策划的。板垣征四郎与石原莞尔等人草拟了《满蒙问题根本解决方案》，扶植溥仪建立了伪满洲国，而他自己则是伪满洲国执政顾问。

到1939年，抗战进入相持阶段，板垣征四郎又积极与汪精卫接触，扶植起了这个近代史上最大的汉奸政权：表面上由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但关键部门都是日本顾问说了算，核心政策需要日本军部批准。

土肥原贤二是沉默应对审判，板垣征四郎则是进行了长篇大论的自我辩护，只不过他说的再多，在铁一般的事实和证据面前，依然是难逃一死。

第四位：木村兵太郎

木村兵太郎，绰号“缅甸屠夫”，炮兵专家，战俘和平民的屠夫，工业化屠杀的恶魔

比起前面三位，木村兵太郎的名号小一点，可能许多人都不是很熟悉，但这厮的手段比起前面几个可以说有过之而无不及。

惨无人道的“三光政策”就是这厮想出来的主意。

1939年，他对鲁南抗日根据地实施“梳篦战术”，以网格划分地域，对每块地实行无差别扫荡。

他的命令是：凡可疑人员须不问男女老幼全部杀死，所有房屋锅碗一律打碎，水井埋死或下毒。

在济南他又设立了集中营，对战俘进行泯灭人性的强迫劳动、极端刑罚、大量抽血、活体试验等等。

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木村兵太郎全力支持，负责协调陆军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成为了后勤部长的角色。

1944年，他被调到缅甸担任缅甸方面军司令。

为了加紧在东南亚的侵略步伐，日本修起了连接泰国缅甸的泰缅铁路。

原定的工期是5年，结果日本战事不利，他们就决定缩短工期，从5年缩短到令人咋舌的18个月。如何才能快速完工呢？

答案是用人命去填。

劳工们每日劳动18小时以上，完不成任务者遭毒打或处决，食物只有300克发霉的大米。

敢于逃跑的会被绑到木桩上被用作刺杀训练，然后脑袋砍下来挂在工地上震慑其他人。

这样的工程不是铁路工程，而是杀人工程：缅甸劳工死亡率达44%，马来亚劳工死亡率52.5%，印尼劳工死亡率更是高达93%，铁路途经的村庄被强制迁移，如果拒绝就会被全村屠杀。

平均每修建一公里铁路，就夺走约250人的生命，可谓每根枕木都是白骨。

在庭审时木村兵太郎全程保持军姿，冷笑面对“违反人道罪”指控，他说三光政策都是下属行为，铁路屠杀都是热带地区疾病横行的自然减员，态度可谓极其嚣张，不过最终难逃一死。

第五位：广田弘毅

比起前面几个杀人魔，广田弘毅算好一点的。

九一八事变后，他奉行国际协调路线，尝试修复极速交恶的中日关系，提出了著名的“广田三原则”，也就是：一，中国需“彻底取缔排日运动”，承认日本在华“特殊地位”；二，中国需承认伪“满洲国”，实现“日满华三国合作”；三，中日“共同防共”，允许日本在华北驻军并控制交通线。

当然，这种糖衣炮弹对中国人不好使，就连蒋介石都看出来了。

在“二二六兵变”后，广田犯了他人生中最大的错误，他向军部妥协了。

军部要求，陆海相必须由现役的军官担任，这就给了军部凌驾于政府之上的权力。

这里理解起来可能有点复杂：

首先，当时的陆海相都是要由军部推荐的，政府无权自己任命；

日本的政体规定，内阁必须是完整体，缺一不可，只要缺一个无法补全，那就只有推倒重来。

所以综上我们可以得出，只要军部对内阁政府有所不满，陆海相就会辞职，随后军部不推荐人选，内阁就会空缺，那就只有集体辞职。

这就是军部凌驾于内阁之上的底层逻辑。

后来广田弘毅自己就是被军部用这种方法挤下去的。

这样的妥协让日本在军国主义道路上彻底失控，再也没有回头的可能。

在广田被军部排挤之后，他仍以重臣身份参与日本核心决策，对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的爆发均未提出反对，反而通过“重臣会议”支持军部的战争计划。

他的判决是东京审判中最富争议的判决之一。

第六位：松井石根

松井石根，信佛的屠夫，南京大屠杀的直接责任人

松井石根是那种典型的日本人，表面上他是个“中国通”，信佛，主张亚洲是亚洲人的亚洲，但实际上这老贼心狠手辣，贪功冒进。

在淞沪会战后，日本军部要求不得越过苏州嘉兴一线，可是松井石根却不停，平坦的长江中下游平原，根本没有能挡住他的，而南京就在眼前，一想到有机会成为攻克中国首都，松井石根兴奋到不能自己，于是他不顾军部命令，带着部队向南京进发。

1937年12月13日，南京陷落，长达六周的南京大屠杀开始：死难者人数超过三十万，南京变成了一座地狱。

在审判中，松井石根又带上了虚伪的面具，他声称自己在南京期间生病了，不能充分了解城内的具体情况，又说自己对暴行的规模和程度并不完全知情，已经采取了力所能及的措施来整顿军纪。

这番令人作呕的辩解完全站不住脚，实际上在攻占南京后，他朝着东京的方向三呼万岁

第七位：武藤章

武藤章，七个死刑犯中年纪最轻、军衔最低的一位

武藤章是参谋出身，所谓参谋就是在作战中出谋划策的人，可以理解为智囊。

他是日本华中方面军的副参谋长，他的司令就是上面的松井石根，所以武藤章对南京大屠杀也是有重大责任的。

在日军攻占南京后的作战会议上，武藤章就极力强调“惩戒暴支”，并把烧杀抢掠当成对士兵的激励，极大刺激了日本士兵的心理，让他们的暴行更加灭绝人性。

在屠杀开始后，武藤章又以“维持军纪会影响士气”为由纵容犯罪，还在日记中对日军的战果表示满意。

1941年，武藤章出任陆军省军务局局长。

当时日本分为“北进”和“南进”两派，武藤章是狂热的南进一派，他极力主张对美开战，争夺东南亚的石油才能维系日本的战争动力。

军务局局长是陆军决策层中最有话语权的人，而武藤章又极大低估了美国的实力，最终让日本撞上了美国。

武藤章是参谋，他指导了日本的暴行，也推动了日本的失败。

这就是东京审判中七位被判死刑的战犯。

这七个人确实该死，但为什么只有这七个人？像荒木贞夫、松冈洋右、梅津美治郎这些人都没有死，最大的战犯裕仁天皇，甚至都没有被审判。

事实就是，东京审判并不是一场彻底的清算，而是充满政治斗争的博弈。

荒木贞夫

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最大的受害者，没有之一，可东京审判的11个法官，只有一个中国人。

美国、苏联的法官都参与其中，他们各自带着自己国家的利益而来。

就比如731部队的石井四郎，他的731部队做了很多活体实验，得到了很多数据，而美国人很想要这些数据，就把他给保了下来。

毕竟731杀的不是他美国的人，美国自然没必要为中国人感到愤怒。

然后我要重点讲一下11个法官中的印度法官。这哥们不知道是被甘地的非暴力思想给洗脑了，还是恒河水喝多了脑子坏掉了，他居然主张全员无罪！

为了他的主张，他还大费周章地写了足足60万字的申诉材料！

把他烧了，舍利子直接通货膨胀，乐山大佛应该给他让座，耶稣应该叫他大哥，撒旦见了他直接被净化到拿感动中国。

后来这哥们获得了日本国内的一致拥戴，1966年他访问日本的时候被裕仁授予一等勋章，67年他死的时候日本首相还发去唁电。

我已经不知道怎么吐槽他了，作为一个成熟的撰稿人，我真是不想多说了，傻逼一个。

1948年12月23日，上述的7个死刑犯在日本巢鸭监狱一起被施以绞刑。

他们以及和他们狼狈为奸的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们，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极其深重的灾难，但却因为法律、政治的博弈，只有这7个人死刑。

可能这就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的真正含义吧，作为正义的一方永远无法对邪恶的一方“以彼之道还施彼身”。

这是人性的bug，也是历史的无奈。

我们究竟该如何看待那段历史，看待现在的日本呢？

我想参与到东京审判唯一一位中国法官梅汝璈先生的一席话或许可以给我们一些启发：

“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军国主义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的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