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伊拉克开工厂，娶了4个老婆，虽然年入千万，如今却很焦虑！

我在伊拉克我叫刘建国，四十八岁，河北人。

在伊拉克开工厂十二年，从一个人的修理铺干到现在两百多人的金属加工厂，年利润过千万人民币。在很多人眼里我是人生赢家——事业有成，还娶了四个老婆。可这些年我越来越焦虑，有时候半夜惊醒，后背湿透，再也睡不着。

2008年我跟着中建某局来伊拉克做项目，合同结束公司撤了，我没走。这里百废待兴，基建缺口大，我借了几十万美金买了旧设备，在巴格达郊区租了块地，雇了几个当地工人，从最简单的防盗门、铝合金门窗做起。头三年没赚什么钱，熬，不停地熬。第五年接了一个大单，给某省重建项目供应门窗，赚了人生的第一个一千万。

有钱以后麻烦来了。不是生意上的，是“家”里的。

伊拉克允许一夫多妻，我一个做生意的不入乡随俗很多事办不成。第一任妻子是房东的女儿阿斯玛，她帮我搞定土地和劳工手续，没有她我连工厂都开不起来。第二任是客户介绍的法蒂玛，她叔叔是部落长老，有了这层关系我的货能安全送到伊拉克全境。第三任是女工头莱拉，管着厂里八十多个女工，是厂里的顶梁柱。第四任……

我不想再娶了。可生意场上那些合作伙伴，觉得老婆越多代表实力越强，你不娶就是不给面子。第四任妻子叫娜贾，是某位什叶派大佬的远房侄女。我不是娶她，是买一张护身符。

四个老婆，八个孩子，加上她们各自的亲戚，我养着将近五十口人。每个月生活费、学费、医疗费、人情往来，至少要花掉两百万人民币。厂里每季度分红，钱还没捂热就分完了，账户上永远只有周转资金。

我今年四十八，失眠、脱发、高血压、糖尿病。厂里离不开我，家里也离不开我。我不敢生病，不敢倒下，更不敢死——我一死，这个家就散了。四个老婆会争财产，八个孩子会分成四派，工厂会被股东吞掉。我辛苦半辈子攒下的基业，会在三个月内崩塌。

去年我回国看父母，老母亲拉着我手说：“建国，你还要不要这个家了？你那个大女儿今年考大学，你连她报什么志愿都不知道。”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我不说阿拉伯语，跟老婆们基本靠手势和简单的词交流，跟孩子们的沟通更少。他们说的我听不太懂，我说的他们也听不太懂。两个小儿子连“爸爸”都不太会叫，会叫了也带着厚重的口音。

大女儿露娅今年高考，填志愿时她打电话问我意见，我连哪个专业好就业都说不清楚。我说你学中文吧，以后来中国发展。她沉默了很久，说：“爸爸，中国太远了，我去了还能回来吗？”我握着手机不知道该说什么。伊拉克是她的家，不是我刘建国的。

前几天阿斯玛跟我吵架，说我偏心法蒂玛，给她的零花钱多了。法蒂玛说我偏心莱拉，给她的车比给自己的好。莱拉说我偏心娜贾，让她管人事不让自己管。娜贾说我不爱她，娶她就是为了攀附权贵。四个女人我谁都惹不起。这个家像没有刹车的卡车，明知道要撞墙了，我下不了车也停不下来。

有时候我看着工厂里那些伊拉克工人，虽然穷，但家里只有一个老婆，三五个孩子，日子紧巴但没那么多糟心事。我羡慕他们。我老婆多孩子多钱多，却没有一天是为自己活的。工厂是为别人开的，老婆是为别人娶的，面子是为别人挣的。

去年体检，血脂血糖血压全超标，医生说再这样下去，脑梗心梗迟早的事。从医院出来我坐在车里发了很久呆。我想如果我倒下了，谁会真心难过？不是我那些老婆，她们会拿着分到的钱改嫁，带着孩子投靠娘家。不是我那些合作伙伴，他们会立刻选出新董事长。是我父母，七十多了，白发人送黑发人。是我那个在国内前妻生的老大，他从来没花过我的钱，却要替我收拾烂摊子。

我想把工厂股份分了把老婆们安置好，自己一个人回国。可怎么分？四个老婆八个孩子，分多分少都会打架。我咨询过律师，按伊斯兰教法每个儿子分两份，每个女儿分一份，但我的资产在伊拉克和中国两地，中国那部分不受这边法律约束。律师说最好立个遗嘱，但立了也没用，她们不会认。这个局无解。

今年过年时我独自住在厂里，窗外是巴格达灰蒙蒙的天，远处偶尔传来两声枪响。我给老母亲打电话，她问我想吃什么馅的饺子。我说韭菜鸡蛋的，她笑了，说“你小时候就爱吃这个”。我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不是想家，是不知道这辈子还能不能回去。

我想起一个老乡说的话：在伊拉克，有钱不算成功，活着回来才算。我现在钱有了，但回不去了。不是回不去那个村子，是回不去那种只有一个老婆、守着父母、过年能吃到韭菜鸡蛋馅饺子的日子。

如果你是刘建国，你会选择卖掉工厂、遣散妻儿、独自回国吗？还是继续在伊拉克当那个年入千万却焦虑得睡不着觉的“成功人士”？欢迎在评论区说说你的真心话。

我妈说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我小时候一顿能吃二十个。那时候家里穷，一年吃不上几回肉，但逢年过节一家人能坐一起吃顿饺子，觉得日子有盼头。现在我一个人坐在巴格达的办公室里，桌上摆着十几个菜，筷子拿起来又放下，不知道先吃哪个。人这辈子，钱赚不完，老婆娶不完，命只有一条。快五十了才想明白最亏欠的不是她们，是我自己。

妈，等我。等我回去，韭菜鸡蛋馅的饺子，我能吃三十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