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斯卡，变天！

CoreSin

一早起来就被奥斯卡新规刷屏了。改变挺多，有些是细节，挑几条主要的聊一下。

一条是，新规规定，同一个演员可以在同一奖项中获得多个提名。这其实不是学院的新发明，因为奥斯卡早年就是这么规定的。从奥斯卡初创到1940年代初，就允许一个演员报多个提名。

比如说，第一届的时候，一个演员演了多部影片，会把所有影片合并考虑。评的是演员本人，不是ta演的某个角色。后几届仍然对应多部作品，但学院内部开始更加倾向于强调具体表演。之后更过渡到单一影片的表演，直到1936年引入提名制，每个提名精确对应一部电影一个角色。

这之后，奥斯卡演员类奖项的规则长期要求，如果一个演员能有多部影片的角色入围前五名，只取更高的那一部。但从现在开始，这个限制就不存在了，一个演员可以凭借两部影片入围表演奖的提名。

这和其他奖项的规则就看齐了，就像2000年的，索德伯格，他凭借《永不妥协》《毒品网络》都入围了最佳导演奖提名，并凭借《毒品网络》获奖。以后，这种事也可以发生在演员身上。

《毒品网络》

过去，奥斯卡或许考虑的是某种公平，防止某位明星凭借产量优势，挤占其他演员的提名席位，也可以让更多演员进入提名，增加竞争性和话题性。

如今取消这条限制，表面上可以视为对表演艺术多元性的尊重，但也反映了当下顶级演员的产出模式，正在发生变化。

流媒体时代重塑了好莱坞的制片节奏，顶级演员在同一年出演多部风格迥异作品的情形越来越普遍。凯特·布兰切特、亚当·德赖弗这些人，都可以在独立制作和商业类型之间自如穿梭。

《塔尔》

旧规则在这种产业现实面前显得不合时宜，它似乎在惩罚那些最具创作野心的演员。

当然，新规必然带来的一个后果是，分流票数。如果一个演员有两个提名，喜欢这个演员的投票人，难免在两部影片之间游移，反而导致ta落选，这的确有可能发生。

还有一个更大的规则变化是关于国际影片，也就是以前的外语片。

长期以来，奥斯卡最佳国际影片的选送机制，都是依赖各国各地区的官方电影机构，包括政府下属的电影部门，或者行业协会等等。

这套系统的弊病早已人尽皆知。选送过程往往被本国电影政治所左右，艺术判断让位于行业利益分配、意识形态考量，甚至受到人际关系的影响。

《坠落的审判》就是一例。茹斯汀·特里耶的这部作品拿下戛纳金棕榈，却未能获得法国官方选送，输给了陈英雄的《法式火锅》。法国人或许有各种理由，比如《坠落的审判》不够代表法国文化之类，但这两部影片的高下，实在清晰无比。所以，这当然是一种制度缺陷。

《坠落的审判》

新规则允许戛纳、威尼斯、柏林、多伦多、圣丹斯、釜山这六大电影节的最高荣誉获得者直接获得提名资格，等于在官方选送体系之外建立了一条平行管道，让艺术判断可以绕过政治博弈直接抵达奥斯卡。

然而，这条规则对国际电影节格局的重塑效应，远比学院可能预想的更加复杂。

戛纳、威尼斯、柏林、多伦多、圣丹斯、釜山等于是获得了某种奥斯卡认证，成为凌驾于所有电影节之上的超A级电影节了。

这是一次对电影节声望和权力的重新分配。

FIAPF（国际电影制片人协会联合会）前不久刚刚废除了过去的ABCD电影节分类规则，重塑A级体系，将若干家较有声望的电影节评为A级，这里面有一些过去并非A类，没想到就遭到奥斯卡的迎头痛击。

学院将上述六个节展放在可以直通奥斯卡国际影片的阵容中，实际上是在用奥斯卡自身的制度权威和国际影响力，重新定义什么才是顶级的国际电影节。而这个定义，和过去欧洲主导的传统等级体系，存在偏差。

对戛纳、威尼斯、柏林这欧洲三大而言，奥斯卡这条规则表面上是青眼相加，实际上暗含一种微妙的矮化。

它们的艺术权威性，从来不需要奥斯卡的背书来获得合法性。恰恰相反，长期以来是这些欧洲电影节为全球艺术电影建立了评价标准，奥斯卡在艺术电影的判断上，很多时候是追随者而已。

现在学院将这些荣誉纳入自身的资格审查框架，将金棕榈视为通往奥斯卡提名的一张门票，这个动作本身就隐含着一种等级宣示，仿佛奥斯卡才是最终目的地，你们这些电影节，不过是通往这个目的地的路径。

这也是一种美式霸权逻辑啊。所以全球电影的评价体系，制定者究竟是洛杉矶，还是戛纳？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将来还会继续争斗。

同时，多伦多、圣丹斯、釜山被纳入这个名单，也算一次地位跃升。多伦多长期扮演北美颁奖季前哨站的角色，人民选择奖和奥斯卡提名之间的高度相关性早已是行业常识，但它始终缺乏竞赛型电影节的制度性权威。

圣丹斯是独立电影的孵化器，它原本就是为了填补奥斯卡的大片厂倾向的空白而存在的，如今被奥斯卡公然收编，耐人寻味。

釜山作为西方之外唯一的电影节进入六大名单，很多人说是「抬咖」了。

抬不抬咖不好说，但它凭借奥斯卡的赋能，是否会对亚洲其他电影节（比如上海、平遥）占据更大的抢片优势，还需要后续观察。

FIAPF前不久为什么调整电影节分类规则，也是看到了传统的电影节等级体系本身就在松动。A类认证的排他性失去意义，真正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电影节，并不需要这个标签来反复重申自身地位，所以才「重新发明新的A级」。

奥斯卡此番绕过FIAPF体系自行划定认证范围，虽然可能是无意的，但确实也像是对这种趋势的回应，像一种争夺定义权的举动。

而国际影片的归属，从国家变更为影片本身，奖杯由导演代领，铭牌上导演名字紧跟片名，这条看似程序性的调整，是可以理解为某种意识形态转向的。

因为奥斯卡看到了导演个体和ta所属国家之间，有可能存在的意识形态张力。

最典型的案例就是伊朗，伊朗的奥外名额，是由该国的法拉比基金会决定。尽管美伊关系常年不佳，但伊朗从未停止选送，近年只有一次例外。因为他们觉得奥斯卡主办方并非美国官方，且常常对美国政府有批评声音，不妨碍他们参赛。何况这也是伊朗电影难得的国际发声渠道。

事实上，伊朗选送的《一次别离》和《推销员》都获得过奥外大奖。

《一次别离》

去年伊朗官方选的是《死因不明》，贾法·帕纳西的《普通事故》是不可能被选中的，它最后是用了法国的选送名额。

《死因不明》

所以奥斯卡的新规想说的是，国际电影代表的不应该是民族国家了，而是创作者个人。

这条规则和选送渠道的调整，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逻辑闭环。当提名资格可以绕过国家选送机制直接通过电影节获得，当最终的荣誉归属于导演而非国家，那么整个国际影片奖项的制度根基，就从国家代表制转向了个人创作制。

这对那些官方选送机制高度政治化的国家和地区，会有较大影响。从此，导演不再需要本国电影机构的认可，就能进入奥斯卡赛道，其创作也不再需要承担那种代表国家的符号化任务。

此次新规也包括AI条款。简单说，AI创作不会被纳入评奖范畴。

如果把今年奥斯卡规则的调整，放到一个更大的尺度，比如说最近十来年，来审视，我觉得奥斯卡想回应两个大的问题。一个是电影工业的存续和方向，一个是电影这门艺术与民族国家的关系。

从2015年左右开始，奥斯卡渐渐从一个以北美英语电影为绝对中心、以民族国家为文化视野、以传统制片厂体系为产业基础的评奖机构，被改造为一个更具全球覆盖力、更强调个人创作价值、更适应数字时代产业现实的文化制度。

这种改造的动力既来自内部，比如说投票成员的国际化、代际更替，也来自外部，包括流媒体对传统发行模式的冲击、全球观众审美偏好的多元化、AI技术对创作边界的侵蚀，等等。

每一次制度改革都伴随着新的权力博弈。奥斯卡希望巩固自身作为全球电影评价链条的终极节点，它要重写全球电影的权力地图。这张地图的坐标原点仍然是好莱坞，只不过辐射范围变得更广，吸纳路径变得更多元。

对奥斯卡自身来说，这是一种开放的姿态，但对全球电影来说，或许是在通向一个更精巧的闭环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