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伊朗的战争,正在暴露海湾团结表象之下的深层裂痕。尽管如此,合作仍是唯一可行的选择。当全球目光聚焦霍尔木兹海峡,以及伊朗与美国谈判中的分歧时,海湾国家的角色却逐渐退到幕后。伊朗对阿拉伯海湾国家的攻击,带来了三重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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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这些国家以自由贸易通道、物流、能源、旅游和娱乐为支柱的商业模式正承受压力。作为“安全避风港”,它们正在失去国际投资者的信心,这也削弱了它们长期塑造的形象:即本地区动荡环境中的可靠稳定力量。最后,它们试图通过全面外交、缓和局势和对话来抵御外部威胁的战略,也面临考验。
卡塔尔和阿曼等有影响力的调停者,已被卷入战火。沙特阿拉伯同样如此。沙特正是在2023年恢复与伊朗关系,试图避免地区局势升级到今天这一步。
这三重冲击正迫使所有海湾国家重新思考自身的安全架构,以便在未来更好地保护自己。眼下看来,海湾各国统治者都在推行各自的策略,依靠各自的工具,组建各自的联盟。这一点在海湾两大重量级国家——沙特阿拉伯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身上表现得尤为明显。
沙特更倾向于把自己定位为推动局势降温的一方,并与埃及、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等地区行为体保持密切协调。
尽管沙特对伊朗伊斯兰共和国近几周破坏和解进程深感不满,但利雅得并未与德黑兰断绝外交关系。相反,沙特认识到,今后仍有必要与伊朗维持某种相处方式。
相比之下,阿联酋近几周明显加重了对伊朗的强硬表态,姿态也愈发对抗。阿联酋强调,战后以色列和美国将在本地区扮演更具主导性的角色。
这些不同立场,反映出阿布扎比与利雅得之间根深蒂固的分歧,而这种分歧在战争爆发前就已显现。在也门,这两个地区强国之间的竞争于去年12月升级,最终演变为沙特公开批评其阿联酋“兄弟”,并对其地方伙伴“南方过渡委员会”采取军事行动。
在苏丹,两国政府也分别支持对立阵营——阿联酋支持“快速支援部队”,沙特则支持苏丹武装部队。这进一步加剧了这场血腥内战进入第三年后的人道主义灾难。海湾国家追求的并非毫无裂痕的和谐,而是在相似利益之下,采取不同工具推进各自目标。
两国对以色列的策略同样不同。阿联酋在2020年签署《亚伯拉罕协议》,并持续与以色列保持外交和经济联系;而自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以来,沙特则将自己定位为巴勒斯坦事业的积极捍卫者,拒绝与以色列关系正常化。
这种分歧也外溢到地区之外。例如,沙特在2025年12月批评以色列承认“索马里兰”,而阿联酋在那里运营着一个重要港口。这再次说明,利雅得与阿布扎比之间的分化正在扩大。
由此,海湾地区似乎出现了两条相互竞争的轴线,而且当前这场战争进一步巩固了这种格局。一方是沙特,它代表一种更克制的地区政策路径,并与阿曼、卡塔尔、巴基斯坦和土耳其等伙伴合作,推进更积极的外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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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则是阿联酋,尤其是实力强大的阿布扎比酋长国。它对伊朗和伊斯兰主义运动采取更具干预性的强硬政策,科威特和巴林在不同程度上支持这一立场。沿着这两条轴线,地区军备竞赛可能加剧,经济竞争可能升温,极端民族主义也可能进一步加深,从而推动整个海湾地区的立场更加僵硬、更加对立。
不过,如果把这种对抗看成完全无法调和,就会忽视一个事实:海湾国家追求的并非纯粹和谐,而是在相似利益下运用不同工具。它们奉行的是一种务实的“两手并用”策略,通过灵活结盟来实现目标。
事实上,它们的目标并不像外界通常认为的那样分歧巨大,而是可以归纳为三项核心优先事项:维护国家合法性、维持地区稳定、保障经济发展。而战争正在威胁这三项目标。这也使海湾国家天然有动力避免彼此遭受持久伤害,甚至避免发生公开冲突。
海湾国家之间长期存在冲突与和解交替出现的历史。边界争端、统治王朝与家族之间的竞争、围绕资源和贸易路线的冲突,以及在如何发展依赖石油和天然气的经济上存在的不同路径,都曾反复引发相互抹黑、妖魔化和关系破裂。
最近一次明显震动海湾团结的事件,是2017年至2021年的所谓“海湾危机”。当时,阿联酋、沙特、巴林和埃及对卡塔尔实施了海陆空封锁。尽管紧张与和解不断循环,海湾国家仍表现出相当强的韧性,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们能够灵活适应新的挑战。
如今,它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证明这种能力。当前这场战争,是海湾历史上的一个关键时刻,也在重新定义它们那种“两手并用”策略如何继续发挥作用。
为此,它们今后可能会更多依赖综合威慑、灵活联盟和外交手段,这也可能推动它们在某些政策领域开展更紧密合作。这可能包括加强军事合作,通过地区防务能力提升国家安全,并减少对美国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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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国在应对伊朗问题上存在分歧,但发展联合无人机项目,以及共同防范针对海上安全、海水淡化设施和未来技术的攻击,符合所有海湾国家的利益。其他领域也是如此。
战争已经通过油轮被击沉和波斯湾布设水雷等方式,严重威胁本就脆弱的生态环境。因此,必须防止漏油等环境灾难发生,而这只能通过集体行动来实现。
霍尔木兹海峡遭到封锁,也让大多数海湾国家更加清楚地看到,它们的能源出口对这一敏感海上咽喉通道有多么依赖。这场战争对海湾社会集体心理的冲击也不应被低估。要应对这一问题,各国需要在创伤修复方面共同努力。
替代方案十分有限,受益者主要是沙特和阿联酋,而卡塔尔、巴林和科威特则在很大程度上被隔绝于国际海上贸易之外。因此,替代性贸易通道至关重要,但这同样只能通过合作来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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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类通道的规划其实多年前就已存在,在当前危机背景下,无论是能源、交通,还是海湾铁路网络建设,都可能重新获得推动力。例如,沙特正计划与埃及和约旦建设新的物流走廊,以增强自身独立性。
目前,所有海湾国家都在承受石油和天然气销售、旅游业以及金融服务收入下滑的压力。整体来看,2026年该地区经济增长预计将从原先的3.7%降至1.4%。其中,卡塔尔经济产出可能萎缩13%,阿联酋可能萎缩8%,沙特则可能萎缩6.6%。
这很可能促使所有海湾国家在投资上更加谨慎,也更有选择性,尤其会优先投向国内。它们把减少后的资金越多地投入本国,留给叙利亚等地区危机地带紧迫重建任务的资源就会越少。
在这一点上,加强发展合作协调同样可能带来好处。海湾危机期间,阿拉伯协调集团框架下就曾有过类似做法。该机制汇集了所有海湾国家的发展基金,以及伊斯兰开发银行等地区捐助机构的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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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例子表明,竞争未必排斥合作,关键在于具体情境。因此,海湾国家现有的分歧不应被看作一成不变,而应被理解为危机时期一个复杂的协商与调整过程的一部分。
联盟关系正在变化,并引发深刻转型,而海湾国家正处于这种变化的中心。它们不会放弃“两手并用”的路径,但会重新校准。
未来,它们究竟会彼此对抗,还是彼此协作,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取决于具体局势以及各自选择的工具。由此形成的动态,可能是一边合作、一边极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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