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声思考｜预言未来的人

利用公众焦虑实现影响力的“预言家们”

预言是人类喜欢做的事，对未来做悲观的预言，则尤其引人入胜。最近六十多年来，悲观的预言者时而出现，这是因为人们切实感受到了增长，且这增长一直在提速，因而对将来衰退的一天产生了忧心，对增长要付出的代价更是忍不住谈论。

3月13日，斯坦福大学的一位生物学家，名叫保罗·R.埃尔利希，以93岁的高龄去世。六十年前，埃尔利希一度登上全球头条新闻人物的栏目，他引发的争议持续到世纪初，他就是一个以悲观预言闻名的预言家，他预言了关于世界饥饿、环境崩溃、能源危机，等等的一系列危难。而让他暴得大名的一本畅销书，是他和妻子合写的，1968年出版，叫做《人口爆炸》。

打开埃尔利希的照片，就可想见此人的仪表堂堂、才智敏捷，他的演说能获得多大的反响都不为过。在1950年代后期，埃尔利希曾在斯坦福大学投身一片原始山地的生态保护工作，备受好评。而进入六十年代，他似乎意识到了应该利用好自身禀赋，开始越来越广泛而激进地表达公共观点，从教育到核武器无所不言，并且经常用挑衅性，或是漫不经心的回答来应对那些质问。做预言的人，要背负巨大的名誉风险，在《人口爆炸》一书中，埃尔利希说，从1970年代起，人口增长将耗尽地球资源，导致战争和社会崩溃。它的开头就是一串炸弹，它说人口过剩的印度注定要消失，而英国“在2000年将不复存在”，大规模的社会和环境崩溃将毁了它。

埃尔利希的言论并非独此一家。那时，一些德高望重、并富有人文主义修养的科学家，如C.P.斯诺（1905—1980）和罗杰·雷维尔（1909—1991）都在密切关注并谈论全球变暖、人口增长让粮食短缺等可预想的挑战，但埃尔利希的书给出的论断特别斩钉截铁，与其说是警告，更像是在给世界判刑。不止如此，他更被称为“20世纪的马尔萨斯”——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马尔萨斯曾在1798年的《人口理论》中对人口超过粮食供给最先提出警告，还预测加强粮食生产会导致饥荒和贫困的循环，于是提出了以控制并优质化人口的优生学。而关于人口，埃尔利希也明确提出了由政府主导节育是必由之路——实际上也倡导某种优生学。

“斯坦福”、“科学家”这两块亮闪闪的头衔，充分的学术和表达自由，配上个人魅力，使得埃尔利希获得了明星般的待遇。在一张1971年8月前往新西兰演讲的照片里，埃尔利希一派成功人士的打扮，和他身为生物学家的妻子一起，笑容灿烂。如果问他：“你为什么看上去不像个悲观的人？你不是忧心天下吗？”他会狡黠地回敬这样一句：“我不是卡珊德拉。”——希腊神话里的卡珊德拉准确预言了特洛伊城的毁灭，但特洛伊人视她为乌鸦嘴，她也在城被攻破时丧生。

当科学家试图用“上帝视角”定义人性与未来

埃尔利希控制人口的优生观点，在同时代就有响应者。1928年出生的昆虫学家、进化论科学家E.O.威尔逊就是一个显赫的名字，他是个正牌的哈佛教授，对蚂蚁的生活方式的研究使他早早“破圈”，被公众所知；他也是个一流的演说家和活动家，被授予“达尔文继承人”等头衔。他在人类未来方面的观点，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判断上：人脑和心智完全系生物起源，“人性”就像血液一样，是只有借助科学的方法才能理解的真实之物。

威尔逊不愿把自己限制在本职——昆虫学的领域。和埃尔利希一样，他在六十年代末后日渐活跃。哈佛大学出版了他的一系列著作，其中尤以1979年问世的《论人性》最突出，之后，他顺应《自私的基因》等开创的路径，谈论起基因学来。自然科学在他的笔下和演讲中，被推到了位于文学艺术之上的统治位置；他认为社会行为的遗传基础的知识正在增加，通过分子工程学和克隆技术，人类可以“选择”向更高的智力和创造力前进。

威尔逊的演讲无数，观点多变，当他2021年逝世时，人们大多称赞他的悲观：他说，应该把地球的一半还给荒野，以恢复物种的多样性。这当然是一个具有远见的环境主义者。但是早五十年的他，最引起人们关注的，是他所持的“积极优生”的观点。积极优生，和以消除不需要的、劣等的人群类型来优化人类的“消极优生”（这种学说在纳粹德国之后彻底被打倒批臭）相反，倡导增加人类集体中更为优质的遗传物质。当然，这仍然只是一个理论上的讲法，因为谁能决定什么是优质什么是劣质，什么样的遗传物质能给“人类”以更高的智力，而不是使他们更多为害呢？

对人口问题的关切，是对“增长的极限”的关切的一部分。高速增长会持续到什么程度？地球能源还够用多少年？资本主义是否能永续？人的寿命越来越长，地球撑得住多少人口？这些都是1960年代以来，最活跃的一批未来预言家探讨的话题。埃尔利希和威尔逊都涉嫌“不务正业”：不安分于耕耘本专业，而要向公众发言，告诉他们人类正走在一条怎样的道路上。另一个值得一提的“不务正业”者，是天文学家卡尔·萨根（1934—1996），1960年代，他因为赶上了太空探索的热潮而一举成名，不过，他在公共媒介不断露脸发声，讲述跟地外生命和UFO有关的事情时，没有忘记提醒人们注意这种热议反映的“人类的自我膨胀”。

萨根曾有美好的未来，1963年他就得到机会在哈佛开课，但哈佛最终拒绝给他长期讲席，就是嫌他关注的领域太多，太“公共”，不安安心心做学问。从火星探索到UFO到阿瑟·克拉克的科幻小说再到给斯蒂芬·霍金的《时间简史》写序言，萨根什么都干。他最终也确实成了一个以科普为主的作家，获得过1977年的普利策奖。他和威尔逊一样，都具有相当高的人文素养，但他的批判性更强，他说，科学界应该关注UFO，但是不应该随意释放讨媒体喜欢的消息，因为人们会追逐观念而行动，行动则会带来现实后果。

技术爆炸成为摧毁人类安全感的“雪崩”

这几位无一不是很“上镜”的人士，媒体也乐于捧举他们，让他们的观点传布四方。身处2020年代的我们，如今都躲不开“未来已来”的感觉，这是一个人类被全面替代的“未来”，而那些为未来奏响积极旋律的人，则会被看作是“上岸”者，他们执掌着最重要的资源，无需担忧裁员与失业。然而推回五十年前，悲观与乐观、积极和消极的声音还是混在一起的，那时没有拉平一切的互联网，那时纸媒、电视、广播各有各的市场，还有冷战高墙导致的信息锁闭。

我们无法泛泛而谈那时的人对未来的印象，而只能优先关注最盛行的言论，和最为风靡的书与人。这之中首推阿尔文·托夫勒，他的《未来的冲击》比《人口爆炸》晚出两年，此书的风靡，直接给他戴上了一顶“未来学家”的头衔。未来学家，是最具有对未来的想象力和论证能力的人，他们不仅了解眼下科技和知识的潜力，能看到它们将怎样改变人类的生活，也能指出什么东西是不会变的。托夫勒也是演讲大师，但他更是那个年代整合知识并输出观点的高手，现在的人看他的书，大概会觉得他懂很多“干货”——不过，他处理这些干货的方式，基本上是人文主义的。

人文主义关心的是人。1965年，托夫勒为《地平线》杂志写了一篇文章，其中不只说到了科技进步带来的新生事物，更谈到了时人的情绪。文章名字叫“未来作为一种生活方式”，它说，我们正在经历的迷失感，是源于“未来的冲击”：“变革有如雪崩一样地向我们袭来，而绝大多数人对此完全没有准备。”

托夫勒讲起了历史：他梳理工业革命以来的进程，说，是从1850年开始，之前的积累带来的后果，开始一点点显现出来了，人类的知识总量、人口、信息、能源消耗量，都是以指数级别在增长，城市化程度日益加剧。先讲清楚历史，才能开始谈论未来，托夫勒做的堪比现在尤瓦尔·赫拉利做的事：他说，我们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大变局，眼下我们所经历的社会转变，堪比“野蛮向文明”的转折。

这转折是向好还是向不好？托夫勒没直下结论，但是他对未来提出了警告：人机界线的模糊，衰老密码的破解，社会职业结构的颠覆，这些将会催生截然不同的职场形态——也将带来一个后文明时代，许多人会为此而承受难以承受的压力。托夫勒说，有的技术可能会对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所以我们需要警惕，要由专业机构及时地评估新兴技术的潜在影响。比如，我们有避孕药了不是？那不就得将来，我们会有体外受精，会有试管婴儿，会有捐精捐卵，这些新的技术并不一定只是造福人类，它会带来法律上的问题，带来血缘关系的混乱。

可见他的警告也同样是指向“失控”的。但他更聪明的地方在于，他关心“人”的方式，是分析人们——当时和将来的人们——的情绪和心态。“冲击”一词随着他的使用，而成为人们想象未来的方式，但它并不是危言耸听，在描绘了技术快速变革可能带来的颠覆性的社会后果时，他冷静地分析了人们的恐惧、疏离感、失范状态等等：我们将饱受变革之疾的困扰，这不是因为变革太多，或是新的东西都有害，而是因为太多的变革在太短的时间内发生了。

这是必需的、也是很基本的人文关怀。任何人只要想象一下，乘坐一辆急停急转的汽车是什么感觉，就可以理解他的意思。

在六十年代末的时代思潮中，他的理论持续“发酵”，当1970年《未来的冲击》出版后，一时人人争读，它的印量达到了七位数。托夫勒说话铿锵有力，能不断调整自己的分析，面对不同的人，谈的“未来”的重点也不同，这些都让他处处逢源。尼克松总统也读过，并且指示他的科学顾问委员会研究《未来的冲击》。作品带来的热潮，将一种“没事就谈谈未来吧”的习惯塞进了茶余饭后的人民的生活，乐观的人谈他们畅想的好事，悲观的人谈他们看到的危机。

比起准确，预言更需要温度

托夫勒和埃尔利希一样，都是一个时代里顶级聪明的人物。相比托夫勒，埃尔利希更讲“操作”，他的做法其实很像现在流量时代做自媒体的人，他们专门扔出吸引眼球的论调，拉大简单的对立，制造爆点，为了在短时间内吸引关注，等关注达到了一定的数量，得到平台的稳定推送后，他们（如果能够的话）再开始说一些细致中肯的东西。

《人口爆炸》里发出的惊人预言大多都落空了，因为农业技术和产量的提高以及其他原因，“人口爆炸”根本没有拖垮印度和英国。可是埃尔利希并没有因为预言的落空而身败名裂，他无数次遭到嘲讽和诘问，甚至有人专门写书揭露他的不诚实，可是他作为一个知名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自己获得的发言平台上说了大量相当中肯的言论。当有一次被问到“你为什么不像你自己一再推崇的那样过更环保的生活”时，埃尔利希也回答得让人挑不了毛病。他说：“每个人都是文化的产物”，“我的生活方式所消耗的能源，可能要高出维持基本生活所需能源的十倍，但这问题我无法个人解决，我在我生活的社会里，住房、医疗、饮食上就是需要消耗这么多：这是一个只能从社会层面来解决的问题。”

而托夫勒，他可以看作《人类简史》的作者尤瓦尔·赫拉利的反向先驱：赫拉利先是用《人类简史》打造了一套关于“过去”的大叙事，赢得了广泛认可后，再着手讲述“现在”和“未来”；而托夫勒则是先谈未来，获取知名度后，再谈论“过去”。

1980年，托夫勒出版了又一大作《第三次浪潮》，详述了一个人类社会的演进模式：历史上的第一次浪潮是人类从狩猎采集向农业的转变；第二次浪潮是从农业向工业的转变；而第三次浪潮——我们正开始经历的——则是从工业向信息社会的转变。没人会对此持有异议，但和后来的赫拉利的区别在于，赫拉利用一种更具反讽的技巧来讲述未来，甚至偶尔自嘲说，自己这个分析家也不过是硅谷技术大亨的座上宾，而托夫勒的口吻更像在教导。他的书中写到：民主政制可能彻底失灵，大公司可能解体，童年时光大大缩水，生产者与消费者将会合二为一……但不管看上去是希望还是危机，他的结论总是乐观的，他认为这带来无数变数的“第三次浪潮”乃是人类文明发展到一定高度后产生的，即使不知道后果如何，遇到这一划时代的巨变的人们，总归是有幸的。

八十年代成长起来的中国人所熟悉的“未来”话语，那些“到了2000年”的畅想，很大程度上也是源于托夫勒的作品。托夫勒夫妇那时成为不少官方机构的座上宾。但是，他的书所产生的实际成就，实在来说，也就是1972年，美国成立了一个技术评估办公室，以对具有破坏性潜质的技术进行民主监督。然而，托夫勒的一位亲密友人和门徒——共和党议员纽特·金里奇，却在1995年掌控了国会之后，取消了对技术评估办公室的资助，认为这是浪费钱。他的说法并没错，因为，为了审核哪些技术值得推广，哪些得暂缓或者扼杀在摇篮里，就要设立一个机构，这事实在是官僚得很，但舍此之外又别无他法。

不过那时，托夫勒早已不关心这事了，他给企业总裁开开研讨班，给政府智囊讲讲课，日子滋润得很。他逝于2016年，年87岁。这十年来，时常有人赞许地提起托夫勒，说起他的某某预见很准确，即便不准确，也是给人提了醒。这真是托夫勒个人莫大的成功：成了一个魅力人物。而像金里奇这样的政客，会把一些“正确”的新生事物和现象归功于托夫勒，比如去中心化、个人的作用超越专家、众包等等，等等，顺带也显示一把自己的高明。

但是，在托夫勒逝世时，不少报道都把他最有价值的观点归结为一条：变化的速度和方向是必须受到控制的，否则，人一定会遭受大规模身心疾病的侵袭。这种总结当然是身处具体情境之内的有感而发。要是早个二三十年，谈起托夫勒的未来学，估计人们还是更在乎其中所说的——第三波技术革命的新奇成果。革命发生了，带来的好处，似乎很快就被一定生活范围内的所有人都享用到了，所以之后呢？万事大吉了吗？

人文主义者必须成为探讨未来方面的“乌鸦嘴”，这也是他们的价值所在，他们发出的警告如果应验了，或者在日后有了“回响”，那表明他们足够有远见，对人和社会的理解也足够深。托夫勒的确写到过，信息技术革命之后，思想、人际关系、文化规范及物质物品的寿命可能大幅缩短，我们可能迎来一个“一次性”社会，在其中，我们将不再需要适应渐进的文化变迁，而是不得不去适应应接不暇、接踵而来的短暂文化。他能前瞻到这些，就已经非常合格了。他能给出的忠告，就是“学习去适应”。

2024年初，时年90岁的保罗·R.埃尔利希再次出山，带着他的回忆录发起了一次巡回演讲。他仍然在强调人口过剩：每当人们问起“人口爆炸”的预言破产的时候，他就强调，这不只是预言，更不是诅咒或打赌，这是一种关怀。他说，人口过剩和过度消费，仍是破坏气候，可是科学的论证不足以真实影响人们的行为，为此，“我们需要艺术，我们需要叙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