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书画于黄君实而言是大快活之事

知名书画鉴赏家、学者黄君实（1934年—2026年）近日辞世，6月12日，其书画及捐赠展将在香港故宫文化馆展出，书画对于黄君实而言是大快活之事，他曾自言：“书至得意处，则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心手两忘，恍然若醉。古人之诗思墨痕，皆为我所有，浩荡澎湃，泻乎胸臆。斯时之乐，未足与人言也。”

黄君实（1934年—2026年）在挥毫

黄君实先生走了，享年九十二岁。

6月12日，先生的书画及捐赠展将在香港故宫文化馆展出。去年10月底，我去香港最后一次探望先生，彼时，先生尽管身体虚弱，但精神尚佳，他几乎失聪，所以我们借助笔谈，他即向我预告了“明年”将要在香港故宫举办他的书画及捐赠作品展。这些年，先生最为耿耿于怀的是由于身体的原因不能握笔写字了，故而展览就成了先生当时最为牵记的事，我们约定“明年”展览一定再来相聚……

2025年10月，作者在香港养和医院病房探望黄君实先生（右1）

黄君实先生是我通家之好的伯父，更是我书画鉴定之学的恩师。认识先生是在2000年左右，父亲先与他在香港相识，他们在书学上的共识使他们成为好友，先生邀请父亲为他的书法撰写评论文章，父亲遂写了《会于心、发乎己、率真天然——黄君实先生书法印象》一文发表于《中国书法》杂志上。2002年，我进入上海博物馆书画部工作后，与先生的交往就多了起来。那几年，上博接连举办了多次重要的古代书画大展——“晋唐宋元国宝展”“淳化阁帖最善本展”“中日古代书法珍品展”等，在这几次大展的展厅里和研讨会上，我跟随先生观摩名迹，细听先生许多高论。

2006年夏，我有幸受到黄先生夫妇的邀请，到香港帮助整理先生所藏明人信札。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虽然已在博物馆工作了几年，对古代书画有了一些基础知识，也阅读过不少名迹，但于书画鉴定仍是一名初学者，所以这次名为帮助先生整理藏品，实则是先生夫妇提携后辈，将他们的收藏毫不吝啬地展示与我，向我慷慨传授鉴定之学，此事于我，不啻于蠹鱼游于金薤琳琅中，何其幸运！

先生在跑马地的寓所总是飘着茶香和书香。茶室被几间书房环绕，每天上午的时光，先生总爱在茶室里边饮茶边读书。先生拥有的诗文及艺术类的书籍犹如一座小型图书馆，诗文、历史、著录、画册、展览图录、拍卖图录、专题研究在书架上清晰排列，让我如行走于山阴道上。特别是那些早期日本、中国台湾印行的期刊、画册和展览图录，以及先生70年代帮助程琦先生编纂的《萱晖堂书画录》，还有先生主持的佳士得拍卖图录，尤为吸引我的注意。当时我每天忙不迭地翻阅，由于信息量太大，总有种吃撑了又消化不了的感觉。

午饭后，先生夫妇便带我去中环的工作室观摩他们收藏的古代书画。对于他的藏品，先生总是亲手展卷或张挂，并娓娓道来他们的来历——曾藏于某家，某著录记载，在哪里买到，某家作怎样的评论，然后我们便仔细读画，相与品评，我有不懂的也尽可提问。我想看什么画，先生皆一一满足。取画是黄伯母的工作，她常常在架上翻找半晌，我很不过意。后来我知晓了先生与大藏家程琦（伯奋）先生的一段师生情谊，才更理解先生夫妇对我的好，他们是感念前辈藏家对自己的恩情，同时也要将这种汲引后辈的优良传统传承下去。

在鉴定上，先生非常重视书画著录。他对明清著录熟稔于心，特别是对清中期至民国的广东藏家所作著录，尤为重视。因为清中期之后广东藏家崛起，以叶梦龙、吴荣光、潘正炜等为代表，大批的书画名迹流入广东，其中很多作品现今仍流传于世，其与市场的高度关联，是先生重视的原因之一；另一个原因当然是乡贤情结，先生重视广东收藏犹如吴湖帆对于历代苏州藏品的重视。对于有些被后世诟病较多的藏家著录，先生也并不完全弃之不理，而是仔细甄别，对其中有价值的信息加以利用。先生对于书画资料的博闻强记令人佩服之至。有时先生身体抱恙或情绪不佳，只要有人请教书画，他便立刻来了精神，谈及某张画曾被哪本书著录、画上谁作了怎样的题跋，这件作品的妙处在哪里，他的记性好过任何人。这时候假使再和先生开个玩笑，说，您这会儿心情好了？他会立刻绽开笑颜。

黄君实书《赤壁赋》局部

对书画的痴迷与热爱似乎是先生与生俱来的。他生长在广东的小渔村，并无任何家学，却从小喜爱书画，时时操弄毛笔，并向身边的老师求教。及长，在香港崇基书院和日本京都大学研习唐宋文学以及六朝诗歌，又为他在古诗文方面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后来在工作之余，差旅之暇，先生也总是将喜爱的法帖随身携带，玩味点画章法，读帖临习，从不懈怠，数十年如此。先生好古至深，因为好古所以信古，他依凭自己在历史、地理和古典文学方面的深厚积淀，以及任职纳尔逊博物馆和主持佳士得中国书画拍卖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一套自己的鉴定方法。先生对自己的鉴定非常自信，他曾说：“我的心态非常淡定，清楚自己懂什么、懂多少，专家、学者或闲杂人等的论调完全不会影响我”。事实上，读书、目见、创作三条路径正是自古以来所有“具眼”的修炼途径，米芾、文徵明、董其昌无不如此，书法创作是帮助先生在书画鉴定上高于常人的法门，而大量目见古代名迹又帮助先生的书法创作高于时人，所以创作与鉴定是相辅相成、相互成就的关系。

黄君实上海书法展现场

先生学书自小从《兰亭》入手，一生遂植根于此，由先生的《学书絮语》可知，其楷、行、草各体皆在二王的体系中，实乃承继帖学正脉。先生三十二岁时以文言书就长文《王羲之兰亭序真伪辨》加入著名的兰亭论辩，捍卫心中的经典，彰显出年轻学者扎实的文史功底、论辩能力，以及不畏权势的真性情。之后先生又在美国堪萨斯大学攻读美术史硕士，撰写了《文徵明及其交游》《项元汴与苏州书画家》等文章，他也是最早关注收藏家项元汴的现代学者。在对书画家与藏家的交往，以及收藏与创作之间关系的研究中，先生很早就洞察了文徵明等人的学书法门——那就是向家藏或周围朋友的藏品学习，大量观摩古代名迹，传移摹写，方得精进。反过来，书艺的精进又能提升赏鉴能力，由此鉴定眼力也随之精进。于是先生就向吴门诸家——文徵明、祝允明、陈淳等人学习，一面在博物馆、拍卖会上看古代名迹，有条件之后就自己收藏，向家藏学习当然更加近便、更加深入。先生不仅收藏吴门诸家的作品，进而沿着明代大师的足迹取法乎上，学他们所学，也努力收藏更早的宋元作品。所以先生书作常有明人韵度，正是由于他与衡山、枝山、白阳的取法路径是一致的，自然创造出的面貌有相似的趣味，这种趣味在今人看来就是古意了。

草书苏轼《望湖楼醉书》，1999年作

先生书艺，我以为草书成就最高，这与他的性情相关。先生洒脱富才情，追慕古之诗仙及侠客，故跌宕起伏、缠绕连绵的大草最能抒写先生心意。先生草书以怀素为骨体，兼以张旭、黄山谷、米南宫、祝枝山、陈白阳、徐青藤等多家意韵，而终能自出机杼。先生草书面貌也很多样，他常常依书写内容、书写心境，变化出不同的风格和丰富的笔墨趣味。这皆缘于先生入古极深，草法功底深厚，且目鉴丰富之故。比如以大草作《赤壁赋》，人们自然都会联想到祝允明的名作——现藏于上海博物馆的大草《前后赤壁赋》，这卷也是先生挚爱的经典，曾反复研读过。那么丁亥年（2007）当先生决定写一卷大草《赤壁赋》时，他并未因为经典的存在而不敢执笔，相反先生选取了一种与祝书相类的仿制金粟山藏经纸，放笔直下，气势如虹。起初似仍有枝山样貌，之后便渐渐放开，走笔迅即如风樯阵马，笔势圆转飞动，全是一派自家面貌。“少”“斗”“川”“也”等字的长拖笔或斜或纵地分割着手卷的平面，并不觉得突兀，反而是书写到此自然的情绪抒发。完成后，先生自己也相当畅快、得意，并一直非常钟爱此作。

书法是传承的艺术，读帖、临帖不仅是学习的方法，也常常是生发出新的创造力的源泉。先生的一些临仿作品就颇能拓展其书写的维度。如他1997年所书《临米芾大字卷》就与他平素书风迥异，其用笔厚重、方硬，转折如曲铁，倔强刚硬。对这些书写趣味的触碰是为了丰富日后的作品，使自己的书写面貌不断丰厚有内蕴。在《草书黄庭坚观许道宁山水歌》卷后先生题跋道：“吾家山谷先生诗气韵高超，炼字精妙，书法瘦硬通神，草书得藏真三昧，在宋无有出其右者，闲中戏录其诗，并学其书”。然观此卷书风并不似山谷，而是先生揉入山谷书风后的自家面貌。可见先生这里所言“学其书”早已超越了“似”的境界，而是一种意临，或曰，受其启发的“学”。有意思的是，我发现先生凡写书家的诗作，通常反而不作这家面貌，是一种反向的学习。比如先生所写东坡《寒食诗》就反而不用东坡笔意，而以自家草书面貌写就。这样的例子非常多，值得玩味。

在古书画题跋方面，先生的见解高妙、文辞雅训，高出时人，而当世鉴家大多书艺欠佳，不及先生远甚。先生是明代大鉴藏家文徵明的研究者，其题跋亦像文徵明般笃实中正，言之有物，令人信服。在程琦旧藏王蒙《南村草堂图》后有黄先生书写的四通题跋，两通是为程琦代笔，后两通为黄先生自己的题跋，他说：“余侍先生几砚，所得奚只以道里计？而余之笔墨乃得附历代名家之后而传诸来页，岂非先生之赐耶？”能够将自己的笔墨附于古代名迹之后传诸后世，是非常幸运的，所以先生非常感恩，也非常珍惜这些机会，他的题跋多用工致的行楷写就，尽管先生擅长大草，但我未见先生以草书书写题跋，可见他的恭敬与虔诚。

1985年，美国翁万戈寓所，前排左起：徐邦达、谢稚柳，后排左起：翁万戈、王己千、黄君实、杨伯达、杨仁恺

书画于黄先生而言是大快活之事，他自言：“书至得意处，则无古无今，无人无我，心手两忘，恍然若醉。古人之诗思墨痕，皆为我所有，浩荡澎湃，泻乎胸臆。斯时之乐，未足与人言也。”先生的一生有志同道合的妻子、有挚爱的诗书画相伴，是既幸运又美妙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