肩挑三百件 琳琅尽揽千年市井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胡书明

一把方寸团扇，一位肩挑百物的货郎，一群追逐嬉闹的孩童——南宋宫廷画家李嵩笔下的《货郎图》，在700余年的时光流转中，始终散发着令人着迷的烟火气息。《货郎图：小商贩肩挑大历史》一书是黄小峰20余年深耕《货郎图》研究的集大成之作。在书中，他以跨学科视角，对李嵩的4件《货郎图》进行了一次从微观到宏观、从图像到社会、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全方位追踪。

黄小峰的研究起点，是一行几乎微不可察的小字——李嵩在画面中以微型小楷写下“三百件”字样。他敏锐地意识到，这并非画家的随意虚指，而是对所画物品数量的准确表示。黄小峰以放大镜的视角，对故宫博物院等藏四本李嵩《货郎图》中用来售卖的“三百件”物品作了一一辨识、考证，探赜索隐。这种“放大镜式”的研究绝非炫技。以书中对货郎担上医药用品的辨析为例：作者注意到货郎身上悬挂着牙齿、鼻子、耳朵等人体器官模型，并通过对牙根数量等细节的考证，推断其与南宋牙科医疗实践之间的关联。更令人称奇的是对头骨图像的解读。货郎担上出现头骨，乍看令人费解，但黄小峰将其置于宋代医药语境中加以考量，指出头骨与当时药材市场中的“天灵盖”药材有关，这一发现为理解《货郎图》的图像意涵开辟了全新路径。

从锅碗瓢盆到儿童玩具，从医药器具到祭祀用品，每一件物品都在黄小峰的考据下获得了超越其物质形态的历史意义。正如他在书中所述：“《货郎图》尝试以百物杂陈的货郎担为纽带，围绕医药、祭祀、茶酒专卖制度、元宵表演、亲子图像等进行有趣的考察，在逐一辨识货物的基础上，展开从微观到宏观、从图像史到社会史、从小人物到大历史的追踪。”

如果说对“三百件”货物的精细考据构成了本书的“地基”，那么对《货郎图》创作性质的重新定位，则是全书中令人耳目一新的核心洞见。长期以来，学界普遍将李嵩的《货郎图》视为南宋城乡商贩的真实写照，视其为宋代商品经济繁荣的直观反映，黄小峰对此提出了颠覆性的质疑。这一颠覆性见解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年前作者读到的一则文献——清代宫廷中设立新年“买卖街”的记载：乾隆皇帝模仿大城市的商业街，在宫中设立“假扮”的市场，以供年节时娱乐。这则文献激发了黄小峰的好奇心，也促使他提出一个大胆的假设：南宋李嵩《货郎图》中那货品累累的货郎担子，会不会也是假扮出来的？

带着这一追问，黄小峰展开了缜密的图像分析。他发现，货郎的行头和担架在诸多细节上不符合真实场景中的便携需求——担架过于繁复华丽，货品陈列方式也不便于实际行走贩卖。通过对元宵节表演与货郎角色关系的深度挖掘，他揭示出《货郎图》实则是以官府组织的元宵大型庆典中“货郎”杂扮表演为蓝本的宫廷节令绘画，而非街头商贩的简单再现。

这一发现的意义远超对单幅画作性质的修正。它深刻触及了艺术史研究中的一个根本性问题：图像与真实之间的关系。黄小峰在书中阐释，尽管“以图证史”是常见的研究方法，但图像从来不是真实事件的复制品。承载这些图像的艺术作品，往往包含着更为复杂的创作意图和文化编码。画家李嵩在呈现现实的同时，也融入了自身的理想与创作意图——货郎这一形象，既是市井烟火气的载体，也是宫廷岁时节令仪式的视觉化呈现。

黄小峰拓宽了研究视野，将《货郎图》视为一个跨越数百年的画题来加以考察。在书中构建了一个以货郎担为中心、辐射宋代社会多重面向的研究框架。从南宋李嵩到元代偶有模仿者，再到明代宫廷内府重新发掘并蔚为大观，《货郎图》题材始终与岁时节令、宫廷庆典存在着深刻的关联。通过将明代宫廷《货郎图》与南宋《货郎图》作为一个连续性的画题加以审视，黄小峰构建起了一个跨越朝代的图像谱系，揭示了这一题材从“杂扮表演”到“节令绘画”再到“宫廷装饰”的演化轨迹。这种长时段的图像史追踪，使本书超越了对单一画家的个案研究，获得了更为宏阔的历史纵深。黄小峰构筑了富有个人特色的“货郎宇宙”。以南宋李嵩的四件《货郎图》为起点，围绕唐、宋、元、明各朝画作与物件展开论述，涉足宋代社会的医药、礼仪、商业、教育等多重面向。在“酒醋茶的生意经”一章中，他以货郎的经营为切入点，深入剖析了宋代专卖制度下民间商业的运行模式；在“图画与亲子教育”一章中，他敏锐地发现，货郎贩卖的钱幡、兵器、劳动工具等商品均为便于孩童手持的尺寸，进而提出南宋《货郎图》的创作聚焦于少儿群体的观点——这些物品以寓教于乐的方式引导当时的儿童认知社会。

整部著作将读者从一件件具体的货物，一步步引向对图像、社会与历史的整体思考。它能从最微小的图像细节出发，最终抵达对历史与文明的宏观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