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同学到俄罗斯打工调戏了个当地姑娘，结果就被姑娘家人抓起来。

# 西伯利亚的雪

## 第一章

2008年的冬天，我永远忘不了。

那一年我二十六岁，在黑龙江一个边境小城做着小本生意，日子不上不下，凑合能过。接到李明远从俄罗斯打来的电话时，我正在店里盘账，外面下着大雪，街上一个人也没有，只有路灯在风雪中发出昏黄的光。

电话那头的声音断断续续的，隔着几千公里的距离和李明远颤抖的声音，我好不容易才听清楚他说了什么。

“伟子，我完了。我彻底完了。”

李明远是我从小玩到大的发小，比我大一岁，从小就是个不安分的主。我们一起在松花江边摸鱼抓虾，一起在学校的操场上打架挨罚，一起在那个北方小城度过了整个少年时代。他脑子活络，胆子大，敢想敢干，十八岁那年就一个人跑到黑河做边贸生意，倒腾些小百货，日子过得比我有声有色多了。

后来边贸生意不好做了，他就跟着一个老板去了俄罗斯，说是去一个叫伊尔库茨克的城市打工。走的那天我去车站送他，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大衣，背着一个鼓鼓囊囊的登山包，站在车厢门口冲我咧嘴笑。

“伟子，等着哥发财回来请你喝最好的伏特加！”

我朝他挥了挥手，骂了一句：“别喝死在外面就行。”

谁能想到，一语成谶。

“李明远，你他妈说什么了？什么完了？你在哪儿？”我握着电话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我在伊尔库茨克，在……在一个村子里。”李明远的声音压得很低，像是在害怕被谁听到，“伟子，我得罪了人，被人扣下了。你帮帮我，你帮我联系大使馆，帮我找找人，我求你了。”

“你得罪了谁？扣下你的是什么人？”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信号断了。

“我……我调戏了一个姑娘。”李明远的声音几乎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每个字都带着浓重的羞耻和恐惧，“是当地一个有钱人家的女儿，我喝了酒，我……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伟子，他们要把我送到警察局去，他们说我在俄罗斯要坐牢的，我不想坐牢，我不想在这儿坐牢……”

我握着电话，大脑一片空白。

调戏姑娘。

这四个字从李明远嘴里说出来的时候，我差点以为自己听错了。李明远嘴是碎了点，人也花心了点，但我认识他二十多年，知道他骨子里不是那种下作的人。他怎么会干出这种事？

“你是不是喝多了？”

“我喝了不少伏特加，又喝了他们自酿的那种酒，我也不知道叫什么，反正很烈。”李明远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伟子，我不是故意要调戏她的，我……我就是看她好看，多说了几句话，可能……”

“你到底对人家说了什么？做了什么？”

“我……我在街上碰到她，觉得她好看，就跟她搭讪了几句。可能说了些不太得体的话，但绝对没有动手动脚！”李明远的声音突然急切起来，“伟子，你要相信我，我真的没有碰她！我就是嘴欠，说了几句不该说的话。结果第二天她家里人就找上门来了，把我从宿舍里拖出来，关到了现在这个地方。”

“关在哪儿？”

“一个……一个农场吧，我也不确定是哪儿。他们把我关在一间小屋里，每天有人看着，不让我出去，也不让我打电话。这个电话是我偷偷拿的看守的手机打的，他正在外面睡觉。”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镇定一些：“李明远，你听我说，你现在的处境很危险。你在俄罗斯，人生地不熟，语言不通，法律不懂，得罪了当地人，人家想怎么收拾你就怎么收拾你。你首先得保证自己的安全，别跟人家硬来，能服软就服软，能认错就认错。其他的我来想办法。”

“伟子，你快点，我怕他们随时会把我送到警察局去。”李明远的声音越来越低，几乎是在耳语，“我听他们说，如果按俄罗斯的法律，我这种行为可能会被判刑的。我不想坐牢，伟子，我真的不想坐牢。”

“我知道了。你记住，尽量不要激怒他们，有什么话等我来再说。”

“你要来？”

“我不来你这破事儿谁管？”我没好气地说，“你等着，我这两天就动身。”

挂了电话，我坐在店里发了很久的呆。

窗外的雪越下越大，整个小城都被盖在了一层厚厚的白色下面，安静得像另外一个世界。街对面的老李头正在收摊，把摆在门口的冻梨和冻柿子一箱一箱地往屋里搬，冻得直跺脚。

我看着老李头，忽然想起去年冬天，李明远还在这个摊子上买过冻梨。他跟老李头讨价还价了老半天，最后多拿了两斤，咧着嘴笑，说等去了俄罗斯就吃不到这好东西了。

谁能想到，他真的在俄罗斯出了事。

我掏出手机，查了一下伊尔库茨克。那地方在贝加尔湖附近，离中国不算太远，但也不是抬脚就能到的地方。从我们这儿过去，要先坐火车到满洲里，再从满洲里出境，换乘俄罗斯的火车，一路向西，少说也得两三天。

我没去过俄罗斯，不会说俄语，不认识那边的任何人，兜里也没什么钱。但我知道，如果我不去，李明远可能真的就回不来了。

我妈常说我是个没什么本事的人，干不成什么大事，一辈子就是个小商小贩的命。这话不假，我确实没什么大本事，但我有个最大的本事——我认朋友。

李明远是我兄弟，他来求我了，我不能不去。

接下来的两天，我忙着办护照、订车票、换卢布，把手头能凑的钱全凑了，勉强凑了两万多块钱。我给隔壁卖水果的老张打了个招呼，让他帮我看几天店，老张问我干啥去，我说出趟远门，没说去哪儿。

临走那天早上，我妈来店里看我，给我带了刚包好的饺子。韭菜鸡蛋馅的，我最爱吃的。她不知道我要出远门，我骗她说要去哈尔滨进批货，三五天就回来。

“你那个店是不是该重新装修一下了？”我妈一边给我倒醋一边说，“你看看隔壁老张，人家那店面多亮堂。”

“知道了妈，等我回来再说。”

“你什么时候回来？”

“三五天吧。”

我低头吃饺子，不敢看她的眼睛。要是让她知道我要去俄罗斯，去救一个在那边惹了事的发小，她非把我腿打断了不可。

吃完饺子，我把碗筷收拾了，背起那个旧得掉渣的登山包，出门了。

走到巷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我妈站在店门口，围裙还没解，正在跟我爸说着什么。我爸坐在柜台后面，戴着他那副老花镜，好像在算账。他们都没看我，各忙各的，就像我只是去菜市场买趟菜一样平常。

我转回头，深吸一口气，走进了漫天的风雪里。

从我们那儿到满洲里的火车要坐十几个小时，硬座，车厢里挤满了人，气味很不好闻。我找了个靠窗的位子坐下，把包抱在怀里，闭上眼睛，试图理清这件事的头绪。

李明远到底惹了什么样的人家？

他在电话里说得含含糊糊的，只说“调戏了个姑娘”，具体怎么回事一点都没说清楚。他是真的只是口头上的冒犯，还是做了什么不该做的事？那个姑娘的家里是做什么的？什么样的家境能在俄罗斯这种地方把一个人说扣就扣了？

我对俄罗斯的了解仅限于课本和新闻。我知道那是个地广人稀的国家，知道那里的人爱喝伏特加，知道那里冬天冷得要命，知道那里的法律对外国人不太友好。但除此之外，我对这个国家一无所知。

我在心里盘算着，到了那边应该先做什么。是不是应该先联系中国大使馆？让大使馆出面跟俄罗斯警方交涉？但李明远说对方不打算报警，至少目前还没报警，如果我自己先去捅到警察那里，会不会把事情搞得更糟？

或者，我应该先想办法找到那个姑娘的家人，跟他们好好谈谈，赔礼道歉，看能不能私下解决？

但这些都需要一个前提——我能说俄语。

而我连俄语的“你好”都不会说。

火车在黑夜中哐当哐当地行驶着，窗外的景色早就被黑暗吞没了，什么也看不见。我靠在座椅上，怎么也睡不着，脑子里翻来覆去地想着各种可能性，越想越觉得这件事不好办。

凌晨三点多的时候，李明远又打了个电话过来。

“伟子，你出发了吗？”

“在火车上呢，快到满洲里了。”

“你快点来，我害怕。”他的声音比上次更慌了，“今天他们来人了，好像是那个姑娘的爸爸，看了看我，跟看守说了几句话就走了。他们说话的声音很大，像是在吵架，我虽然听不懂但也觉得不像是好事。”

“你认识那个姑娘的爸爸吗？”

“不认识，我只见过那个姑娘一面。”

“那你知不知道她叫什么？”

“好像叫……安娜？不对，应该是叶卡捷琳娜？我记不清了。”李明远的声音里满是懊恼，“那天我喝得太多，很多细节都想不起来了。伟子，我是不是真的闯了大祸？”

我深吸一口气，压住了骂他的冲动。

“不管闯了多大的祸，先别慌。等我到了再说。”

挂了电话，我看着窗外的黑夜，忽然觉得这件事比我想象的要复杂得多。

李明远连人家姑娘的名字都没记住，这说明他那天确实喝大了。一个喝醉了酒的外国人在异国他乡的街头对当地姑娘说了一些不得体的话，然后就被人抓起来关到了不知什么地方。这件事的每一个环节都透着诡异，让我隐隐觉得不安。

但不管怎样，我得先到那儿再说。

天亮的时候，火车到了满洲里。

我第一次来这个城市，边境小城，街上到处是俄罗斯风的建筑，金顶红墙，圆顶尖塔，像童话书里的插图。街上能看见不少金发碧眼的俄罗斯人，三三两两地走在街上，有的拖着大行李箱，有的在路边的小摊上买东西，手里拿着计算器跟摊主讨价还价。

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家旅行社，想打听一下去伊尔库茨克的事。柜台后面坐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烫着卷发，涂着红嘴唇，操着一口浓重的东北腔。

“去伊尔库茨克？坐国际列车，一天一夜，硬卧六百多，软卧一千出头。你要去那边干啥？”

“找个人。”

“找谁？那边中国人不少，做生意的、打工的，有的是。你要找的那个人叫什么？”

“李明远。”

她摇了摇头，表示没听说过这个名字，然后给我开了一张票。我付了钱，拿着那张硬邦邦的火车票，在车站附近找了个小旅馆住了一晚。第二天一大早，我登上了那趟开往伊尔库茨克的国际列车。

车厢里比我想象的要干净一些，但也没有干净到哪儿去。我的车厢里除了我，还有三个中国人，都是去俄罗斯打工的。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姓刘，黑龙江庆安人，去俄罗斯种菜，已经去了好几年了，俄语说得挺溜。一对年轻夫妻，男的是电焊工，女的跟着去做饭，说是那边的工资比国内高不少。

老刘听说我是去找一个被当地人扣下的朋友，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微妙。

“你朋友惹了什么事？”

“跟当地姑娘说了些不该说的话。”

老刘皱了皱眉，从兜里掏出一包烟，想点上，又想起车厢里不能抽烟，只好把烟夹在耳朵上。

“俄罗斯这地方，跟国内不一样。”他压低声音说，“尤其是在那些小地方，民风彪悍得很。你要是惹了人，尤其是惹了人家的姑娘，那可不是赔礼道歉就能了事的。他们有自己的一套规矩，有时候法律都不好使。”

“什么规矩？”

“反正就是那回事。”老刘不愿多说，含糊地摆了摆手，“你到了就知道，反正小心点。”

那对年轻夫妻自始至终没怎么说话，男的靠窗坐着，一直看着外面的风景，女的靠在他肩上，半睡半醒的。好像这一切都跟他们没关系，他们只是路过的人，不想被卷进任何麻烦事里。

火车驶出满洲里，穿过国境线，进入了俄罗斯的领土。

窗外的景色开始变化，从拥挤的城镇变成了广袤的荒原，无边无际的白桦林在雪地中伫立着，像一排排沉默的士兵。天空很低很低，云压得很低很低，天地之间仿佛只剩下这一列火车在缓缓行驶着，孤独极了。

我看着窗外那些一闪而过的村庄，心里忽然涌起一种奇异的感觉。

在这片陌生而广袤的土地上，有一间我不知道的小屋，小屋里关着我的兄弟。他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不知道等待他的会是什么样的命运。他一定很害怕，一定在盼着我快点到。

想到这里，我把手插进口袋里，摸了摸那叠皱巴巴的卢布。

这大概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疯狂的事了。

## 第二章

伊尔库茨克比我想象的要大。

火车到站的时候是傍晚，天还没完全黑，但已经暗下来了。站台上冷冷清清的，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穿着深色大衣的俄罗斯大叔在抽烟，烟雾在寒风中迅速消散。

我拎着包走出车站，这才真正感受到西伯利亚的冬天是什么滋味。

零下三十几度，风吹在脸上像刀割一样。我虽然也是东北人，从小在风雪里长大，但这里的冷跟东北的冷不是一回事。东北的冷是干冷，多穿点就能扛过去；这里的冷是一种会钻进骨头缝里的冷，穿多少层都觉得不够。我裹紧那件旧羽绒服，把围巾往上拉了拉，遮住半张脸，在车站广场上茫然地站着。

我该去哪儿？

李明远只说他在伊尔库茨克，具体在哪儿他不知道，或者他知道但电话里不方便说。他身上没有任何证件，钱也被没收了，被关在一个农场里，农场在哪儿他也不知道。

我掏出手机，想给他打个电话，但发现手机已经没信号了。我这才想起来，出国有漫游费，我没开通国际漫游服务。

我在车站附近找了一个小旅馆，就一个单词一个单词地往里面蹦，“你好，房间，多少钱”。

好在我平时看美剧练了点儿英语，虽然不是俄语，但旅馆老板好歹也懂一点，磕磕绊绊地跟我交流了几句，收了我一千卢布，把我领到二楼一个巴掌大的小房间里。

房间很简陋，一张单人床，一张桌子，一把椅子，墙上挂着一幅看不懂的油画，窗外能看见车站的钟楼。暖气管子烧得滚烫，把小小的房间烤得暖洋洋的，和外面的冰天雪地形成了鲜明对比。

我在床上坐了一会儿，不知道该干什么。

没有手机信号，没有网络，没有任何办法联系李明远。我甚至不确定他现在是否安全，是否还活着。他说他被关在一个农场里，但那个农场在哪儿？在伊尔库茨克的郊区，还是在几百公里外的某个村子里？

我得想办法找到他。

我下楼找旅馆老板借电话。旅馆老板是个五十多岁的胖女人，头发花白，围着一条油腻腻的围裙，正坐在前台织毛衣。我把写有李明远电话号码的纸条递给她，指了指电话，说了句英语：“Please，call this number。”

她看了看纸条，一脸茫然地摇了摇头。

我又比划了几下，还是不行。最后我掏出一百卢布放在柜台上，又指了指电话。这回她懂了，把钱揣进口袋，拿起电话拨了那个号码。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胖女人试了三次，三次都没人接。

我有些急了。李明远说过，那个看守的手机他每次只能偷偷用一小会儿，用完就得放回去。如果他现在不方便接电话，或者那个手机已经被看守发现了，那他可能就彻底失去了和外界的联系。

我回到房间，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发呆。

现在该怎么办？

直接去找警察？可是我不会说俄语，怎么跟警察沟通？况且李明远有错在先，万一警察来了反而把他抓起来怎么办？

去中国大使馆求助？可大使馆在莫斯科，离这里几千公里，远水解不了近渴。

想来想去，最可行的办法还是先找到那个姑娘的家人。如果能跟他们当面谈一谈，赔礼道歉，也许能私下解决这件事。

可问题是，我怎么找到那个姑娘？

李明远连她名字都没记住，只记得她大概二十来岁，金发碧眼，很高，很漂亮，笑起来很好看。这样的姑娘在伊尔库茨克遍地都是，我上哪儿找去？

我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了大半夜，最后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梦里全是雪，漫天的大雪，我在雪地里走了很久很久，怎么也走不出去。远处有个人影，我拼命地朝他跑过去，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可那个人影始终离我那么远，怎么也追不上。

第二天早上醒来，头疼得厉害，也不知道是没睡好还是被暖气烤的。

我下楼吃了点东西，大列巴配红菜汤，味道说不上好，但能填饱肚子。胖女人看我一个人坐在角落里发呆，主动走过来，用她那口音浓重的英语问我：“Chinese？”

我点了点头。

“What are you doing in Irkutsk？”

“Looking for my friend. He’s in trouble.”

她听不懂“trouble”，我又没别的词解释，只好拿出手机，翻出李明远的照片给她看。那是我和李明远去年喝酒时的合照，两个人勾肩搭背地坐在烧烤摊前，脸红得像猴屁股。

胖女人看了看照片，摇了摇头，表示没见过这个人。

我把手机收起来，谢了她，吃完早饭出了门。

伊尔库茨克的早晨冷得像冰窖，街上行人稀少，偶尔有一辆车驶过，溅起一地的雪泥。我沿着车站前的大街一直走，不知道要去哪儿，就是漫无目的地走。也许走在路上就能碰到什么线索呢？虽然这个想法蠢得要命，但我也实在想不出更好的办法了。

走着走着，我路过一个市场。露天的，卖什么的都有，衣服、鞋子、五金、食品，乱糟糟地摆了一地。几个中国人在那里摆摊，卖些手套、帽子之类的保暖用品，看到我走过来，其中一个主动打了招呼。

“哥们儿，中国人？”

我点了点头，像抓住了一根救命稻草一样，赶紧走过去。这是一个三十出头的男人，瘦长脸，小眼睛，穿着一件脏兮兮的军绿色棉袄，耳朵上夹着一根烟。

“哥们儿，我从中国来，来找一个朋友。你能帮我打听点事儿吗？”

“你说。”

我把李明远的事简单说了一遍，没说得太细，只说他在伊尔库茨克这边惹了点事，被当地一个姑娘的家人扣下了，我现在找不到他人在哪儿。

瘦长脸听完，表情变得很微妙，跟火车上老刘的表情几乎一模一样。

“你朋友惹的是哪个姑娘？”

“我不知道，他没说清楚。”

“那他惹的是哪家人？”

“我也不知道。”

瘦长脸抽了一口烟，慢慢地吐出来，烟雾在冷空气中迅速凝结成一团白雾。

“哥们儿，这事儿不好办。”他说，“你知道伊尔库茨克有多少中国人吗？光是做生意的就好几万。你朋友要是连自己惹了谁都不知道，那找起来比大海捞针还难。”

“我知道，但我不能不管他。”

瘦长脸看了我一眼，眼神里有一些说不清的东西，像是同情，又像是别的什么。

“这样吧，你留个联系方式，我帮你打听打听。这边中国人多，人多嘴杂，什么消息都传得快。要是有人知道哪个姑娘家里最近扣了个中国人，我告诉你。”

我把旅馆的地址和电话写给了他，又给了他五百卢布，让他帮忙打点。他收了钱，点了点头，让我回去等消息。

从市场出来，我在街上又转了一圈，实在没什么发现，只好回到旅馆。

这一等就是三天。

三天里我哪儿也没去，就窝在旅馆里等消息。李明远的电话一直打不通，那对年轻夫妻也联系不上，瘦长脸那边也没什么进展。我像一只困在笼子里的老鼠，急得团团转，却无计可施。

第四天下午，旅馆的电话响了。

胖女人接起来，说了一通俄语，然后把话筒递给我，说了个英语单词：“Chinese。”

我接过话筒，那边传来一个陌生的男声：“是张伟吗？”

“是我。”

“我是老吴，就是市场那个。你让我打听的事，有眉目了。”

我的心猛地提了起来。

“什么情况？”

“我听人说，前几天确实有个中国人在安加尔斯克那边出了事，好像是跟一个当地姑娘有关。那个姑娘家里是做木材生意的，在那边挺有势力的。那个中国人被扣在了他们家的一个林场里，具体在哪儿我不清楚，但大概位置就在安加尔斯克附近。”

安加尔斯克。

我没听说过这个地方，但既然是伊尔库茨克下面的一座城市，应该离得不远。

“老吴，你能帮我找个人带我去吗？”

电话那头沉默了一会儿。

“哥们儿，我劝你一句。”老吴的声音变得认真起来，“那边的事儿，水很深。那家人能在当地做那么大的木材生意，肯定不是善茬。你一个人过去，人生地不熟，语言又不通，万一惹恼了人家，你自己也得搭进去。”

“我知道，但我不能不去。”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老吴叹了口气，“行吧，我认识一个俄罗斯人，叫安德烈，以前在安加尔斯克的林场干过活，对那边很熟。我帮你问问，看他愿不愿意带你去。但你得给钱，没报酬人家不愿意跑。”

“多少？”

“他开价一万卢布，我觉得能砍到七八千。”

“没问题，钱的事好说。”

挂了电话，我的手在发抖。不知道是冷还是紧张。

安加尔斯克。林场。做木材生意的有钱人家。

这些词组合在一起，让我心里越来越没底。李明远惹的到底是什么人啊？如果真如老吴所说，那家人是做木材生意的，在当地很有势力，那他得罪了人家的姑娘，还能有好果子吃吗？

我坐在床边，用力地搓了搓脸。

不管了，哪怕是刀山火海我也得去闯一闯。李明远在那儿等着我呢。

第二天一早，老吴带着一个高个子俄罗斯男人来到了旅馆。

那个俄罗斯男人叫安德烈，四十岁出头，瘦高个儿，一头乱糟糟的金发，脸上有很深的皱纹，看起来像是在林场里风吹日晒了很多年。他会说一点英语，虽然不太流利，但比手划脚地交流还是没问题的。

“你要去安加尔斯克？”安德烈的英语带着浓重的俄罗斯口音，“那里很冷，比这里还冷。”

“我知道。”

“你说的那个林场，我知道。老板叫伊戈尔，很有钱，有很多林场，很多工人。”安德烈的表情有些严肃，“你确定你的朋友在那里？如果他真的在那里，那你要从伊戈尔手里把人带走，很难。”

“我会想办法。你先带我去。”

安德烈看了老吴一眼，老吴冲他点了点头，用俄语说了几句。安德烈最后点了头，伸出三个手指：“三万卢布。”

“不是说七八千吗？”我愣住了。

“那是昨天。”安德烈耸了耸肩，“今天涨价了。三万，一分不能少。”

我心里骂了一万句脏话，但我没有别的选择。我掏出钱包，把里面的卢布全数了一遍，加上身上剩下的人民币，勉勉强强够三万。这意味着我回来的时候可能连饭都吃不起了，但管不了那么多了。

我把钱给了安德烈，安德烈把钱装进口袋，说了一句：“明天早上出发。”

那一夜我又没睡好。脑子里各种念头纷至沓来，一会儿想象李明远在那种地方会受什么样的罪，一会儿想象我跟那些俄罗斯人交涉的场面，担心语言不通把事情搞砸。翻来覆去到凌晨三四点才迷糊了一会儿，天没亮就又醒了。

安德烈开了一辆破旧的灰色拉达来接我。那车看着比我还老，发动机的声音像拖拉机一样响，车里的暖风也不太管用，坐在里面跟在外面差不多冷。

“走吧。”安德烈踩下油门，拉达在雪地上摇摇晃晃地开动了。

安加尔斯克离伊尔库茨克不算太远，开车也就一个多小时。但安德烈开得很慢，说是路上有冰，开快了不安全。我坐在副驾上，看着窗外那片辽阔得让人绝望的雪原，心里越来越没底。

“安德烈。”我忍不住喊了一声。

“嗯？”

“伊戈尔这个人怎么样？”

安德烈沉默了一会儿，似乎在组织语言。

“他很有钱，也很有力量。”安德烈说，“在那个地方，他说了算。他对工人不坏，如果你好好干活，他会给你不错的工资。但如果你惹了他……那就不好了。”

“怎么不好？”

安德烈没回答，只是耸了耸肩。那个耸肩里包含了太多我不愿意细想的东西。

车子越走越偏，公路变成了土路，土路变成了林间的泥路，路两边是密密麻麻的白桦林，树梢上挂满了冰凌，在阳光下闪着冷冷的光。路上几乎看不到其他车，也看不到任何人家，天地之间只有我们这辆破拉达在孤独地行驶着。

大约过了一个半小时，前方出现了一片开阔地，开阔地上有几排木屋，木屋旁边堆着高高的原木堆，一些工人正在原木堆旁干活，穿着厚重的棉衣，戴着耳罩，嘴里呼出的白气一阵一阵的。

“到了。”安德烈把车停在一排木屋前面。

我从车里钻出来，寒风吹在脸上像针扎一样。我站稳了，打量了一下这个林场。

林场不大，几排木屋围成一个半圆形，中间是一片空地，空地上停着几辆拖拉机和卡车。木屋后面是一望无际的白桦林，白桦林深处隐约能看到一条结冰的河。空气里有一股松木特有的清香，混着柴油的味道，说不出的怪异。

木屋的门开了，一个身材魁梧的男人走了出来。

他大概五十多岁，或者更大一些，俄罗斯人看起来总是显老。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头上戴着毛皮帽子，脸上有一道长长的伤疤，从右眼角一直延伸到下巴，像一条蜈蚣趴在他的脸上。他的眼神很冷，冷得跟这西伯利亚的冬天一样。

我下意识地后退了半步，但很快又站定了。

“你是谁？”他用俄语问了一句，声音很低，很低沉。

我看不懂他的表情，也听不懂他说的话，但我能感觉到他身上散发出来的那股压迫感，像一头成年棕熊站在你面前，什么都没做，就已经让你喘不过气来了。

安德烈从车上下来，站在我身边，小声说：“他就是伊戈尔。”

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那么害怕。

“您好，我叫张伟，从中国来。我的一个朋友叫李明远，听说在您这里。我想见见他。”

安德烈把我的话翻译给他听。

伊戈尔听完，嘴角微微动了动，不知道是笑还是别的表情。他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然后转身朝木屋走去，头也不回地扔下一句话。

安德烈小声翻译：“他说，你的朋友确实在他手上。如果你要见他，你得先告诉他，你准备用什么代价来换他。”

我的心沉到了谷底。

用代价来换。

这句话的潜台词，我怎么听都觉得不对劲。

我跟着伊戈尔走进了木屋。木屋里比外面暖和多了，正中间是一个大铁炉子，炉子里烧着木柴，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房间不大，但收拾得还算整齐，靠墙有一张桌子，桌子上摆着茶壶和杯子，旁边有几把木椅子。

伊戈尔在最里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来，点了一根烟，慢慢地抽着。

他没有让我坐，我就站着。

安德烈也站在我旁边，像是一个翻译，也像是一个小心翼翼的中介。

“说吧。”伊戈尔吐出一口烟，烟雾在暖黄色的灯光下缓缓升腾。

我努力组织了一下语言，让安德烈翻译：“先生，我朋友做错了事，我们知道错了。他喝了酒，脑子不清醒，说了不该说的话，冒犯了您的……您的女儿。我替他向您道歉，真心实意地道歉。只要您能放了他，什么条件我都答应。”

伊戈尔听着安德烈的翻译，表情没有任何变化。他抽完了一根烟，把烟头在烟灰缸里碾灭，然后端起桌上的茶杯，慢慢地喝了一口。

“你朋友不只是说了不该说的话。”他终于开口了，声音平淡得像在说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他对我的女儿动手了。”

我的大脑嗡的一声炸开了。

李明远说他没动手。

电话里他信誓旦旦地说他只是说了几句不得体的话，绝对没有动手动脚。可现在伊戈尔说他动手了。谁在说谎？还是说李明远喝大了，自己都不记得自己做了什么？

“他……他做了什么？”我问出这句话的时候，手心全是汗。

伊戈尔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他比我高半个头，身材壮得像一堵墙。他居高临下地看着我，那双冷灰色的眼睛里没有任何温度。

“他拉住了我女儿的手。”伊戈尔的声音很慢很慢，每个字都像是一把锤子，一下一下地砸在我心上，“在大街上，当着很多人的面。他拉住她的手，不让她走，嘴里说着一些很下流的话。我女儿才二十二岁，她还是个学生。”

我张了张嘴，想替李明远辩解些什么，但嘴唇像是被冻住了一样，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你知道在我们这里，这种行为意味着什么吗？”伊戈尔的声音依然很平淡，平淡得让人后背发凉，“这意味着你在羞辱一个姑娘，羞辱她的家庭。你作为他的朋友，你觉得我应该怎么处理这件事？”

我的脑子飞速旋转着，拼命想着该怎么回答。

“先生，我知道这件事很严重。我愿意替我的朋友赔偿，您开个价，多少钱我都尽量凑。只要您能放了他，我保证他以后再也不会出现在您面前，不会再给您和您的家人带来任何困扰。”

伊戈尔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笑了。

那不是一个让人感到轻松的笑容。他笑起来的时候，那道伤疤扭曲着，像一条活过来的蜈蚣，在脸上蜿蜒爬动。

“钱？”他摇了摇头，“你以为我缺钱？”

我的心又往下沉了几分。

“那您想要什么？”

伊戈尔转过身，走到窗边，看着外面那片雪白的林场。远处，工人们还在忙着搬运木头，拖拉机的轰鸣声隐隐传来。

“你朋友在我这里待了一个星期了。”他的声音有些飘忽，像是在跟自己说话，“这一个星期里，他一直在哭，一直在求我放了他。他说他是喝醉了酒，不是故意的。他求我给他一次机会。”

伊戈尔转过身，看着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不放他走吗？”

我摇了摇头。

“因为他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对不起。”伊戈尔的声音突然拔高了，“他不是没有机会，他有很多机会。我第一天把他关起来的时候，我的管家就跟他说了，只要你向我的女儿道歉，只要你真诚地道歉，我可以考虑放了你。但是他没有。他一直在狡辩，在找借口，在说他是外国人，不懂这里的规定。他唯一做的事情就是哭和求饶。哭和求饶，不是道歉。我这个人最看不起的，就是犯了错不敢承认的人。”

我站在那里，像被人从头浇了一盆冰水。

伊戈尔说的每一个字都是事实，我没有办法反驳。李明远确实是这样的人，他嘴硬，但不心硬。他怕承担责任，所以永远在找借口，永远在说“我不是故意的”。

但这不是解决问题的办法，尤其是在这里，在西伯利亚这片冰天雪地的土地上，在伊戈尔这种人面前。

“先生。”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声音听起来诚恳一些，“我朋友做得不对，他道歉不诚恳，这是他的问题。但我作为他的朋友，我想替他向您和您的女儿道歉。我没有资格替他道歉，但我想让您知道，我们中国有句话，叫‘不知者不怪’。我朋友不知道这里的规矩，不知道拉一个姑娘的手是什么性质的行为。这不是替他开脱，我只是想让您知道，他真的不是坏人，他只是……只是太蠢了。”

伊戈尔没有说话，但眼神微微动了动。

“我请求您给我一个机会，让我见见您的女儿，让我亲口向她道歉，代表我的朋友，也代表我自己。我们做错了事，就得认。认了之后该赔偿赔偿，该接受什么惩罚就接受什么惩罚。但请您不要把我朋友关在这里，他不知道反省，关再久也没用。”

木屋里安静极了，只有炉火燃烧的声音。

伊戈尔看着我，那道伤疤在炉火的映照下忽明忽暗。

“你这个朋友，比那个朋友强多了。”他忽然说了一句。

我愣了一下，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

伊戈尔走回椅子上坐下，又点了一根烟。

“我女儿叫卡佳。”他的声音缓和了一些，“她在伊尔库茨克的大学读书，学的是经济学。那天她回来看我，在镇上的商店买东西，你朋友从背后过来，拉住她的手不放，说了一些很难听的话。卡佳很害怕，跑回来告诉我。我当时就想去把他打死，但我女儿不让。她说，也许他真的只是喝多了，不要把事情闹得太大。”

伊戈尔深深吸了一口烟，缓缓吐出来。

“所以我没有揍他，我只是把他带到了这里。我想给他一个机会，让他想清楚自己到底做错了什么。但是一个星期过去了，他还是没有想清楚。他觉得自己只是运气不好，碰到了一个不好惹的家庭。他没有觉得自己做错了。”

我沉默着。

“你来了。”伊戈尔抬起头看着我，“你比他想得明白。”

“先生，我想见见卡佳。”我说，“我想当面跟她道歉。”

伊戈尔看了我很久，久到我以为他要拒绝我了，他才慢慢站起来，拿起桌上的电话，拨了一个号码。他用俄语说了一通，声音很低，我听不懂他在说什么，但从他说话的语气来看，电话那头的人应该是他女儿。

挂了电话，他看着我说：“卡佳明天过来。你今晚住在这里。”

“我的朋友——”

“等你见过卡佳再说。”伊戈尔打断了我的话，语气不容置疑。

安德烈在一旁悄悄拉了拉我的袖子，小声说：“别说了，他让你住你就住，别惹他生气。”

我看了看安德烈，又看了看伊戈尔那张没有任何表情的脸，点了点头。

“好，我住。”

## 第三章

林场的夜晚来得特别早，下午四点刚过，天就彻底黑了。

安德烈把我安顿在林场角落的一间小木屋里，屋子不大，跟工人们的宿舍差不多，一张床，一张桌子，一个铁炉子。炉子已经烧上了，屋子里暖和了不少。安德烈走之前拍了拍我的肩膀，说了句“保重”，就钻进他的拉达走了。

我一个人坐在那张硬邦邦的床上，盯着墙上斑驳的木板发呆。

李明远不知道被关在哪间木屋里，从我进来到现在，没有听到任何他的声音。我想问问伊戈尔，但安德烈已经走了，我们之间的沟通障碍又回到了原点。我不会说俄语，伊戈尔不会说英语，我们之间的交流全靠安德烈那张嘴，现在安德烈走了，我们又成了两个世界的哑巴。

我试着在木屋里走了一圈，看看能不能找到李明远的踪迹。

透过窗户能看到林场的大部分区域，几排木屋都亮着灯，隐约能看到人影晃动。我仔细看了半天，没认出哪个是李明远。天太黑了，灯光又太弱，根本看不清人脸。

我在窗前站了很久，直到脚冻得发麻才回到床上。

今晚就这样了，明天卡佳来了再说。

我躺在床上，闭上眼睛，但脑子里乱糟糟的，怎么也睡不着。一想到明天要面对那个被李明远冒犯过的姑娘，我就觉得浑身不自在。我一个外人，替朋友去道歉，这算什么事儿？人家姑娘会不会觉得我是在演戏？会不会更生气？

还有，李明远到底有没有拉人家的手？

如果真拉了，那他说的“绝对没有动手动脚”就是骗我的。从小到大，这家伙撒过无数个谎，但从来不在大事上骗我。这一次，他是真的不记得了，还是故意跟我隐瞒了？

如果是后者，那我对他很失望。

不是因为他在外面惹事，男人嘛，喝醉了酒犯浑的事谁没干过？但干了就是干了，认错就是认错，遮遮掩掩、推三阻四，那就不是一个爷们儿该做的事。

我在心里叹了口气，翻了个身，把被子裹紧了些。

这床被子不太厚，盖在身上沉甸甸的，但不太保暖。我蜷缩在被窝里，听着外面的风声，听着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迷迷糊糊地睡了过去。

第二天早上，天还没亮，我就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起来。”门外是一个陌生的男声，俄语，带着不容拒绝的强硬。

我赶紧爬起来，套上衣服，打开了门。

门口站着两个俄罗斯男人，都是五大三粗的体格，穿着深色的工装，表情冷冰冰的。其中一个冲我比了个手势，意思是让我跟着走。

我没多问，跟着他们走出了木屋。

天刚蒙蒙亮，林场上笼罩着一层薄薄的雾，远处的白桦林在晨雾中若隐若现，像一幅淡墨的山水画。空气冷得像刀子，每一口呼吸都像在吞咽碎冰，鼻腔里传来一阵刺痛。

两个男人把我带到了林场中间最大的那间木屋前，推开门，示意我进去。

我走进去，看见伊戈尔已经坐在里面了。他还是穿着那件黑色皮夹克，面前摆着茶壶和杯子，正在喝早茶。看到我进来，抬了抬下巴，指了指对面的椅子。

“坐。”

我坐下来。

他给我倒了一杯茶，深红色的，冒着热气。我双手接过来，说了一声“谢谢”，但他听不懂，只是面无表情地看着我。

我们就这样沉默地坐着，喝茶，等卡佳。

茶很烫，一小口一小口地喝，慢慢地，一股暖意从胃里蔓延到四肢，驱散了一些寒意。我打量着这间木屋，比昨天见到伊戈尔的那间更大一些，装饰也更讲究。墙上挂着几幅油画，画的都是白桦林和雪景，画功不算精湛，但能看出画者对这片土地的热爱。角落里有一个老式的留声机，旁边放着几张黑胶唱片。壁炉上方挂着一把猎枪，枪托被磨得发亮，显然用了很多年。

这把枪的存在让我心里又紧张了几分。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门外传来汽车的声音。

伊戈尔站起来，走到窗边看了看，然后转身看着我，说了一句话。我听不懂，但猜得出来，应该是说“她来了”。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

木门被推开，一个年轻女人走了进来。

她大概二十二三岁，中等个儿，金发，蓝灰色的眼睛，五官算不上惊艳，但很耐看。她穿着一件白色的羽绒服，围着一条浅灰色的围巾，脸上带着一种说不清楚的表情，像是紧张，又像是好奇。

这就是卡佳。

伊戈尔的女儿，那个被李明远冒犯过的姑娘。

她走进来之后，第一眼就看向了我，目光里有一种审视的味道，像是在打量一个不速之客，又像是在看一个有趣的现象。

“你是那个人的朋友？”她用英语问我，发音很标准，带着轻微的俄罗斯口音。

我心里松了一口气。总算有个人能跟我直接沟通了。

“是的。我叫张伟。”

“我叫卡佳。”她在桌子对面坐下，解下围巾，“我爸爸说你愿意替他道歉。”

“是。”我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的语速慢下来，显得真诚，“卡佳小姐，我朋友李明远那天对你做的事，我替他向你道歉。他不是坏人，但那天他喝了太多酒，做了不应该做的事。不管他是有心还是无意，你都受到了伤害，这件事是他的错，他应该承担。”

卡佳看着我，那双蓝灰色的眼睛里看不出什么情绪。

“你为什么要替他道歉？他自己为什么不来？”

“他现在……没有这个机会。”我苦笑了一下，“而且说实话，即使他有这个机会，我也不确定他是不是真的知道自己错了。我跟他从小一起长大，我知道他的性格。他嘴硬，胆小，做错了事第一反应不是认错，而是躲。这一点上，他确实是个混蛋。”

卡佳的嘴角微微动了一下，不知道是不是笑。

“你说话倒是挺直接的。”

“我觉得在你面前拐弯抹角没什么意义。”我说，“你父亲跟我说，你不想把事情闹大。谢谢你，真的谢谢你。他这个人虽然混蛋，但罪不至此。他不是什么危险人物，就是个普通的中国打工仔，喝多了酒犯浑，给你带来了困扰和伤害。如果可以的话，我想替他用他能拿出来的最大诚意，向你道歉。”

我站起来，对着卡佳，深深鞠了一躬。

屋子里安静了几秒钟。

我直起身的时候，看见卡佳的嘴唇动了一下，随即又抿住了。伊戈尔站在窗边，端着茶杯，面无表情地注视着这一切，像一尊石像。

“你的道歉我接受。”卡佳终于开口了，声音不大，但很清晰，“但是你的朋友，他自己应该来跟我说。不是通过你，不是通过任何人。他自己。”

我愣了一下，随即点了点头：“我明白。等见到他，我会跟他说，让他亲自来跟你道歉。”

卡佳看了他父亲一眼，伊戈尔微微点了点头。

“你的朋友现在可以走了。”卡佳说。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你是说……”

“我说，你的朋友可以走了。”卡佳站起来，“但我有个条件。”

“你说。”

“他必须在离开俄罗斯之前，亲自来见我，亲口向我道歉。如果他做不到，或者他不愿意，那就别怪我不客气了。”

我连连点头：“他会的，我一定让他做到。”

卡佳没有再说什么，拿起围巾，转身走出了木屋。伊戈尔跟着她出去了，应该是去送她。

我一个人站在木屋里，心脏砰砰砰地跳着，感觉像是在做梦一样。

就这么简单？

我说了几句道歉的话，鞠了一个躬，她就决定放人了？

不，不是简单。是因为卡佳本来就不是一个记仇的人。是因为伊戈尔说他女儿不想把事情闹大的时候，说的就是真的。是因为在这个广袤而冷酷的西伯利亚，有一个善良的姑娘，她给了两个犯了错的中国人第二次机会。

我忽然觉得鼻子有点酸。

伊戈尔很快就回来了。他的表情比之前缓和了一些，虽然那道伤疤还是让人看着发怵。

“我带你去见你的朋友。”他说，指了指门口。

我跟在他身后，穿过林场的空地，走到了最里面的一排木屋。他推开其中一间的门，示意我进去。

木屋很小，比我现在住的那间还小，除了一张床和一把椅子什么都没有。窗户上钉着木板，光线很暗，空气里有一股潮湿的霉味。

一个人蜷缩在床上，像一条被煮熟的虾米。

“李明远。”我叫了一声。

那个蜷缩的身影猛地一震，随即从床上弹了起来。

他瘦了，才一个星期不见，他瘦了一大圈。胡子拉碴的，眼睛下面有很深的黑眼圈，整个人看起来憔悴极了。他的眼睛里满是血丝，看到我的那一刻，眼泪就像决堤了一样涌了出来。

“伟子！”他扑过来，一把抱住了我，哭得浑身发抖，“你终于来了，我以为我要死在这里了，我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

我拍了拍他的后背，鼻子也有些酸。

“行了行了，别哭了，丢不丢人？”

“我害怕，伟子，我真的害怕。”李明远松开我，用袖子胡乱擦着眼泪，“他们说我是个罪人，说要送我坐牢，我什么都不懂，我什么都……”

“行了，别说了。”我打断了他，把他按回床上坐下，“李明远，我告诉你一件事。刚才我见到了那个姑娘，叫卡佳的。我跟她道了歉，她答应放你走。但有一个条件。”

李明远瞪大了眼睛看着我，眼泪还挂在脸上。

“什么条件？”

“你必须亲自去跟她道歉。在她面前，当着你自己的面，把你的错说清楚，说对不起。”

李明远的脸刷的一下白了。

“我……我……”他结结巴巴地说不出话。

“李明远，我跟你说清楚。”我蹲下来，跟他平视着，“你干了什么事你自己心里清楚。你拉人家姑娘的手了，对不对？你骗我说没动手，但你拉人家手了，对不对？”

他的脸更白了，眼神飘忽不定，像一只偷了东西被逮到的老鼠。

“我……我当时喝多了，我真的不记得……”

“你别跟我来这套。”我的声音突然冷了下来，“李明远，你看着我。”

他缓缓把目光移过来，不敢对视太久，又移开了。

“我跟人家说，你不是坏人，你只是做了蠢事。我跟人家说，你认错，你负担责任。但现在你要是不认，你要是连一声对不起都不愿意说，那我刚才说的那些话就都成了放屁。李明远，你是我兄弟，我大老远跑过来救你，不是为了听你继续撒谎。我是来带你回家的，但你得先像个男人一样把你该做的事做了。”

屋子里安静极了。

李明远低着头，肩膀一抖一抖的，在哭。

哭了一会儿，他抬起头，脸上的表情变了，像是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

“伟子，我认。”他的声音沙哑，“我确实拉她手了。我不是故意的，真的不是。我当时喝多了，脑子不清楚，看见那姑娘长得好看，就跟她搭讪。她不理我，我就急了，上去拉了她的手。她挣脱了，跑了。我当时没觉得这是多大的事，后来她家里人找上门来，我才知道我闯了多大的祸。”

他哭了一阵，用拳头捶了一下床板。

“我他妈就是个混蛋。”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

“走，跟我出去。”

我把他拉起来，带他走到门口。伊戈尔站在门外，那阴鸷的眼神让李明远下意识地往后缩了缩。

“别怕。”我握了握他的手臂，“咱们现在是去找卡佳道歉，不是去送死。”

## 第四章

卡佳没有走远。伊戈尔的司机把车停在林场门口，卡佳正要上车的时候，我们追了出来。

“卡佳小姐。”我叫住了她。

卡佳转过身，看见李明远，脸色微微变了一下。她没有动怒，也没有露出厌恶的表情，只是平静地看着他，像在等待什么。

我推了推李明远。

李明远站在那里，双腿微微发抖。他的嘴唇在颤抖，额头上有细密的汗珠，在这零下几十度的天气里，汗珠很快就凝结成了冰晶，在他额头上闪着微弱的光。

“说啊。”我小声催他。

李明远张了张嘴，声音像是被什么堵住了，几秒钟后才发出声音来。

“对不起。”他的俄语显然是临时学的，发音生硬得厉害，但那三个字他说得很用力，很清晰，“对不起，我那天喝了很多酒，做了不应该做的事。我不应该拉住你的手，不应该说那些不好的话。我不是故意的，但错了就是错了。我向你道歉，真心道歉。”

他一边说一边弯腰，鞠了一个近乎九十度的躬，久久没有直起身来。

风从林间吹过来，卷起地上的雪粒，打在脸上有些疼。卡佳站在那里，围巾被风吹得猎猎作响，她的表情在那一瞬间变得柔和了一些。

“我接受你的道歉。”她用英语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很清楚，“但是你要记住，不是所有人都会给你第二次机会。你以后不要再这样了。”

安德烈不知道什么时候出现在我身边，他小声地帮我翻译着。我听完之后，拍了拍李明远的后背，示意他直起身来。

“她接受你的道歉了。”我说。

李明远直起身，眼眶红红的，眼泪又在眼眶里打转。他看着卡佳，嘴唇嚅动了几下，想说什么，但最终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力地点了点头。

卡佳转身要上车，又停了一下。

“你是他的朋友？”她回头看着我。

“是。”

“你为他跑这么远，不怕有危险吗？”

我想了想，说：“怕。但他是我兄弟，我不能不来。”

卡佳看着我，嘴角微微上扬了一下。那不是一个笑容，更像是一种若有所思的表情。然后她低头上了车，车门砰的一声关上了，汽车很快消失在林间小路的尽头，留下一串车辙印在雪地上蜿蜒延伸。

伊戈尔不知什么时候走到了我们身后。

“你是个不错的朋友。”他说。安德烈即时翻译着。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应这句话，只是沉默地点了点头。

伊戈尔看着我，用一种审视的表情，然后伸出手来。

那是一双粗糙的大手，指节粗大，掌心布满老茧，是被木头和劳动磨砺出来的手。我犹豫了一下，伸手握住了它。他的手掌干燥而温暖，像刚在炉火边烤过一样，不冷不热，恰到好处。

“带他走吧。”伊戈尔松开了手，“不要在俄罗斯再惹事了。”

我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感谢的话，但所有的词汇都显得苍白无力。我看见伊戈尔一向冷硬的表情有了细微的变化，那道刀疤似乎也不再那么可怕了。

安德烈的拉达不知道什么时候又开到了林场门口。他摇下车窗，吐出嘴里的烟：“走吧，趁他没改主意之前。”

我没时间多想，拉着李明远上了车。

李明远像一只受惊的兔子一样缩在座位里，一路上不停地往车窗外看，生怕伊戈尔会突然反悔，派人追过来把他抓回去。

“别看了。”我忍不住说，“人家真要反悔，你就是把脖子扭断了也没用。”

李明远这才收回目光，靠在座椅上，长长地呼出一口气。

“伟子，谢谢。”他的声音很低很低，像是怕惊扰了谁。

“别谢我，谢人家姑娘去。”我没好气地说，“李明远，我跟你说，这次是你运气好。那个叫卡佳的姑娘心善，她爸也不想把事情搞大，不然你就是把全中国的人都叫来都没用。你自己想想，你要是你闺女，在外面被一个喝大了的陌生人拉着手不放、满嘴脏话，你什么感受？”

李明远低着头，不说话了。

从安加尔斯克回伊尔库茨克的路上，他再也没说过一句话。他一直靠在座位上，看着窗外那片无边无际的白桦林，不知道在想什么。

他的头发很久没洗了，乱蓬蓬地贴在头皮上，在车窗外透进来的光线里闪着一层不健康的光泽。他的手指无意识地在膝盖上画着圈，来来回回地反复，像一台忘了关掉的机器。

回到伊尔库茨克，我没有急着订回国的火车票。

我先带着李明远找了家旅馆住下，让他洗了个澡，换了身干净衣服，然后带他去吃了顿饭。他到俄罗斯之后就没好好吃过饭，一直吃的是林场工人食堂里的东西，粗粝、寡淡、不对胃口。一碗热乎乎的面条下肚之后，他整个人才像活过来了一样，脸上的血色慢慢恢复了一些，眼眶也不那么红了。

“伟子。”他放下碗，看着我，“我跟你说实话。”

“说。”

“那天我确实拉她手了，不止拉手，我还……”

他咬了咬嘴唇，像在下很大的决心。

“我还说了很过分的话。我用俄语骂了她一句脏话，是我从工友那儿学的，平时开着玩笑说，我不知道那句话有那么严重。工友跟我说那不是什么好话，但没跟我说那是侮辱人的。我以为就是个普通的不好听的话，没想到……”

他的声音越来越小，最后几乎听不见了。

“她骂回去了，用英语骂的。然后她想走，我不让她走，拉了她的袖子。她摔了一跤，膝盖磕在马路牙子上，牛仔裤都磕破了。”

李明远的声音开始发抖。

“我不是故意的，伟子，你相信我。我喝了半瓶伏特加，又喝了工友自酿的那种酒，脑子完全不管用了。我要是清醒的，我怎么会干这种事？我李明远虽然不是什么好人，但这点分寸还是有的。那天真的喝大了，连自己做了什么都不知道。第二天醒过来，工友跟我说我昨晚在街上调戏了一个姑娘，我还以为他是在跟我开玩笑。”

他把头埋在手掌里，肩膀剧烈地抖动着，整个人被愧疚和羞耻吞没了。

“我以为就是搭讪了几句，没想到是这种性质的事情。后来那姑娘家里人来抓我的时候，我才知道有多严重。可那时候我怕了，我不敢承认。我觉得只要我不认，他们也许就会觉得是误会，就会把我放了。我不是人，伟子，我真的不是人。”

听着他断断续续的叙述，我沉默了很久。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

劝他别自责？可他确实做错了事。跟着他一起骂那个姑娘？可那姑娘是受害者。骂他混蛋？可他已经在哭了。

最后我只是伸出手，拍了拍他的肩膀。

“该认的错认了，该道的歉道了。以后改了就完了，别把自己逼死了。”

李明远抬起头看着我，泪流满面。

“伟子，你不怪我？”

“怪你有用吗？怪你能让时间倒流吗？”我叹了口气，“李明远，你是我兄弟，我怪你是为你好，但我不想让你觉得做错事之后全世界都抛弃了你。你要记住现在这个感觉，记住你有多难受，记住那个姑娘看你的眼神。以后你每次想喝大之前，就想想今天。”

他用力地点了点头，泪水顺着脸颊淌下来，滴在桌子上，一滴一滴的。

第二天，我带李明远去了伊尔库茨克市区。

我找到了卡佳打工的那家咖啡馆，一个很小的店面，开在大学附近的一条巷子里。从外面看不太起眼，推门进去才发现里面很温馨，淡蓝色的墙壁上挂着几幅当地的风景照片，每张桌子上都有一小瓶鲜花，窗台上养着一盆茂盛的绿萝。

卡佳在柜台后面忙碌着，系着一条白色的围裙，把洗好的杯子一只只擦干，整齐地码放在架子上。她的动作很快，但很细致，每一个杯子都被她拿起来对着灯光看了看，确认没有水渍才放上去。

她看到我们进来，表情没有太大的变化。

“你们来了。”

“卡佳小姐。”李明远主动走过去，站得笔直，像一个做错事等待发落的学生，“我是来再次道歉的。那天我不仅拉你的手，还骂了你，还让你摔倒了。我知道我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但我想让你知道，我真的知道自己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这样了。”

他这段话我帮他准备过，他背了一整天，发音还是不太标准，但每个字都咬得很认真。

卡佳听他说完那些磕磕绊绊的俄语，眼睛里掠过一丝光亮。

“你背了很久吧？”她说，嘴角压着一点笑意。

李明远愣了一下，不好意思地挠了挠头：“背了一整天，舌头都快打结了。”

她用英语说的，这次李明远听懂了。他努力扯出一个笑容，但那笑容仍带着沉重与勉强。

卡佳看着他的表情，沉默了片刻，然后伸手从柜台下面拿出一张纸巾递给他。

“你的眼睛红了。”她说，“你是不是哭了很久？”

李明远接过纸巾，胡乱擦了一下眼睛，声音哑哑的：“没有，风沙迷了眼。”

我站在一旁差点没忍住笑。这家伙都快三十的人了，还拿风沙当借口，也不嫌丢人。不过伊尔库茨克的街上确实又干又冷，风裹着雪粒，能睁着眼睛站在室外已经是本事了。

卡佳看着李明远手足无措的样子，忽然轻轻笑了出来。

那是她第一次在我们面前笑。那笑容跟她父亲冷硬的刀疤全然不同，柔和得像西伯利亚短暂却明媚的夏天。蓝灰色的眼睛里映着咖啡馆暖黄的灯光，亮晶晶的。

“我原谅你了。”她把擦干净的最后一只玻璃杯倒扣在架子上，低头看着柜台后面某个固定的点，像在看一张旧照片，“我爸爸以前也喝很多酒。有一次他喝醉了，拿猎枪朝天上开了一枪，子弹掉下来打穿了邻居家的屋顶。那个邻居气得好几年都没跟他说话。后来他把酒戒了，那支猎枪也再没碰过。”

她抬起头来，看着李明远。

“每个人都会犯错，关键是犯错之后愿不愿意改。”

我从咖啡馆出来的时候，心里像被什么东西轻轻拨动了一下。

这趟俄罗斯之行拉拉扯扯不过十来天，我却感觉自己像是过了半辈子那么长。我见过西伯利亚的极寒，见过伊戈尔那道可怖的伤疤，见过李明远最狼狈最不堪的样子，也见过一个异国姑娘把尊严与善意握在掌心，然后选择原谅。那些零零碎碎的片段，往后余生可能都会烙在记忆里，想忘都忘不掉。

晚上回到旅馆，李明远破天荒地没叫酒喝。

他洗了澡坐在床边，把手机翻来覆去地看。换在以前，他早就呼朋引伴喝得烂醉，还要拉着我说那些不着四六的大话。

“伟子。”

“嗯。”

“你说她为什么原谅我？”

我靠在床头，想了想。

“因为她觉得你是真的知道错了。”

“可我做的事，搁谁身上都不能原谅。”李明远的语气像是在跟自己辩解，“我骂她，拉她，害她摔跤。就一句‘我喝多了’，凭什么原谅？”

“不是因为你那句‘喝多了’。”我把枕头往腰后塞了塞，“是因为那次你在林场当着她的面认错。你没找借口，没说她不好，没说俄罗斯的规矩不合理，没说你来了异国他乡受欺负。你就是认了。你说‘错了就是错了’。她等的就是这句话。”

李明远不吭声了。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退了房，去火车站买了回国的车票。列车员是个精瘦的俄罗斯老头，验票时多看了我们几眼，大概很少见到两个中国人在这个季节从伊尔库茨克走。

火车启动之后，李明远靠着车窗，一句话也不说。窗户外面的景色跟来时一样，白桦林还是那片白桦林，雪还是那片雪，但我知道有什么不一样了。不是风景变了，是他变了。

经过安加尔斯克的时候，车速慢了下来。李明远的脸绷得很紧，目光投向车窗外那片灰白色的天际线，嘴唇微微动了动，像在念一个人的名字。

“伟子，你说我以后还能再见到她吗？”

我想了想，还是摇了摇头：“别了。你回你的中国，她在她的俄罗斯。该道的歉道了，该翻篇的翻篇了。”

李明远没有反驳，但也没有点头。他把脸转向窗外，玻璃上倒映出他瘦削憔悴的侧脸，神情复杂得让我看不透。

火车哐当哐当开了两天，终于驶进了满洲里车站。

我在站台上站了好一会儿，深深地吸了一口祖国的空气。冷还是冷，但那种熟悉的冷跟西伯利亚不一样，这里面有东北大地的味道，有黑土地的气息。

“伟子，这次真的谢谢你。”李明远拎着那个旧登山包，声音有点哑，“回去之后你把账算一算，花了多少钱，我双倍还你。”

“得了吧，你哪来的钱？”我回头看了他一眼，“回去好好找份工作，把日子过踏实了，就是对我最大的感谢。”

李明远低着头，像做错事的孩子被大人训了一样。

“我知道了。”

我们在满洲里住了一晚，第二天坐大巴各回各家。他要去黑河处理一些那边没干完的活，我得回店里销假。车站分手的时候，他忽然喊了我一声。

“伟子！”

我转过身。

他就站在车站门口，阳光从他背后照过来，打出长长的影子。他站得比以前直了一些，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我以后一定改。”他说的就这几个字，很平常，但我心里某个地方像被轻轻拧了一下。

“知道了。”

我摆了摆手，转身走了。

回到家的那天晚上，我妈又包了韭菜鸡蛋饺子。她不知道我去过俄罗斯，以为我真的只是去哈尔滨进了一趟货。吃饭的时候我多喝了两杯，我爸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给我续了一碟花生米。

我把去俄罗斯的经过在心里过了无数遍，却一个字也没有对他们讲。

有些路只能自己走，有些经历只能自己收藏。

半个月后，李明远突然出现在我店门口。

他穿了一件新棉袄，头发理了，胡子刮了，整个人看起来像是换了一个人似的，精神了很多。以前那股子吊儿郎当的劲头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我说不上来的沉稳。

“你怎么来了？”我有些意外。

“我来还你钱。”他把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信封有些鼓。

我打开看了看，里面的钱比他欠我的还多出不少。“你这是干什么？多了。”

“多的就当请你喝酒。”李明远咧嘴笑了一下，“不过这次不喝伏特加了，咱喝啤的。”

我看着他，知道有些东西确实变了。

他在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环顾了一下我这个小店，说：“伟子，我决定不出去打工了。”

“什么意思？”

“我打算在老家开个店。”他的眼睛亮了一下，“就开个五金店，小本生意，本本分分地干。不出去跑了，外头的日子不好过。”

我沉默了一会儿，说：“你想好了？”

“想好了。”他点了点头，“俄罗斯的事，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不是我矫情，是真的刻在心里了。那个姑娘对我那么好，她爸也对我手下留情，我不能白来这世上一遭。我得对得起人家这份宽容。”

我忽然想起来一件事。

“李明远，你临走的时候，是不是给卡佳留了什么东西？”

他愣住了，脸上闪过一丝不自然的神色。

“没……没有啊。”

“你别骗我。”我盯着他的眼睛，“我在火车站看见你往邮筒里塞了一个信封。”

李明远的耳根子慢慢红了。

“就是……就是写了封感谢信。”他低着头，声音越来越小，“没别的意思，就是谢谢她。”

“你会写俄语？”

“找工友帮忙翻译的，背了好几天才背下来。”

我看着他那副不好意思的样子，忽然笑了。

“行吧，你写都写了，我也拦不住你。”

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那封信的后面，还跟着一长串信件。我不知道卡佳是怎么回复的，只知道李明远的手机里多了一个他不会读也不会写的名字，他叫那个人做“她”。

半年后，李明远的五金店在县城最热闹的那条街上开了张。

店面不大，但收拾得干干净净，货架上摆得整整齐齐。他每天早上七点开门，晚上九点关门，风雨无阻，比我这破店勤快多了。有熟客来买东西，他无论多忙都会笑着招呼，不像以前那样嬉皮笑脸，而是那种让人感觉踏实、可信赖的笑容。

他变了，变得连他妈都不太认识了。

以前那个能坐着绝不站着、能不干活绝不干活的李明远，现在居然一大早爬起来拖地、擦货架、整理商品，把自己收拾得清清爽爽再去开店。他妈打电话给我，说这孩子是不是在外面受什么刺激了，我说阿姨您别担心，他是受刺激了，不过是个好刺激。

后来我才知道，他一直在跟卡佳通信。

不是那种缠绵悱恻的情书，他们之间隔着语言不通的天堑，每次写信都像在做一道极其困难的翻译题。李明远先用中文写，写完了找工友帮忙翻译成俄语，工友翻译完了他再照着抄一遍。卡佳的俄语回信他一个字都看不懂，每次都要等那个工友有时间了才能翻译给他听。

一来一回，一封信要走大半个月。

这个固执的家伙，居然坚持了两年。

2010年秋天，那是伊尔库茨克最寻常不过的金色季节，白桦树的叶子被秋霜染成金黄，在湛蓝的天空下闪闪发光。李明远又去了俄罗斯。这一次他不是去打工，不是去逃难，而是去见一个人。

走之前他来店里找我，穿着一件新买的深蓝色夹克，头发打了发蜡，皮鞋擦得锃亮。我说你打扮成这样是要去见哪个姑娘，他没回答，只在嘴角压着一个怎么都压不住的弧度。

“伟子，我走了。”

“去哪儿？”

他不说。

但我从他眉眼之间的那个表情里读出了全部。

我送他到门口，他走出去几步又停下来，回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似乎想说什么，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他只是拍了拍胸膛那个位置，也不知道是在拍夹克的折痕，还是在拍他砰砰跳动的心脏。

我站在店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2008年那个冬天，在伊尔库茨克火车站，他也是这样走在前面的。只不过那时候他佝偻着背，像一个被抽走了所有精气神的老人。而这一次，他的腰板是直的，步子也迈得比以前更稳了。

他从伊尔库茨克打了电话给我，说到了，说正在学俄语，正经地学，请了个家教，每天对着字母表咿咿呀呀地练，舌头都快打结了。他说卡佳在咖啡馆给他煮了一杯据说全伊尔库茨克最好喝的咖啡，他不知道好在哪儿，但那是卡佳亲手煮的，所以喝完了还想要第二杯。

我握着听筒，听着电话那头他絮絮叨叨说那些有的没的，忽然觉得眼眶有点发烫。

2011年，李明远在电话那头告诉了我一个消息。

“伟子，我要结婚了。”

我手里的杯子差点没掉地上。

“跟谁？”

“明知故问。”他的声音里有藏不住的得意和欢喜。

我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问他：“她在俄罗斯过得好好的，你来来回回跑，你一个开五金店的，怎么娶人家？”

“她想来中国。”李明远的声音笃定得不像他，“她说她那边的大学毕业了，想来中国继续读书。伟子，这事我能不能成，就靠你了。你给我当个证婚人，行不行？我需要有人给我壮胆。”

婚礼是在县城办的，不大，但很热闹。卡佳穿了一件红色的中式旗袍，头发盘起来，化了淡妆。她本来就好看，穿上这身行头更是让人移不开眼。

她还是不怎么会说中文，但会说的那几句说得极好。“你好”，“谢谢”，“我爱你”，发音比李明远那俄语地道多了。

敬酒的时候，他们走到我面前。卡佳看着我，用中文认认真真地说了一句“谢谢你”。就这三个字，我差点没绷住。

李明远端着酒杯，眼眶红红的，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在我耳边说了一句：“伟子，你是我的恩人。”

“滚蛋。”我推开他，骂道，“你少来这套，恶心不恶心？”

全场都笑了。

我也跟着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后来我常常回想起那个冬天，冰封的贝加尔湖，沉默的白桦林，那道横亘在伊戈尔脸上的伤疤，以及卡佳在咖啡馆里擦拭杯子的侧影。

命运真的很有意思。

你以为是你去拯救一个人的，到头来却发现，是那件事、那些人，把你从平庸无觉的日子里唤醒了，让你知道了什么叫真正的勇敢，什么叫真正的悔改，什么叫“一个人可以被摧毁，但不能被击败”。

李明远常说，是卡佳救了他。

可我觉得，是那片西伯利亚的雪，洗去了他灵魂里蒙了灰的东西。

它让一个混蛋学会低头，让一个胆小鬼学会站直，让一个不知道什么叫珍惜的人终于明白了什么才是值得他用一辈子去守护的东西。

那片雪那么冷，却能让人心里最坚硬的地方慢慢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