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工地绑钢筋，今年干了99个工，一个工500，一共收入49500元

腊月二十八，老周回来了。

我听见院门响的时候，正在灶屋里炸丸子。油锅滋滋地冒着泡，萝卜丝丸子从锅底浮上来，金黄黄的，香气把整个屋子都灌满了。我赶紧把手在围裙上蹭了蹭，跑到堂屋门口，就看见老周扛着一个蛇皮袋子，从大门外走进来。他穿着一件灰扑扑的棉袄，领口和袖口磨得发白，脸上被风吹得又黑又糙，嘴唇干裂了好几道口子，下巴上的胡子怕是有一个多星期没刮了。

“回来了？”我说。

“嗯，回来了。”他把蛇皮袋子放在地上，拍了拍身上的灰，“今年工地停工早，腊月二十就放了，我又在工地上等了几天，等老板结账。”

“结了？”

“结了。”他从棉袄里头的口袋里掏出一沓钱，用塑料袋包得严严实实的，放在桌上。我解开塑料袋，钱是崭新的，还带着印刷的油墨味。我数了数，四百九十五张，一共四万九千五百块钱。

“今年干了多少个工？”我问。

“九十九个。”他说这话的时候低着头，声音不大，像是做了什么亏心事一样。

九十九个工。一年的时间，就在工地上干了九十九天。一个工五百块钱，九九四万五，加上加班和补助，凑了个四万九千五。我手里攥着那沓钱，心里头五味杂陈，不知道该说什么。老周见我不说话，又补了一句：“今年雨水多，断断续续的，工地开开停停，后来我腰又犯了一次毛病，歇了小一个月。老板说今年大环境不好，工地也没接到大活……明年就好了，明年老板说有个大项目，能干两百多个工。”

“嗯。”我把钱收好，转身回灶屋接着炸丸子，顺手从篮子里抓了两个刚出锅的丸子，递给他，“尝尝咸淡。”

他接过去塞进嘴里，烫得嘶嘶吸气，却嚼得津津有味，一边嚼一边说：“还是家里的饭香，工地上那大锅菜，猪食一样。”

我没接话，低着头往油锅里下丸子，眼睛被油烟熏得有点涩。

老周在工地上绑钢筋，绑了整整六年。

六年了，每年过完正月十五就走，腊月底才回来。走的时候带一蛇皮袋的东西：换洗衣服、棉被、几双解放鞋、一大罐子咸菜腊肉。回来的时候还是那个蛇皮袋子，衣服更破了，人更瘦了，脸上的褶子更深了。我每次去火车站接他，都要愣一下才能认出来——走的时候还像个中年人，回来的时候看着像个小老头。

绑钢筋这个活，不是谁都能干的。老周常跟我说，一根钢筋轻的二三十斤，重的七八十斤，要一根一根地扛到工位上，按照图纸排好，然后用扎钩和扎丝一个结一个结地绑紧。手要快，力气要大，一天下来，手脖子肿得跟馒头似的。夏天钢筋晒得烫手，戴着手套都能感觉到那股热气往肉里钻。冬天钢筋冰凉冰凉的，扎丝勒在手上，一道道红印子，风一吹就跟刀子割似的。

我心疼他，可心疼归心疼，日子该过还得过。我们是农村人，没别的本事，就剩一把子力气。老周说，力气这个东西，今天不用明天也得用，存不住，还不如换成钱实在。

可今年这钱，实在换得太少了。

四万九千五。我一笔一笔地算了账：小军今年上高二了，一年的学费加生活费一万二。老周的腰不好，买膏药、看中医花了两千多。家里的化肥农药三千多。人情来往，亲戚邻居红白喜事，一年下来三千多。吃穿用度，水电费、话费、油盐酱醋，一个月少说一千五，一年一万八。这些加起来就差不多四万了。剩下的那一万块钱，我连想都不敢多想。老周在工地上还要吃饭，虽然老板管一顿午饭，早晚两顿得自己解决，一天花二十，九十九天又是两千。他还要买烟抽，最便宜的烟，一天一包，又是小一千。

我算到最后，发现这一年基本没剩下钱。

小军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眼看就过年了，总得给老周买件新棉袄，给孩子买双新鞋，走亲戚总得拎两箱牛奶几瓶酒。这些都压在我心上，像一块大石头，沉得我喘不过气来。

可我什么都不能对老周说。

他干了九十九个工，那九十九天里，每一天都是天不亮就起床，晚上摸黑才收工。钢筋划破过他的手，砸过他的脚，有一次一根钢筋从脚手架上滑下来，擦着他的耳朵边过去的，差一点就砸在脑袋上。他跟我在电话里说的时候，声音是抖的，说他当时腿都软了，蹲在地上半天没站起来。我在这头听着，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但我硬是没哭出声来，怕他听见了心里更不踏实。

大年三十那天，小军从学校回来了，穿着校服，人又蹿高了一截，瘦得像根竹竿。他一进门就喊爸，老周正在院子里劈柴，听见儿子的声音，手里的斧头停了，抬起头看着小军走进来，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爸，你今年咋又瘦了？”小军伸手摸了摸老周的肩膀，“都是骨头。”

“瘦了好，瘦了结实。”老周笑着拍拍儿子的手，“学习咋样？”

“还行，班里前十。”

“前十不够，得前三。”老周说，又觉得这话太硬了，赶紧补了一句，“不过爸相信你，你尽力就行。”

我在灶屋里听着这爷俩说话，锅铲在锅里翻了几下，菜炒煳了一点。

年夜饭我做了六个菜：一条鱼、一碗红烧肉、一盘饺子、一盘炒腊肉、一盘蒜蓉青菜、一碗排骨汤。排骨是我从镇上买的新鲜的，花了六十多块钱，当时买的时候心疼得要死，但看着老周和小军吃得香，又觉得这钱花得值。

老周喝了两杯白酒，脸红扑扑的，话也多了起来。他端着酒杯，跟小军说：“儿子，爸没本事，一年到头挣不了几个钱，你在学校别跟人家比吃穿，咱比成绩。等你考上大学，爸就是砸锅卖铁也供你。”

小军低着头扒饭，嗯了一声。

“还有啊，”老周又说，“爸今年虽然只干了九十九个工，但那是天气不好，不是爸偷懒。明年肯定多，你信爸。”

“我信。”小军抬起头，看着老周，眼睛亮亮的，“爸，等我以后挣钱了，就不让你去工地了。”

老周笑了，眼眶又红了，端起酒杯一口闷了。

春节那几天，老周的手机响个不停。有的是工友拜年的，有的是老板打电话说来年的安排。他每次接电话都躲到院子里去，声音压得很低，我竖起耳朵也听不太清。但有一次我听见他跟老板说：“吴老板，明年那个大项目，你可得带上我。我绑钢筋的手艺你是知道的，不比别人差。今年只干了九十九个工，我老婆虽然嘴上没说，但我知道她心里头苦。我得给她争口气。”

电话那头说了什么他不知道，只听见他连说了几个“好好好”，挂了电话，脸上的褶子都舒展开了，回来跟我说：“明年有大活了，能干到年底。”

我说：“你腰不好，别逞强。”

“没事，绑钢筋又不是扛大包，费手不费腰。再说了，现在我还能干，多挣一个是一个。等小军上了大学，花钱的地方多着呢。”

我没再劝。我知道劝不住。

初六，老周就走了。比往年早了一个多星期，说是工地初八开工，他要提前去占个好位置。我给他收拾行李，往蛇皮袋里塞了两件新买的秋衣、三双袜子、一袋子炒花生，又塞了一百块钱在棉袄内兜里。他死活不要那一百块钱，说他有，我说你兜里那几十块钱够干什么的，拿着。他这才揣下了。

走的那天早上，天还没亮。我把他送到村口，他扛着蛇皮袋，一步一步地走向公路边的公交站。早晨的雾气很重，他的背影在雾里越来越模糊，最后变成一个小小的黑点，消失在路的尽头。我站在村口抽了抽鼻子，转身回家。

院子里空荡荡的，堂屋里还有烟味，床铺上还有他的体温。我坐在床边愣了一会儿，然后起身把被单扯下来洗了。

日子又回到了往常。

春天种玉米，夏天锄草，秋天收花生。我一个人在地里忙活，累了就坐在田埂上歇一会儿，喝口水，看看天。有时候会想起老周，不知道他在工地上吃得好不好，睡得好不好，腰还疼不疼。我给他打电话，他总说好，什么都好，吃得饱睡得香，让我别惦记。但有一次他接电话的时候声音不对，像是忍着疼，我问他怎么了，他说没事，就是搬钢筋的时候蹭了一下胳膊。我说你注意点，他说知道了知道了，就挂了。

三月份的时候，小军的班主任打电话来，说小军的成绩进步很大，按这个势头，考个一本没问题。我高兴得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就给老周打电话，他听了也高兴，说：“我就知道我儿子行。”挂了电话没两分钟，他又打过来了，说：“你再跟小军说，一本还不算，要冲就冲重点。爸在工地上多干几天，给他攒学费。”

五月份，老周的腰真的犯了病。他一开始硬撑着，后来起不来了，才去工地附近的诊所看了看。医生说是腰椎间盘突出，要卧床休息。他躺了十天，花了一千多块钱，急得嘴上起了燎泡。病好了以后，他打电话跟我说：“幸好是在家里，你们不知道，工地上有个人腰坏了，老板第二天就让他走了。我这腰虽然犯了，但吴老板人好，没赶我，还让我多歇了几天。这人情我得还。”

我说：“你身体最重要，什么人情不人情的。”

他不听。

六月份，暴雨，工地停了半个月。七月份，高温，工地每天只干半天。八月份，甲方资金不到位，工程又停了。老周在电话里越来越沉默，每次打通了，他就说几句“挺好的”就没了声音。我能感受到他的焦虑，隔着几百公里，都能感受到。

到了秋天，情况好转了一些。工地抢工期，天天加班。老周早上五点就起来，晚上八九点才收工，一天干十几个小时。他的手上全是茧子和裂口，有一次视频通话，他把手举到摄像头前给我看，十个手指头缠了五个创可贴。我说你别绑了，歇一天。他说不行，老板说了，这段时间是黄金期，能干一天是一天，多干一天就多挣一天的钱。

那段时间他的声音都是哑的，嗓子像含了沙子。他说是吸了太多水泥灰，没事，喝点水就好了。

年底结算，我问他今年干了多少工。

他算了好一阵，说：“九十五个。”

比去年还少了四个。

老板解释说今年整体行情不好，工地开工不足，明年一定多安排。老周又说了几句好话，老板最后多给了五百块钱的年终奖。他拿着那一沓钱，一共四万七千五，比去年还少了两千。

他打电话跟我说这个数的时候，声音轻飘飘的，像做错了事的孩子。

“今年比去年还少，我……”

“少就少了，”我说，“你人好好的就行。”

电话那头沉默了十几秒。

“明年，”他说，“明年一定多干。”

“嗯。”我说，“等你回来，我给你包饺子。”

腊月二十八，他又回来了。还是那件灰扑扑的棉袄，还是那个蛇皮袋，还是那张被风吹得又黑又糙的脸。他站在门口，把手里的袋子放下，没急着进屋，先是蹲下来把鞋上的泥在门槛上磕了磕。我看见他的腰板更弯了，后脑勺的白头发又多了一片。

那四万七千五百块钱，他交到我手上的时候，眼睛没敢看我。

“今年的，”他说，“明年我……”

“别说明年了，”我说，“先把年过了。”

年夜饭还是六个菜，还是红烧肉、鱼、腊肉、饺子、青菜、排骨汤。他还喝了两杯酒，脸红扑扑的，但话没去年多了。吃完了，他坐在沙发上看春晚，看着看着就打起了呼噜。小军从房间里出来，把一条毯子盖在他身上，回头看了我一眼。

我说：“小军，你爸这一辈子不容易。”

小军说：“妈，我知道。”

新的一年，老周初六就走了。走的那天，雾气还是那么大，他的背影还是那么模糊。

我站在村口，望着那条空荡荡的公路，心里头忽然想起一句话来：一个人把一辈子的力气都使在了一家人身上，哪怕力气不值钱，哪怕使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撑不起一个家，他还是使。

我转过身，往家走去。院子里还有他昨天劈好的柴，码得整整齐齐的，够我烧一个月的。

我把那些柴抱到灶屋门口，弯下腰，一根一根地摞好。

远处传来几声鞭炮响，是有人家在送年出门的人。

我直起腰，深吸了一口气，推开门，屋里还留着老周的烟味。

那味道很快会散的，就像他那九十九个工、九十五个工，一年一年地干，一年比一年多不起来。可日子还是要过，年还是要过，饺子还是要包，孩子还是要有出息。

我没再想下去了。我把围裙系上，开始和面。

这个家，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