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老师从不与我们喝酒，我以为，是一种厚德 | 叶开

王铁仙（1941年2月-2023年4月26日）

前几天晚上，我在书架面前逡巡，忽然看到了《中国现代文学精神》，这是我的导师王铁仙教授2008年出版的著作，扉页上写有题赠给我的文字。

一晃过去了十八年，王老师去世竟然三年了。

最晚一次见到王老师大概是2018年秋。那时他因脊椎问题，躺在床上休养。又因做过心脏支架，精气神不足。虽然总是微笑，但久躺不动，人显得很憔悴。

之后因疫情阻隔，很多老朋友各奔西东，与王老师的物理距离也越来越远了。但他和善的脸庞，一直清晰地出现在我的记忆中。

王老师有一个特殊身份，他是瞿秋白的嫡亲外甥，做过瞿秋白研究会会长。他还曾担任华东师范大学副校长，华东师大出版社总编辑，兼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在那么多身份之中，我想他更在意自己的教授身份，最在意自己的文章。

王老师身兼数要职，不可谓不忙，但他百忙之中勤写不辍，发表了百余篇论文，可谓之高产。他是有感而发，想要理清一个思路，或解决一个问题，不需要为了申请课题，或混科研经费。他的文章立意明确，资料翔实，行文自然，说理透彻。

王老师的文章和专著很多，还获过多次大奖。他的专著《瞿秋白论稿》获上海市首届（1979—1985）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著作奖。他主编的国家级项目《瞿秋白传》获江苏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一等奖。他的《中国左翼文论的当代反思》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004—2005）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二等奖。他的文章《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2002—2003）优秀成果奖论文类一等奖。另外，他的专著《瞿秋白文学评传》也是一部奠基型力作。

其中《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意义》是王老师的晚年力作。这篇文章厘清了现代文学史上一个恼人的遗留问题：中国现代文学转型到底从哪一年开始？

王老师认为，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古代文学在思想底色上完全不同，转折点是1918年鲁迅先生发表了《狂人日记》。他的文章虽然没有点名批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这个概念，却直接把它从底层否定了，同时也暗讽了各种滥用西方现代主义概念研究现代文学的时髦病。

文章发表后，他寄给我一本《中国社会科学》，如常题曰“廖增湖同志指正”云云。

有一次上课，我和师弟刘忠、郑崇选都在他的总编办公室里，王老师不无得意地说，在核心期刊发表文章，年底可以去社科处申领5000块钱奖金的。不过，他真正在意的，始终是文章有没有价值，有没有人认可。王老师那时位高权重，工资和奖金很高，又没有什么地方可以花钱，于是请学生们吃饭就成了他的“义务”。他跟我们每周见一次面，上课流程基本是聊天，聊完之后就请我们吃饭。以至于有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一名文科教授不能年纪轻轻就当博士生导师，而是要等孩子长大了，家庭稳定了，收入从容了，能经常请学生吃喝畅聊了。

王老师知道我爱说话，上课时常给我机会闲侃。我山南海北地聊，师弟们再聊，从李劼人到巴金，从莫言到余华……不知午饭之已至。照例是王老师请客，而我们皆为“都尚能饭也”之辈，吃喝畅快矣哉。不记得当时都说些什么了，却是记忆中的美好时光。我读博士也是很轻松的，快毕业该写博士论文了，还没确定题目。王老师说，你就写莫言吧。于是我花了一个半月，写了一本《沸腾的土地——莫言论》。

王老师从不与我们喝酒。不是不能喝，而因酒量太大。他体内有某种消化酶，无论如何都喝不醉，据说最多喝过八瓶白酒。他说自己喝酒是浪费，喝茅台就糟蹋了，所以他不跟我们喝酒。我后来想，这说不定是给我们这些穷学生一个下台阶，要不然你想拍马屁怎么办？一次送八瓶茅台？他不喝酒，你就可以不破产。我以为，是一种厚德。

王老师虽然做过大学副校长，当过出版社总编辑，但本色是一名优秀的学者。他一生都在大学里教书，无论多么忙都不忘阅读、写作。而他对自己的学术前辈，也一直都是毕恭毕敬的，与中文系前辈徐中玉先生、钱谷融先生等，都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我的博士论文一写完，他就让我打印好送给钱谷融先生。大家都知道，博士论文答辩也算是面子工程，能请到钱谷融先生来做答辩委员会主席，感觉才是光荣而正确的。

记得博士答辩会结束后，王老师请答辩导师们和我们一起吃午饭。记得那时钱谷融先生脑袋溜圆，红光满面。喝上了茅台后，更是谈笑风生，十分高兴。他举着茅台酒杯，劝王老师也喝一两杯。

王老师说：“我喝酒没感觉，纯粹是浪费，就不喝了。”

钱谷融先生说：“那你就别浪费了，留给我们喝。”

王老师说：“钱先生爱喝茅台，你们陪他多喝几杯。”

王老师不抽烟不喝酒，这个对学生来说很是麻烦，不知道该怎么拍他马屁才好。我也没有给王老师送过什么礼，现在回忆起来十分遗憾。我那时觉得王老师什么都不缺，送什么都不对头。后来我出了一些书，也没想过要请他指正，觉得这些书都那么厚，就没必要麻烦他老人家了。但是过后王老师知道了，都主动问我要。包括博士论文修改后，改名为“莫言的文学共和国”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他非常高兴，非要我寄一本给他。《最好的语文书》出版后，他也让我寄一套给他。他不仅真读了，还给我写了一封长信。他说自己主编高中语文教材，陈规陋习太多，戴着镣铐跳舞，完全不能爽快。

王老师主编上海高中语文教材时曾邀请我参加，我不知为何竟然拒绝了。

王老师后来说：“你不参加也好，会被气死的。我这个人就够保守了，那些人比我还要顽固。动辄说这篇看不懂，那篇不适合的。”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是觉得很遗憾。虽然没什么可以送给他，但可以跑得勤快一点，陪他多聊聊天。我的师兄仲立新多次跟我说，你没事多去看看王老师，他喜欢听你聊天。

但我这些年来东奔西跑，不知道忙啥，终于没有去多陪王老师多聊天。

2026年3月31日星期二初稿

2026年4月14日星期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