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被诸葛亮剃光头，他写三国志时，给诸葛亮留了这样一句评语

一、蜀地三十年：从名门弟子，到屡被谴黜的旧臣

陈寿，字承祚，巴西安汉人，生于蜀汉建兴十一年（公元233年）。他年少时便师从同郡大儒谯周，潜心研习《尚书》《春秋三传》，对《史记》《汉书》等前代史书烂熟于心，以聪慧机敏、文笔出众闻名乡里。

成年之后，陈寿在蜀汉历任卫将军主簿、东观秘书郎、散骑黄门侍郎。当时蜀汉后主刘禅宠信宦官黄皓，黄皓专弄威权，朝中大臣大多曲意逢迎，唯独陈寿始终不肯屈从依附，也因此多次被谴黜，仕途屡屡受挫。

陈寿的父亲曾担任马谡的参军。建兴六年（公元228年），诸葛亮率军北伐，马谡作为先锋驻守街亭，因违背诸葛亮的作战部署，被魏将张郃击败，街亭失守。

战后，诸葛亮诛杀马谡以正军法，陈寿的父亲也受此战牵连，被处以髡刑——一种剃去全部头发的刑罚，在当时是极具侮辱性的惩戒。

蜀汉景耀六年（公元263年），魏将邓艾率军偷渡阴平，攻克绵竹，直逼成都，后主刘禅出城投降，蜀汉灭亡。这一年，陈寿31岁。

次年，钟会、姜维在成都发动叛乱，随即兵败身死，蜀地陷入兵祸混乱。

蜀汉灭亡后，陈寿在故乡闲居多年，仕途彻底停滞，史书记载他“坐是沉滞者累年”。

二、入洛为官：被司空张华赏识，接下修史的重任

泰始四年（公元268年），35岁的陈寿离开蜀地，前往西晋都城洛阳。

司空张华素来听闻陈寿的才名，与他交谈之后，更是对他的学识大为欣赏，认为他即便有过往的谴黜经历，也不该被埋没，于是举荐他为孝廉，先任命他为佐著作郎，不久后又升任著作郎，兼任巴西郡中正。

张华对陈寿的才学极为认可，曾当面和他说：“当以《晋书》相付耳。”在当时，修撰当朝国史是史官的最高使命，张华这句话，相当于明确承诺，要把晋朝国史的修撰重任交给陈寿，这是对他史学才华的极高肯定。

西晋政权承袭曹魏而来，在当时的政治语境下，尊曹魏为正统是不可动摇的政治规矩。

因此陈寿修撰三国历史时，严格遵循这一原则：将曹魏的曹操、曹丕、曹叡等君主的传记列为“本纪”，沿用帝王传记的体例；而蜀汉的刘备、刘禅，东吴的孙权、孙亮等君主的传记，均列为“列传”，归入臣子传记的体例之中。

三、笔墨之间：《三国志》里的原文细节

太康元年（公元280年），西晋大军攻克建业，吴主孙皓出城投降，东吴灭亡，自东汉末年以来分裂近百年的天下，终于重归一统。

这一年，陈寿48岁，他耗费多年心血修撰的《三国志》，也在这一时期基本定稿。

《三国志》全书共六十五卷，分为《魏书》三十卷、《蜀书》十五卷、《吴书》二十卷，记载了从东汉末年黄巾之乱后，到西晋灭吴统一全国之间，近百年的历史。

在《蜀书·后主传》中，陈寿记载刘禅向邓艾投降、蜀汉灭亡的史实时，特意写下：“北地王谌伤国之亡，先杀妻子，次以自杀。”

在《蜀书·姜维传》中，记载刘禅下令前线的姜维向钟会投降时，陈寿写下：“将士咸怒，拔刀斫石。”

在《蜀书·诸葛亮传》中，陈寿全文收录了诸葛亮的《出师表》，详细记载了诸葛亮治理蜀汉的政绩，写下了“科教严明，赏罚必信，无恶不惩，无善不显，至于吏不容奸，道不拾遗，强不侵弱，风化肃然也”的记述。

在这篇传记的末尾，陈寿写下了对诸葛亮的最终评语，其中明确提到：“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三国志》成书之后，很快在洛阳引起轰动。当时夏侯湛正在修撰《魏书》，看到陈寿的《三国志》之后，便毁掉了自己已经写好的书稿，放弃了修撰魏史的计划。当时的舆论普遍称赞陈寿“善叙事，有良史之才”。

四、千年争议：史书里记载的两桩公案

自《三国志》成书以来，关于陈寿修史的争议便从未停止，其中最广为人知的两桩公案，均记载于《晋书·陈寿传》中。

第一桩是“索米立传”的传闻。

《晋书》记载：“或云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

丁仪、丁廙是曹魏时期的知名文人，在曹魏政坛有一定影响力，陈寿向他们的儿子索要千斛米，承诺给二人写一篇好的传记，最终因为没有拿到米，便没有给二人单独立传。

第二桩是关于诸葛亮评语的争议。

《晋书》记载，除了父亲因街亭之战被诸葛亮处以髡刑之外，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生前也十分轻视陈寿。

因此当时便有议论者认为，陈寿为诸葛亮立传时，写下“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语，又在传记中说诸葛瞻“惟工书，名过其实”，是因为心怀私怨，刻意贬低诸葛亮父子，当时的不少人也因此事贬低陈寿的人品。

五、书成身死：一生荣辱，尽付笔墨

陈寿的一生，始终伴随着贬谪与非议。在蜀汉时，因不肯依附黄皓屡被谴黜；入洛之后，虽有张华赏识，却也多次因事被罢官。

他的老师谯周早年便曾对他说：“卿必以才学成名，当被损折，亦非不幸也。汝宜深慎之。”他的一生，恰好印证了老师的这句预言。

元康七年（公元297年），陈寿在洛阳病逝，享年六十五岁，最终没能回到他的故乡巴西郡安汉县。

陈寿去世后，梁州大中正、尚书郎范頵等人联名上书晋惠帝，称赞陈寿的《三国志》“辞多劝诫，明乎得失，有益风化，虽文艳不若相如，而质直过之”，认为这部史书有着极高的价值，请求朝廷派人前往陈寿家中，抄录全书，使其得以流传。

晋惠帝准奏，下令河南尹、洛阳令派人到陈寿家中抄录《三国志》，这部史书从此被官方认可，正式流传后世。

千百年后，《三国志》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并称为“前四史”，成为中国古代纪传体史书的经典之作，也是后世了解三国历史最核心、最权威的文献，流传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