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帅多次挽救革命，生涯功劳巨大，为何却在十大元帅中排名最后？

1955年9月评出的共和国十大开国元帅，最后一位是叶剑英。他对于1927年建军、及人民军队各阶段的发展，都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南昌起义前，叶剑英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参谋长，顶头上司是张发奎。而这场红色起义，队伍主体就来自当时张发奎的部队体系。对方接到国民党高层命令，准备采取行动干预起义，形势很紧急。处在关键位置上的叶帅，将自己提前获知的情报，及时传递给贺龙、叶挺等起义领导人，从而确保了两人的安全，最终1927年8月1日，起义顺利发动，并占领了南昌城。

如果没有叶帅的贡献，建军节的日子大概率要改写，红军初期的历史也会不一样。

而不久后爆发的广州起义，叶剑英本人是起义领导者之一，担任了起义军副总指挥。广州起义和南昌、秋收起义，并称红军三大起义，影响巨大。

红军长征期间，1935年9月四方面军领导人野心膨胀，他身在左路军，不积极率部北上，反而发密电命令右路军中的红四官兵，调头与他会合、南下夺取四川。这是与中央的方针相违背的，并且分裂红军、严重威胁中央安全。又是叶剑英截获电报，第一时间报告给中央首长。毛主席果断决策中央红军北上，从而脱离了险境。

叶帅头脑冷静睿智、大局观强，除了关键时刻总有神来之笔外，整个军事生涯中的职务级别也非常高。早在长征之前，他就担任过红军总参谋长，跟另一位元帅刘伯承，几次交替出任这一重要职务。

刘帅是建国后评出的第四元帅，这么看来，就算叶帅最终的元帅排序不及刘伯承，似乎也不能排到第十位吧？况且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时期，叶帅也长时间担任人民军队的参谋长要职，属于军委核心领导之一，雅号“叶参座”，他的职务级别始终很高。

然而叶剑英的这种任职特点，虽可以稳稳保证一个元帅名额，却也直接影响到了他的元帅排序。大授衔时，“叶参座”只能位居第十，排在其他九位元帅之后。

为什么说是任职特点决定的呢？因为叶帅虽是总部首长，但对比其他九位元帅，很少获得独当一面、领导一个前线重要战区，或方面军级主力部队的机会。这种经历是否缺失，在元帅级别人物中，区别还是很显著的。

远的不说，就对比一下排名第九的聂荣臻元帅。

如果红军长征胜利、在延安时期就评军衔，聂荣臻的元帅排序大概率不会在叶帅的前面。红军时期聂帅与“101”搭档，共同指挥中央红军主力红一军团，聂帅在这一时期的最高职务，就是红一军团政委。他属于军团级别的领导，还没到独当一面、统领一个“作战集群”的程度，总体军内地位比不上叶剑英。

但此后的情况就逐渐不一样了：1937年结合全面抗战大局，陕北的红军主力被改编为八路军。叶剑英出任八路军参谋长，延续了生涯早期的任职特点；而聂荣臻成为115师副师长，职级依然不如叶帅。可在军内地位方面，聂帅却即将反超叶帅了。

因为这一年，他被中央委以重任，带领115师独立团等数千人的部队，去五台山开辟抗日根据地。聂荣臻在此大展拳脚，充分发挥出军政双全的特点，迅速建立起最强敌后根据地之一：晋察冀根据地。

这个耳熟能详的名字，贯穿了此后十余年的人民军队战史，从抗战到解放战争，晋察冀军区都发挥出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地理位置、兵员开发、群众基础、土地改革还是对其他各战区的支援程度，聂帅领导的晋察冀，贡献都是巨大的。

这就是聂荣臻战争年代最大的成绩。他既是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还兼任政委，属于真正在一个独立战区挑大梁的“大拿”级人物，并且持续时间非常长。相比之下，叶帅生涯中最缺少的，就是聂荣臻这样过硬的“单挑”履历。

而聂帅在晋察冀的功劳，几乎是元帅的“标配”资历了。可以再看看排在聂荣臻前面的几位元帅：第八位的徐帅，红军时负责8万红四方面军将士的军事指挥工作，从鄂豫皖一路打到川陕，队伍实力越来越强，徐总指挥更是创下反六路围攻、一举击溃20万川军部队的惊人战绩。

第七位的罗帅，抗战时在山东军政一把抓，山东根据地和晋察冀实力旗鼓相当；1945年后，罗帅更是将在山东培养出的6个主力师送往东北，成为日后四野体系的基干之一。罗荣桓本人也去了东北，组织干部体系、开发新根据地，最终在黑土地塑造出百万大军。罗帅几乎是聂帅的“加强版”，所以元帅排序也更高一些。

这还只是对比了十大元帅的“后半段”，再往前就不必赘述了，功绩更显赫。他们具备一个显著的共同点，用4个字来概括，就是：独当一面。战争年代要有过硬的军事或政工工作履历，成为一个方面军级部队的主要负责人，并取得建军、治军或军事指挥的重大成绩。这样的经历，才真正过硬。

而出于个人特点及工作属性，多年来组织交给叶帅的任务，往往是作为参谋长梳理军队、帮助中央军委领导好军队，辅助性比较强。长此以往，他跟其他元帅的实际表现，便产生了一定区别。这并不是说总部的参谋长，不如具体战区统帅重要，但在战争年代，多多少少还是体现出这种特点。

举个直观的例子。1952年军队干部定级，是三年后搞大授衔的基础工作。其实这个时候军队将领被评定为什么级别，理论上就决定了未来的军衔高低。比如兵团首长，分为正兵团级、副兵团级和准兵团级。其中兵团参谋长，通常只被定为准兵团级干部，级别低于兵团司令员、政委和副司令员，连副兵团级都卡不上。

战争年代，参谋长的职务特点就是这样的，跟和平时期有明显的区别。比如现在的集团军专职参谋长，职级上已经跟集团军副军长持平了，都是副军级；只不过在集团军领导机构内的具体排序，往往处于副军长后面。战争年代，参谋长可达不到这样的级别。

解放战争时期，我军四大野战军的参谋长，莫说跟军政主官、副主官比，甚至往往比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的实际地位，都略低一点：如一野参谋长阎揆要，建国后是中将军衔，一野政治部主任甘泗淇却被评为上将；三野参谋长是张震中将，政治部主任唐亮上将；四野参谋长萧克上将，政治部主任谭政大将。类似这样的例子还能举出很多、很普遍。

叶帅倒是也并非一直当参谋长，他曾经有当主官的经历，比如出任过长征时的军委第一纵队司令员。但就整个生涯而言，跟其他元帅比起来，明显还是不够“独当一面”、时间也短。建国后评衔，高风亮节的叶剑英在1955年1月专门上书中央，请求降低军衔为大将，自谦说这是“历史的定论”；但军委并没同意，还是决定授予叶剑英元帅军衔。

当然，叶帅有一项经历及贡献，是其他元帅都没有的：在1976年国家的关键时刻，他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这项功劳常人绝对无法比拟。但那毕竟是叶帅生涯后期的重大贡献了，评衔则发生在1955年。建国初期的叶帅，综合各方面的因素，只能位居“第十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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