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新表现主义先驱格巴塞利茨逝世

2026年4月30日傍晚，萨尔茨堡和巴黎的Ropac画廊发布讣告：德国画家、雕塑家、版画家格奥尔格·巴塞利茨（Georg Baselitz）已于当天“平静地”离世，享年88岁。

巴塞利茨原名汉斯-格奥尔格·布鲁诺·克恩（Hans-Georg Bruno Kern），1938年1月23日出生于萨克森州德累斯顿东北约56公里处一个名为德意志巴塞利茨（Deutschbaselitz）的小村庄。他将“巴塞利茨”作为自己的艺名，以此纪念自己的来处。

这位曾被称为“德国战后绘画的引擎”和“新表现主义的先驱”的艺术家在八十年代末的柏林墙倒塌后逐渐成为德国最昂贵的在世画家之一。他的名字与安塞尔姆·基弗、格哈德·里希特和约尔格·伊门多夫并列于德国战后艺术的神庙殿堂。但与他那些更内敛和封闭的同行不同，巴塞利茨的绘画带有一种粗粝的、几乎不加过滤的生命力。

“摧毁秩序”的一代

巴塞利茨的童年和青年时代横跨纳粹德国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他的父亲约翰内斯·克恩（Johannes Kern）是一名小学教师，被迫加入纳粹党。战后，父亲被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政府禁止任教，母亲不得不承担起养家糊口的责任。

巴塞利茨在接受《Der Spiegel》采访时曾形容那种无法定位的状态：“我出生在一片被摧毁的秩序中，一片被摧毁的土地上，一个被摧毁的民族里，一个被摧毁的社会中。我不想重建任何一种秩序——我对所谓的秩序已经看得太多了。我被迫质疑一切，被迫变得‘天真’，被迫从头开始。”

1956年，巴塞利茨进入东柏林美术与应用艺术学院（Hochschule für Bildende und Angewandte Kunst）学习。在那里他必须修习东德官方指定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他对思想的压抑和对图式的制约极为不满。仅两个学期后，校方以“社会政治不成熟”为名将他开除。

1957年，他移居西柏林，进入西柏林艺术学院。正是在那里，他第一次接触到杰克逊·波洛克（Jackson Pollock）——其时纽约现代艺术博物馆的波洛克巡展正在该学院举行。“我简直被震惊了，”巴塞利茨后来回忆说，“就像一口突然涌来的氧气。”但他没有模仿美国抽象表现主义，而选择回到德国表现主义传统中去。

“我只会画画，不懂得其他语言”

巴塞利茨的第一场个展于1963年在西柏林的Werner & Katz画廊举行。开幕后不足两天，警察没收了他的两幅画作——《Nacht fiel über die Eimer》和《Der Nackte Mann》，理由是“公然淫秽”。画面上分解的裸体，勃起的阳具和残肢拼接的形象惹怒了保守的柏林检察院。媒体的标题将这称为“色情艺术”。这场丑闻使巴塞利茨第一次走出西柏林的小圈子。巴塞利茨说：“我并不想震撼，我只是在说我想说的——我只能用绘画来说。”

批评家后来将这起事件视为巴塞利茨生涯的转折点。当1960年代抽象的、极简的观念渐成当代艺术的主流时，巴塞利茨坚持采用具象图像，于是他被赋予了“反叛”的标签。但他的反对不是基于理论推导，而是发自绘画材料的本能。Ropac画廊代表诗人罗伯特·伊萨夫（Robert Isaf）在为巴塞利茨去世发布的声明中写道：“提升巴塞利茨至塑造一个时代的远见者地位的，并不是他对轮廓或阴影的掌控，而是对关系——观者与被观者之间的关系——的操控。”

倒转的世界

1969年，巴塞利茨做了一个漫长的实验：他将一幅描绘德国森林的作品挂反了。从此，他的人物、风景绘画面向观众时都是上下颠倒的。那幅划时代的作品《颠倒的树林》（Der Wald auf dem Kopf）中的松树和云杉倒悬在画面顶端，树冠朝下，泥土和根系浮在上空。巴塞利茨解释道：“我这样做的原因是我的兴趣不在主题上，而是在形态上。”

这个如今已经成为他注册商标的技法，最初诞生于对抽象与具象之间“第三条道路”的苦苦寻觅。他说：“我想创作一些观者不熟悉的东西。他们会被看见的东西震惊，一旦震惊过去，他们可能感受到什么，也可能什么都感受不到。这是每个艺术家的目标。”（引述自与《南德意志报》2026年1月的最后一次采访）

巴塞利茨的倒挂不是简单的构图方法，而是迫使观者将注意力从“画了什么”转移到“怎么画”。用英国《卫报》的评论家乔纳森·琼斯（Jonathan Jones）的话说：“就像文艺复兴的画家在镜中看到骷髅回望着自己，巴塞利茨面对人类的退化，从中看出一种奇异的美。”

倒转的图像还包含一种对德国二战后撕裂身份的隐喻。巴塞利茨在1970年代中期对纪录片导演艾芙琳·薛尔（Evelyn Schels）说：“谁规定天空必须在上面？这不过约定俗成的习惯。我唯一感兴趣的只有如何驾驭绘画本身。”他的翻转，以视觉上的颠倒解放了国族的分裂痛苦。

英雄的溃败：1965—66年“英雄”系列的意义

在倒立图像出现之前，巴塞利茨最著名的作品是1965年至1966年间的“英雄”系列。这些画描绘了衣衫褴褛、比例失常的个体，有时身着军服残片，在荒芜的植被和废墟中倾斜、站立或颤抖。这些形象不是战胜者，而是步履蹒跚地从破碎的民族神话中爬出的幸存者。

巴塞利茨说：“所有德国画家都背负着关于德国过去的神经症。这就是说，战争，特别是战后时期——东德——所有这一切都使我陷入深深的沮丧，施加了难以承受的压力。我的画某种意义上是战斗。”（引述自2013年《Der Spiegel》访问）

艺术史家诺曼·罗森塔尔（Norman Rosenthal）曾这样解读巴塞利茨的英雄：这些画既不是胜利的号角，也不是自我怜悯，而是一种直面虚无之后的生存证明。2021年巴黎蓬皮杜艺术中心的大型回顾展展出了巴塞利茨长达六十年的创作跨度。其策展人伯纳德·布利斯特纳（Bernard Blistène）评价说：“他与众不同，是因为他拒绝把德国画得舒适。”

威尼斯双年展 1980

巴塞利茨的国际声誉真正起飞是在1980年——他与安塞尔姆·基弗一同代表西德参加了第39届威尼斯双年展。那一年，评论界将德国新表现主义命名为欧洲对观念主义和极简主义的反扑。巴塞利茨与意大利画家桑德罗·基亚（Sandro Chia）和弗朗切斯科·克莱门特（Francesco Clemente）的新具象派绘画形成了地中海南北岸的共振。

此前在1977年和1982年他两度参加了卡塞尔文献展，确立了自己在欧洲主流艺术机制中的地位。但他与批评家和公共意见的关系从来不是顺畅的。在2013年《Der Spiegel》的采访中，他发表了对女性艺术家带有明显轻蔑的言论，声称“女人画得不如男人”。他后来辩解说这只是口头表述上的草率。“不过例外当然有，像艾格尼丝·马丁（Agnes Martin），或者历史上葆拉·莫德松-贝克尔（Paula Modersohn-Becker）。但她既不是毕加索，不是莫迪利亚尼，也不是高更。”

这番言论在国际艺术界激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议。巴塞利茨没有从中撤回或公开道歉，但他在后来的艺术家访谈中再也没有系统性地重述该看法。

意大利的拥抱

自1960年代中期以来，巴塞利茨即在意大利持续保有创作基地。1965年他在佛罗伦萨获得奖学金并曾在那里居住，从此便与意大利城市结下深厚感情。佛罗伦萨博物馆为他举办的大型回顾展“Avanti！”（全称“Baselitz Avanti！”）从2026年3月25日至9月13日正在佛罗伦萨新世纪美术馆（Museo Novecento）展出。该展览由塞尔吉奥·里萨拉蒂（Sergio Risaliti）策展，汇集超过170件作品。巴塞利茨在最后几个月中亲自过问了展览的陈列细节，甚至向佛罗伦萨市政府捐赠了其中的一件展品。

进入2026年，巴塞利茨还参与了在米兰贝尔焦约索宫（Palazzo Belgioioso）举办的与卢齐欧·封塔纳（Lucio Fontana）双人展“L‘aurora viene”（黎明来了）。这是Ropac画廊在米兰新空间的首个开幕群展。巴塞利茨在此次展览中展现了对封塔纳“切割”系列不间断的敬意，却声明“阐释对任何艺术家没有用处”。巴塞利茨在展览文稿中表示：“在我这个年纪，这更像是一种智力上的对照，而不是依赖。”

意大利是巴塞利茨在该国之外少数几个拥有工作室的国家之一。20世纪80年代他曾在翁布里亚的城堡地区保留一间工作室。他的雕塑实践——部分用粗糙的树干雕刻而成——与意大利贫穷艺术（Arte Povera）的一些直觉在某些地方重叠。同时他还收藏非洲雕塑，这在晚年的作品中有所反映。

市场表现

巴塞利茨的作品在去世前的最后几年保持了稳健的市场价格。2015年佳士得纽约拍场中他的《Mit rotem Fahnen》（1981）以870万美元创下当时的纪录。之后在2025年10月24日佳士得巴黎“当代艺术”拍卖会上，巴塞利茨2009年作品《Doppelnachtigall》以795700美元成交，超出最低估价126%。整场拍卖会成交总额约为1238万美元，巴塞利茨是这场拍卖的领衔艺术家。

仅仅一个多月后，在2025年11月6日科隆艺博会的首日，由Ropac画廊售出的巴塞利茨1972年画作《Fingermalerei - Haubentaucher》以310万美元成交。这幅画描绘了一只倒立的凤头鸊鷉，采用了巴塞利茨在1970年代初发明的“指画”技法。Arne Ehmann，Ropac画廊驻萨尔茨堡的执行总监说：“我们回到科隆每年是因为我们高度重视德国市场以及该地区杰出私人收藏和机构收藏的集中。”

巴塞利茨作品的市场波动不大，流动性稳定。在2025年首尔弗里兹艺博会期间，他的作品《Es ist dunkel, es ist》（2019）以约29亿韩元成交。同年在柏林Grisebach拍卖行，1979年的印刷作品以约3.81万欧元成交。评论家认为，巴塞利茨即便在价格上行期间仍保持了一种不可完全被市场驯服的尖锐。

最后的日子

2026年4月30日，巴塞利茨在家属的陪伴下去世。没有公开的死因说明，但伴随的是来自艺术界各方的致敬。Thaddaeus Ropac画廊的声明写道，巴塞利茨“为一代人定义了德国视觉艺术，深刻地影响了当时及后来的艺术家和国际艺术界”。

去世时巴塞利茨正在准备9月份在佛罗伦萨的新世纪美术馆闭幕——他本人未能参加这次展览的闭幕式，但策展人塞尔吉奥·里萨拉蒂早些时候向《Il Giornale》透露，巴塞利茨已经为该展览的最后一项作品，一座纪念性木雕，拟定了最终的摆放方案，并交付了最终稿。

巴塞利茨晚年与妻子埃尔克·克雷茨施马尔（Elke Kretzschmar）在巴伐利亚州的阿梅尔湖畔和意大利之间轮替居住。埃尔克曾是他在西柏林求学期间认识的艺术学生。自1970年代以后，她成为他许多画作的核心主题。他们结婚六十四年。在最后一次公开采访中，巴塞利茨说：“我每天还工作两三个小时。不工作，我就不知道该怎么度过时间。画画让我知道我还活着。”

战后德国艺术失落最后的反叛者

随着巴塞利茨逝世，德国新表现主义的四位核心人物中有三位已经离世——安塞姆·基弗尚在人世，但巴塞利茨的离世印证了德国战后艺术最大的一代退场。他是那个少数拒绝被回忆吞噬、拒绝与世界和解的艺术家。

大英百科全书将巴塞利茨形容为“新表现主义的先驱，他放弃抽象，用带有可辨认主题的高度情感化绘画回击了极简主义和概念艺术”。

他的倒置不仅是形式奇想，更是对一种饱受创伤的民族的仪式。正像他自己在2013年说的：“我的画是多多少少有些疯狂的东西——它们是战斗，而不是沉思。”

那些把世界颠倒过来却无意把世界扭转回去的人走了。垂悬的松树、倒立的英雄、失却面孔的衰败的身体，将悬挂在纽约古根海姆、伦敦泰特现代美术馆、巴黎蓬皮杜、柏林汉堡火车站和几十个国家的收藏墙壁之间，由一代代观看者自行扶正或者继续倾听着它们的倒悬。

如罗伯特·伊萨夫所概括的：“他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到了那样一个地方，我们不再敢确定以前认为正确的东西。”

来源：意欧视点 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