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夜晚起点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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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向夜晚起点的旅程

扎尔卡·斯维尔切夫（Žarka Svirčev）

李思睿 译

《抓住兔子》

[波黑] 拉娜·巴斯塔希奇 著

欧阳子仪 译

作家出版社

《抓住兔子》是一部长篇佳作。小说以富有暗示性、创造力与诗意的叙述方式，触及后南斯拉夫时期许多领域中被压抑与边缘化的历史记忆、诗学表达与性别经验。

拉娜·巴斯塔希奇的这部小说在多个层面上引发思考，不仅体现在其明确表达的内容上，也蕴含在那些挑衅性的沉默和/或预设中。

《抓住兔子》读来一气呵成，这首先得益于其结构精巧、引人入胜、在本土文学语境中久被期待的叙事；而真正令人心绪难平的，是对其诗学层面意涵的直面。不过，读者是否会因此而长久难以平复，以及程度如何，则取决于其个人的阅读习惯。

小说通过女性成长小说1与公路小说的类型框架，使那些在文学传统中埋藏已久的经验得以浮现。两条叙事线索呈现了两个女孩——叙述者萨拉与她的朋友蕾拉·贝吉奇（后改名为莱拉·贝里奇）在80年代末至90年代巴尼亚卢卡2的成长历程，并在十余年的分离与失联后重逢。

两条叙事线索，即两条时间线（写作当下与过往记忆）交织在一起。此外，小说以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回溯童年与青春初期，打破常规，使文本节奏鲜活起来。

这一形式手法只有在与小说的核心问题——身份本身的矛盾性、其不断变化和生成的特质以及由此产生的意识形态影响——相互呼应时，才真正显现出其分量。

一方面，第二人称的叙述方式打破了“故事”与“话语”（即“发生什么”与“如何讲述”）的对立，使读者失去那种既可保持距离、又可选择认同或拒绝认同的阅读安全感，从而动摇了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界限；同时，它还拆解了文学应当栖身于“塞拉芬式领域3”的那种逃避现实的想象。小说中的“你”指向并不固定，这种游移既充满诱惑，也令人不安；但从性别的角度来看，它为所有读者，无论男女，提供了一个令人向往的映照与自我映照的位置。

另一方面，既然故事本身始终是从话语的立场建构出来的，那么第二人称叙述便刻意凸显这种话语性。它通过强调“言说”的行为本身，缩短了当下的“话语”与过去“故事”的距离。对故事建构性的揭示，以及对叙述立场和叙述者所掌握信息不可靠性的呈现，构成了叙述者（自我）诗学的基础。这一点与“认知短视”4的概念形成呼应，而这种短视正是“位置政治”5（A.里奇）试图瓦解的对象，也是小说最具挑战性的层面之一。

两个女孩、两位年轻女性之间的关系复杂、迷人而充满冲突，像丝线交缠在一起，难以言说、捉摸不透。这是所有长久友谊，尤其是在成长岁月中形成的友谊所特有的状态。叙述者（从女孩到年轻女性）的内心世界、成长经历和体验被深刻、清醒、毫无感伤、毫不留情地剖析开来——与母亲之间创伤性的关系、初潮与初次性经验、为获得爱与认可而做出的冲动行为、对他人的依赖、自我确认的充实时刻与痛苦的自我揭露、羞耻与难以言说的恐惧、丰盈的体验，以及为了维系自我而主动拥抱的幻觉与谎言等等。

小说的开篇几句话便直击人心——

“你拥有某个人，然后你又失去他了。这大概就是整个故事。”

实际上，这是第二和第三句，因为第一句与小说的最后一句融为一体，形成一种矛盾感——它既为故事留下了开放的完整性，也为其留下了完成的可能性，以及拥有（完整）他者的可能性，和在没有他者的情况下拥有自我的可能性——尽管意识的唯我论试图否定或伪造他者，然而实际上他者既是构成“自我”所必需的他者，又是那个被渴望的整体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身份的形成与成熟，以及相互关系的动态发展，不仅受个体心理特点和性格特质的影响，还受到两位女孩/女性所处特定位置的制约，这一点尤为重要——包括她们的性别（即试图被父权社会塑造的性别角色）、阶级地位，以及民族和宗教归属。个人、私密的女孩世界，集体历史的裂痕以及社会阶层差异紧密交织，这种关系巧妙地体现在故事的关键叙事环节中。两个女孩/年轻女性之间亲密友谊的故事，开启了一个当代文化记忆所厌恶的话题——塞尔维亚方面对波斯尼亚非塞族居民（集体）责任的问题。

叙述者萨拉出身于富裕、政治立场正统的塞尔维亚族家庭，而她的朋友蕾拉/莱拉则是来自社会底层的穆斯林女孩，其兄长在战争初期还很年轻时就被杀害。兄长之死像一处不断渗血的开放性伤口，贯穿整个小说叙事，成为两位女孩/年轻女性都无法愈合的创伤。

主观化的叙事视角，一段友谊的私密历史及其起伏与裂痕，承担着集体责任伦理的相关叙事。友谊的辩证关系受到周围社会因素的影响，有时是潜在的压力，有时是明显的伤害。因此，关于对朋友承担责任的多层次叙事，在小说结构中被建立为一种集体行为模式的范例。

因为，能够幸存下来的特权意味着有机会见证我们的罪行和他们的受害者，并为集体责任提供正当性——这是后南斯拉夫社会乃至群体成员（即便他们并非创伤事件的直接参与者）修复和恢复中存在的敏感问题。

所以，最终，将“我们的受害者”和“他们的受害者”对立起来的界限消解，被视为一种伦理上的必然和至高责任。

因此，女性主角们身上都带有近期历史和地缘政治经历的印记，也成为这些经历的象征性投射。其中，朋友蕾拉/莱拉的形象尤其引人注目，她通过叙述者的声音和视角被转述，成为一种迷恋的幻象及其无数化身。

叙述者占有她、控制她、定义她、了结她、吸收她、从自身剥离她的种种欲望不断受挫。蕾拉/莱拉既是小说时空的肉身化投射，是迷人的异域情调，也是民族主义仇恨、阶级分层和父权法则的牺牲品。在一个渴望单一、同质和稳定的世界里，她虽被限制于叙述者的字里行间，却成为变革性、抵抗性、不稳定性、不确定性和多义性的象征。

这种身份叙事由小说的题词引入，选自《爱丽丝梦游仙境》。它也是一本关于女性身份的书，与《抓住兔子》有着众多联系。

《抓住兔子》是一部关于女性共同身份的小说，也是一部关于女性个体身份的小说。因为，尽管两位女性主角存在显著差异和特殊性，但她们的共同点是受父权制主导（主要是缺席的兄弟）的话语塑造，而这种压制的结果正被逐渐揭示出来。

二人的故事密不可分，通过萨拉的视角，众多（但总是那些特权阶级的）立场浮现出来。她所采纳的以西方为中心的巴尔干观，以及作为侨居者生活的特权，在写作过程中逐渐被削弱。因为，仅仅放弃本质化身份的逻辑，并（自满地）宣称拥有选择的可能性，是不够的。

对身份建构机制的清醒认识，即回答“谁、何时、在什么条件下占据主体位置并有意义地塑造经验与表达知识”的问题，不可避免地会面对选择的局限。自由的幻象被瓦解，同时也需要重新审视：我们在多大程度上以及通过什么方式被决定，哪些角色被强加给我们，我们如何应对它们，接受某种身份意味着什么——在这些地区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背景下，这一点尤其具有挑战性。

拒绝认同和保持安逸距离，与采纳民族主义叙事一样，都存在问题，因为它们消解了面对责任的可能，更剥夺了获得救赎的机会。在这种背景下，小说的语言既是亲密身份故事的一部分，也是非文学语境下带有政治色彩的姿态。在多重视角中，它既是抵抗与焦虑的空间，也是逃离与回归（如果真的能离开的话）的空间，同时也是分散与聚合的空间。

小说中最有力的隐喻之一是夜晚、黑暗、幽暗的隐喻。包裹着穿越波斯尼亚旅途中女性主角们的黑夜，是战争影响、国家经济破坏、社会分裂、矛盾与冲突的象征性呈现。

然而，更强烈、更痛苦的是直面存在于自身与他人中的黑暗，尤其是我们自身施加于他人的那部分黑暗，那种无法解释的黑暗，因为它没有主题和动机，需要——借用原文来说——像精装书的书页一样被撕下，再折成小鸟。

因此，小说中时间、空间和语言的多重运动，以及深入自我与他人内心的旅程，都被一种渴望所驱动：穿透黑暗，回到曾经的起点，在黑夜之前，在第一次及随后的种种失去之前。抵达那里，既意味着要接纳黑暗，也意味着可能获得救赎。

即便女性主角们仍在通向夜晚起点的旅程中，这部小说无疑已经以尖锐而精练、抒情而铺陈的笔触，照亮了那些映射历史记忆与遗忘的虚幻空间和声音，也照亮了这一地区“成为女性”的被噤声的经历。在我们的漫漫长夜中，这些仍然是罕见的声音，而令人欣慰的是，一位才华横溢的女性作家将它们清晰地表达了出来。

1 以主人公的精神成长、自我形成过程为中心的小说类型。——译注（本文所有注释均为译注）

2 波黑第二大城市，也是塞族共和国人口最多的城市。它是塞族共和国的主要经济、政治和行政中心。

3 “塞拉芬（Seraphim）”是最高级别的天使。原文用“塞拉芬式领域”代指远离现实纷扰的纯粹空间。

4 即一个人由于身处特定的特权或地理位置，而无法看到、理解或承认其他人的现实经历。

5 艾德丽安·里奇（Adrienne Rich）认为个人（尤其是女权主义者）必须认识到塑造其身份和视角的具体社会、历史和地理背景。她反对“普世女权主义”，认为“位置”最接近的地理概念是肉体。

文章来源

Svirčev, Žarka. "PUTOVANJE NA POČETAК NOĆI." Polja 515 (2019): 184-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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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兔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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