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红极一时的上将，曾主持过军委日常工作，受冲击失去三位亲人

1961年深冬，北京西郊一间灯火通明的会议室里，38岁的杨成武正伏案勾画作战示意图，墙上时钟指向凌晨一点还未听见散会的指令。军中年轻参谋悄声嘀咕：“老杨不要命了？”一句半玩笑，道破当时他在总参系统中的拼劲与狠劲，也埋下数年后被重用的伏笔。

追溯更早，1933年他在福建长汀参军，十八岁便任连长；长征途中三进三出雪山草地，腿脚落下旧伤。1955年授衔时，他不足四十就戴上上将肩章——相对同时代将领，这个年龄并不多见，也让他在干部序列中显得有些“突兀”，赞誉与非议因此并存。

1965年秋，罗瑞卿因健康等因素离岗，中央决定由叶剑英暂管军委日常，杨成武接任代总参谋长。多数老将校觉得意外：论资历，他不如许世友、陈锡联；论职务经验，他刚脱离野战军。真正让他脱颖而出的，是极强的组织协调能力和对现代化指挥体系的敏锐判断。

同年年底，叶剑英与杨成武、萧华被临时组建为三人班子，直接面对部队整编、技术兵种扩编等棘手事务。文件、命令、会议纪要堆成山，杨成武常通宵圈改，他爱说“字不准，炮弹就会飞歪”，一句大白话，惹得办公室熬夜灯越点越多。

1967年2月局势突转，叶剑英被要求离开一线，军委办事组成立，杨成武任组长，负责全军日常运转。不到半年，他处理了北疆空情预警、边境小规模武装摩擦、部分院校停课军训等复杂难题，外界形容他“手里没有尚方宝剑，却硬把一团乱麻梳顺”。

有意思的是，正因这种“能顶事”的名声，他很快卷进政治漩涡。1968年3月，一纸“华北山头主义”定性，把他和余立金、傅崇碧一起打成“反党集团”。当晚，专列把他押往武汉，随后又转洛阳。站台灯影下，他只留下六个字：“别哭，护好孩子。”

妻子李必兰带着七个子女、年迈母亲以及几位亲属相继被监护。最小的儿子刚满十一，女儿十二。77岁的老母亲久病成疾，入冬后咳嗽不止，1970年元月病危时，只想吃个鸡蛋。看守摇头，家中孩子摸出兜里几角钱也无济于事。七天后，一只沉默的骨灰盒放在铁门外。

1971年夏，大女儿杨易生被送往河南滑县劳动，途经洪水冲垮的渡口不幸遇难，年仅32岁。几个月后，妻弟因屡遭批斗，积劳成疾逝于病房。短短两年，三位至亲离世，外界却无人知晓。曾经意气风发的上将，此时只能在狭小房间里反复背诵步兵条令以求自持。

1974年春，中央派人赴洛阳宣布“另行安排”。走出高墙，他才知道所谓“杨余傅事件”已经定为错案。回到北京西直门外旧宅，门口枯槐依旧，母亲常坐的藤椅却早被雨水泡坏。没有仪式，没有掌声，他先去昌平公墓上香，然后才进机关办理手续。

1975年1月，杨成武恢复职务，任总参第一副总长。1977年调福州军区任司令员，分管对台沿海防务。此后十余年，他再未触碰政治风口，只在会议上提醒下属：世事变幻，守好本分最要紧。诀别时刻，他留下笔记——“当兵一日，操心一日”，字迹仍那样凌厉，却无当年的锋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