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今天是五一，咱们就聊聊这个属于劳动者的节日，是怎么在一个世纪前，被那群想改变中国的人，郑重地请进来的。
如今提起五一，大家想到的多半是放假、出游。但在一百多年前，这个日子对中国的劳苦大众来说，是陌生的。它像一颗火种，漂洋过海，最先落在了少数知识分子的笔头上。1918年，上海的一份杂志上有人介绍这个日子，说它叫“劳动圣节”，文章标题带着一丝无奈，叫“不入中国人清梦之五月一日”。那时候的中国工人，还远不知道，世界上竟有一天是属于他们的。
真正的转机发生在1919年。那一年，李大钊先生在北京《晨报》副刊上办了期“劳动节纪念专号”，写了篇短文叫《五一节杂感》。他在文章里说，我们中国今年注意这纪念日的人还少，可明年以后的今日，或许就大不同了。这话说得平静，却极有预见。就在他说完这话没多久，五四运动爆发了。中国的工人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力量，头一回走上历史舞台，展现了自己的分量。于是，纪念这个节日的阶级基础，一下子就立了起来。李大钊先生的话果然应验，到了1920年的5月1日，一切真的都不同了。
1920年的那个五一，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全国性的劳动节纪念活动。那场面，真可谓是“劳工神圣”这四个字，从口号变成了现实的写照。
全国各地像是约好了一样，在同一天醒了过来。在北京，李大钊亲自主持了北大的纪念会，有五百多工友和学生参加。有学生开着一辆汽车，车上插着写有“劳工神圣”、“资本家末日”的旗子，沿街散发传单，宣传五一的意义。在长辛店，一群工人积极分子也聚在一起，开了自己简朴而郑重的纪念会。
南边的上海，场面更加热烈。五千多名工人，在七个团体的组织下，召开“世界劳动纪念大会”。那天并不太平，军警百般阻挠，会场被勒令迁移了好几次，可工人们硬是坚持把会开完了。他们发出了自己的声音，喊出了“实行三八制”、“劳工万岁”的口号。会后，还发表了《上海工人宣言》，言语铿锵，抗议军阀的压迫，号召全国的工友团结起来。那宣言里说，要让大家看看工人阶级的“勇气和人格”。
而在广州和香港，工人们在东园里开大会，到会者有一千多人。更有意思的是，那天晚上还举行了提灯会，沿街巡游的人，竟然达到五万余人。从九江到唐山，从汕头到哈尔滨，有组织的集会和游行此起彼伏。据统计，那一天全国有五六万工人，在数十个城市里，为着自己的节日而奔走、呼喊。
那一天，不仅工人走上街头，知识分子的笔也没闲着。最有分量的，当属《新青年》出版的“劳动节纪念号”。这期杂志的篇幅比平时大了一倍不止，李大钊在上面发表了《“五一”运动史》，细致地讲述这个节日的来龙去脉；陈独秀写了《劳动者底觉悟》，开篇就说“世界上是些甚么人最有用最贵重呢？必有一班糊涂人说皇帝最有用最贵重，或者说做官的读书的最有用最贵重。我以为他们说错了，我以為只有做工的人最有用最贵重”。蔡元培先生题了“劳工神圣”，孙中山先生也题了“天下为公”。更有深意的是，这一期杂志，还让十三名普通的工人题了词，他们的墨迹和大人物的题词印在一起，本身就成了一种宣言。刊物里还有大量关于各地工人生活状况的调查报告，有照片，有数据，把工人阶级的苦难和力量，都明明白白地摆在了世人面前。
今天再回头看1920年那个初夏的日子，一切都很粗糙，没有盛大的庆典，甚至有些混乱，处处有阻挠和压迫。但它却实实在在地开启了一个时代。从那以后，“五一”在中国就不再只是一个飘洋过海的概念了。它成了一位老师，教工人认识自己的力量；也成了一面旗帜，后来在更漫长的岁月里，聚拢起越来越多的同志，去抗争，去建设。一个世纪过去了，劳动节的内涵亦随之变迁，但1920年那个街头响起的、带些生涩的呼号声，始终是这洪亮篇章里，最动人的序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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