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西
1966年9月1日凌晨，人民大会堂的夜灯还亮着，值班电话忽然急促地响起。接线员把耳机捂得紧紧的，只听一连串“906厂”“G-1107”“丢失”几个关键词，顿时出了一身冷汗。数千公里外的西南深山，一件重量不到五公斤的金属容器不翼而飞，惊动的却是中南海的最高首脑。事情要从三天前那场突如其来的“失踪”说起。
云贵川交界处的906厂向来戒备森严，厂区三道岗，一天三次签到，连送菜的卡车都得卸轮检查。当日上午，总装车间刚把代号G-1107的“能量转换裂变容器”递交试压室。试压室本应四人值守，可赶上“十六条学习班”，两名操作员被抽走，只剩班长郦福林和操作员何家声。不到半小时，两人先后离岗，一个去厕所，一个打饭，回来一开保险箱——空了。
厂保卫部立刻封锁现场。门锁完好无痕，保险柜钥匙只此一把；再加总装车间的进出记录，嫌疑被缩至五人。郦福林与何家声有多人作证，很快出列；两名学习班学员也在课堂名单里。有意思的是，剩下的宋鲁川身份最“干净”——老红军、一级伤残，还是周恩来在延安时的勤务兵。可流程推演后，线索竟全部指向他。
当晚，调查小组把宋鲁川叫去询问。“昨天下午三点到三点半，你在哪里？”审查员放缓声调。宋鲁川抬头，脸色铁青，只丢下一句：“查吧，我没人证。”独臂的袖管随之抖了抖，再无多言。隔离审查由此开始。
第二天傍晚，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劳动模范代表。906厂代表黄松被领到总理面前时，心中惴惴。周恩来问起：“厂里老宋还好么？”黄松硬着头皮把失窃案和宋鲁川被扣押的事原原本本报上。总理眉头一皱，不再多语。夜里九点，他直接拨通公安部电话：“原子弹部件丢了，这可不是一般案件，派最强班子立刻南下，每天向我报告！”
由部里调集的专家与侦察骨干连夜飞抵云贵高原。他们复核材料后发现，宋鲁川缺乏明显动机：工资稳定，政治面目清白，且左臂截肢后干不了细活，单凭身体就很难搬运二十多斤的保险箱部件。反而那份“揭发信”值得关注——落款宋小川，却字迹端正、用词工整，明显超出一个智力受损青年的水平。专案组断定信件是有人操纵。
此时宋小川失踪。三天搜山，警犬在卧虎冈灌木丛里发现尸体——口鼻被布团塞住，死亡时间正是部件失窃当晚。消息传进看守室，宋鲁川呆坐半晌，肩膀狠狠一颤，眼里却没有泪，只有血丝。侦察员问他怀疑谁，他低声报了个名字：“邵古滨。”
邵古滨是厂里年轻电工，与宋小川常一起上山打猎。被带到专案组后，一个照面就垮了。“是鲍远昌让我干的！”他交代：那天傍晚，保卫干事鲍远昌让他把宋小川哄去山上“捡土鸡蛋”，途中他借口取水离开，回来人已没了呼吸。
线索转到鲍远昌。翻阅最初口供，专案组惊讶地发现，他在排查表里居然没留下任何“时间空档”。这么“完美”的不在场说明，恰恰暴露作伪。办案人员即刻去家中布控，却扑了空。全国通缉随之启动。
10月3日清晨，南京大学保卫处报来消息：一名“转学新生”身份可疑。警方赶到宿舍，缴获假证件、变装工具及装在帆布包里的G-1107。面对铁证，鲍远昌彻底崩溃。短暂对峙后，他把全部过程和盘托出——
五年前，鲍随部队到福建沿海驻训，结识当地船主谢某。谢某长期走私，急需“高端货”。鲍转业进906厂后，两人一直暗通信息。1966年8月，鲍得知厂里即将完工一批核心部件，便悄悄复制钥匙。失窃当晚，他利用职务便利，把守门记录改写为“正常巡逻”，趁试压室空档进入保险柜，再塞进特制背包离厂。为嫁祸，他诱导智障的宋小川写“揭发信”，随后又指使邵古滨杀人灭口。鲍计划先潜往香港，再走水路交货，哪料半途落网。
案子搞清后，专案组赶夜电向北京汇报。周恩来只问一句：“部件找到了没有？”得知完璧归赵，他沉默良久，叮嘱：“案卷存档，所有自作主张嫁祸之人，依法处理，也替老宋平反。”
906厂随即召开公判大会。邵古滨因从犯、配合调查，被判十五年；谢某在福建落网，依走私、间谍罪并罚；主犯鲍远昌被判死刑，枪决于云岭刑场。会上，宋鲁川站在人群最后，神色木然。宣判结束，他拄着拐杖缓缓离席，路过那台曾经守了一辈子的老食堂蒸车，一阵热汽扑面，眼眶终究红了。
案卷最后一页记录：G-1107完好入库，数据零误差。专案组留下一句话——“制度严密，还需人心可靠”。这句话后来被刻在906厂警示墙，提醒每一个出入人员：防特防贼，更要防私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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