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徽
1923年初冬，北京大学红楼阅览室里，校内借阅卡上最抢手的书并非时髦的新文学期刊，而是康熙年间刻印的《全唐诗》。负责整理的助教翻到九百卷中的第八百三十三卷时，略显困惑地低声嘀咕：“这位牟融，到底是什么来历？”身旁的教授只是摇头，没有给出答案。彼时还没人想到，一个看似普通的疑问，会牵出几百年的文化乌龙。
向前追溯，1706年《全唐诗》在江宁织造署内刻成。编纂者十人，限期一年半，卷帙浩繁，任务压顶。为了赶工，他们采取“诗似唐、题目像、人物有影子”的宽松标准。牟融恰在这一波筛选中“闯关成功”，不仅六十九首作品一股脑收入，还附带简略小传，被定位在“贞元、元和间”。
“资料齐全，放心用”——从康熙到民国，使用者大多抱着这种心态。可问题在于，书页里躺着的并非真正的唐诗人。细看牟融诗句，会发现同一首诗里提到开元书法家徐浩，又谈宝历年间才登第的朱庆馀，两人年表足足相差百余年。换言之，这是一场时间错位的闹剧，只是被连环引用、层层背诵，误差越来越大。
漏洞不止时间。诗中出现的画家范启东，在旧志、正史、别集里统统查无其名，却与明代永乐间的范暹同名同字。对照下来，牟融宛如穿梭在唐、宋、元、明的影子，哪里需要他，哪里就出现。从文献学角度，“疑其伪”几乎一眼可见；可从接受史来看，诗一旦被冠上“盛唐”名号，读者就愿意自动忽略破绽。唐诗的品牌号召力，可见一斑。
真正的源头要回到16世纪。明代中叶，前后七子倡言“文必秦汉、诗必盛唐”，模仿风气迅速蔓延。文人学士竞相“写唐音”，出版商也意识到：挂上唐代牌子，销量会翻倍。于是，明人仿古诗稿被刻意改头换面，署名“唐牟融”，装帧成抄本流通。明末藏书家季振宜将这些诗收入私辑《唐诗别裁》，清初编修《全唐诗》时借用了它。一环扣一环，伪作终于登堂入室。
书商为何敢铤而走险？一来明清两代雕版业繁盛，书籍流通广，市场需求刺激供给；二来唐末文献大量散佚，正好留出“空位”给后世补缺。读者只要见到字面雄浑、对仗精工的诗行，就默认出自盛唐。偶然有人提出质疑，也常被“崇古”情绪淹没。久而久之，牟融的名号被重复印刻、讲诵、评注，知名度甚至追赶李白杜甫之外的二三流诗人，这才出现“课本里也选他”的怪现象。
民国时期，考据风气渐盛。陈寅恪、胡适等学者翻检碑铭、地志，重建诗人生年坐标。牟融自然被推上试验台。最关键的证据来自明代抄本《唐牟融诗集》，内页墨迹旁题明人姓氏，再配合语音、词汇、用韵特征，已与六七百年前的唐音悖离。研究者据此下结论——牟融为明人伪托，非唐朝籍贯。至此，伪作的戏幕缓缓落下。
不过，拆穿身份并没让这些句子消失。原因有二：其一，作品本身水准不低。譬如“千里云山恋旧游，寒窗凉雨夜悠悠”，意象清劲，情味醇厚；其二，唐诗在大众心目中具有不可替代的审美高度，很多读者更在乎读诗时的情绪共鸣，而不是作者简谱里具体的籍贯、生卒。当“牟融”二字被贴上“盛唐才子”标签，欣赏者往往主动忽略考证，转而沉醉于句中清境。
值得一提的是，伪作并非唐诗专属。元末明初的唐温如、《题龙阳县青草湖》同样经历了类似命运，直到清末学者据音韵、用事分类，才揭开真面目。如此连环错位，说明古籍编纂与传播一直依赖人工经验。只要链条某一环节疏忽，错误便会级联放大，甚至被后代视为“常识”。
近二十年，数字人文手段被引入古典文献研究。数据库检索、韵律比对、词频统计，让辨伪更精准。假如康熙年间有这样的工具，牟融也许早被拦在门外。然而技术再先进，也需善用者。阅读者若缺乏基本的史识，依旧可能被华丽辞句牵着走。牟融事件提醒人们：文本背后还有作者、时代、传播链，缺一不可。
有人提出：“既然是伪作，不如统统剔除？”这种做法看似痛快，实则简单粗暴。历史留痕具有多重面向，伪作同样反映了明清知识人崇古求真的心理，也折射出版业与市场的互动。拿掉它们，读者会错过一段别具意味的文化演变轨迹。
今天再捧读“浮亭花竹频劳梦”，最好在心里备注一句——此诗出自明人仿古本，而非唐朝。文学价值与历史价值本就不必捆绑。分清出处，让作品回归真实年代，让盛唐与明季各司其职，如此便不再纠结“正宗”与否，也能在更清晰的脉络里体味文字的松弛与气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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