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西知名学者来访人大，讲述资本主义危机与数字平台的作用

人大重阳网讯：2026年4月30日，巴西塞尔希培联邦大学知名学者塞萨尔·博拉尼奥教授（César Bolaño）一行访问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人大重阳），并与人大重阳副院长、研究员蔡彤娟等人就数字平台治理、资本主义危机、全球南方发展道路等议题展开深入交流。

人物简介

塞萨尔·里卡多·西凯拉·博拉尼奥（César Ricardo Siqueira Bolaño）教授是巴西塞尔希培联邦大学（UFS）知名学者。现任经济与传播观察站（OBSCOM）“政治经济学、传播与社会”（CEPOS）研究组负责人。自20世纪80年代起，博拉尼奥教授长期深耕传播与文化政治经济学领域。已出版专著六部，并发表大量有关文化产业与信息资本主义的学术论文，代表作包括《数字平台、数据经济与人工智能札记》《平台监管与数字主权》（2025年）、《超越虚假信息：迈向全球文化体系批判》《马克思主义与人工智能》《全球南方倡议反思：以中国与拉美为例的文化产业与传播合作》（2024年）等。

同时，博拉尼奥教授是拉丁美洲信息、传播与文化政治经济学联盟的创始人，曾任拉丁美洲传播研究者协会（ALAIC）主席。他还担任《EPTIC》期刊主编，该刊专门研究传播与文化政治经济学。他当前的研究聚焦于互联网市场中数字网络治理及其对用户权利的影响。

现场交流

博拉尼奥表示，数字平台已成为21世纪数字经济的主要组织形态，并与美国重塑和维护全球霸权的战略密切相关。相比欧洲和拉美在平台监管中更多关注市场秩序、用户权利和资本约束，中国数字经济发展具有鲜明的制度和国家发展战略特征。博拉尼奥指出，欧洲和拉美国家对数字经济及数字平台的监管没有紧密与国家发展、主权重建和产业能力提升形成结合在一起，这正是中国经验与欧洲、拉美经验之间的重要差异。

博拉尼奥指出，中国通过在国家战略引导下发展市场力量，有效推动了生产力提升和国家现代化进程。这一经验对巴西乃至整个全球南方都具有重要参考意义。他表示，巴西和拉美国家面临的关键问题在于，在没有经历类似中国革命和制度重塑过程的情况下，是否仍有可能形成有效的发展政策，推动国家能力建设和产业发展。中国的改革开放建立在特定历史基础之上，而巴西虽然也存在变革意愿，却长期受制于殖民历史、外部压力和国内政治条件。

博拉尼奥认为，巴西是一个资源丰富、人口众多、拥有较强大学体系和人力资源基础的大国，也曾在20世纪中期推进过重要工业化进程。但在新自由主义浪潮和外部压力影响下，巴西发展道路出现明显曲折。巴西和拉美国家的精英阶层长期与外部帝国体系形成深层联系，知识精英与普通民众之间也存在距离，这使其在推动再工业化和发展转型时面临较大困难。他指出，巴西参与金砖合作以及其他非西方机制，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打破既有不平衡格局，为国家发展争取新的空间。

双方还围绕博拉尼奥教授近期文章《资本主义危机与数字平台的作用：一则导论性札记》的主要观点，就拉美现代化道路、社会精英责任、新一代数字平台、美国霸权体系变化及全球南方数字主权建设等话题交换了意见。

人大重阳研究员刘英、副研究员徐天启、助理研究员金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硕士玛露（Malu Laranjeiras），芬兰拉普拉塔理工大学博士潘燕参与了此次会议。

下面分享博拉尼奥教授《资本主义危机与数字平台的作用：一则导论性札记》一文，以飨读者。

资本主义危机与数字平台的作用：一则导论性札记

【巴西】塞萨尔·博拉尼奥

本文旨在简要阐述全球文化系统当前转型的基本情况，并将其置于资本主义重组进程之中加以理解。本文借用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弗雷德·索恩-雷特尔（Alfred Sohn-Rethel）的双重过渡经济（Dual Economics of Transition）概念。该概念认为两种相互对立的经济规律共存共生，这一特征也界定了全球体系自20世纪转型以来所陷入的危机状态。此外，本文内容源自一项正在开展的更为深入的研究工作，其核心在于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视角考察传播与劳动之间的关系（Bolaño, 2025）。

在这里，我想简要节选索恩-雷特尔在20世纪70年代结构性危机之初（正是这场结构性危机，推动了此后的生产重组和新自由主义兴起）对资本主义所作的一项观察。索恩-雷特尔将这一问题置于更长时段的历史框架中加以考察，用以界定资本主义制度的一项根本性变动。整个20世纪，这一变动表现为一种“双重过渡经济”：

这里所说的变动，是资本主义存续下来的结果。资本主义挺过了1874/1875年至1895/1896年的长期萧条，而在那一历史关头，为了社会利益，资本主义本应被废除。大体而言，自世纪之交以来，劳动的渐进社会化同私人占有制度之间发生了经济性冲突，而这一冲突正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预见、并由列宁加以强调的问题（Sohn-Rethel, 1976, p. 43）。

这段话言简意赅地概括了我们必须理解的现象之本质。只有理解这一点，我们才能恰当地把数字平台的政治经济学置于20世纪向21世纪转折时期资本主义变迁的脉络中加以把握，也才能理解不同国家如何回应生产重组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全球文化系统所带来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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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20世纪之交以来，资本主义的状况一直以“双重过渡经济”为特征，其标志是两种彼此不相容的经济规律并存。其中一种经济规律由商品逻辑所规定，体现为价值规律的运作，即马克思所精确定义的价值规律；另一种经济规律则与人类时间和机器时间之间计量单位问题的解决有关，这一解决方案体现为泰勒制（Taylorist）劳动控制体系。泰勒制劳动控制体系源于资本主义在那个历史时刻已经达到的生产过程高度社会化。

这里的矛盾在于，生产逻辑本身是一种剥削性的、被包摄劳动的逻辑，最终界定了一种新的社会技术条件。借用巴西米纳斯吉拉斯联邦大学经济学者爱德华多·阿尔布开克（Eduardo Albuquerque）在其《罗兹多尔斯基议程》（Agenda Rosdolsky）中的精妙表述，这种社会技术条件呈现为“社会主义的可见萌芽”（Albuquerque, 2012）。然而，这一生产逻辑却被从属于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按照鲁宾（Rubin, 1928）的定义，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商品逻辑；按照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 1989）的说法，也可以称为相互占有。

此后发生了许多事情，并且这些变化已经为人所熟知，例如微电子革命、信息技术发展、技术融合，以及生产力的所有进步。这些变化与新自由主义政策一道被采用，目的是克服结构性危机。其结果是，一种建立在经济与生活全面数字化基础之上的新工业范式得以形成。

我的假设是，这一运动推进了索恩-雷特尔所提出的分离式结构中的第二个方面，也就是他在批判泰勒主义时所阐释的第二种规律。其本质可以概括为：智力劳动的广泛包摄，以及所有劳动过程的普遍智力化。用马克思主义术语来说，这正是第三次工业革命的规定性所在（Bolaño, 2002）。

互联网经济和数字平台，是这场工业革命及其相关创新进程的较新发展形式。它们包括数字范式的实施、算法逻辑的确立、硬件与软件在形式和物质层面的分离、信息通信技术使用范围的扩大，以及所谓数据经济的出现。除了推动生产力发展之外，这些变化还强化了产业后备军扩张和劳动不稳定化的趋势，并导致退步性、寄生性、剥削性以及资本主义剥夺形式的大量增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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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恩-雷特尔在上述引文中指出的另一个问题，是资本主义在20世纪之交并未像本应发生的那样，为了社会利益而被废除。这一事实源于一系列历史因素，。本文同样无法在这篇简短札记中对此展开分析，但这些因素不仅涉及大资本的防御力量、令人惊叹的适应能力，尤其涉及此后不断完善并被大规模使用的破坏能力，也涉及一个或许更为核心、值得我们深入反思的问题，即关于主观因素的旧问题。

在当前条件下，随着第三次工业革命的发展以一种范式化方式出现在围绕所谓人工智能的讨论中，这一主观因素问题又转化为工人阶级社会学的广泛重构。

无论如何，既然资本主义没有被废除，那么自那以后被植入的就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野蛮状态：两次世界大战、20世纪30年代的大危机、军事独裁、帝国主义针对反抗民族发动的战争。霍布斯鲍姆（Hobsbawm, 1994）曾指出，20世纪不得不创造一些词语，用以描述那些并不一定全新、但却具有新形势特征的现象。其中一个词就是“种族灭绝”。这一现象在20世纪早期就已出现，表现为德国殖民主义在纳米比亚犯下的暴行。到了21世纪之交，一个新的词语出现了，它显然并不会取代前一个词，那就是“死亡政治”（necropolitics）（Mbembe, 2003）。直到今天，情况依然如此。

事实是，20世纪上半叶的所有破坏，为20世纪下半叶泰勒主义、福特主义和凯恩斯主义调节模式的形成提供了条件。该调节模式在20世纪70年代崩溃，从长期来看，它宣告了战后所建立的全部制度性安排的终结。这也是一个广为人知的主题。因此，延续至今的结构性危机时期，实际上代表着战后扩张周期中那些特殊条件的瓦解。

资本的整体战略，即新自由主义和生产重组，旨在将危机成本转嫁到工人阶级以及构成全球多数的各国人民肩上。因此，资本主义不仅在20世纪之交未被废除，而且在灾难之后以某种方式存续下来，又在20世纪70年代危机和2008年大衰退之后继续存续。随之而来的结果是，野蛮状态不断加深，而21世纪几乎也是在我们通过社交网络以现场直播和全彩画面目睹的种族灭绝中开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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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服资本主义野蛮状态，涉及解决工人阶级在组织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这要求克服工人阶级在过去五十年中被推入的碎片化状态，使其能够以一种替代性社会方案的名义，真正承担起转型进程主体的地位。这意味着我们必须重新回到关于主观因素的旧问题。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这一问题逐渐失去现实分量：一方面，制度化左翼开始主要围绕选举竞争展开活动，并在掌权后转向对资本主义的管理，甚至接受了新自由主义方案中的核心部分；另一方面，所谓革命左翼则完全丧失了动员能力。与此同时，工人阶级承受着生产重组和新自由主义政策共同造成的压倒性影响。

一个关键方面，同样可以回到索恩-雷特尔（Sohn-Rethel, 1989）的贡献，即克服体力劳动与智力劳动之间分离的可能性。按照本文的论证思路，这种可能性的条件，正是生产力自身的发展。自1874年至1896年危机以及前述双重过渡体系形成以来，这一条件便已出现。沿着这一趋势继续展开，并经过本文基于马克思劳动包摄概念所定义的第三次工业革命，再加上数字化范式和算法逻辑的普遍化，互联网最终出现了。互联网趋向于集中所有可数字化商品的大规模生产，以及所有技术中介化社会互动形式，其中包括各种经济关系、生产关系和商品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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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平台代表了互联网经济自1995年私有化以及2000年科技公司危机以来加速集中化进程迄今为止的最高点。这一运动的结果，又是在严格意义上使资本主义经济中一个巨大且不断增长的部分集中为我们可以称之为平台经济的形式。平台经济在全球层面组织起来，受一个由半打左右美国大型公司主导的寡头垄断体系控制。这些公司掌握着所有可被资本开发的社会互动中介业务中的最大份额。

例如，马克思（1862-1863）曾指出，个人服务是非生产性自雇劳动者的最后避难所，如今也被开放给资本主义剥削。Uber、iFood等平台就是例子。因此，这是一轮新的资本扩张。在这些案例中，它表现为一种退步性的寄生形式（Zanghelini, 2024），接近于原始积累时期商业资本所采用的形式。

不过，尽管这一现象最为可见、规模最大，但它并不是需要考察的最重要现象。因为它只是我刚才提到的主要趋势所派生出来的运动。使这类平台得以出现的技术发展，是生产重组的结果。而生产重组的目标始终是泰勒主义-福特主义体系时期工业工人阶级的核心部分，并造成了毁灭性后果。汽车工业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它曾是战后扩张时期调节模式的范式。通过平台组织劳动，在这里被简单理解为一种技术系统，最终导向了德国工业企业界提出的“工业4.0”项目（Pinto, 2020），而这一项目代表了当今工业领域的一种主导趋势。

顺便一提，这是一种经典运动，并与新自由主义时期资本试图恢复利润率的其他努力相叠加。其结果是产业后备军空前增长，体力劳动和智力劳动均陷入不稳定化。这一过程一方面通过将劳动者从前述工业核心中排挤出来，推动了上述平台的出现；另一方面又利用这些平台的存在，因为不稳定劳动形式会对整个工人阶级施加压力。正是在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一个重要因素，它应当被纳入“依靠劳动而生活的阶级”争取团结的斗争之中。这里借用的是里卡多·安图内斯（Ricardo Antunes, 2007）提出的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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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是平台所有企业所主导的商业模式中的两种主要趋势，但问题远不止于此。数字经济扩张的一个基本方面，也是上述两种模式的基础，在于其运行高度依赖于对大规模数据的收集、组织和操控。这些数据既包括在工业劳动过程中被提取出来、服务于管理控制的数据，例如前述汽车行业中的情况，也包括Uber等平台所掌握的统计数据、行为数据和位置数据，还包括与消费者和互联网用户浏览行为相关的数据。后一类数据存在于更加广为人知的平台之中，也使许多分析者陷入混乱。他们之所以受到误导，是因为同一套技术系统如今既被用于社会控制，也被用于劳动控制。

在这里，重新回到所谓数据经济的问题将是有意义的，其中包括在一些重要情形下，数据商品化可能涉及的虚拟资本性质（Bolaño and Zanghelini, 2025）。不过，在这篇札记的篇幅限制之内，无法展开这一问题。这里仅需要指出，尽管决定平台扩张的经济现象具有中心地位，但这一问题并不能在微观经济分析这一重要层面得到解决。相反，有必要以我在本文中一直采用的广义方式重新思考这一问题，即从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角度进行理解。

尤其在今天，大型国际平台，特别是美国平台，对数据的控制所具有的地缘政治面向已经浮现出来。这种控制损害国家利益，同时服务于帝国主义和大型垄断资本的利益。正是在这一背景下，问题的真正意义变得更加清晰。

（为方便读者阅读，部分注释已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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