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新新：史学研究既要“占有史料”也要“创造意义”

近年来，随着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技术在学术研究领域的广泛应用，史学研究获取史料的条件已发生了深刻变化。得益于中外档案文献、报刊资料和研究成果等“数字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史学研究者能够借助各类数据平台和智能检索工具，更为便捷、高效地接触并收集研究所需的一手史料。长期以来制约史学研究发展的“史料缺乏”与“获取困难”等问题，正逐步得到缓解。史学研究在史料层面，可以说迎来了前所未有的“丰裕时代”。

然而，史料条件的极大改善，却并不意味着必然带来史学研究水平的整体提升。值得注意的是，目前部分研究成果以“史料浩繁”“引证翔实”自矜，其叙述和论证往往止步于对史料的简单堆砌与表层解读，不仅问题意识模糊，解释框架薄弱，难以在既有学术认知的基础上推陈出新，也无法围绕重大历史与现实议题作出有说服力的回应。由此造成的结果便是，史学研究表面看似繁荣高产，实则不少论著立论平庸、阐释乏力，甚至沦为对“档案文献等的机械搬运”，深陷“史料愈丰、解释愈贫乏”的困境，真正具有启发意义与时代洞察力的史学创见乏善可陈。

上述现象的产生，源于多重因素的交织作用。就学术观念而言，部分研究者受“史料即史学”等固有思维影响，潜意识里仍然将史料占有的多寡，奉为衡量史学成就高低的重要标尺，相对忽视了历史学作为一门解释性学科所必需的叙述建构与意义阐释功能。在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广泛介入史学研究的背景下，这种倾向被进一步放大，不仅助长了“技术检索”“史料竞逐”替代学理探赜与理论思考的风气，也削弱了史学研究应有的解释自觉与思想穿透力。从学科建制与学术训练来看，当前历史学专业分工日益精细，也在客观上加剧了这一问题。不少研究者尤其是青年学者，长期局限于特定领域的“深描式”研究，学识结构较为单一，训练重点侧重于史料搜集与技术性论证，宏观视野、理论统摄与叙述建构能力明显不足。面对层出不穷的新史料，他们非但无法从浩繁的文献材料中提炼出具有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的“真问题”，反而极易落入“材料话语”与“史事铺陈”的窠臼，将原本该充满思辨张力与学术厚度的史学论证，降格为依赖史料“查漏补缺”的“拼图游戏”，加剧了史学叙述碎片化的同时，也导致珍贵的“新史料”难以被转化为推动历史认知进步的“新知识”。

回顾中西史学传统不难发现，无论中国史家抑或西方学界，虽无不视史料为立身之本，但从未将史料占有与整理等同于史学研究的终点。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概括治史要旨，表明中国传统史学早已意识到，史料本身并不能“自证其义”，必须通过史家的“编次”“裁断”与融会贯通，方能升华为有意义的历史认识。唐代史学家刘知几在《史通》中进一步提出治史须兼具“才、学、识”三要素，并尤重“史才”在“善序事理”中的关键作用，明确指出史家若“有学无才”，缺乏“文质兼备”的叙述技艺，即便史料再丰赡，其学问与见识亦可能“无从言表”。西方近现代“科学史学”奠基人兰克虽以“如实直书”为治史原则，但其史学实践却始终致力于在缜密考证的基础上，通过合乎逻辑的叙述建构，发掘历史的“内在关联性”及其蕴含的时代“精神意义”。

可见，尽管中西史学进路各异，但均承认史料只有经史家的取舍、组织与诠释，“混沌的过去”才能成为可被理解、可被反思的历史认知。因此，成熟而深刻的史学研究，固然以严谨可靠的史料为前提，但也有赖于“精微透辟”的史学叙述与意义阐释，二者相辅相成，不可偏废。这意味着，只有“把历史结论建立在翔实准确的史料支撑和深入细致的研究分析的基础之上”，史学研究才能不为史料所障蔽，真正做到透过纷繁复杂的历史现象，把握其内在规律与本质。

更应引起重视的是，大数据与人工智能技术的迅速发展，在极大便利史学界获取史料的同时，也使史料更容易以“碎片化”“去情境化”的形式，被“快速调取与拼接”。面对技术赋能带来的新挑战，史学工作者如若故步自封，继续沉溺于史料占有与扩充带来的“虚假丰盈感”，缺乏融问题意识、批判分析与叙述建构于一体的深入阐释，史学研究不仅难以有效回应社会发展与技术变革提出的新命题，还很可能在“算法筛选”“数据聚合”以及“文本生成幻觉”等技术衍生风险的叠加作用下，陷入“认知割裂”“意义消散”等危机，甚至滑向历史虚无主义的边缘，从而动摇历史学作为一门以理解、阐释与反思为核心的人文学科的安身立命基础。

归根结底，真正有价值的史学研究，既离不开研究者对史料的充分占有与严谨辨析，更离不开建立在理论自觉与现实关怀之上的系统诠释。人工智能深度介入史学研究的新形势，进一步要求史学工作者保持更加高度的学术警醒，以坚持为人民做学问为出发点，主动将学术实践与具体研究置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与时代变革的宏阔背景中，不断锤炼提出问题、解读史料、建构叙述与阐释意义的专业能力，切实增强历史叙述的学理深度与人文温度。唯有如此，才能避免史学研究沦为“数据与技术的附庸”，实现从“占有史料”到“创造意义”的跨越，凝练出兼具中国特色与世界意义的学术话语，更好发挥史学研究“鉴古知今、资政育人”的功用，推进中国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建设，确保历史学在人工智能浪潮的冲击下始终保有学科生机与思想活力。

文章来源：《学习时报》2026年4月3日第7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