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
书房这张沙发床，我睡了整整八年。
隔壁主卧静得像个标本。
以前以为，夫妻分房睡，是感情淡了，熬着就行，中年人都这样。
直到我在她旧书里翻出那些汇款单，顺着地址找到一个山里女孩。
看见那女孩眉眼时，我浑身血液都凉了。
她太像一个人，一个早就埋进土里、我以为妻子也早已忘记的人。
原来，我熬的不是日子，是她心里从未熄灭，也从未向我展示过的火堆。
那火，一直在烧。
01
凌晨两点三十七分。
我盯着手机屏幕上的数字，耳朵却竖着，捕捉隔壁任何一丝声响。
没有。
什么声音都没有。
孙秀珍的睡眠一直很轻，以前我翻个身她都会醒。
现在，一墙之隔，她那边静得像深海。
我坐起来，后背硌得发疼。
这张沙发床当初买的时候，店员极力推荐，说折叠方便、软硬适中。
睡了八年，里面的弹簧大概早就背叛了当初的承诺，在我腰的位置默契地塌陷出一个坑。
起身，动作放得很轻。
不是怕吵醒她，是习惯。
八年来养成的习惯，在这个家里，动作要轻，说话要少，存在感要低。
走到窗边，撩开一点窗帘。
外面路灯昏黄，小区里连只野猫都没有。
摸到书桌上的烟盒，抽出一支，想起她最讨厌烟味，尤其讨厌在密闭空间里。
以前在卧室阳台抽，后来分房，在书房抽，也得开着窗。
冬天也是。
手指捻着烟，没点，又放了回去。
八年。
不是突然分的。
像一锅水，慢慢烧干，最后连点水汽都不剩。
最开始是她总说我打呼，吵得她神经衰弱。
我买了呼吸贴，有点用，但她说还是有声音。
后来她说，我晚睡，她第二天有早课，作息不一致。
再后来，就不需要理由了。
我把枕头被子搬进书房那天，她正在备课，头都没抬，只说了一句：“柜子最上面有床厚点的被子，夜里冷。”
那时候我以为，这是中年夫妻的常态。
爱情变成了亲情，激情退去，剩下的是责任和习惯。
分房睡，不过是给彼此一点空间，是成熟的标志。
我甚至有点轻松，不用再小心翼翼怕吵醒她，熬夜看球也不用憋着不敢出声。
我熬着。
用她的话说，我这人最大的本事就是能熬。
熬工作，熬人情，熬日子。
我以为，婚姻也能熬。
熬过这段冷淡期，熬到退休，熬到孩子成家，或许还能回到一种平静的陪伴状态。
胸口有点闷。
不是病的，是那种说不出的淤堵。
我重新躺回那个凹陷的坑里，闭上眼睛。
黑暗中，忽然想起女儿涵亮上周末临走时，在门口换鞋，低着头说：“爸，咱家现在，安静得吓人。你跟妈，客气得像个合租的。”
合租的。这个词像根细针，扎了我一下。
翻了个身，脸朝着墙壁。
墙壁那边，是我的妻子，睡了二十八年的妻子。
现在，我们中间隔着这堵墙，还隔着些什么别的，我说不清。
只知道，很远。
天快亮的时候，我才迷迷糊糊有点睡意。朦胧中，好像听见隔壁门轻轻响了一声。很轻，但我听到了。她起得总是很早。
我熬着夜，她熬着什么呢？
这个念头一闪，就沉进混沌的梦里。
02
早餐像一场静默的仪式。
我七点二十起床，洗漱完走进厨房，她通常已经吃完了，正在水槽边冲洗自己的碗筷。
台面上会留着一份给我：一碗白粥，一碟榨菜，有时候是个水煮蛋。
剥好了壳的。
八年如一日。
“起了？”她侧身让开一点，把沥水架上的碗擦干。
“嗯。”我坐下，端起粥，温度刚好。
“今天天气好像不错。”她说，目光看着窗外。
“是吧，没看预报。”我夹起一点榨菜。
“涵亮昨晚发信息，说这周末公司团建，不回来了。”
“哦，知道了。”
对话结束。
剩下的只有咀嚼声，碗筷轻微的碰撞声，还有窗外偶尔传来的鸟叫。
我们像两个遵守固定程序的机器人，完成着名为“清晨交流”的指令。
内容无关紧要，重要的是这个动作本身，证明这个家还在运转。
我喝着粥，眼角余光能看见她。
她穿着那件穿了好几年的深蓝色开衫，背影消瘦，肩膀微微向前蜷着，是常年伏案备课留下的姿态。
头发扎得一丝不苟，几根白丝藏在鬓角，没染。
我记得她以前很在意白发，四十五岁那年还让我帮她找找有没有特别显黑的染发剂。
现在，好像不在意了。
“晚上我有个教研会，晚点回。”她擦干手，取下挂钩上的包。
“好。我也有个饭局，老刘那边。”我咽下最后一口粥。
她点点头，没问什么饭局，也没说几点散。走到门口，换鞋，开门，出去。门轻轻合上，咔哒一声，轻轻的，却又很重地落在我耳朵里。
屋里彻底安静下来。
我坐了一会儿，把碗洗了。
水有点凉。
看着洁净却冰冷的厨房，忽然觉得，女儿说得对。
这不像个家，像个暂时落脚、保持基本礼貌的宿舍。
我和孙秀珍，是两位恪守规矩、互不打扰的长期住客。
老刘是我多年同事，去年离了婚。以前总笑他婆媳关系处理不好，没想到最后是他先撑不住。电话里，他声音沙哑，说晚上喝点，就我们俩。
我应了。也许，只是不想一个人待在这个过于安静的“宿舍”里。
下班前，我给孙秀珍发了条微信：“晚回，勿等。”
她回了一个字：“好。”
连标点都没有。
我看着那个“好”字，看了很久。
想起刚结婚那会儿，我要是晚归，她能打三个电话，拐着弯问跟谁、在哪、几点回，最后还要嗔怪一句“少喝点”。
那时候觉得烦，现在……
我锁上手机屏幕，黑漆漆的，映出我自己一张没什么表情的脸。
烦，至少还是热的。现在这个“好”，是凉的。
晚上见到老刘，他整个人瘦了一圈，眼袋耷拉着，猛灌了一杯啤酒才开口：“离了，彻底。房子归她，存款对半分，孩子跟她。”
“怎么……闹到这步？”我给他倒上酒。
“早就不是一天两天了。”老刘点烟的手有点抖，“跟你一样，也分房睡了好几年。我以为，大家不都这样吗？凑合过呗，为了孩子，为了脸面。结果人家不凑合了。”他吐出一口浓烟，眯着眼看我，“向东，咱俩一样，都觉着能熬。可女人不一样，她们心里有本账，一笔一笔，清楚着呢。分房睡？那根本不是分床，那是关门！心门关上了！我们还傻乎乎在门外头转悠，以为风平浪静，其实里头早就……”
他顿住了，用力摁灭烟头，没再说下去。
我心里那点淤堵，好像更重了。喝了口酒，辣的，一路烧到胃里。
“关门？”我重复了一句。
“对，关门。”老刘红着眼，“等她们哪天真开门了，可能就是直接走人了。连吵都懒得跟你吵。”
那晚我喝得有点多。
回家时，楼下看到家里书房灯黑着，主卧的灯也黑着。
她应该睡了。
我站在冷风里，抬头看着那两扇漆黑的窗户，第一次觉得，那不像家的灯光，像两个沉默的、互不相关的黑洞。
我摸出钥匙，插了半天才对准锁孔。
进屋，一片黑暗寂静。我脱了鞋，赤脚走到客厅，没开灯。月光照进来，地板泛着冷白的光。我慢慢走到主卧门口，手放在门把上，冰凉的。
没有转动。只是放着。
站了大概一分钟，我松开手，转身走向书房。脚步很轻，和她一样轻。
关门的时候，我在想，老刘说的那扇“门”，是什么时候关上的？是我打呼太吵那次？还是更早？
酒意上涌，头疼。我倒在沙发床上，天花板在旋转。
闭眼前，最后一个模糊的念头是：我好像，真的在门外站太久了。久到忘了门里原来是什么样子。
03
周末涵亮果然没回来。家里更静了。
孙秀珍学校好像有什么事，周六一大早就出了门。
我一个人在家，晃来晃去，不知道该干什么。
电视打开，随便放个节目，声音调得很低，只是个背景音。
忽然想起涵亮小时候，周末家里总是闹哄哄的，她要上兴趣班，孙秀珍忙着家务做饭，我有时得加班。
那时候觉得累，盼着清静。
现在清静得过头了，又觉得空。
这空，让人心慌。
我起身，走进主卧。
其实平时很少进来。
床铺收拾得整整齐齐，蓝色条纹的床单被套，是很多年前我们一起选的。
梳妆台上东西很少，一瓶润肤霜，一把梳子，一个首饰盒。
打开，里面没什么值钱首饰，只有我们结婚时买的那对很小的金戒指，她的和我的，并排放在绒布里。
我的那只，早就不戴了，不知道她为什么还留着。
窗户边有个小书架，放着她常看的书和一些旧相册。我鬼使神差地走过去，抽出一本很旧的相册。塑料膜有些发黄粘连了。
翻开，前面是我们恋爱结婚时的照片。
年轻，笑得没心没肺。
接着是涵亮出生，百天，周岁。
再往后翻，照片渐渐少了。
有一张，是孙秀珍抱着还是婴儿的涵亮，旁边站着一个扎羊角辫的小女孩，怯生生地看着镜头。
是孙秀珍的妹妹，秀兰。
比我小十来岁，如果还在，也该四十多了。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
秀兰的样子有点模糊了，只记得很瘦，眼睛很大，总是安安静静的。
得病走的时候，才十二岁吧？
什么病来着？
好像挺急的，当时我也忙，具体没太过问。
只记得孙秀珍那段时间情绪非常低落，哭了很久。
后来，就很少再提了。
相册后面几乎就空白了。我把相册塞回去，心里有点莫名的烦躁。好像触碰到了什么不该碰的角落。
下午，孙秀珍回来了，拎着一袋学校发的教师节福利，米和油。她脸色有点疲惫。
“东西我放厨房了。”她说。
“嗯。学校忙？”
“常规检查。”她脱下外套，挂好，“你吃饭了吗？”
“吃了点面条。”
对话又陷入停滞。
她倒了杯水，坐在客厅沙发上，捧着杯子，看着窗外发呆。
我就站在餐厅和客厅交界的地方，看着她的侧影。
阳光照在她脸上，能清楚地看到细密的皱纹和淡淡的斑点。
她真的老了。
我们都在老。
可老去的似乎不只是年纪，还有别的什么东西，在我们之间无声地风化、剥落。
我想说点什么。
比如，问问她妹妹的事，或者说说老刘离婚。
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问这些干什么呢？
显得突兀。
可能她早就忘了，或者不想提。
最终，我只是说：“晚上想吃什么？我来做吧。”
她似乎愣了一下，转过脸看我，眼神里有些东西飞快地掠过，太快，我没抓住。“随便吧。”她说，又转回去看窗外。
我系上围裙，打开冰箱。
里面东西不多，但够做两个菜。
炒菜的时候，油锅噼啪作响，热气升腾。
这声音和热气，让冰冷的厨房有了一丝活气。
我尽量把动作弄出点声响，切菜剁得咚咚响。
她一直没进来，就坐在客厅。
饭菜上桌，很简单的青椒肉丝，番茄炒蛋。她坐下，安静地吃。吃了几口，说：“咸了。”
“是吗？”我尝了尝，好像是有那么一点，“下次我注意。”
“嗯。”
又是一阵沉默。只有筷子碰碗的声音。
“秀珍。”我忽然叫了她一声。
她抬起头，看着我，等我说下去。
“那个……你妹妹秀兰，是哪一年没的？”话问出口，我自己都觉得别扭。太突然了。
她拿着筷子的手顿了一下，然后慢慢放下。眼神看向桌上的菜，又好像没在看。“问这个干嘛？”声音很平。
“没什么，就……突然想起来。”我有点懊恼，真是不该问。
“很久了。”她说完，重新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番茄，“快吃吧，菜凉了。”
显然，她不想谈。
我没再问。心里那点疑惑和烦躁，却像滴进清水里的墨，慢慢晕开，散不掉。真的只是我突然想起来吗？还是因为别的什么？
晚上，我躺在沙发床上，眼前总是闪过那张旧照片里秀兰怯生生的眼睛，还有孙秀珍下午那个怔愣的表情。
老刘的话又在耳边响：“女人心里有本账……”
孙秀珍的账本上，有没有她妹妹那一笔？如果有，跟我有关系吗？
我想不起来。记忆像隔着一层毛玻璃，模糊不清。
04
那晚之后，我总觉得哪里不对。说不上来，就是一种感觉。像鞋子里进了颗小石子，不致命，但每走一步都膈应。
我开始更仔细地观察孙秀珍，不是刻意，是一种不自觉的留意。
她似乎一切如常，备课，上课，回家，沉默。
但有时，我会捕捉到她一些极细微的异常。
比如，她坐在沙发上发呆的时间变长了。
比如，她夜里起床去洗手间的次数，似乎多了。
有一次我凌晨起来喝水，看见主卧门缝下透出的光，很微弱，持续了很久。
她在干什么？失眠吗？为什么失眠？
我没问。我们之间的对话模式，已经不适合问这种深入的问题。问了，大概率也只会得到“没事”或者“嗯”这样的回答。
日子还是那样过。直到两周后，一个周五。
孙秀珍打电话回来，说学校派她下周去外地参加一个短期培训，三天。让我自己照顾好自己。
“去哪儿培训？”我顺口问。
“一个山区县城的中学，交流活动。”她语气平常。
“哦，路上小心。”
挂了电话，我没多想。教师出去培训交流很正常。
周末她收拾行李，就一个简单的旅行袋。
我站在书房门口看着，想说点什么，比如“那边冷，多带件衣服”，或者“到了发个信息”。
但话在喉咙里滚了滚，没说出来。
她也不需要我提醒吧。
周日傍晚，她走了。
我送她到小区门口，看着她上了出租车。
车子汇入车流，很快看不见。
我转身往回走，突然觉得，这个家空得可怕。
虽然平时也安静，但她在和不在，那种空是不一样的。
她在，是一种有底色的、沉静的空。
她不在，是一种飘着的、没着没落的空。
我回到书房，打开电脑，想处理点工作，却静不下心。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最后晃到主卧门口。推门进去。
房间里还残留着她身上淡淡的、类似肥皂和纸张混合的味道。
旅行袋拿走了，但书桌上还摊着几本她没带走的书，几本教案，一些零散的资料。
大概是走得匆忙，没来得及全收拾。
我走过去，想着帮她归置一下。
随手拿起一本厚厚的《中学语文教学案例汇编》，很旧了，书脊都快散了。
翻开，里面密密麻麻是她的批注，红笔蓝笔，字迹清秀。
我合上书，准备放到书架上去。
就在我把书插回书架的时候，从书页里飘出来一张纸。
不是书签，是一张对折的、有点发脆的纸。我捡起来，下意识地打开。
是一张银行汇款凭证的回执。
抬头是“中国邮政储蓄银行”。
汇款人：孙秀珍。
收款人：陈小花。
金额：2000元。
日期：2015年10月16日。
我愣了一下。2015年？那是七年前了。陈小花？谁？没听她提过有姓陈的亲戚或朋友需要这样汇款。
心里那点异样感又冒了出来。我捏着那张回执，看了看书架。鬼使神差地，我把那本厚书又抽了出来，仔细地、一页一页地翻。
果然，又在不同的书页里，找到了另外几张。折叠方式一样，夹得很随意，像是顺手塞进去忘了。
第二张：2017年3月12日，孙秀珍汇给陈小花，1800元。
第三张：2019年8月21日，孙秀珍汇给陈小花，2500元。
第四张：2021年1月5日，孙秀珍汇给陈小花，3000元。
最新的一张：2023年9月10日，孙秀珍汇给陈小花，3000元。就是上个月，教师节那天。
汇款时间不固定，但基本保持在一到两年一次。
金额在缓慢增加。
收款人始终是那个“陈小花”。
地址是一个我从没听说过的省份，下面是一个县，再下面是一个乡，一个村。
非常具体的山区地址。
我的呼吸有点不稳。孙秀珍在持续地、定期地给一个远在深山、名叫陈小花的人汇款。持续了至少八年。从我们分房那年开始。
她从来没跟我说过。一个字都没提。
为什么？
陈小花是谁？
亲戚？
朋友的孩子？
资助的学生？
如果是资助学生，为什么不说？
教师资助贫困生是很正常、甚至值得称道的事，没必要隐瞒。
除非……有什么不能说的理由。
我拿着这几张轻飘飘、却重如千钧的纸，慢慢坐在她的床沿上。床单冰凉。
脑子里乱糟糟的。
老刘说的“心里有本账”，女儿说的“客气得像合租”，孙秀珍这些年越来越深的沉默，她对妹妹话题的回避，还有这些隐藏在旧书里的汇款凭证……所有散落的点，好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隐隐约约串了起来。
线头，就在这些汇款单上，在那个陌生的名字和地址上。
八年。分房八年。汇款也持续了八年。
是巧合吗？
我盯着最新那张汇款单上的日期。
2023年9月10日。
教师节。
她那天回来，好像确实有点不一样，但具体哪里不一样，我说不清。
现在想来，是一种完成了一件重要事情后，那种松驰又有点落寞的疲惫感。
她到底在干什么？
窗外的天色暗了下来，房间里没有开灯，一切都沉在灰蓝色的阴影里。我坐在她冰凉的床铺上，手里攥着那些凭证，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意识到：
我对睡在隔壁八年的妻子，一无所知。
她的心里，到底关着一扇怎样的门？门后，又锁着什么？
那张名为“陈小花”的汇款单，会不会就是……钥匙？
05
接下来的两天，我过得魂不守舍。
上班时，对着电脑屏幕，那些数据和报告像蝌蚪一样游来游去，一个字都看不进去。眼前总是晃动着那几张汇款单，还有孙秀珍平静淡漠的脸。
陈小花。这个名字像个钩子，勾着我心里所有的不安和疑惑。
我必须弄清楚。
这不是猜忌，更像是一种本能。
如果这真的是孙秀珍心里那本“账”的一部分，那我至少得知道，账本上写了什么。
我像个在黑暗里摸索了太久的人，突然碰到一面墙，墙上好像有道缝隙，透出一点极微弱的光。
我忍不住想扒开看看，后面到底是什么。
我做了件有点逾越的事。
利用工作上的关系，找了一个在邮政系统工作的老同学，很隐晦地打听。
当然，没提孙秀珍的名字，只说有个朋友可能长期资助一个山区孩子，想了解下那边的大概情况，是否可靠。
老同学没多想，很快给了我一些那个县、那个乡的公开信息。很偏远，确实是国家级贫困县，脱贫没几年。教育资源匮乏，很多孩子上学困难。
“你要真想资助，找正规渠道，别私下汇款，容易说不清。”老同学好心提醒。
我含糊应着，挂了电话。
心里更沉了。
看来是真的。
孙秀珍在资助一个贫困山区的女孩，从她小学资助到现在，起码高中了。
八年，对一个山区家庭来说，这不是小数目。
她一个普通教师，工资有限，这些钱……是从哪里省出来的？
我们家的开销，虽然各管各的，但大项支出我知道。
她没什么特别花钱的爱好，衣服几年不买新的，化妆品用最基础的。
原来省下的钱，都去了那里。
为什么？仅仅是因为教师的责任感和同情心？
如果是这样，她为什么绝口不提？
我们之间，已经生分到连做一件好事都不能分享了吗？
还是说，这件事本身，对她有特殊的意义，特殊到……无法与我言说？
特殊意义。这个词让我心惊肉跳。
我又想起了她妹妹，秀兰。
那个十二岁就夭折的女孩。
秀兰如果活着，会过着怎样的生活？
会和孙秀珍一样读书、工作吗？
还是会因为家境，早早辍学？
一个可怕的联想，猝不及防地撞进我脑子里：陈小花……会不会和秀兰有什么关联？
这个念头让我坐立难安。
我打开手机，搜索那个山区县的图片。
山高路陡，房屋低矮。
孩子们的照片，眼神纯真又带着点怯懦。
我看着，手指无意识地滑动。
忽然，一张某个乡村小学活动的集体照吸引了我的注意。
照片像素不高，角落里站着一个女孩，瘦瘦的，扎着马尾，正低头看着手里的奖状，侧脸……
我的心猛地一跳。
那眉眼，那低头的神态……虽然模糊，虽然隔着屏幕，虽然女孩的穿着打扮完全不同，但那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像一根冰冷的针，猝然刺了我一下。
像。很像记忆里那张旧照片上，秀兰怯生生看着镜头的模样。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秀兰死了三十多年了，这个陈小花才十几岁，怎么可能是同一个人？地域也完全不对。
可是，那种神态的相似，像鬼魅一样缠着我。孙秀珍资助一个神态酷似自己早夭妹妹的山里女孩，长达八年，却对丈夫只字不提……
这背后，到底藏着怎样的故事？藏着怎样的……心情？
我关掉手机，手心有点冒汗。不能再瞎想了。想知道答案，只有一个办法。
去弄清楚。亲自去弄清楚。
这个决定冒出来的时候，我自己都吓了一跳。
我已经很多年没有如此冲动，如此“多事”了。
我一直是个善于“熬”，善于“维持现状”的人。
可这次，我熬不住了。
那点微光就在缝隙里，我再也不能假装看不见。
我给单位请了三天年假，编了个理由。
然后，对着手机上的地址，查路线，订车票。
那个地方很偏，没有直达高铁，得先坐火车到省城，再转长途汽车到县城，最后恐怕还得找当地车进山。
路途遥远，周折。但我心里憋着一股劲，非去不可。
我没告诉孙秀珍我请假，也没告诉她我要出门。她还在外地培训。我们之间，似乎也不需要事事报备。
出发前一晚，我收拾了一个简单的背包。
坐在黑暗的书房里，听着窗外风声，忽然觉得有点荒谬，又有点悲凉。
结婚近三十年，我竟然要用这种近乎侦探的方式，去了解我的妻子，去窥探她紧闭的心门。
如果，如果我真的找到了那个陈小花，如果她真的和秀兰有某种联系……我该怎么办？孙秀珍知道后，又会怎样？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不能再躺在沙发床上，睁着眼睛熬到天亮了。有些事，像埋在皮肤下的刺，不挑出来，它永远在那儿，隐隐作痛。
火车是凌晨的。我悄悄出门，小区还在沉睡。回头看了一眼我家那扇窗户，一片漆黑。
这一次，我不是在门外徘徊。
我要去找那扇门的钥匙。
06
路途比想象的更折腾。
火车咣当了一夜，硬座，腰都快断了。
天亮到省城，马不停蹄赶上唯一一班去县城的长途汽车。
车子老旧，在盘山公路上颠簸，尘土从窗户缝隙钻进来，空气浑浊。
乘客大多是当地百姓，带着大包小包的货物，用我听不懂的方言高声交谈。
我缩在靠窗的角落，看着外面连绵的、苍翠却显得贫瘠的山峦，心里那股劲，被疲惫和陌生的环境消磨掉一些，但疑惑却更深了。
孙秀珍，就是一次次把钱汇往这样的深山？那个叫陈小花的女孩，就生活在这样的地方？
下午才晃到县城。
一个很小的山城，街道狭窄，房屋依山而建。
我按照地址，找到那个乡的邮政所。
很小的一个门面，里面只有一个工作人员，是个中年妇女，正打着毛线。
我出示了身份证，很客气地说明来意（当然，还是编了个资助调查的理由），想查询一下一个叫陈小花的收款记录，确认款项是否顺利收到。
工作人员看了我几眼，大概我外地人的打扮和疲惫的样子让她有些怀疑。
我赶紧递上烟（平时不抽，特意买的），说了不少好话。
她态度缓和了些，在电脑上查了查。
“陈小花……有这个人。汇款记录不少，最近一笔是上个月，3000块。都取了。”她一边看屏幕一边说，“汇款人是……孙秀珍？你是她什么人？”
“我是……她单位同事，领导让我来做个回访，了解下受助学生的情况。”我心跳有点快，面上尽量平静。
“哦。”工作人员没再多问，似乎对这类事见怪不怪，“这女孩家在西山坳那边，离这还有二十多里山路呢，不好走。她平时住校，县一中，高三了。今天周六，可能回家了。”
县一中。高三。我记下了。又问了大致怎么走。工作人员说，去西山坳的车很少，明天早上有一趟小面包，可以去乡上的岔路口等。
谢过她，我走出邮政所。夕阳把山峦染成金红色，很美，却美得苍凉。我在县城找了家小旅馆住下，条件简陋，床板硬得像石头。但顾不上这些了。
县一中。明天是周日，学校可能没课。我想先去学校看看。如果陈小花住校，也许能在学校见到她。
一夜没怎么睡好。山里的夜晚很静，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沉重又急促。
第二天一早，我按照打听的路线走到县一中。
学校不大，几栋三四层的教学楼，操场上有些学生在打篮球。
我站在锈迹斑斑的校门外，有点茫然。
怎么找？
直接去教室？
还是找老师？
正犹豫，看见一个戴着眼镜、五十岁左右的女老师抱着教案从校门口出来。
我上前，再次搬出那套“资助回访”的说辞，问高三有没有一个叫陈小花的学生。
女老师推了推眼镜，打量我：“陈小花？有啊，她是我们班的学生。你找她？”
“对，想了解一下她的学习和生活情况。”
“她学习很刻苦，成绩在年级能排前二十，就是性格有点内向。”女老师说着，叹了口气，“家里挺困难的，妈妈身体不好，爸爸在外打工。多亏了有外面好心人一直资助，不然早就辍学了。今天周六，她一般会回家拿点咸菜米粮，下午就回学校自习。你来得不巧，她早上刚走。”
我心里一紧：“她家是不是在西山坳？”
“对，你知道啊？那地方可远了，路不好走。”女老师看了一眼我的穿着和皮鞋，“你去不了。这样吧，你留个联系方式，我让她下午回校了找你？或者，你去乡上‘亮娃小卖部’等着，那是进山的必经之路，她回来肯定经过那儿。”
我连忙道谢，要了女老师姓（姓程），然后决定去那个小卖部等。我不想留联系方式，不想节外生枝。
亮娃小卖部在乡政府旁边的三岔路口，名副其实的小，就一个窗口，卖些烟酒零食。
我买了瓶水，蹲在路边阴凉处等。
时间过得很慢，山风吹过，带着草木和尘土的气息。
我看着远处蜿蜒进山的土路，心里七上八下。
等下见到陈小花，我该说什么？说我是孙秀珍的丈夫？她会知道孙秀珍吗？孙秀珍有没有跟她提过家里的事？如果提过，又是怎么提的？
各种念头纷乱如麻。
大概下午三点多，土路尽头出现了一个小小的身影。
一个女孩，背着个旧书包，手里还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布袋，正低着头慢慢走来。
她穿着洗得发白的校服，身材纤细，扎着简单的马尾。
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就是她吗？
随着她越走越近，我看清了她的脸。
皮肤是山区孩子常见的微黑，但五官清晰。
眉毛细长，眼睛不大，单眼皮，鼻子小巧，嘴唇抿着。
她走到小卖部窗口，似乎想买点什么，摸了摸口袋，又犹豫了，最终只是探头跟里面说了句什么，然后转身，继续往学校方向走。
就在她转身、侧脸对着我的那一刹那——
我浑身的血液，仿佛在瞬间凝固了。
手里的矿泉水瓶“啪”地掉在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