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栴如何发现西夏陵的？坐镇宁夏起意修撰方志志书，一位牧羊人无意提供关键线索

2025年7月11日，在巴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第47届世界遗产大会敲下最后一锤——“西夏陵”正式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这一刻，对宁夏、对中国考古、对整个西夏研究，其实都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翻篇”：一座曾经在历史上被长期边缘化、被视作“异族政权”的王朝，终于以一种世界性、公开性、不可忽视的方式，被重新放回人类文明的主舞台。

说白了，这个世界遗产身份，不只是给了一片陵区的荣誉，更是给了西夏以及它背后的那段历史，一个重新被看见的机会。

如果只看数字，这次申遗成果非常直观：被列入遗产名录的西夏陵，包括九座皇帝陵、271处陪葬墓，还有规模可观的建筑遗址，总面积达到5.03平方公里。它也就此成为中国的第60处世界遗产。对很多人来说，这可能又是一个“多了个名头”的新闻，但对了解西夏陵来龙去脉的人来说，这背后，是几百年乃至上千年的曲折与辗转。

而所有这一切，竟然要从明初的一个藩王——朱元璋的第十六子朱栴，在贺兰山脚下的一次“看热闹”，说起。

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引出来的？

要弄清楚西夏陵今天为何能走到世界遗产这一步，就得先说清楚一个很现实的原因：它之所以还能保存下来，之所以能被正确识别、被认真对待，很大程度上，是被一个几百年前对宁夏非常上心的人“捡”了回来——这个人就是明代的庆王朱栴。

朱元璋建明朝之后，对“分封藩王”这件事有点执念。他觉得元朝之所以那么快就塌了，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没搞好藩王制度，中央政府成了“孤家寡人”，一旦风向不对，帝国很难稳定。因此，他痛定思痛，大规模分封儿子，搞了二十六个藩王，像钉子一样钉在全国各个要地。

宁夏这个地方，在当时属于西北边陲，又是明长城九镇之一，地理位置相当敏感。往北望，是草原游牧势力的活动区域；往南看，是黄河与农耕文明交织的地带。这种地方，朱元璋肯定不敢随便糊弄一个性格懦弱、手无缚鸡之力的儿子过去“镀镀金”，而是要一个有脑子、也有担当的。

最后被选中的，就是他的十六子朱栴。

1391年，朱元璋封朱栴为庆王，封地在庆阳一带。两年后，这位刚满十六岁的藩王，又被调往宁夏，负责镇守这片复杂的边疆。只不过，当时宁夏周边局势并不稳定，战事、骚扰不断，经济基础也有限，连王府开支都不太好养活，朱元璋索性让朱栴先住在韦州城，也就是今天宁夏境内的一座古城里，相对安全一些。

朱栴不太像人们印象中那种只会吃喝玩乐、比武打猎的藩王。他自小好学，有文化底子，又颇得朱元璋赏识。到了宁夏之后，他倒没有把这里当成一块“荒蛮之地”，反而一头扎进去，既想守边，也真心对这片土地产生了兴趣。

他在宁夏一待，就是四十七年，一直待到1438年在当地病逝。对一个王爷来说，这几乎是把整整后半生交给了这片边地。

事情的转折点，就出现在他萌生了一个挺“书生气”的念头：给宁夏写一本地方志。

宁夏志的书还没写完，先撞见了一个谜团

在很多人眼里，边疆的任务就是打仗、屯田、防御。但朱栴的脑子里，还多了一个想法：宁夏这地方山水奇特、民族复杂、历史悠久，不能就这么“模模糊糊”地传下去，得有人认真整理一下。于是，他动了心思，要编一部《宁夏志》，把这片地方的自然环境、人文风俗、城镇古迹、边关战事都给记下来，让后人知道这里究竟是怎么回事。

从今天的角度看，这个举动其实非常“超前”。因为当时的地方志编纂，还没形成后世那种规模化、全国性潮流。一个镇守边陲的藩王，亲自扑在地方志上，算是相当“理想主义”了。

为了写这本书，他做了几件事：

- 系统翻查各种史书、旧志、朝廷文书；
- 对宁夏境内的山川城镇亲自实地勘察；
- 与当地的官员、士人、百姓打交道，搜集各种传说和记忆。

就在一次实地考察中，他来到了贺兰山东麓，然后整个人都愣住了。

在他眼前，是一大片规模惊人的遗址：一座座黄土高台，形制有圆有方，看上去既不像普通坟墓，也不像简简单单的古代堡垒。用今天的话说，他遇到了一片“史前迷宫”：直觉告诉他，这不是几座村中坟丘那么简单，而是一整套非常庞大的古代陵寝群。

问题是，史书上并没有明确告诉他：这里是谁的陵墓。

对一个正在写地方志的人来说，这就有点“触发强迫症”了——这么大一片遗址，不能写成“某处古墓，来历不详”这么潦草。他得想办法搞清楚。

朱栴开始认真推理：到底是谁留下了这一大片陵区？

他首先想到的，是曾经在这一带活动又非常有名的“大夏”。

大夏是东晋时期由南匈奴贵族赫连勃勃建立的政权，以统万城为都。这个政权来得突然，折腾得也挺厉害，历史书上记载颇多。宁夏一带，在当时也确实是军事重镇，屯兵、屯粮都不少。从地理和时代上看，大夏和贺兰山一带是有交集的。

那么，这片庞大的遗址，会不会是大夏国留下的陵墓群或者城址？

朱栴用一个很朴素但挺靠谱的逻辑，把这个可能性给否了——大夏国只存在了二十五年。就这么点时间，要建立一整套如此庞大、如此规整的陵寝体系，难度太大。不只是工程量的问题，还有政治稳定性、统治延续性的问题。一个昙花一现的政权，往往连把都城好好经营起来都困难，更别提大规模修筑皇帝陵区。用现代的话说，这个“项目周期”对不上。

排除大夏之后，他又想到了唐代。

唐朝的势力曾经覆盖宁夏一带，贺兰山附近也有边塞要地和驻军堡垒。那这片遗址，会不会是唐代的某个贵族、节度使，甚至宗室亲王的家族陵墓？

但换个角度一想就不太对劲：唐朝的权贵，不管出身关陇还是关中，真正讲究的是家族风水和政治象征。他们会不会把自己的祖坟选在一个远离长安、偏在边陲、战事频繁的地方？几乎不符合当时的权力审美和家族观念。

这个可能性，也被朱栴排除掉了。

问题就在这儿：史书里查不到明确记载，逻辑推断又排除了几个看似靠谱的候选对象，那这片规模庞大的遗址到底是谁留下的？这件事在朱栴心里，一直像根刺一样扎着。

他没有敷衍过去，而是继续翻书、问人、跑现场。但史料记载断断续续，要么偏重中原王朝，自顾自讲宋、辽、金的事，要么略过“边地小国”，带几句轻描淡写的评价，根本没有对这片陵区的直接记录。

换句话说，他遇到了一个典型的史学难题：主流史书以“中原为中心”，边疆政权经常被忽略或简化，导致很多事实被埋在地层里，只留下零星线索。

关键线索，偏偏是一个牧羊老人给的

最后帮朱栴“点破”这片遗址身份的，不是什么高官学者，而是一个在贺兰山一带放牧的老人。

那次，朱栴又一次来到贺兰山东麓，想从地形、方位、建筑痕迹上再琢磨琢磨。他在遗址附近转来转去，正愁没有新的突破，一个牧羊老人赶着羊群走过，闲聊几句，突然扔出了一句非常关键的话：

“这地方啊，老辈子一直传，说以前有个很富的国，就在这儿。那国的王打仗厉害得很，大伙儿都叫他‘昊王’。”

这一句话，直接把朱栴脑子里的线索串了起来。

“昊王”是谁？对普通百姓来说，这就是一个传说中武功高强、国势强盛的君主尊称。但在朱栴脑子里，他立刻联想到一个名字——李元昊。

李元昊，是党项族首领，建立了西夏政权，自称皇帝。他的国号是“夏”，史书多称“西夏”，以区别于古代汉族的夏朝。“昊”与“夏”的音近，再加上李元昊本人的名声，完全可能在口耳相传中，从“元昊”“夏王”变成“昊王”。普通牧民不知道朝代年号、不懂史学分类，只会把印象最深的那个“厉害国王”记住。

朱栴回去之后，马上翻《宋史》。他不是随便翻翻，而是直接查西夏相关卷目。最后，在《宋史·夏国传》等相关卷中，他看到了这样一条关键信息：西夏历代九位皇帝，葬在贺兰山东麓。

这一下，地理位置对上了，数量特征对上了（大片陵区、皇陵体系），传说中的“昊王”也与李元昊“对上号”了。再结合这片遗址的布局、规模和气势，朱栴几乎可以确定：自己意外发现的，正是西夏的皇陵群——也就是后世叫惯了的“西夏陵”。

从那一刻起，这片在风沙里沉睡已久的陵区，第一次在一个有史学意识、有文字记录能力的人心里，被明确地“命名”了。

从“不被承认”，到被写进地方志

很有讽刺意味的一点是：在朱栴心目中，西夏其实不算一个“正统王朝”，而是被视作外族政权，类似《宋史》中“外国列传”里记载的那些“番国”。

换句话说，在当时的主流史观下，西夏是被刻意放在“边缘”位置上的。它不被归入中原正统序列，很多人提起它，要么带着一种“蛮夷小国”的轻视，要么干脆一笔带过。

正因为这种长期的轻视和边缘化态度，西夏陵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其实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当地人只知道那儿有一片“大坟包”，有人甚至会在那里取土筑房、开荒耕种；战乱年代，有的地方变成了军队驻扎地和战壕。直到近现代考古学发展起来，这片陵区才逐渐被正视为一个独立王朝的“皇家记忆”。

但是，如果没有朱栴当年那次较真，这片陵区很可能在很长时间内，依旧只是模糊地被称作“古墓群”，没有明确指出“这是西夏皇帝陵”。

朱栴做的事情，其实有两层意义：

第一，他在明代的语境里，明确指出了这片陵区与西夏的关系，把地面遗存和文献记载对接起来。

第二，他把这一发现写进了自己多年心血编纂的《宁夏志》里。

《宁夏志》是宁夏历史上的第一部较系统的地方志。里面有山川、城镇、风俗、战事，也有古迹陵墓的记载。西夏陵就这样被收入志书，以文献的形式固定下来。对后来的人来说，这等于留下一份“坐标”：哪儿有一片古陵区，当地旧志称之为西夏皇帝陵。

等到近现代考古学兴起，学者们再去实地调查和发掘时，很自然会把古代地方志当作重要线索。西夏陵之所以能被更准确地认定、系统地展开考古研究，朱栴这段“书写”，其实是很关键的一环。

可以说，他不是考古学家，也不是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家，但他用自己的工作，把西夏陵从“无名遗址”，推了一把，推向了“有史可查”的阶段。

从被忽略到被世界看见，中间隔了多少事？

从朱栴在《宁夏志》中写下关于西夏陵的片段，到2025年巴黎那次投票，中间隔着六百多年。这六百多年里，西夏陵经历了什么？

很现实的一点是，它并没有一直被温柔对待。

由于西夏被长期视为“非正统王朝”，不少地方对其遗迹的态度是疏忽甚或轻视的。风沙侵蚀是一方面，人为破坏更是一个沉重话题：过去有农民在陵区附近开垦，有军队在那一带驻扎、挖工事，也有盗墓活动。再加之地处荒漠边缘，多年风吹雨打，一座座当年高大的陵体，慢慢只剩下黄土高台的轮廓。

到了20世纪，随着西夏文献逐渐被学界重视，西夏文字被破译，党项族历史缓缓浮出水面，西夏陵才开始被当作一个系统工程去研究和保护。考古学家对不同皇陵进行了勘测、发掘和复原性研究，通过出土文物、构造残迹、墓葬形制等，把西夏这段被忽视的王朝历史，重新拼了起来。

从国家层面看，西夏陵后来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各类保护规划不断出台；在地方层面，宁夏把西夏陵视作自己的文化名片之一，跟贺兰山岩画、黄河文化一起，成为讲述宁夏故事的重要支点。

但文物保护、学术研究，是一层意义；能不能进入《世界遗产名录》，是另一个层次的问题。

世界遗产的标准并不只是“古老”“漂亮”这么简单，它更多看重的是：这处遗产能不能代表人类文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独特阶段、一种不可替代的文化现象？是不是某种文明交汇、民族互动的“证据现场”？在这方面，西夏陵的分量就体现出来了。

西夏这个王朝本身，就处在汉、藏、回鹘、党项、吐蕃等多民族的交汇点上。它既继承了中原的礼制体系，又吸收了草原游牧文化，还发展出了自己独特的文字与艺术风格。西夏陵是这种“多元文明拼接”在建筑和葬仪上最集中的体现：既有帝王陵应有的轴线布局、尊卑等级，又有北方少数民族文化的审美痕迹和祭祀方式。

从这个角度看，西夏陵不仅仅是“一个少数民族政权的皇陵”，还是一个讲述“多民族共同构成中国历史”的实物证据。

2025年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某种意义上，就是国际社会承认了这一点：西夏不是某个被边缘化的“地方小势力”，而是人类文明多样性中不可忽视的一支，它的政治实践、文化成就和物质遗存，都值得被全世界认真对待。

这件事带来的后果，远不止“多了一处景点”

把西夏陵写进世界遗产名册，看上去是一个文化新闻，但它的实际影响，远比一纸文件要深。

第一，对中国来说，这是国家叙事方式的一个再一次转向——从单一、线性、以“中原正统”为核心的历史叙事，走向真正的多元、立体和包容。西夏、辽、金、西藏诸政权，不再只是“中原王朝的背景板”，而被当作平等的历史主体看待。

第二，对宁夏和整个西北地区来说，这是一张世界级“文化名片”。旅游是最表层的收益，更深层的，是区域认同感和文化自信：当地人可以自豪地说，这里不只是边塞、黄沙，还有一个曾经和宋、辽并立的王朝留下的遗产，而且这份遗产已经被全世界承认。

第三，对学术界来说，西夏研究的价值会被进一步放大。申遗过程本身就需要大量翔实的考古报告、历史论证和保护规划，这些材料反过来又会刺激更多相关研究，比如西夏与丝绸之路的关系、西夏与宋夏战争的再解读、西夏内部的民族结构和制度设计等等。

第四，对全球文化遗产保护理念来说，西夏陵的“上榜”，等于再一次提醒大家：那些曾经被主流史观忽略的边缘政权与少数民族文明，同样构成人类共同记忆的重要部分。世界遗产不能只盯着那些已经被赞誉了一百遍的一线古迹，还要善于发掘这些“后知后觉”的文明遗存。

而回头看这一切，其实都可以追溯到当年那个很“轴”的举动：一个明代藩王，在贺兰山脚下，看着一片黄土高台不放心，非要弄清楚这是谁的陵墓；查书不行就访谈牧民，听了一句“昊王”的传说，又跑回去翻《宋史》；查到了线索后，不是自己知道就算了，而是老老实实写进地方志里。

朱栴可能不会想到，自己编的这本《宁夏志》，会在几百年后，间接变成一条通往“世界遗产”的线索。他那会儿只是出于一个读书人的执念：这片土地，值得被认真写清楚。

从这个角度看，西夏陵今天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既是现代文物保护、考古研究、国际合作共同努力的结果，也是对那些历史上默默记录者的一种迟到很久的回应——哪怕你身处一个对“边疆政权”不太在意的时代，只要你愿意多看一眼、多问一句、多记几笔，有些东西就不会彻底消失。

被世界重新看见的，不只是西夏陵本身，还有那种对边缘历史持之以恒的好奇和尊重。

而故事的起点，很朴素：在贺兰山东麓，一片黄土高台，一位爱较真的王爷，一句牧羊老人的传说，以及一本慢慢写出来的《宁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