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7年我跑长途捎了一位尼姑，尼姑下车时送我三句话，三年后全应验

第一章 夜路

一九九七年的秋天，我刚满二十六岁，开着那辆老解放卡车跑长途拉货已经三年了。车是二手车，从我爹手里接过来的，发动机大修过两次，跑起来轰隆隆响，像一头喘着粗气的老牛。那年头的长途司机是个苦营生，国道坑坑洼洼，高速路还没修到我们那片，出一趟车少则两三天，多则五六天，吃住都在车上，人都熬得又黑又瘦。

那天我从兰州拉了一车药材回豫东，货主催得急，我天不亮就发了车。开到下午三四点钟，已经到了陕西和河南交界那一片。秋天的白日头短，太阳一歪，天色就暗下来了。国道两边是连绵的土塬，稀稀拉拉长着些杨树，叶子黄了一半，风一吹哗啦啦响，路上几乎看不见别的车。

我这人胆子不算小，但那一段路实在偏僻，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心里还是有点发毛，脚下油门踩得深了些，想趁着天没黑透多赶一段。

就在转过一个土坡的时候，我看见路边站着一个人。那人大老远就朝我挥手，我眯起眼细看，心里咯噔了一下——是个尼姑。灰布僧袍，头上戴着僧帽，背上背着一个布袋，站在路边像一棵被风吹弯了的枯树。

那个年代路上拦车的人不少，有做小买卖的，有走亲戚的，也有一些是设局讹人的，司机们一般不敢随便捎人。可我看那尼姑的年纪少说也有五十多岁，身形瘦小，站在风里身子微微打晃，像是已经走了很远的路。我心一软，脚下松了油门，车子慢慢停在了她身前十几米的地方。

我摇下车窗探出头去，那尼姑已经快步走了过来。她走得不算快，步子却稳稳当当的，走近了我才看清她的脸——瘦，瘦得颧骨都凸出来了，但一双眼睛又清又亮，像是山里的泉水，看不出半点疲态。

“施主，贫尼往东去，能不能搭一段路？”她说话的声音不高，但字字清楚，语调不紧不慢，听在耳朵里说不出的妥帖。

我犹豫了一下，问她：“师太，您去哪儿？”

“去白马寺。”她说。

白马寺在洛阳东边，正好在我这条线上，算是顺路。我点了点头，下了车绕到另一边替她拉开车门。那老尼姑道了声谢，上了车，把布袋搁在膝上，坐得端端正正。

车子重新上了路，我一面开车一面从后视镜里瞄了她一眼。老尼姑闭着眼，嘴唇微微翕动着，像是在默念什么经文。我不好意思打扰，闷头开车。

过了好一阵子，她忽然开了口：“施主贵姓？”

“免贵姓陈，陈望山。”

“好名字。”她说，“望山跑死马，施主是个心气高的人。”

我笑了笑：“师太说笑了，一个开车的，有什么心气高不高的，混口饭吃罢了。”

老尼姑没有接话，隔了一会儿，又说：“施主今年多大年纪？”

“二十六。”

“成家了？”

“成了，去年结的婚。”我提起这个，心里不由得暖和了一下，“媳妇在家操持着，我出来跑车挣钱，想着攒两年把盖房子借的债还了，再往后日子就好过了。”

老尼姑微微点头：“施主有担当。”

这话说得我心里挺舒坦的，嘴上却谦虚了两句。那老尼姑又沉默了，车里只剩下发动机轰隆隆的声响。天彻底黑了，我打开了车前的大灯，两道昏黄的光柱劈开黑暗，路面上扬起的尘土在光里翻滚，像一群乱飞的小虫子。

又开了一个多钟头，快到三门峡了，我打算找个路边店停下吃口东西。我问老尼姑饿不饿，她摆了摆手，从布袋里摸出一个干硬的馒头，就着水壶里的水慢慢嚼着。我从座椅底下摸出媳妇给我烙的饼，一边啃一边开车。

饼已经凉透了，硬邦邦的，但我嚼着嚼着心里却热乎起来。我想起临走前那天晚上，我媳妇秀梅在灶台前烙饼，油烟呛得她直咳嗽。我说你别烙了，路上随便买点吃的就行。她说外面的东西不干净，吃了坏肚子耽误事儿。她把饼一张一张码好，用干净的笼布裹紧，塞进我那个掉了漆的搪瓷盆里，又往里面搁了一罐她自己腌的萝卜干。

“到了地方记得给家里打个电话。”她说。

“知道了。”

“别光知道了，你每回都忘。”

“这回一定记着。”我笑着把她揽过来，她的头发上有股油烟味儿，但我闻着就是踏实。

想到这里，我不自觉地对老尼姑开了口：“师太，您说人这一辈子，到底图个啥？”

老尼姑看了我一眼，目光平和得像一面镜子：“施主觉得呢？”

“我也说不好。”我老老实实地回答，“就是想让家里过得好点吧，别让媳妇跟着我吃苦。将来有了孩子，能供他上学，别像我似的，初中没念完就出来讨生活了。”

“这也不差。”老尼姑说，“只是人走得太急了，容易看不着路。”

我没太听懂她的话，只当是出家人说话都这样，玄玄乎乎的，便没往心里去。

车子又开了大半个钟头，到了灵宝地界，老尼姑忽然说：“施主，就在前面把我放下吧。”

我愣了一下：“师太，这大晚上的，前头离镇上还有好远呢。”

“不打紧。”她说，“前面有个小寺院，我借宿一宿就是了。”

我把车靠边停下，老尼姑推开车门下了车，风一下子灌了进来，冷得我打了个哆嗦。她站在车下，回过头来看着我，那双清亮的眼睛在车灯的余光里闪着光。

“施主，贫尼送你三句话，你且记着。”

我坐直了身子，以为她要说什么佛法道理，没想到她说的却是——

“第一句，车轮底下有黄金，但眼里不能只盯着路。”

“第二句，家里的灯，比路上的灯暖，别等灯灭了才想起添油。”

“第三句，你要是以后遇上了过不去的坎，就往西走，遇水则安。”

说完这三句话，她从布袋里摸出一个小东西递给我。我接过来一看，是一枚平安扣，拇指大小，用深色的木头雕的，打磨得光溜溜的，上面穿了根红绳。

“这……”我想推辞，老尼姑却摆了摆手。

“拿着吧，不是什么值钱的东西，留个念想。”

她转身朝路边的岔道上走去，灰布僧袍很快融进了夜色里。我握着那枚平安扣，愣了好半天才回过神来，重新发动车子上了路。

那三句话我当时记是记下了，但说实话，并没怎么当回事。一个素不相识的老尼姑，随口说几句吉利话，这种事在路上跑得多了，也不算什么稀罕事。我把平安扣挂在了后视镜上，它随着车子的颠簸一晃一晃的，像个小小的钟摆。

可我万万没有想到，老尼姑那三句话，竟一个字都没有落空。

第二章 黄金

老尼姑搭车之后，我的运气似乎真的好起来了。

先是货主给我涨了运费，接着又有人介绍了一笔长期买卖——给郑州一个搞批发的赵老板拉货，一个月跑四趟，趟趟不空车。赵老板做的是日用百货批发生意，货量大，要的又是稳当可靠的司机，我头两趟干得利索，他就把我定下来了。我把这事跟媳妇一说，秀梅在电话那头高兴得声音都变了调，连声说好、好，又说她明天就去庙里烧香。

有了固定货源，我的日子一下子宽裕了不少。到了一九九八年夏天，我不但把盖房子欠的债还清了，手里还攒下了一笔钱。刚好有个同行不干了要转手一辆车，我跟秀梅商量了一宿，咬咬牙把那辆车盘了下来，又雇了我表弟李辉当司机。两辆车一起跑，收入翻了一番，日子过得像烧开的锅，嘟嘟嘟地直冒热气。

那两年，是我这辈子最风光的时候。

我从一个开破车的穷小子变成了有两辆车的小老板，手底下有兄弟跟着吃饭，货主见了面递烟叫一声“陈哥”，去路边店吃饭伙计都要多给我加两块肉。这种感觉太好了，好得让我有些飘了。

我开始不常回家了。以前跑一趟回来，再累也要先回家看看秀梅，现在呢，货卸了就去跟人吃饭喝酒，有时候喝到半夜才回去。秀梅一开始还催我，后来催得少了，再后来就不催了，只是每天晚上在堂屋给我留一盏灯。

有一次我喝多了被人送回家，第二天早上醒来，看见秀梅坐在床边，眼睛红红的。我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说没什么。我也没有多问，翻身下床洗了把脸就又出了门。

那天赵老板请客，在郑州一家挺上档次的饭店。席间他介绍我认识了一个人，姓钱，名片上印着一长串头衔，说是做外贸生意的。钱老板拍着我的肩膀说，有一批货要从连云港拉回来，运费比市场价高出三成，问我干不干。我想都没想就答应了。

表弟李辉拉我到一边，小声说：“哥，这人看着不靠谱，你打听打听再说呗。”

我拍了拍他的肩膀：“你哥我心里有数。”

其实我心里什么数也没有。我只看到了三成的利润，别的东西全都没看到。

老尼姑说“车轮底下有黄金”，我算是见着黄金了。可她说的后半句——“眼里不能只盯着路”——我早忘到了脑后。一个人眼里只有黄金的时候，哪里还看得见别的？

那批货拉了不到半个月就出事了。

那天夜里，我的车在安徽境内被拦了下来，一查，货箱里夹带了走私物品。我当时整个人都懵了，我完全不知道货里面还有这些东西。可是没人听我解释，车被扣了，货被没收了，人也被带进去了。

秀梅接到消息赶过来的时候，我已经在里面待了两天。她隔着玻璃看着我，脸上没有责怪，只是不停地掉眼泪。她一面哭一面说：“没事的，没事的，咱们想办法。”

后来是赵老板出面打点，我才被放了出来。但车是彻底扣下了，罚款加赔偿算下来，小十万块。这在九十年代是一笔天大的数目，我那点家底根本不够填。赵老板帮了大半，但他也要我立了借据，利息比银行高出一截。

我从里面出来那天，站在大街上，太阳照在身上暖洋洋的，可我心里冷得像掉进了冰窟窿。

表弟李辉来找过我一次，别别扭扭地说了半天，大意是他想出去单干。我说行，你走吧，跟着我你也没落着好。他走的时候眼睛红了，我也红了，但我们谁都没再说什么。

我把自己关在家里喝了三天酒，喝醉了就睡，睡醒了接着喝。

第四天早上，秀梅推门进来，手里端着一碗小米粥。她把粥放在桌上，在我对面坐了下来。

“望山，”她说，声音不大，“我这个月的工资发了，四百二十块。加上咱们存折上那点，能把这个月给赵老板的利息还上。”

我盯着那碗小米粥，粥面上飘着一层米油，还冒着热气，看得出来是她在灶台前守了半天熬出来的。我的鼻子猛地一酸，眼泪就砸在了桌面上。

“秀梅……”我说不出话来。

“没事。”她走过来抱住我的头，我靠在她身上，像个孩子一样哭了起来。

那是我出事以后第一次哭，也是最后一次。

第三章 灯灭

我从来没想过，一个人的人生掉下去能掉得这么快。

车没了，生意没了，赵老板那边的债还欠着大半。我托人找了份替人开车的活儿，不算稳定，一个月能跑两三趟，挣的钱大部分都拿去还债了。日子紧巴巴的，但好在还能周转，秀梅也从没埋怨过我一句。

如果日子就这么过着，虽然苦一点，倒也不是过不下去。

可人倒霉的时候，事情总是一桩接一桩地来。

一九九九年的冬天格外冷，我接了一趟去哈尔滨的活儿，来回要七八天。走的时候秀梅站在院门口送我，她围着一条旧围巾，脸冻得通红，手揣在袖子里，整个人缩成了一团。

“早去早回。”她说。

“知道了。”我发动了车子，从后视镜里看着她越来越小的身影，心里忽然有点不是滋味。我想等这趟回来，给她买条新围巾，羊毛的，红色的，她皮肤白，围上一定好看。

我在哈尔滨装好货往回赶的那天，接到了邻居大姐的电话。电话里她急得嗓子都劈了：“望山你快回来，秀梅出事了！”

我脑袋嗡的一声响，什么都听不见了。

回程的路开了两天一夜，我中间只睡了三个小时，困得实在撑不住的时候就把车靠在路边眯一会儿，睡到被冻醒又接着开。等我赶到我们县医院的时候，秀梅已经做完了手术，躺在病床上，脸白得像一张纸。

邻居大姐把我拉到走廊里，低声跟我说：“她怀了两个月的身子，自己一个人在家摔了一跤……孩子没保住。”

我靠在墙上，腿软得站不住。

后来我才知道，秀梅发现怀孕之后一直没告诉我，想着等我跑完这趟回来再说，怕我在路上分心。那几天她一个人在家，该做饭做饭，该洗衣洗衣，什么活儿都没落下。

邻居大姐抹着眼泪说：“你媳妇跟我说，等查过B超就把消息告诉你。她说你一直想要个孩子，她怕万一没查准，让你白高兴一场。”

我走进病房，秀梅醒着，看见我进来，她嘴角动了动，想挤出一个笑来，可眼泪先流了下来。

“望山，对不起。”她说，声音小得像蚊子哼。

“别说了。”我握住她的手，那只手冰凉冰凉的，我怎么焐都焐不热。

“我是想给你个惊喜的……”她说着说着就说不下去了，眼泪淌了一脸。

我坐在病床边上，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我想起她一个人摔在地上疼得满头大汗的样子，想起她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的时候，我不在她身边。那一刻我恨我自己恨得要死，可我什么也做不了，只能握着她的手，一遍一遍地说对不起。

秀梅出院以后，整个人像被抽走了魂。她不爱说话，也不爱出门，每天就是呆呆地坐在院子里，望着大门口，不知道在想什么。我把家里的活儿全包了，做饭洗衣收拾院子，可这些都填不满我们之间忽然多出来的那一片沉默。

有一天晚上我回到家，发现堂屋的灯没亮。我以为她早早睡了，轻手轻脚地走进卧室，却发现她不在床上。我慌慌张张地满院子找，最后在后院的井台上看见了她。她就坐在那里，也不做什么，就那么坐着，月光把她照得像一尊石像。

“秀梅，天这么冷……”我走过去，把外套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她没有回头，只是轻轻地说了一句：“望山，我想回我妈那儿住一阵子。”

我的动作停在了半空。过了好一会儿，我把手收回来，说：“好。”

第二天一早，我把她送到了她娘家的村口。她没让我进去，自己拎着包袱下了车，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着我。

“你照顾好自己。”她说。

“嗯。”

“别老吃泡面。”

“知道了。”

她点了点头，转身走了。我坐在车里看着她的背影，她瘦了很多，穿在身上的棉袄显得空荡荡的。风把她的头发吹乱了，她伸手拢了一下，步子没有停。

老尼姑的第二句话忽然在我脑子里响了起来——“家里的灯，比路上的灯暖，别等灯灭了才想起添油。”

我把头埋在方向盘上，终于明白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了，可明白得太晚了。我家里的那盏灯，已经灭了。

第四章 西行

秀梅走后，我一个人住在那间大院子里，白天出去跑车，晚上回来对着空荡荡的四壁发呆。我把堂屋的灯整夜整夜地开着，可那种亮是假的，冷冰冰的日光灯管，照得满屋子都是惨白惨白的光，一点暖和气儿都没有。

我的精神状态一天比一天差，开车的时候经常走神，有一回差点把车开到沟里去。货主也察觉出了不对劲，委婉地跟我说暂时先不用我跑了。我一下子连开车的活儿都没了，彻底成了一个闲人。

债是要还的，日子是要过的，可我看不见路了。

人到了这个份上，什么念头都往外冒。我甚至想过把老家的宅子卖了抵债，可那是爹娘留给我的最后一点家底，卖了我就什么都没了。

那段日子我经常在屋子里一坐就是一整天，看着墙上挂的日历翻了一页又一页，心里空落落的。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个坏了的钟，发条断了，指针停在了某一个时刻，再也走不动了。

就在我最难熬的时候，那个挂在后视镜上的木头平安扣忽然掉了下来。我捡起来放在手心里，掂了又掂，想起了那个大风的夜晚，想起了那个瘦小的老尼姑，想起了她对我说的那三句话。

前两句都应验了。她说眼里不能只盯着路，我没听，一头扎进了钱眼里，结果栽了个大跟头。她说别等灯灭了才添油，我没听，等到秀梅走了才追悔莫及。

那第三句呢？

“你要是以后遇上了过不去的坎，就往西走，遇水则安。”

往西走？遇水则安？

我琢磨了一宿，天快亮的时候做了一个决定。我把手头还剩的几百块钱揣在身上，又把平安扣挂在脖子上，锁了院门，去了长途汽车站。

我不知道自己要去哪儿，只知道一件事——往西走。

往西的第一站是洛阳。

我在洛阳下了车，漫无目的地走在街上。洛阳城依着洛水而建，我沿着河岸走了一下午，走到天黑也没碰见什么特别的事。我在河边找了一家最便宜的旅社住了一宿。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了洛阳，继续往西。这回我在路边拦了一辆去三门峡的货车，司机是个热心肠的大哥，听说我是出来找活干的，没收我钱就把我带上了。

车子经过当年老尼姑搭车的那段路时，我心里一阵恍惚。三年了，路还是那条路，两边的土塬还是光秃秃的，杨树又黄了一茬。可三年前坐在驾驶座上的人，和如今窝在副驾驶座上的人，心境已经天差地别。

到了三门峡，我又开始沿着黄河边瞎转。黄河水浑黄浑黄的，拍打着岸边的石头，溅起白沫。我在河岸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看着太阳从西边的山梁上沉下去，满天都是火烧云，红得像要把天烧穿了一样。

那一幕太壮阔了，我坐在那儿看得入了神，心里忽然涌上一股说不清的感觉——天地这么大，我这点儿事算什么呢？

可“遇水则安”这句话还是没有着落。洛阳的洛水、三门峡的黄河，我都见了，可我安了吗？没有。我的心还是悬在半空，没着没落的。

我在三门峡住了一晚，第三天继续往西。

这一回我走得远了些，搭了一辆往西安拉煤的车，到了西安城外一个叫渭南的地方。司机在渭南卸煤，我就下车自己走了。渭南有条渭河，河水不大，河滩上长满了芦苇，白花花的一片，风一吹像下雪。

我在渭河边的小饭馆里吃了一碗面，跟老板打听附近有没有挣钱的零活儿。老板摇了摇头，说这地方穷得很，自己的日子都过不下去，哪有活儿给外人干。

吃完饭我走出饭馆，坐在渭河堤坝上，看着河水发呆。天色阴沉沉的，河面上起了风，吹得我直缩脖子。我低着头，脑子里乱糟糟的，觉得自己像个傻子一样，什么“往西走遇水则安”，不过是个年老糊涂的尼姑随口胡诌的话，我居然当了真，还大老远跑到了这种地方来。

就在我胡思乱想的时候，堤坝下面忽然传来一阵吵嚷声。我伸着脖子往下看，只见河边的小码头上围了一群人，当中停着一辆拖拉机，拖拉机的车厢里堆满了装苹果的竹筐。一个老汉正蹲在地上，两手抱着头，旁边的人七嘴八舌地说着什么。

我这人天生爱凑热闹，便从堤坝上走了下去。挤进人群一打听才知道，老汉姓周，是附近周家寨的果农，今年苹果大丰收，可没有人来收。他自己雇了辆拖拉机想拉到西安去卖，结果半路上拖拉机坏了，司机撂挑子不干了，把他连人带苹果扔在了码头上。

“这苹果不能放啊，放两三天就坏了，我这一年的收成……”周老汉蹲在地上，声音里带着哭腔。

我站在人群里看了看那车苹果，品相不错，个头大，颜色红艳艳的。我又问了周老汉几个问题，心里慢慢有了一个主意。

“老哥，”我蹲到他面前，“你这苹果打算卖多少钱一斤？”

周老汉抬起头看了看我，眼神里带着警惕：“你要干啥？”

“我帮你卖。”

我把我的想法跟他一说，周老汉将信将疑地盯着我看了半天，最后叹了口气说：“反正也拉不回去了，你想试就试吧，卖不掉算我倒霉。”

第五章 遇水

我身上还有不到三百块钱。我拿出两百块给拖拉机司机，让他无论如何把车修好。司机拿了钱，倒也没推脱，撸起袖子就开始干活。

我让周老汉在码头看着苹果别让人顺手牵羊，自己跑到渭南镇上转了一圈。我找到镇上最大的一家供销社，跟经理软磨硬泡了半天，答应每斤苹果给他提两分钱的好处，他总算同意在供销社门口摆摊试卖一天。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了床，跟周老汉一起把苹果从码头拉到供销社门口。太阳出来以后，街上的人渐渐多了，我把最大最红的苹果挑出来摆在最上面，又让周老汉站在旁边，谁问就让人家免费尝一块。老周红着脸不好意思吆喝，我自己扯着嗓子喊了起来。

“渭南水地苹果嘞！又脆又甜！不好吃不要钱！”

我喊了一上午嗓子都哑了，但效果确实不错。先是几个老太太凑过来尝了一块，觉得甜，一人买了三五斤。接着又来了几个骑自行车的中年人，尝过之后也掏了钱。到了下午两三点钟，供销社门口居然排起了小队，你三斤我五斤的，一车苹果眼瞅着下去了一大半。

天黑收摊的时候，周老汉蹲在地上数钱，数了一遍又一遍，粗糙的手指头沾着唾沫翻着一张张毛票，数到最后手都抖了。

“陈兄弟，”他站起来一把攥住我的手，“你是我老周的恩人。”

原来这批苹果要是不卖出去，他不但还不上信用社的贷款，闺女的学费也交不上了。周老汉说着说着眼眶就红了，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头子，当着满大街的人面抹眼泪。

当天晚上他非要拉着我去他家吃饭。周家寨在渭南城西边的山脚下，说是村子，其实就是几十户人家窝在山沟沟里，不过靠着渭河的一条支流，水土好，家家户户都种果树。

到了周家，他媳妇给我包了饺子，猪肉白菜馅的。我坐在他家堂屋里，看着墙上糊的旧报纸和房梁上挂的玉米棒子，觉得心里踏实得很，比在那些高档饭店里吃山珍海味踏实多了。

吃饭的时候周老汉跟我唠起村子里的情况，原来周家寨家家种苹果，可路不好走，外面的车子进不来，收苹果的二道贩子又压低价格，果农辛苦一年也挣不着几个钱。今年更惨，二道贩子嫌路远干脆不来了，满山的苹果挂在树上没人要，眼睁睁看着烂掉。

我一听这话心里就动了。我自己就是开车的，太明白这事儿的症结在哪儿了——不是苹果不好，也不是没人要，是缺运输。

“老哥，这事我想想办法。”我说。

第二天一早，周老汉带着我在村子里转了一圈。我亲眼看见那些苹果园，果子压弯了枝条，树下落了一层又一层，有些已经开始烂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酸甜酸甜的发酵味儿。一个老太太坐在果园门口，面前摆着两筐苹果，一双浑浊的眼睛看着大路，从早上看到天黑，也没卖出去几斤。

我看得心里发堵。

当天晚上，我给以前跑车时认识的几个同行打了电话。我跟他们说周家寨有苹果要往外运，运费可以比市场价低一点，但量很大，跑一趟合算。那几个老伙计都是实在人，知道我的为人，答应派车过来看看。

三天之后，两辆卡车开进了周家寨。那一天整个村子都轰动了，男女老少全涌到了村口，有人放起了鞭炮，有人端出了茶水点心，热闹得像过年一样。我和周老汉张罗着装车，从早忙到晚，两车苹果装得满满当当。

苹果拉走之后，钱一笔一笔地汇了回来，比二道贩子给的价格高出了将近一半。周家寨的人看我的眼神全变了，路上见了面都要拉我到家里坐坐，不吃顿饭不让走。

我在周家寨一住就是半个月，帮他们联系了四趟车，拉走了好几万斤苹果。周老汉的弟弟在隔壁村种梨，听说这事后也跑来找我，接着又有种核桃的、种红枣的都找上门来。

我渐渐摸出了门道——我不需要有自己的车，我只需要把货源和车源对接起来，从中赚一点合理的信息费就行了。果农们信得过我，司机们信得过我，两边的生意就能转起来。

这段时间我天天泡在田间地头和水边码头上，渭河的水日夜流淌，我天天守着那片水，心慢慢地就安定下来了。

一天傍晚，我坐在渭河堤坝上，看着河水在夕阳下闪着金光，忽然想起了老尼姑的第三句话：“往西走，遇水则安。”

我到了渭南，遇见了渭河这条水。可我心里知道，真正让我安下来的，不是渭河的水，是这些敦厚实诚的庄稼人，是我终于找到了自己能踏踏实实干下去的事。

只是我心里还有一根刺没有拔出来。

秀梅还在娘家，我已经两个月没见到她了。

第六章 归途

二零零零年的春天，我把渭南这边的生意暂时托付给了周老汉，自己坐上了回家的长途汽车。

我攒了一笔钱，先把赵老板那边剩下的债还清了。还钱那天赵老板很意外，拍着我的肩膀说：“你小子行，我以为这笔钱打水漂了。”我说：“欠债还钱天经地义，再苦也得还。”

从赵老板那儿出来，我浑身轻松了一截，但心里还是沉甸甸的。我打了辆车直奔秀梅娘家。

她娘家村口有条小河，叫柳河，不宽，水也浅，夏天的时候河两岸长满了柳树，枝条垂到水面上，是村里人洗衣裳洗菜的地方。我和秀梅搞对象那会儿，没少在这条河边溜达。

我到的时候是中午，太阳正好。远远地我就看见河边蹲着一个人，背影瘦瘦的，穿一件碎花布衫，正低着头捶衣裳。那个动作我太熟悉了，看了好几年，梦里都忘不掉。

是秀梅。

我站在河岸上看了她好一阵子，脚下像灌了铅一样迈不动。我不知道见了面该说什么，我这人嘴笨，不会说好听的，当初追她的时候憋了三个月才憋出了一句“你跟我吧”。

最后还是秀梅先发现了我。她抬起头，愣了一下，手里的棒槌掉在了石板上，发出沉闷的一声响。

“你……你怎么来了？”她站起来，在围裙上擦着手，脸上的表情说不上是惊还是喜。

我一步一步走到她面前，看着她瘦削的脸颊和眼底的青黑，心里翻江倒海的。我憋了半天，把那枚木头平安扣从领口里掏了出来。

“秀梅，我往西走了很远，遇了好几条河，见了不少水。”我的声音有些发抖，“可我今天才想明白，那老师太说的‘遇水则安’，不是让我去找一条河。”

秀梅怔怔地看着我。

“是让我别把家丢了。”我说，“你名字里带个‘秀’字，‘秀’不就是禾苗生在水边吗？你才是我命里该遇的那片水。”

这话说完我自己脸都红了，太酸了，酸得倒牙。可秀梅的眼圈却一下子红了，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了石板上。

“你这人……”她一面哭一面拿拳头捶我的胸口，“你怎么现在才学会说话……”

我把她揽进了怀里，她挣扎了两下没挣开，就趴在我肩膀上哭了起来，哭得浑身都在抖。河边的柳树刚冒了新芽，嫩绿嫩绿的，随风摇来摇去，像是在跟我们打招呼。

第七章 安处

秀梅跟我回了家。

不是当天回的，她娘家妈拦在门口骂了我大半宿，说我狼心狗肺把她闺女害成那样还敢来。我老老实实地站在院里听她骂，一句嘴都没回。骂到最后老太太骂累了，坐在门槛上喘气。秀梅她爹蹲在廊檐下抽旱烟，从头到尾没说一句话。抽完一袋烟，他把烟灰往鞋底上一磕，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

“以后好好的。”他说。

就这四个字，说得比什么都重。

我跟秀梅把那辆破面包车重新收拾了一遍，后排座位拆了搭了一张小床，铺上被褥。她坐在副驾驶上，我开着车，开始了两头跑的日子。周家寨那边的货源我稳住了，又陆续在周边几个县拓展了不少渠道，梨、枣、核桃，应季的农副产品我都能对接上。跑运输的司机队伍也大了起来，好些都是当年跟我一起吃过苦的老伙计，信得过我人品，愿意跟着我干。

到了二零零一年秋天，我把当初被扣的那辆货车赎了回来。这辆车在外面漂泊了将近三年，车身上的漆都掉了不少，可发动机一打就着，声音还是那股熟悉的老牛喘气声。我坐在驾驶座上，摸着方向盘，感慨万千。秀梅站在车旁边看着我笑，说：“别摸了，快下来帮我搬东西。”

我们的日子一天天好了起来。说不上大富大贵，但踏踏实实，心里有底。秀梅身体慢慢养好了，脸上也有了红润。我们不再像以前那样，我光顾着在外面跑、她整夜整夜地在家等我。现在她跟着我一起跑，我开车她跟货，到了地方一起找饭吃，有时候找个小店吃碗烩面，有时候就坐在车后头啃干粮喝白开水。日子苦是苦点，但我们比新婚的时候还亲。

二零零三年开春，秀梅给我生了一个闺女。闺女长得像她妈，白净，眼睛又大又亮，哭起来嗓门大得能把房顶掀了。我把她抱在怀里的时候，手抖得厉害，生怕抱不好把这个小小的肉团摔了。

秀梅靠在床头，额头上还带着汗，笑盈盈地看着我们爷俩。

“望山，”她说，“给孩子取个名。”

我想了想，说：“叫陈安然吧。”

安然。安安然然的。那老尼姑说“遇水则安”，我希望我闺女这辈子，平平安安的，踏踏实实的，别再像她爹一样走那么多弯路。

闺女满月那天，我做了一件事。我开着车，带上秀梅和孩子，一路向西走。秀梅问我干嘛去，我说去找一个人。

我凭着记忆找到了当年老尼姑下车的地方，又一路打听着寻到了一个小寺院。说是寺院，其实就是几间土坯房，围了一圈矮墙，门口长满了荒草。我下了车推开虚掩的院门，只看见一个上了年纪的香灯师太在扫地。

我向她打听当年搭我车的那位老尼姑，描述了长相身量。香灯师太停下扫帚想了想，说：“你说的怕是明真师太。”

“对，她法号叫明真吗？她现在在哪儿？”

香灯师太放下扫帚，双手合十念了声佛号，才说：“明真师太两年前就圆寂了。”

我心里咯噔一声，愣在了原地。

香灯师太转身进了殿里，过了一会儿拿出一个泛黄的信封递给我，说这是明真师太生前留下的，说如果有一个姓陈的施主寻来，就把这个交给他。

我拆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纸，上面用毛笔写着两行字：

“望山施主，心灯不灭，处处是岸。贫尼当年所言三句，你能悟到几分，便是几分。不必谢我，你渡的是你自己。”

我捧着那张纸，在院子里站了很久。秀梅抱着孩子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把信给她看了，她看完以后也沉默了好一阵子。

“我们把这张纸供起来吧。”她说。

我点了点头。

那天从寺里出来，太阳已经西斜了。我回头看了一眼那几间破旧的土坯房，忽然觉得那老尼姑从来不是什么活神仙，她只是一个普通的出家人，用她的慈悲和智慧，在关键的时候给了我三句点拨，让我自己去走、去撞、去悟。

她没有替我挡灾，也没有替我还债，更没有替我挽回秀梅。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一步步走过来的，只不过我迷路的时候，她在我心里种下了一颗种子，那颗种子在最关键的时刻发了芽。

车轮继续往前开。秀梅抱着熟睡的闺女坐在我旁边，她腾出一只手来，轻轻地覆在了我握着方向盘的手背上。我没有说话，只是反手握住了她的手，两只手交叠在档杆上，车窗外是金灿灿的秋阳和一眼望不到头的平原。

后视镜上，那枚木头平安扣一晃一晃的，在夕阳里泛着温润的光。

开了快三十年车了，一路上见过太多的人和事，也错过，也疼过，也绝望过。但终究还是走到了今天。

那老尼姑说得对，人走得太急了容易看不着路，好在人生这条路长得很，走错了还有机会回头。只要心里的那盏灯没灭，不管走多远，都能找到回家的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