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日本人一边喊“反战”一边接受右翼史观？要从东京审判说起

李姐那个在日本留过学的侄子回国探亲，家里长辈问他：“日本人到底反不反战？”他想了很久，说了一句让所有人愣住的话：“他们反的是‘战争带来的痛苦’，不是‘发动战争这件事’。”

这句话，恰好点中了问题的核心。

2026年5月3日，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历时两年半的世纪审判，曾以国际法的形式将东条英机等7名甲级战犯送上绞刑架，将日本军国主义的侵略罪行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然而八十年后的今天，日本正加速推进修宪议程，取消武器出口限制，高市早苗政府公然将台湾问题与所谓“存亡危机事态”相联系。本该是正义清算的东京审判，为何没能阻止这一切？为何日本民众普遍持有的“反战”意识，能够与右翼史观轻易共存？

上海交通大学人文学院副研究员石田隆至给出了一个深刻的答案：因为日本的“和平主义”并非源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

东京审判有着不可磨灭的历史功绩。它与纽伦堡审判一道，首次依法追究了发动侵略战争的决策者个人的责任，确立了“侵略有罪”的国际法原则，并促成了《防止及惩治灭绝种族罪公约》的订立和国际刑事法院的设立。法庭用4336件证据、419名证人的证言，将南京大屠杀等暴行牢牢钉在历史定论之中。

然而，这场审判的“不彻底”，从一开始就为后来的历史修正主义埋下了祸根。

最大的缺憾，是天皇被免于追究。美国出于冷战政治考量，在开庭前就决定不予起诉昭和天皇。曾在内阁会议上决定强征中国人服劳役的岸信介，虽被指定为甲级战犯并逮捕，却未被起诉，获释后不到十年便出任首相，成为安倍晋三的外公。日军731部队的石井四郎等人，更以人体实验资料为交换，得到了美国的庇护。

日本学者石田隆至一针见血地指出：东京审判虽在一定程度上裁决了日本的侵略战争，但并没有成为促使其与军国主义全面决裂的决定性契机。数百万参与过战争犯罪的军人，大都没有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属于违反国际法的罪行，便度过了战后岁月。

更关键的问题在于：东京审判让日本社会产生了一种错觉——战争责任已经被“处理完毕”了。

日本通过“旧金山和约”接受东京审判判决后重返国际社会，国民误以为问题已经得到了清算。石田隆至将这种心态称为“祓除”——一种违背本意接受的侵略责任，仿佛走过一个“净化仪式”，罪过就被洗掉了。

正因如此，日本的“反战”意识并非源于对侵略战争的反省，而是一种抽象的“厌战”情绪。日本民众反的是战争带来的苦难——东京大轰炸、广岛长崎核爆、阵亡士兵的家属，这些“受害者叙事”才是日本反战意识的核心。至于南京、慰安妇、731部队——那些日本加害的实情，大部分国民在战后基本不了解。

石田隆至发现了一个令人警醒的现象：由于东京审判未能充分追究战争责任，对于日本社会而言，反而成为一种“成功经验”——只要表现出最低限度的反省姿态，就能重新融入国际社会。这种“成功经验”让日本社会长期缺乏内在的忏悔动力，也为右翼主张“东京审判是胜利者的审判”提供了土壤。

当“反战”与“不反省”在同一社会中并行不悖，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一些日本人一边喊着“和平”，一边对侵略历史选择性失明。

石田隆至还揭示了另一个深刻的悖论：在战争反省问题上，中美两国分别代表两种不同的路径。东京审判由美国主导，在冷战格局下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清算“半途而废”；而新中国则通过审判和改造，让千余名日本战犯真正认罪悔罪。

“中国归还者联络会”的成员，在苏联战场被俘的日本战犯并未认罪，而在新中国接受审判和改造的战犯，却流着泪承认了自己犯下的罪行。石田认为，这是因为新中国在审判前让战犯经历了长时间的学习和反省，使他们真正理解了侵略战争的反人类本质。

这些被新中国改造的战犯回国后，遭到了日本社会的排斥甚至辱骂。他们被贴上“被洗脑”的标签，家人遭受就业歧视，社会视他们为“异类”。石田写道：“普通的日本民众带着偏见歧视心态，对归国战犯投以‘异类’的眼光。” 一个连认罪者都无法容纳的社会，又如何真正完成历史清算？

石田隆至并不悲观。他指出，在日本社会中，总有愿意正视侵略历史的人逆流前行。历史学者松野诚也二十年如一日自费研究731部队史料；新一代的年轻人继承“中归联”的事业，继续推动还原史实的反战活动。

在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的今天，历史的“未竟之业”依然摆在眼前。石田隆至说：“我愿意为那些探求真相者继续点亮前行之灯，这也是历史学者的使命所在。” 认清这一使命的，不仅仅是日本的学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