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我在迪拜跑了八年出租车，从一无所有到买了辆车、租了套房，还娶了两个伊朗姑娘——她们是表姐妹，一个温柔贤惠，一个泼辣能干。国内的朋友听说我一下娶了两个老婆，第一反应都是瞪大眼珠子：“你丫是不是在那边当土豪了？”其实哪有什么土豪，我不过是沙漠里最苦的那个骆驼。更没人知道，半个月前我回国给老爹送终，哭干了眼泪赶回迪拜，推开出租屋的门那一瞬间，我整个人像被雷劈了一样愣在原地，然后像个孩子一样蹲下来嚎啕大哭。不是因为悲伤，是因为那间破屋里，藏着我这辈子见过最滚烫的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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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1
我叫刘大伟，河南驻马店人，八年前揣着两万块钱借债，跟着老乡跑到了迪拜。
那会儿我啥也不会，就会开车。在国内开了五年大货，扣了三十多分，实在混不下去了。老乡说迪拜缺出租车司机，一个月能挣一万多迪拉姆，合人民币两万多。我心一横，把家里三亩地交给老爹，头也没回就上了飞机。
到了迪拜才知道，那日子不是人过的。四五十度的高温，车里跟蒸笼一样，屁股坐得起了痱子。我租不起像样的房子，跟七个印度人挤在一间铁皮屋里，晚上躺下来连翻身都得喊口令。一年下来，我攒了十万块钱，还清了债，手上还剩两万。
第二年我换了家出租车公司，自己拿了驾照，开始正经跑出租。迪拜这个地方，有钱人是真有钱，穷人是真穷。我拉过坐劳斯莱斯的王子，也拉过在迪拜打工差点被饿死的巴基斯坦劳工。有一天下午，我在德拉老城区转悠，一个裹着头巾的伊朗姑娘招手拦车，手里拎着两大袋杂货，身边还站着个年纪小一点的女孩，怯生生地看着我。
那是我第一次见到玛利亚姆和她的表妹莱拉。
玛利亚姆是姐姐，二十六岁，伊朗设拉子人，五年前跟着丈夫来迪拜打工，后来丈夫跑了，她一个人留在迪拜做保洁。莱拉是她表妹，二十二岁，刚从伊朗来不久，签证快到期了，到处找不到工作。两个人挤在一间十平米的隔断房里，日子过得紧巴巴的。
我给她们搬货上楼，进到那间屋子的瞬间，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揪了一下——屋子虽然小，但收拾得干干净净，墙上挂着一块手工编织的波斯毯，桌上摆着一瓶塑料花，窗台上还养了一盆绿萝。在迪拜这个遍地黄金却又凉薄无比的城市里，我头一回闻到了家的味道。
之后我又拉过玛利亚姆几次，有时候是她下班晚了没车，有时候是她去给表妹送吃的。一来二去就熟了。玛利亚姆不怎么爱笑，但说话特别温柔，每次下车都会用波斯语说一句“谢谢”，然后低头匆匆离开。莱拉就活泼多了，有一次直接问我：“中国大哥，你有没有老婆？”
我脸一红，说没有。
莱拉眼睛一亮：“那你觉得我姐姐怎么样？”
我心跳加速，嘴上却说别瞎说，开着我那辆破丰田就跑了。但那天晚上，我在铁皮屋里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玛利亚姆低头微笑的样子。
后来我找了个机会，请她们俩去吃一顿阿富汗烤肉。吃到一半，我鼓起勇气说：“玛利亚姆，我想娶你。”
玛利亚姆手里的烤串掉在了盘子里，莱拉尖叫了一声，引来旁边好几桌人的目光。玛利亚姆低下头，沉默了很久，最后说了一句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话：“你确定？我可是离过婚的，在伊朗，离过婚的女人不值钱。”
我一把抓住她的手，说：“在我这儿，你值全部。”
三个月后，我们在迪拜的一个小清真寺里办了简单的伊斯兰婚礼。按照规矩，我入了教，起了经名“达伍德”。我没有给什么昂贵的聘礼，只买了一对金耳环，玛利亚姆却像拿到了全世界最珍贵的东西，眼泪啪嗒啪嗒往下掉。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玛利亚姆会做饭，会织毛衣，会把我们家那间三十平米的出租屋收拾得一尘不染。我跑完夜班回家，锅里永远热着一碗扁豆汤，旁边放着刚烤好的馕。我觉得我是全世界最幸福的男人。
但莱拉还在。她签证到期后没走成，黑在了迪拜，打些零工，有时候就住我们隔壁的储藏间。玛利亚姆心疼表妹，有一天晚上跟我商量：“达伍德，莱拉的情况你也看到了，她一个女孩子在迪拜，没身份没工作，迟早出事。”
我嗯了一声，没多想。
玛利亚姆又说：“要不……你也娶了她吧。”
我差点咬到舌头。
“你说什么？”
“莱拉是我表妹，从小跟我一起长大，她什么性格我最清楚。你要是娶了她，她就有身份了，我们姐妹俩还能一起照顾你。伊斯兰教允许娶四个，你娶两个不犯法。”
我脑袋嗡嗡响，第一反应是这怎么可能。但玛利亚姆不是开玩笑，她认真跟我谈了一个星期，把利弊说得清清楚楚：莱拉年轻，懂英文会电脑，可以帮我在网上接单；她还能照顾玛利亚姆的孩子——对，玛利亚姆跟前夫有一个儿子，寄养在伊朗老家，她想把孩子接过来，需要帮手。
我犹豫了半个月，最后去问了莱拉。莱拉那天穿着一件蓝色的长裙，红着脸跟我说：“中国大哥，我知道我比不上姐姐，但我会努力对你好。”
我没忍住，点了头。
就这样，我在迪拜跑出租车，娶了俩伊朗表姐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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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2
很多人听到这儿，脑子里已经开始演八点档狗血剧了。但说实话，我家的日子没那么多戏剧冲突。玛利亚姆是老大，稳重，话不多，但家里的大事都得她拍板。莱拉是老二，活泼，嘴甜，但有时候做事毛手毛脚。两个人从小就一起长大，早就习惯了彼此。
最大的挑战不是争风吃醋，而是——钱。
我在迪拜跑出租，一个月好的时候挣一万二迪拉姆，差的时候八九千。房租三千五，车贷两千，剩下三四千养活三个人。玛利亚姆精打细算，每一笔开销都记在账本上，连买根黄瓜都写上。莱拉偶尔抱怨好久没吃海鲜了，玛利亚姆就瞪她一眼：“你又不去赚钱，有口吃的就不错了。”
不过抱怨归抱怨，两个人从来没跟我红过脸。尤其是莱拉，自从嫁给我之后，像换了个人似的，白天去参加英语培训，晚上回来帮我整理打车平台上的订单，还自学了阿语。我们的日子虽然紧巴，但一天比一天有盼头。
在迪拜，多妻制虽然合法，但现实中很少有中国人这么干。我那些跑出租的老乡知道后，看我的眼神都变了。有人羡慕，但更多的人等着看笑话。“你等着吧，两个女人迟早把你的家拆了。”“大伟，你那点工资够养两个？别到时候被榨干了。”
我嘴上说不会，心里其实也没底。
为了让两个人都公平，我给自己定了死规矩：一人一间房，买衣服一人一件，连手机充电器都买两个一模一样的。时间上，一三五去玛利亚姆那儿，二四六去莱拉那儿，星期天自己睡沙发。她们俩倒也自觉，从来不争不抢。
玛利亚姆后来把儿子从伊朗接了过来，七岁，叫侯赛因，是个虎头虎脑的小男孩。一开始对我有戒心，后来我天天带他去坐我的出租车，他就开始管我叫爸爸了。
莱拉很喜欢侯赛因，经常给他买零食，陪他写作业。有一次侯赛因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莱拉心疼得眼泪汪汪的，比玛利亚姆还紧张。我看着这一幕，心里暖烘烘的，觉得老天爷对我真不薄。
但老天爷从来不把所有的好事都给你。我在迪拜混得越来越好，家里却传来了越来越坏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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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3
老爹一个人在河南农村，种着三亩地，养了一群鸡。我妈走得早，我出来八年，只回过两次家。第一次回去是第五年，那时候刚娶了玛利亚姆，带了些迪拜特产，老爹嘴巴上说不稀罕，转身就跟邻居炫耀去了。第二次回去是去年，带着玛利亚姆和莱拉的合影，老爹看了半天，把照片翻过来翻过去，最后说了一句：“俩？你养得起吗？”
我嘿嘿笑，说养得起。
老爹没再说什么，去菜园里摘了一篮子西红柿让我带上。临走的时候，他站在村口，弓着背，像一棵被风吹歪的老树。我上车后从后视镜里看他，他一直没有转身。
那是我见老爹的最后一面。
今年开春，弟弟给我打电话，说爹查出了肝癌，晚期，医生说最多三个月。我当时正在迪拜的一个加油站排队加油，电话那头弟弟的声音断断续续，我油门都没踩稳，差点撞上前面的车。
我连夜跟公司请了假，找老乡借了五千迪拉姆，订了第二天最早的机票。玛利亚姆和莱拉帮我收拾行李，玛利亚姆往我箱子里塞了一包藏红花和两盒椰枣，说带回去给老爹补身子。莱拉塞了一张纸条，上面用歪歪扭扭的中文写着：“刘爸爸，您一定要好起来，我们还没见过您呢。”
我在飞机上哭了一路。
到家的时候，老爹已经瘦得脱了相，躺在堂屋的竹椅上，身上盖着一张旧毯子。我喊了一声“爹”，他费了好大劲才睁开眼睛，看了我半天，好像在认这是谁。然后他笑了，露出一嘴黄牙：“大伟回来了？饿不饿？你弟妹去给你扯面了。”
我跪在竹椅前，哭得像条狗。
接下来的半个月，我寸步不离地守着老爹。喂他吃药，给他擦身子，推着轮椅带他在村里转悠。老爹精神好的时候，会跟我讲以前的破事：讲他年轻时扒火车去新疆摘棉花，讲他盖这间房子的那一年被砖头砸断了手指，讲我小时候怎么调皮把人家麦垛点着了。
村里人都说大伟这次回来孝顺了，天天伺候老爹。我心里苦得像吃了黄连——我这是还债呢，还不清的债。
第十二天凌晨，老爹走了。
走得很安静，像一盏油灯慢慢灭了。我当时正趴在他床边打盹，迷迷糊糊感觉他的手冷了，一摸鼻息，已经没了。我大喊了一声“爹”，然后整个世界都安静了。
接下来是办丧事。披麻戴孝，守灵烧纸，招待来吊唁的亲戚邻居。那些天我像一个机器人，被流程推着走。弟弟哭得撕心裂肺，我反倒哭不出来了。有人来磕头，我就跪下回礼，机械地重复着“谢谢，谢谢”。
头七刚过，弟弟跟我说，大哥，你回迪拜吧，家里有我。我知道弟弟说得对，我再不回去工作，迪拜那边连房租都交不起了。但我舍不得走，总觉得走了，老爹就真的没了。
又拖了三天，我实在拖不下去了，订了机票。
临走那天，我去老爹坟前磕了三个头。坟前的新土还没干，烧过的纸灰被风吹得到处都是。我说：“爹，儿子不孝，不能给您守三年。我回迪拜好好赚钱，明年带俩儿媳妇回来看您。”
说完我站起来，没回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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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4
飞机落地迪拜是凌晨两点。我拖着行李出了机场，叫了一辆出租车回我住的那个老城区。
一路上我看着窗外迪拜的夜景，高楼大厦灯火辉煌，和我出租屋的那片破旧街区像是两个世界。司机是个巴基斯坦老头，一路上絮絮叨叨问我从哪里来，我说中国，他又问我家里好不好，我说不太好，父亲刚去世。老头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因纳利拉希·瓦因纳伊莱希·拉吉乌恩”（我们属于真主，我们将归于他），然后把车里的音乐关了。
车停在我那条巷子口。我付了钱，拖着行李箱往里面走。巷子很窄，两边都是老旧的公寓楼，空气里弥漫着咖喱和孜然的味道。凌晨两点多，还有几个印度男人蹲在楼下抽烟，看见我点了点头。
我住在四楼，没电梯。我拎着行李箱一步一步往上爬，心里说不出的疲惫。半个月没回来，不知道家里变成什么样了。玛利亚姆和莱拉两个人在家，会不会因为我不在闹了别扭？侯赛因有没有好好写作业？莱拉有没有又乱花钱点外卖？
更重要的是，我这半个月没跑车，下个月的房租还没着落。
我叹了口气，从兜里掏出钥匙。
站在门口的时候，我愣了一下——门缝里透出光，这么晚了，灯还亮着。我以为是她们忘了关灯，没多想，把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一下。
门开了。
我拖着箱子迈进屋，玄关的灯亮着，客厅的灯也亮着。我正要喊“我回来了”，突然看到了客厅里的情景。
我整个人像被人施了定身术，手里的行李箱把手“咣当”一声掉在了地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