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庸常岁月里的精神原乡——程小莹长篇小说《原本》多维解读

在当代上海文学叙事中，工业题材与青春成长始终是极具地域特色的创作脉络。程小莹新创作的长篇小说《原本》（刊于《收获·长篇小说2026年春卷》），以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上海杨树浦纺织大厂为叙事空间，以青工“我”的成长轨迹为核心线索，用细腻、平实而不失温情的笔触，复刻了那个年代的工业记忆、青春悸动与文学觉醒。

确实，程小莹用曾经的工厂生活体验，写活了既是描述工业厂区又是表达青春成长的故事。在具体创作中，作者采用精准编年的记录方式，摒弃了宏大叙事的刻意雕琢，聚焦于庸常生活里的细碎瞬间，既展现了大型工业厂区的社会生态，又描写了厂区内从工人到干部形形色色的众人群像，更塑造了立体复杂的“我”这一形象。同时在文本互文、地域书写、创作传承与风格突围中，构建起《原本》特有的创作风格和文学意蕴。

不难发现，《原本》有着自传回忆的成分。小说完稿后，作者就这么说道：“人生里会有许多时间和地点，是随机而遇的， 普通人的一生，平凡庸常，少有大喜大悲， 难得可歌可泣，许多事情过去了，绝大多数人会记不起来。我记住的是，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庸常之辈发生的许多庸常关系，和一些意义难以确定的故事；让他们重新活过来。”让曾经的故事重新活过来，是《原本》鲜明的印记。

时代刻度下的编年叙事和厂区小社会

《原本》大量采用年月日精准编年的记录方式，将上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各类全国性社会事件、政策变动、时代热点逐一嵌入文本，以客观史实锚定工厂日常与个人成长，让个体故事牢牢扎根于宏大的时代进程。编年式的历史纪实书写，不再将时代当作模糊的背景板，而是以具体、可考证的年度事件，清晰标注社会转型的每一步变化，使工厂青年的命运、纺织厂的生存环境与时代浪潮同频共振，赋予小说厚重的历史质感。

小说以时间为轴线，逐年记录社会关键转折：恢复高考、思想解放浪潮、城乡政策调整、文艺复苏、社会风气转变等真实事件，都以明确时间节点穿插在车间劳作、读书生活、日常起居之间。宏大的时代新闻与车间的纺机轰鸣、青工的琐碎日常并置，一边是国家层面的革新与变局，一边是杨树浦纺织厂七千工人的庸常岁月，催生了青年对现状的反思，加速了自我意识的觉醒。

这种编年记载，强化了成长叙事的现实逻辑。主人公“我”的觉醒与突围，并非孤立的个人选择，而是被时代变革所推动。正因为社会逐渐开放，个体才有挣脱青工既定命运的可能，人物的迷茫、挣扎与进取，都有了清晰的时代动因，人物成长不再悬浮，更具真实说服力。

文本以具体时间记录时代变迁，深化了小说的都市乡愁内涵。一个个标注年月日的历史事件，是一代人共同的记忆。精准的时间刻度唤醒时代共情，让工厂生活不止是个人经验，更是一代人的共同记忆。编年式记录如同岁月档案，定格行将消逝的工业时代日常，让都市乡愁不只于地域，更沉淀为对转型时代的回望与留念。

历史编年与私人叙事相融，平衡了小我与大我。《原本》没有宏大的时代叙事，却以细碎的时间史实，让普通青工的成长具备了历史广度。个体的微小命运，被镶嵌在时代变革的缝隙之中，时代塑造个体选择，个体命运又折射时代阵痛。这种写法让小说跳出单纯的青春回忆，见证时代转型中普通人的生存与精神，也让《原本》超越私人化书写，成为记录上海工业转型、上世纪80年代青年精神蜕变的时代文本。

《原本》最具质感的文学贡献，在于其本真、全景、细腻地展现了拥有七千余名职工的大型纺织厂，将这个封闭又鲜活的工业空间，塑造成一个浓缩时代风貌、囊括人间百态的微型社会。在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初期，这座纺织厂不仅是生产劳动的场所，更是工人们安身立命、人际交往、情感寄托、精神栖息的完整生活场域，每一个角落、每一类人群、每一种日常，都勾勒出工业时代独有的社会肌理。

这座大型纺织厂有着清晰的空间分层与人群划分，既有轰鸣作响的生产车间、错综复杂的管道线路、运转不停的纺织机器，也有职工食堂、浴室、医务室、广播台、宣传栏、舞蹈队、业余学习班等生活与文化空间，不同空间承载着工人们不同的生活需求，构成了完整的社会运转体系。

七千余名职工来自城市各个角落，年龄、性格、身份、境遇各不相同。“我”、宫学雷、刘向珍、谢友林、龙绍胜、小勤妹、袁琦、金小音、荷子、芳草等共同构成了庞杂而鲜活的人群图谱。程小莹没有伪饰（刻意美化或丑化）这个工业空间，而是以平视的视角，还原了工厂生活的真实样貌。这个工业小社会是五彩斑斓的，它既有工业生产的冰冷与规整，也有市井生活的烟火与温情；既有集体主义的秩序与统一，也有个体生命的鲜活与多元。它是时代的缩影，浓缩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工业社会的整体风貌，记录了工人阶级的生存状态与精神面貌。程小莹通过对工厂日常的细致描摹，让这个曾经承载着无数人青春与生计的空间，突破了时间的限制，成为一代人永恒的集体记忆，也让读者真切感受到大型工业厂区独有的社会生态与人文温度。

时代青年的典型写照以及与经典文学的精神对接

《原本》塑造了主人公“我”，这是个鲜活而复杂的青工形象，也是小说的灵魂。作品以第一人称“我”展开叙事，这个青工形象并非扁平化的符号，而是充满矛盾性、复杂性与成长性的立体式“圆形”人物。“我”既是游离于集体之外、看似不务正业的“后进”青工，又是坚守文学理想、努力改变命运的上进青年，这种双面性的杂糅，精准刻画了特殊时代背景下，普通青年在迷茫与坚守、沉沦与觉醒中挣扎成长的真实状态。

“我”始终与主流的工厂秩序、集体规则保持着距离。这种“后进”，并非本质上的懒惰与堕落，而是青年自我意识的觉醒。在物质匮乏、精神单一的时代，“我”的叛逆与疏离，是青年面对现实困境的本能反应，也是对自身生存状态的清醒认知。与此同时，“我”又是始终坚守理想、积极寻求突破的上进青年。在工厂的枯燥生活中，文学成为“我”的精神寄托与救赎。在文学的滋养下，“我”逐渐明确了人生方向，打破了工厂生活的禁锢，最终实现命运的蜕变，完成了自我价值的实现。

“我”的双面性，是时代青年的典型写照。在特殊的社会环境中，年轻一代既面临着现实的束缚与生存的压力，又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与自我突破的渴望；既有着对现实的迷茫、叛逆与疏离，又有着对未来的坚守、执着与上进。程小莹通过对“我”这一形象的塑造，深入挖掘了人物内心的矛盾与挣扎，还原了普通人在时代浪潮中寻找自我、突破困境、实现成长的艰难历程，让这个形象充满了人性的温度与真实的力量，也让青春成长的主题更具感染力。

在《原本》的叙事中，程小莹大量摘录叶圣陶《倪焕之》、孙犁《铁木前传》两部经典作品的内容，同时又用不少篇幅写出对罗曼·罗兰小说《约翰·克利斯朵夫》的理解。这种有意识的文本互文，并非简单的引用与堆砌，而是承载着深刻的创作意蕴，搭建起当代叙事与经典文学的精神桥梁，既彰显了文学对青年成长的滋养作用，又传递出作者对理想、青春、人性与时代的深层思考。

《倪焕之》以青年教师倪焕之的人生轨迹为线索，刻画了知识分子在时代变革中对教育理想、社会理想的追求与幻灭，展现了青年对光明未来的憧憬、对人生价值的探寻，以及理想与现实碰撞后的挣扎与坚守。《原本》中对《倪焕之》章节的摘录，契合了主人公“我”对理想的执着、对精神世界的追求。两部作品中的青年，虽身处不同时代、不同境遇，却有着相同的精神内核：对理想的赤诚、对自我的坚守、对现实的反思，这种精神上的共鸣，让“我”的文学追求与成长蜕变更具厚重感，也凸显了经典文学中的理想主义精神对后世青年的永恒滋养。

《铁木前传》以质朴的笔触书写人情冷暖、青春悸动与人性美好，充满了温情、诗意与对平凡生活的热爱，文字间流淌着对人性本真、真挚情感的赞美，以及对岁月流逝、青春不再的淡淡感伤。《原本》摘录《铁木前传》的内容，与作品整体的叙事风格、情感基调高度契合。程小莹在《原本》中，始终以温情、细腻的笔触书写工厂的日常、工友间的真挚情感、青春的懵懂悸动，不刻意渲染苦难，不刻意制造戏剧冲突，于细碎的生活瞬间中挖掘人性的美好与生活的诗意，这与孙犁的创作理念一脉相承。同时，两部作品都饱含着对过往岁月的怀念、对青春时光的眷恋，对普通人平凡人生的尊重与共情，经典文本的引用，让《原本》的温情叙事更有底蕴，也让作品对人性、对生活的表达更具感染力。

《原本》中“我”对《约翰·克利斯朵夫》理解也很精彩独到，这给“我”的成长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我”在读之过程中，感受到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少年之烦恼，青春之冲动，并产生内心的共鸣与共振。

从创作层面来看，这种文本互文更是作者的文学自觉与精神传承。程小莹通过与经典文学的对话，表达了对前辈作家的致敬，传承了中国现当代文学中关注青年成长、书写人性美好、反思时代现实的创作传统；同时，借助经典作品的精神内核，深化了《原本》的主题内涵，让个人化的青春叙事、工厂叙事，融入了更广阔的文学脉络与时代思考，实现了个体经验与经典文学的精神对接，让作品兼具个人记忆与文学深度。

不同维度的创作丰富了上海工业文学的书写

《原本》给读者最直接的感受，是字里行间扑面而来的生活气息。程小莹沉入上海杨树浦的地域记忆，精准捕捉时代生活的细碎细节，用文字复刻了特定年代的都市日常，让都市乡愁不再是抽象的情感，而是具象可感的生活片段，成为镌刻在城市肌理与个人记忆深处的永恒印记。

作品以沪语底色、市井语感传达生活气息，通过对日常细节的极致还原，每一个场景、每一件物品、每一种生活习惯，都带着鲜明的时代烙印与上海地域特色。看似琐碎的细节，共同构成了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上海的都市生活图景，真实、质朴、充满烟火气。

而在这些鲜活的生活细节背后，是作者浓得化不开的都市乡愁。这种都市乡愁，首先是对消逝的工业空间的怀念。曾经热闹非凡、承载着七千余人生活与希望的纺织大厂，随着时代的发展、城市的转型，早已不复存在，曾经的厂房、机器、工友，都成为过往，程小莹用文字重建了这个空间，是对逝去的工业时代的缅怀，也是对工人阶层集体记忆的留存。其次，是对远去的青春时光的眷恋。纺织厂的十年，是“我”最美好的青春年华，有劳动的艰辛、迷茫的挣扎，也有文学的启蒙、情感的萌动、友情的温暖，这段青春时光与工厂生活紧密绑定，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文字里的每一处描摹，都是对青春岁月的深情回望。

更重要的是，这种都市乡愁是对特定时代质朴人情与精神状态的怀念。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人与人之间的情感真挚而纯粹，作者通过书写过往，表达了对这种美好情感的怀念，对简单、质朴、温暖的生活方式的肯定。这种都市乡愁，不仅仅是个人的情感抒发，更是一代人的集体情感共鸣，是对城市发展、时代变迁的深层反思，让作品拥有了穿越时间的情感力量。

《女红》是程小莹工业题材创作的重要作品，《原本》则是其对工厂叙事的再度深耕，两部作品同以上海纺织工业为创作背景，聚焦工人生活与时代变迁，有着一脉相承的创作内核，同时又在叙事视角、主题侧重、情感基调、叙事风格上存在明显差异，展现了作者创作的不断成熟与突破。

在创作共性上，两部作品均扎根于作者的纺织厂生活经验，聚焦上海纺织工业的发展变迁，以普通人的生存状态为叙事核心，挖掘工业时代底层民众的生活百态与人性微光；都秉持着温情、细腻的创作基调，于日常琐碎中书写生活的本真，饱含着对普通劳动者的尊重与共情；都承载着浓郁的地域特色，精准刻画上海杨树浦工业区的空间风貌与人文风情，是上海工业文学的重要代表作，共同构建起程小莹独特的工业叙事体系。

当然也有创作差异。首先是叙事视角不同。《女红》以女性视角为核心，聚焦纺织女工的群体命运，是一部充满女性力量与温情的作品；《原本》则以男性第一人称视角展开，以青工“我”的个人成长为核心线索，聚焦男性青年在工业环境中的迷茫、觉醒与蜕变，侧重书写个体的精神成长、文学觉醒与命运突围，更具个人化的青春叙事色彩。

其次是主题侧重不同。《女红》更多关注时代转型下纺织行业的兴衰、纺织工人的命运变迁，侧重对群体命运、时代现实的反思；《原本》则更侧重青春成长与文学启蒙，聚焦青年在庸常生活中的自我寻找、理想坚守与精神救赎，淡化时代冲突与现实苦难，更关注个体内心的精神世界，是一部典型的成长小说。

最后是情感基调与叙事节奏不同。《女红》整体情感基调更显厚重、深沉，带有一丝对时代变迁、命运无常的感伤，叙事节奏相对平缓、沉稳；《原本》围绕青春成长展开，虽有迷茫与压抑，但始终充满理想主义的光芒与向上的力量，情感基调更明亮、温暖，叙事节奏更贴合青春的悸动与成长的轨迹，灵动且富有生命力。

两部作品一以贯之地延续了程小莹对工业题材、底层生活的关注，又从不同维度丰富了上海工业文学的书写，实现了群体叙事与个人叙事、现实反思与成长书写的互补。

《原本》为上海当代成长小说注入温暖气质

早在十年前，评论家吴亮写了《朝霞》，过了几年，作家傅星先后创作出《怪鸟》《培训班》《毕业季》，而今程小莹亮出《原本》，几位作者都是沪上同龄作家，这些都市成长小说作品，共同书写了特定时代上海青年的成长轨迹，构成了上海青年成长叙事的重要序列。相比较吴亮、傅星的作品，《原本》在叙事视角、创作基调、书写内容、精神内核上形成了鲜明的差异化，走出了独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

在叙事视角上，《朝霞》以知识分子视角切入，带有强烈的先锋性与思辨性；《怪鸟》《培训班》《毕业季》成长小说系列更聚焦校园、文艺青年群体，更贴近青年知识分子的成长语境；而《原本》则以底层工人视角展开，完全扎根于庸常朴素的工厂生活，以最接地气、最平实的视角，书写底层青年的生存日常与精神成长，体现了成长叙事视角的下沉与落地。

在创作基调与书写内容上，吴亮、傅星的成长小说，或多或少带有对时代、对现实的批判与反思，青春叙事中充满迷茫、叛逆、疏离与精神挣扎，更侧重青年与时代、与现实的对抗；而《原本》始终秉持温情现实主义基调，不刻意渲染青年与时代的冲突，不放大成长中的苦难与迷茫，而是于庸常的工厂生活中，挖掘温暖、善意与美好，书写青年在压抑环境中的自我救赎与向上生长。作品没有激烈的戏剧冲突，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只聚焦于日常劳动、读书写作、人际往来、青春情愫等细碎瞬间，让成长回归生活本身，展现了庸常人生中“饼干屑”般的诗意，这种温暖、平和、治愈的成长叙事，在同期成长小说中独树一帜。

在精神内核上，吴亮、傅星的作品更侧重对时代荒诞性、青春虚无性的表达，青年成长更多是对现实的反抗与对自我的迷茫探寻；而《原本》的精神内核是坚守与救赎，底层青年在平凡、枯燥的生活中，以文学为精神寄托，坚守理想与本心，最终实现自我成长与命运蜕变，传递出积极、向上、温暖的人生力量。这样的成长叙事更具人文关怀与温度，为上海当代成长小说注入了质朴、温暖的全新气质。

《原本》如程小莹在后记中所写：“就像咬一口饼干，总会有碎屑粒掉落一桌。上海人家的孩子，从小有这样的习惯，便是用食指尖蘸了口水，去一颗一颗地粘上屑屑粒粒，然后舔进嘴里。静默中，悟出那饼干屑的味道，出奇地香，比吃饼干本身更有滋有味。这便是我在生活与小说之间的一个精神觊觎，维系着人物之间的情感联系，水乳交融，一起回到度过的日子，回到种种人生的沉浮起落，酸甜苦辣里。原本庸常。不过是，因为一些屑屑粒粒，我又怀着特别的好奇之心，特别有心相地去把这些屑粒、碎片、零星半点，缝缝补补地缀在一起，合起来就有点独特样式。”把创作过程形象比作“饼干屑”的整合，是程小莹的创作感悟，也是创作心得，更是独特的创作经验。

这部独特样式的长篇小说确实是一部扎根于个人生命经验、承载着时代集体记忆、充满人文温情与文学深度的成长小说。《原本》的“原本”，既是生活原本的庸常模样，也是青春原本的悸动与坚守，更是文学原本的潜在价值，对于已逝去的岁月，作者的心态是复杂的，感性与理性杂糅于一体，既怨恨那个年代的荒唐，又眷恋工友的温情，更庆幸自我的突破。

《原本》创作初衷是寻找庸常岁月里的精神原乡，可以说，最终小说显现出创作初衷的意蕴。程小莹不仅为上海文学留下了珍贵的工业叙事与青春叙事文本，更让读者读懂了普通人在时代变迁中的坚守与力量，感受到文学对生命的救赎与滋养。这部作品，是他献给自己青春的情书，也是留给一个时代、一座城市的深情回眸，在当代文学版图特别是都市成长小说中，散发着质朴而温暖的光芒。

原标题：《寻找庸常岁月里的精神原乡——程小莹长篇小说《原本》多维解读》

栏目主编：陆梅 文字编辑：李凌俊

来源：作者：吴永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