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醉去台湾当站长，侦办吴石案的时候，是不是比谷正文还凶残？

原军统局总务处长、保密局云南站站长沈醉在《我的特务生涯·兔死狗烹》中回忆了毛人凤对他说的一番话：“你去云南或台湾当站长吧！这两个地方由你选择，当然，若去其他省也行。不过，这两个地方很重要，我相信你能在那里大显身手。”

毛人凤之所以把总务处长沈醉从保密局本部踢出去，在沈醉看来是兔死狗烹——沈醉帮助毛人凤给郑介民挖坑下套，弄得郑介民丢了“保密局局长”的兼职，然后就像《葫芦僧判断葫芦案》中那个给贾雨村出馊主意的门子一样，被“远远地充发”。

沈醉在母亲的建议下，选择了“四季如春”的云南，然后就被卢汉在起义之后扣押，直到1960年才获得特赦，于是有人认为沈醉选择云南而不选择台湾是一个错误，还说沈醉到了台湾，或许能像谷正文一样被蒋家父子和毛人凤重用，甚至抓捕吴石将军的那群特务，也有可能是沈醉带队的。

沈醉追随毛人凤联手给郑介民挖坑，完全是不智之举，因为沈醉既非黄埔毕业，也非祖籍浙江，当局长的可能性几乎为零，他介入毛人凤与郑介民的权力之争，纯属自不量力——神仙打架小鬼遭殃，郑介民或许拿毛人凤没辙，收拾你个少将处长，那还不是小菜一碟？

沈醉在回忆录中承认，他是有野心跟毛人凤争夺局长宝座的：“我还有个不可告人的想法，那就是认为毛人凤不是黄埔军校毕业的，资历又浅，只要他能掌权，今后，我就有取代他的可能。我虽不是黄埔毕业的，但在军统的资格比毛人凤老，戴笠活着的时候，不是就一直在培养我吗？”

沈醉并没有说错，毛人凤是黄埔四期生，但却不是黄埔毕业生——他从小身体不好，在黄埔军校不适应艰苦训练，终于“因病休学”，而且病愈后并没有回校完成学业，顶多算个“肄业生”。

沈醉可能忘了最重要的一点——毛人凤虽然没毕业，但毕竟进过黄埔，而且毛人凤是浙江江山县人，跟戴笠是真同乡（据说有亲戚），跟老蒋也是“大同乡”——他们先是浙江人，再细分才是江山人和奉化人，沈醉也承认自己在学业和籍贯方面有劣势：“我既不是浙江人，又不是黄埔学生，如果不是戴笠一手提拔，我这个初中尚未毕业的青年怎能爬到如此高位？”

如果说毛人凤只能算半个黄埔生，那么沈醉连半个黄埔生都算不上，郑介民是黄埔二期的，戴笠和唐纵都是黄埔六期的，按资历来算，沈醉能当处长、站长就已经顶了天花板，竞争局长之位，还不如徐远举有优势——徐远举虽然是在武汉分校学习，但毕竟也算黄埔七期的。

军统“保密局”的少将，要么是黄埔毕业，要么曾留学莫斯科（如吴景中、谢力公、程一鸣），只有周养浩等少数人例外，但周养浩是正经上过大学的，学历也不是沈醉能比的。

二三十岁的少将特务心比天高是很正常的，沈醉还真不算最嚣张的，但老蒋就是再糊涂，也不会把他最倚重的特务组织交给一个初中没毕业的“毛头小伙子”，所以沈醉在权衡之下，也只能接受被踢出本部的命运，事实证明，老蒋只是把沈醉当打手使用，对毛人凤将沈醉“发配云南”半点都不反对，甚至还很赞同。

沈醉回忆：“各省站站长集中不到一个月，蒋介石就接见了我们。他一一点名后，就用十分亲切的口吻勉励我们，让我们不要辜负他和戴笠对我们这些老同志的培养和爱护，并指示我们上任之后，主要是搞好情报工作，尽力破坏中共在各省的地下组织和其所领导的地方武装。”

沈醉离开南京去昆明，在昆明期间，还一度想毒死毛人凤：“自毛人凤来昆明后我就准备好了的两包毒药。一包是国外进口的，无臭无味，只要在茶水或饭菜里每天放耳勺那么一点，连放三天，半月后，他就必死无疑。另一包是少数民族配制的一种土药，无味，呈褐色，只要把它拌在菜或面条里，就看不出来了，这种药吃后，半年才发作。”

沈醉在军统临澧特训班当过行动术教官，对毒药有一些了解，但他并非军统毒手药王，他想毒死毛人凤而不被其他特务检验出来，那显然是不可能的。

沈醉说他是为了“顾全大局”而放弃了投毒的想法，然后在毛人凤离开前又后悔了，这样优柔寡断，跟以“忍等狠”著称的毛人凤斗，不输才怪呢。

沈醉之所以在毛人凤给出云南、台湾两个地方任其选择的时候选择云南，还是战略眼光不够长远，这就给读者诸君留下了想象的空间：如果他不选择云南而选择台湾，是不是比那个臭名昭著的谷正文“混得好”、地位高？

谷正文在逃往台湾前，军职并不高， 只是个“华北工作区北平特种工作组上校组长”，逃到台湾后，也没能在任何一个站当站长，而是吃了半年黄豆。

谷正文在回忆录中说他们那个“地下保密局（当时老蒋下野，保密局弄了个地上地下，表面上的局长为徐志道）”根本就上不得台面，也没有经费——所谓的没经费，指的是逃到台湾的中小特务没钱花，毛人凤那样的大特务还是手头宽绰的。

谷正文回忆，他们是在1949年8月破获“光明报案”后才拿到第一笔经费：“总裁大悦，毛人凤不但脸上有光，当他从官邸报告回来的时候，双手还抱了三十万奖金，那年的三十万，数目大得可以叫人两眼发直。其中十万是破案奖金，二十万是保密局迁台后第一笔经费。”

谷正文用的纪年方式与我们不同，所以还是换算成公历。1949年1月21日老蒋下野，原保密局被代总统李宗仁大幅裁撤，只保留了一个七十五人的小型保密局，而毛人凤领着三千多骨干特务组成了谷正文所说的“地下保密局”，因为原先的“国防部保密局”大印已经移交给徐志道，毛人凤只好用旧铜找人刻了一个新的，这枚新大印一直用到老蒋“复出视事”。

连大印都是自己刻的，公开的经费补款自然没有：“从二月至八月整整半年期间，我们三千多人没有薪水，每个月仅由会计室依同僚的家眷数分发适量的白米及少量的黄豆，每日三餐，就这样白米饭配腌黄豆过下来了。有了二十万工作经费，同僚们才终于又有薪水可领。”

谷正文等“外来户”过得很窘迫，但已经就任保密局台湾站站长的林顶立的日子却很滋润，不但占据了原日本海军情报部的楼房为住宅，他生活的奢华，让谷正文都大为吃惊：“林顶立如何成为这栋房子的主人，我并不清楚，我依约抵达林顶立家中，一进门，客厅里已经满满一桌子酒菜等在那儿了。这个人讲话夸张，连桌上的酒菜也显得过于排场，不过才两个人（我和林顶立两人用餐），桌上却摆了十几道菜肴，开席不到三十分钟，他已经喝了三瓶特级清酒。”

一面是美酒佳肴，一面是米饭黄豆，同样是保密局特务，谷正文的生活水平跟林顶立相比，一个在地下，一个在天上——林顶立是公开的站长，而谷正文只是个还没有见光的上校。

林顶立的赚钱水平，比沈醉差远了，如果沈醉当了台湾站长，那日子过得肯定比林顶立还奢侈，谷正文连给他提鞋都不配。

沈醉在云南当站长期间，也没少捞钱：他开砖厂、种杉树，拿商人的“孝敬” ，赚得一点都不比当总务处长少。

别看沈醉在战犯管理所表现得比较积极，他被抓之前，也称得上老蒋手上的一把屠刀，抓人杀人的事情也没少干，他自己也承认：“我在昆明一次抓过四百多人，秘密杀掉几个我认为是企图打进云南省站的参训班的学生。”

沈醉积极改造，属于上什么山唱什么歌，如果他当初没有选择去云南而是去了台湾，军衔和地位肯定会高于谷正文，至于他在面对吴石中将的时候，会不会表现得比谷正文更凶残狡诈，读者诸君想必都心中有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