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发展」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与创新贡献

林毅夫：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内核与创新贡献

经济发展

内容提要：新结构经济学不仅是继结构主义和新自由主义之后的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更是对西方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马克思主义化的结构革命。新结构经济学继承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以具有物质第一性、各种经济社会活动最小组成元素的资本、劳动和土地等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观察社会经济现象的切入点，这些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在一个经济体的每一时点给定、随时间可以发生变化，内生决定了该经济体在该时点由产业和产业所用技术组成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生产结构以及可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进而决定了可以降低交易费用，使比较优势从潜在变成实在、生产力达到其可能性边界所需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经济发展的本质在于技术的不断创新、产业的不断升级以及新质生产力的不断涌现。在这一过程中，需要“有效市场”，经由市场竞争形成能够反映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中各种要素相对稀缺程度的价格体系，引导企业按照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进入的产业和采用的生产技术；同时，也需要“有为政府”，克服各种市场失灵，解决根据比较优势的变化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时先行者产生的外部性问题，以及完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使比较优势从潜在变成实在、生产力从边界之内达到边界的协调问题。新结构经济学将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由于具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差异所导致的内生异质性的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的视角，引入到总结发达国家经验、并以其各种结构为暗含前提的主流新古典经济学理论体系之中，推动了基于中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经验的经济发展、转型和运行理论的结构革命。

关键词：发展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 结构变迁 有效市场 有为政府

我想借此机会向各位介绍新结构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提出的，它强调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经济体系中各种结构有差异性，而且这种差异性是有原因的，也就是内生的。把结构的异质性和内生性引入之后，实际上是对当前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的一场结构革命，并涉及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

一、为什么提出新结构经济学

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提出的。首先要回答的问题是：既然主流经济学界已经有了盛行的发展经济学，为什么还要提出新结构经济学？任何理论不管是自然科学的理论或是社会科学的理论，其目的都是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解释观察到的现象，并根据这种认识来帮助人们做出正确的决策，以更好地改造世界。如果现有的理论不能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或是说在解释现象时头头是道，但根据这个理论来行动时却不能成功时，就需要对这些理论进行反思，并通过反思提出新的理论。

二、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困境

发展经济学兴起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当时，大部分发展中国家摆脱了殖民地、半殖民地地位，开始由自己国家主导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希望赶上发达国家。为了帮助这些发展中国家，主流经济学中出现了发展经济学这一学科。第一代发展经济学被称为结构主义。当时，发展中国家的目标是“赶上发达国家”，结构主义认为，要使收入水平跟发达国家一样高，生产力水平就必须跟发达国家一样高。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是因为拥有大规模的技术先进、资本密集的现代化产业，发展中国家所拥有的则是生产力水平低的传统农业、简单加工业。因此，结构主义认为发展中国家应该发展和发达国家一样的现代化、大规模、资本密集的先进制造业。现代化的资本密集制造业需要大规模的投资，投资必须要有资本，资本来自于储蓄。当时的研究发现发展中国家的家庭一般不愿意储蓄，赚多少就用多少。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来看，提高利率通常会增加储蓄意愿，可是在发展中国家，即使提高利率，一般家庭也不储蓄。结构主义由此认为，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民由于传统文化、生活习惯等结构性障碍导致市场失灵，对利率不起反应。当时宏观经济学盛行凯恩斯主义，强调政府的积极作用。受此影响，结构主义主张由政府直接动员资源、配置资源，由国有企业来发展这些现代化的、先进的制造业。在发展中国家没有政府干预之前，这些现代化的机器设备等工业品大多需要从国外进口，现在要自己投资、生产，所以结构主义的政策主张也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这种结构主义的理论对问题的诊断看起来很到位，其开出的药方也很有说服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非社会主义的国家，普遍采用结构主义的政策来推动本国的工业化和现代化。在第一代结构主义的发展经济学指导下，发展中国家靠政府动员资源的直接投资，普遍会有5年甚至10年的由投资拉动的快速经济增长，但当这些现代化的制造业建立起来以后，效率都非常低。英文里有一个词“white elephant”，用来形容这些像白象一样很大，但是，行动慢、没有效率的项目。这些发展中国家的人口和就业需求不断增加。但是，经济发展慢，效率低，就业机会少，失业率高，引发了各种社会、经济危机。发展中国家发现，在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的指导下，不仅没有赶上发达国家，反而因为各种危机，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就认识世界而言，结构主义很有力量；但是从政策实践的结果看，其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因此需要进行反思。

三、第二代发展经济学与迷失的二十年

中国于1978年开始改革。到了20世纪80年代，无论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在进行改革。发达国家则在60年代、70年代出现滞涨，盛行的凯恩斯主义无法解释并解决这个现象，主流学界的反思促使主张市场作用的理性预期学派取代凯恩斯主义成为宏观经济学的主流，认为政府的功能应该限制在维护法治、社会稳定、国防安全和提供教育等，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资源配置。结构主义的政府干预导致的经济危机为主张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新自由主义和主张私有产权的新制度经济学提供了经验和理论依据。从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来看，为什么发展中国家在政治独立后的工业化、现代化效率那么低，跟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当时的看法是这些发展中国家在进口替代战略下，由政府直接动员和配置资源，价格不是由市场决定，资源也不是由市场配置，并依靠有预算软约束的国有企业来发展现代化产业；发达国家的价格则由市场决定，资源由市场配置，产业由私有企业经营，于是20世纪70年代在发达国家兴起的新自由主义以及新制度经济学成了第二代发展经济学，认为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不好是因为政府失灵，政府对市场干预太多，发展中国家经济想要发展好，就必须建立像发达国家那样的现代化市场制度，主张推行“市场化、私有化、宏观稳定化”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一次到位建立市场有效运行的基本制度安排。这个理论对发展中国家为什么发展不好的解释也非常有说服力。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的转型，基本上是按照第二代发展经济学的思路推进的，然而，这些理论虽然在解释发展中国家的问题时头头是道，但是按照这些理论的建议去转型的发展中国家，不管是社会主义的苏联、东欧，还是拉丁美洲、非洲国家，经济普遍崩溃，停滞，危机不断。在新自由主义盛行的20世纪80年代、90年代，这些国家的平均经济增长速度比在60年代、70年代结构主义盛行时还要慢，危机发生的频率还要高，有些经济学家将那20年称为发展中国家“迷失的20年”。

四、成功经济体的政策

一般从主流理论来看是错误的从二战以后到现在，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陷入贫困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但是也有少数几个发展中经济体在这段时间内经济发展得非常地快，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了发达国家。这些经济体绝大多数在东亚，尤其是“亚洲四小龙”。研究者发现这些成功的东亚经济体在上世纪60年代、70年代没有按照当时盛行的结构主义去发展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现代化制造业，而是从传统的、劳动力密集的小规模制造业开始进行工业化。当时的看法认为，发达国家发展的现代化制造业生产力水平那么高，传统的、落后的、小规模的制造业生产力水平非常低，如果以这种低生产力的产业来推进工业化，怎么能赶上发达国家？因此这被视为一条错误的发展路径。而且结构主义主张进口替代，东亚四小龙推行的则是出口导向型发展模式，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这样的政策是错误的。但是这些经济体取得了稳定快速的发展，变成新兴工业化经济体，缩小了跟发达国家的差距，甚至赶上发达国家。20世纪80年代，社会主义国家开始转型时，当时的看法是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要向市场经济转型，应该按照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倡导的“华盛顿共识”，以“休克疗法”建立起现代化市场所需要的制度安排。于此同时，中国、越南、柬埔寨，还有在20世纪70年代初就开始转型的非洲小岛国毛里求斯，从政府主导的进口替代战略转向市场经济时没有采用盛行的“休克疗法”，而是推行“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既保留政府的干预，又放开市场的资源配置，采取政府跟市场两只手都存在的渐进、双轨的转型。当时认为，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不如市场经济，而政府配置和市场配置并存的“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由于政府的价格低，市场的价格高，会有寻租、腐败，导致资源的配置比原来还差，这种双轨经济会比计划经济还要糟糕。但是，40年过去了，在转型中国家能维持稳定和快速发展的，恰好是那些推行了当时被认为是错误的转型路径的国家。这些少数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有若干共同的特性。首先，它们都建立了市场经济体系，比如“亚洲四小龙”，或者像中国从政府主导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所以如第二代发展经济学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那样，市场很重要；其次，这些经济体还有一个特点，政府的作用都特别大，像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所主张的那样。这些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既有结构主义的影子，也有新自由主义的影子，但是它们推行的既不是结构主义的政策，也不是新自由主义的政策。理论的作用在于帮助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从认识世界的角度看，那些主流理论都很有说服力，但从改造世界的实践来看，按照主流理论建议实施的政策大多未能取得成功，而少数成功经济体所推行的政策，从当时主流的理论来看则是错误的。所以，我们需要反思，发展中国家发展和转型成功的道理到底是什么？这是我进行自主理论创新，开展新结构经济学研究的原因。

五、回归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

在提出新结构经济学时，我主张应该回归亚当·斯密。一般所谓“回归亚当·斯密”，是回归到《国富论》里的观点，比如依靠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来配置资源，用分工来提高生产力等等。我则主张回归到亚当·斯密得到这些观点的研究方法。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体现在《国富论》一书的全称《国民财富的本质和原因的研究》（《An Inquiry into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the Wealth of Nations》）中。他通过探究17、18世纪英国及欧洲其他快速发展国家财富增长的本质是什么、原因是什么，形成了《国富论》的观点。作为老师，“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作为学习者在学习、研究上也是如此。实际上，亚当·斯密之后的现代经济学的发展与理论创新，基本上遵循了亚当·斯密的研究方法，了解新的或未被解释的现象的本质，探索背后的决定因素，进而提出新的解释与认识，而非直接套用现有理论，或对现有理论做拓展来解释现象。我所提出的新结构经济学，同样是回到对现代经济增长本质和原因的探索，而不是简单套用现有的理论或在现有的理论上做延伸。

六、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结构变迁

发展中国家最重要、最值得关切的问题是如何发展经济，如何赶上发达国家。在18世纪工业革命之前，全世界基本上均处于农业经济阶段，人类社会总体处于长期的低水平均衡状态，亦可称为“马尔萨斯陷阱”，当时经济以农业为主，技术创新缓慢，生活水平低，人均预期寿命大约在35岁左右。一旦社会稳定、人口增长加快，有限的土地资源便难以支撑不断扩张的人口规模，从而引发粮食短缺、饥荒甚至战争。饥荒与战争使人口减少，人均耕地与人均粮食产量再次增加，从而再次带来人口增加，经济增长成果不断被人口增长所抵消，人类由此陷入“马尔萨斯陷阱”的循环之中。直到18世纪工业革命以后，从英国开始，西欧国家出现了快速增长。根据经济史学家的研究，18世纪之前，经济增长速度平均每年只有0.05%，人均GDP翻一番需要1400年；而在18世纪至19世纪中叶第一次工业革命之后，人均GDP的增长从原来0.05%提高到1%，较此前水平提高了近20倍，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时间也从原来的1400年缩减到70年。随着第二次、第三次工业革命，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其人均GDP年增长率进一步提升到2%，人均GDP翻一番所需要的时间进一步缩短至35年，这是现代经济增长。现代经济增长是工业革命的产物，最早出现在西欧国家，后来拓展至其海外殖民地，世界上其他未能及时融入这一轨道的国家，仍然停留在传统农业经济或初级产品的生产结构之中，而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国家，生产率持续提升、资本不断积累，所以工业化先行国家与后发国家之间的生产率和收入差距就越来越大，从而出现了持续至今的“大分流”现象。总体来看，从前现代社会的低速增长到现代经济增长，其分水岭在于工业革命的发生。工业革命催生了率先实现工业化的先行国家，这些国家通过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相关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也随着不断完善，由此形成现代经济增长。其本质是结构变迁驱动生产力与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为分析该现象，我以强调物质第一性的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基础，采用新古典经济学即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也就是采用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沿着亚当·斯密所讲的研究现象的本质及其决定因素的思路，考察18世纪以来，经济快速增长背后的经济结构发生了怎样的变迁？其决定因素是什么？影响是什么？

七、新结构经济学的命名与核心假说

按照现代经济学的命名方式，运用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研究农业的理论称为农业经济学，研究金融的理论称为金融经济学，由于我是以现代经济学方法研究结构与结构变迁的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由此提出的理论应当命名为结构经济学。但是，因为第一代发展经济学是结构主义，为区别于结构主义，故将该理论以“新结构经济学”命名。前面提到，新制度经济学现在非常盛行，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就是新制度经济学家，为什么叫新制度经济学？事实上，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早在20世纪60年代，便开始运用现代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来分析制度及其变迁问题，因此，这本应该称为“制度经济学”。然而，美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曾存在一个制度学派，该学派采用的方法与主流新古典经济学方法存在显著差异。为区别于制度学派，诺斯等人等人的研究便被称为“新制度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的“新”和新制度经济学的“新”上有共同含义，都是为了区别于相同研究对象但使用不同研究方法的理论学说。新结构经济学主要的理论内涵在于，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出发解释一国经济发展水平及各种结构的内生形成机制和影响。新结构经济学认为，在任何一个给定时点上，一个经济体可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取决于该时点上由各种产业以及各产业所使用的技术组成的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并非外生给定，而是由在每一时点上给定、并随时间可变的、作为各种社会经济活动最小组成元素且具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内生决定。不同的生产结构对应不同的产业和技术类型与特征，其规模特性、风险特性、市场交易特性等均存在显著差异，因此，需要与之相适配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才可以使得生产结构所决定的生产力水平得以充分释放。即生产结构决定了可能达到的生产力水平，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则通过影响交易费用，决定生产力的潜力能否充分释放。这就是新结构经济学基本的核心假说。这一核心假说背后的逻辑根植于对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认识。任何经济体在任一时点上，都拥有一定数量的土地、劳动、资本等生产要素，这些生产要素之所以重要，在于它们属于“第一性物质”[2]，是一切社会经济活动的最小组成元素。无论农业生产、工业制造还是服务业活动，都需要有土地、劳动与资本等要素的投入。一个国家、社会在一个时点上拥有的土地、劳动与资本等要素禀赋，实际上是该经济体在那个时点可以进行各种活动的总预算。经济社会的各种活动都需要土地、劳动与资本，因此，其所拥有的土地、劳动与资本决定了生产或社会活动可达到的规模。同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其土地、劳动与资本的相对稀缺性存在差异，不同的相对稀缺性决定了要素的相对价格不同。因此，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由于要素禀赋结构不同，要素的相对价格不一样，选择的生产活动（产业）就会不同；即便选择相同的生产活动，所采用的技术也会不同。相对价格的重要性在于，要素禀赋及其相对稀缺性会通过价格机制影响社会经济生产活动的类型与资源配置方向。当某一生产活动高度依赖土地而所需要的资本投入较少时，在土地相对充裕、土地价格相对低的国家，土地密集的产品就具有比较优势。反之，对于资本投入需求较大、土地与劳动力投入需求较少的生产活动，在资本丰富的国家生产成本较低，从而具有比较优势。因此，要素禀赋及其结构通过决定一国在不同生产活动上的成本，进而决定该国的比较优势。换言之，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了一个国家在哪些产业上具备潜在的比较优势。之所以称之为潜在的比较优势，是因为市场竞争是总成本的竞争，而总成本由要素生产成本和交易费用两部分决定，其中交易费用又取决于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要素生产成本，如果遵循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决定的比较优势进行生产活动，则该生产活动具备潜在比较优势；若要将潜在比较优势变成实在比较优势，则还必须有适宜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降低交易成本进而保证总成本最低。适宜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内生于由特定发展阶段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生产结构。不同生产结构对应不同的规模、风险与交易特征，因此，需要有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当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生产结构相匹配时，交易成本较低，总成本才会最低，潜在比较优势才能转化为实在比较优势。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的核心逻辑。

八、企业自生能力与发展的最好方式

在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框架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微观概念，即企业的“自生能力”（viability）。所谓企业自生能力，是指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在开放、自由竞争的市场中，不需要外部的保护补贴就能预期获得社会上可接受的正常利润率的能力。一个正常经营的企业如果所在的产业和所用的技术符合所在经济体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就可以有最低的生产要素成本，同时如果其所在的经济体有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其交易成本会最低，从而会有最低的总成本。当一个企业在国内、国际市场上都有最低的总成本，就有竞争力，就能够在没有政府保护补贴的情况下，通过正常经营获得社会上可接受的利润率，这样的企业才有“自生能力”。反之，如果一个企业所在的产业及其所用的技术违反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其生产成本较高，或是在缺乏适宜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情况下，其交易费用较高。这两种状况下的企业在市场竞争当中所获得的利润率必然会低于按照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且具有良好的基础设施和配套制度的企业。不管这个企业在国内市场还是国际市场，除非有政府或其他机构的保护补贴，否则在竞争的市场中会因为没有“自生能力”而被淘汰。 “企业自生能力”是新结构经济学的微观分析基础，是新结构经济学的一个标识性概念。我们研究经济发展的目的，归根结底在于推动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根据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收入水平的持续提高依赖于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而生产力水平的持续提升，必须依靠持续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来实现，即通过向资本更为密集、更为深化的生产结构升级，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由于生产结构内生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因此，要从生产力水平较低、劳动力与土地密集型的产业，转向资本与技术更为密集的产业，其前提是具有第一性物质特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发生变化。具体而言，这一转变需要通过持续的资本积累，使经济体从资本相对短缺转变为资本相对丰富，换言之，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丰富的经济体，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土地和劳动力会逐渐变得相对稀缺。当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发生这样的变化时，经济体的潜在比较优势也随之发生变化，新的资本和技术密集型产业便可能成为更具竞争力的发展方向，从而为生产率水平的提高和收入水平的持续增长创造物质条件。要将潜在的生产力水平释放出来，必须把潜在比较优势转化为实在比较优势，正如历史唯物主义的主张，必须根据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生产结构，不断完善与之相适配的基础设施以及制度安排，使生产力充分释放。由此，经济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产业结构不断升级，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进而带动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根据这一分析可以发现，提高收入水平的根本路径在于提高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的提升，又依赖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生产结构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持续优化与完善。从更为根本的意义讲，这一切都建立在最为微观的“第一性物质”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不断积累和变动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经济发展必须通过持续的资本积累，使经济体从资本相对短缺逐渐转变为资本相对丰富。那么，如何实现资本由相对短缺向相对丰富的转变？最好的方式就是按照每一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选择产业和技术，同时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如果能够遵循这一路径，经济就会有竞争力。此时总生产成本最低，企业就能够在国内、国际市场上获得更大的份额，从而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在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领域进行投资，资本回报率通常最高，储蓄的意愿也就会最高，资本积累的速度就会最快。当资本积累速度最快以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中资本深化的速度、比较优势变化的速度、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速度、经济发展的速度就有可能会最快。

九、“有效市场”与“有为政府”的必要性

在现代化的发展过程中，经济增长需要依靠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以此来不断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所谓技术创新，是指在下一期生产过程中所使用的技术高于当前水平，而产业升级则是进入到附加值更高的产业。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路径上存在显著差异，发达国家的技术与产业通常处于世界前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必须依靠自主发明新的技术、开辟新的产业领域。相比之下，发展中国家的技术和产业与世界前沿仍存在一定距离，可以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并再创新，将其作为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重要来源。此时，发展中国家在经济发展中具备“后来者优势”。当发展中国家能够有效利用后来者优势，其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成本和风险通常会显著低于发达国家，从而能够实现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逐步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发展差距，最终在一定条件下实现对发达国家的经济赶超。企业家如何根据上述理论来做进行决策呢？企业家的目标是追求利润最大化，并不直接关注某一产业或是技术是否符合比较优势。因此，关键问题在于如何使企业家在追求利润的过程中，自发地按照新结构经济学所强调的原则，即按照每个时点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这就需要相应的制度安排来进行引导与保障。这一制度安排的核心是要素相对价格能够真实、准确地反映该时点上要素的相对稀缺性。也就是说，如果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和土地相对丰裕时，资本的价格应该相对较高，而土地跟劳动力的价格应当相对较低；反之，如果资本相对丰富、劳动力和土地相对短缺时，工资水平和土地价格就会相对较高，而资本价格相对较低。那么，如何形成能够真实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未来人工智能等技术是否会带来新的机制，尚未可知。但就目前认识，唯一能够持续提供这种价格信号的制度安排是一个充分竞争的市场体系。只有依靠市场竞争来决定各种要素的价格，才能使这些价格充分反映一个经济体要素禀赋的相对稀缺性。当市场机制形成这样的价格信号时，企业家在追求利润最大化的过程中，基本上就会按照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与技术。也就是说，在一个资本相对短缺、劳动力相对丰富的国家，有这样的价格信号，企业家为了实现自身利润最大化，就会进入到那些多用劳动力、少用资本或多用土地少用资本的产业，也就是劳动密集型或土地密集型产业。当企业进入这些产业以后，企业就会使用需要较多劳动力或土地、较少资本的技术来生产，从而形成以劳动力密集型技术或土地密集型为主的生产方式。这种生产方式正是该阶段要素禀赋结构所决定的潜在比较优势的具体表现。反过来，当资本不断积累，资本由相对短缺逐渐转变为相对丰富，而劳动力和土地变得相对稀缺时，要素相对价格也会随之发生变化：劳动力的工资或地租的水平不断上涨，而资本的价格不断下降。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就会更多地在现有产业使用资本替代劳动或土地来生产，并逐渐转向那些更多使用资本、相对节约劳动力或土地的产业，也就是资本密集型产业，从而推动生产结构向资本更加密集的方向发展。总之，只有在一个能够充分反映要素相对稀缺性的有效市场中，企业家才能依据价格信号做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与技术选择，因此，市场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必要制度前提之一。政府在这一过程中同样具有重要作用，因为我们所讨论的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资源配置问题，而是一个动态的结构变迁过程。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变化，生产结构会进行相应的升级，某些在特定阶段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可能会逐渐失掉比较优势，同时，新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也会不断涌现。然而，这些产业会不会变成具有实在比较优势的产业？首先取决于是否有先行的企业家愿意承担风险，进入到新的、资本更加密集的产业，并采用相应的新的、资本更加密集的技术。新产业、新技术的探索具有不确定性，既可能成功，也可能失败。如果企业家的尝试失败，就必须承担全部失败成本，但这一过程同时向市场传递了重要信息，即该产业或技术在当前条件下可能并不合适，从而使后来者能够避免同样的错误，减少试错成本。相反，如果先行企业家取得成功，就会吸引更多企业进入该产业领域，其利润会迅速被竞争所稀释。所以，无论成功或失败，先行企业家都会为后来者提供有价值的信息，这就是典型的外部性。但在这一过程中，先行者却往往需要独自承担失败的全部成本，而其一旦成功，其创造的价值往往会被后来者共享，但其自身却没有获得与付出成本对等的收益。在这种情况之下就必须对先行企业家有一定的激励与补偿。先行者创新所带来的外部性，仅靠市场机制难以有效解决，需要政府通过适当的政策安排加以引导和支持。另外，先行企业家的成功与否，除了取决于先行企业家自身的判断，还取决于是否有合适的可以降低交易费用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而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的完善需要多方协调，其中相当一部分公共品需要政府提供或组织实施，也容易出现不同形式的市场协调失灵。因此，必须发挥有为政府的作用，根据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因势利导，鼓励企业家进入新的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并通过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完善，帮助这些具有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变成实在比较优势，使得企业在市场上具有竞争力。这正是新结构经济学强调“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相结合的重要原因，亦是其能更好地分析与解释经济发展内在逻辑的关键所在。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新结构经济学为理解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变迁与发展转型路径提供了更具解释力的分析框架，也为认识世界、改造世界提供了重要的理论启示。

十、成功经济体的特征与新结构经济学的“处方”

2008年我到世界银行担任首席经济学家时，世界银行发布了一份关于经济增长的重要报告。为开展这项研究，世界银行专门设立了一个“增长委员会”。委员会包括两位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分别是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与迈克尔·斯宾塞（Michael Spence），同时，还包括二十多位对发展中国家经济问题十分熟悉并曾经参与或负责所在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官员型经济学家。增长委员会的研究重点是探究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经济发展经验。在全球将近200个发展中经济体中，委员会发现有13个经济体表现突出：这些经济体都取得了持续了25年甚至更长时间年均7%或以上的经济增长。正如前面所提到的，自19世纪中叶以来，发达国家人均GDP年均增长率约为2%，加上1%左右的人口增长，发达国家整体经济增长率约为3%。因此，如果一个发展中经济体能够以7%或更高的速度增长，就意味着其增长速度是发达国家的两倍甚至更高。以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表现为例，其增长速度实际上长期保持在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3倍，如果这样的增长能够持续25年或更长时间，就能够显著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增长委员会发现，这13个成功的发展中经济体拥有5个共同的特征：第一，都是开放经济；第二，宏观都相对稳定；第三，都有高储蓄、高投资；第四，都有有效的市场经济体系，包括本来就是市场经济或是逐步转向市场经济（如中国）；第五，都有积极有为的政府，政府在经济发展中发挥了重要的引导与推动作用。增长委员会在2008年正式发布报告以后，在发展中国家引起了广泛关注与积极反响。许多国家认为，这份报告为理解经济增长提供了重要的经验总结，也为发展中国家寻找成功的发展路径提供了有益启示。因此，增长委员会主席Michael Spence此后经常受邀到各国演讲，并为相关政府提供政策咨询。但是一些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与Michael Spence交流时提出一个关键问题：根据增长委员会发布的报告，发展中国家该如何制定具体的发展政策？对此，Michael Spence的回答是，报告所总结的这5个特征，只能被视为经济增长的“ingredients”，也就是发展的“药材”，而非“处方”。我想大家都知道，只有药材没有处方，是无法真正治病的。同样一种药材，在某种条件之下是补药，在另外一种状况下，或剂量不同的情况下，也可能变成毒药。从这个意义上讲，如果没有处方，即如果缺乏对这些经验背后内在机制和适用条件的深入理解，那么这个报告所总结的经验虽然有启发意义，但对于发展中国家真正“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帮助仍然非常有限。那么，经济增长的成功究竟有没有“处方”？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答案是肯定的。新结构经济学所开出的处方是按照一个经济体在每个时点上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如果遵照比较优势来发展，需要两个必要的制度前提：一是存在有效的市场，能提供反映要素禀赋相对稀缺性的正确价格信号；二是拥有有为的政府，来帮助企业家克服各种市场失灵。这正对应增长委员会所总结的五个共同特征中的第四项和第五项。其他三个特征其实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首先，如果一个国家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其产品具有国际竞争力，因此一定会多生产并增加出口；相反，那些不符合比较优势的产品就减少生产，而更多依赖进口，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高。而如果采取违反比较优势的发展策略，本该进口的产品自己发展，减少了进口，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不到资源，发展不起来，减少了出口，贸易在经济中的比重就会受到抑制。所以，发展好的国家的“开放”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其次，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产业，企业有自生能力，具有较强的市场竞争力，自发性经济危机发生的概率会相对降低。与此同时，按照比较优势经济发展快，财政税收多，又不用去补贴没有自生能力的企业，政府可用的资源就多，同时出口多，外汇储备也会多，当外部冲击出现时，例如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期间，这样的政府往往具备更强的逆周期的调控能力，因而宏观经济就相对稳定。反之，如果违反比较优势发展产业，经济发展慢，财政税收少，企业缺乏自生能力，靠政府保护补贴来生存，容易有来自内部的危机，同时，出口有限、外汇储备不足，政府采取逆周期调控的能力和空间有限，宏观经济更容易受到冲击而陷入动荡。因此，宏观稳定实际上也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结果。第三，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就有竞争力，能够创造更多的经济剩余，同时，资本的回报高，就会形成高储蓄与高投资的增长格局。相反，如果违反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发展创造的经济剩余十分有限、投资的回报率较低，储蓄和投资的意愿都会较低，经济增长的动力也随之减弱。因此，从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视角，增长委员会所总结的5个特征存在内在的逻辑关系：有效市场和有为政府是按照比较优势发展的制度前提，而开放经济、宏观稳定以及高储蓄高投资则是遵循比较优势发展所产生的结果。这样不仅能够解释增长委员会所观察到的特征事实，也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为清晰的发展“处方”。

十一、对发展失败与成功经验的再解释

第一代发展经济学结构主义认为，发达国家生产力水平高，是因为有现代化的制造业；如果一个国家主要依靠传统农业或是简单加工业，则生产力水平较低。结构主义观察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结构差异，并认识到这种结构差异与生产力水平之间存在密切关系。基于此，结构主义对发展中国家的建议是，必须大力发展现代化制造业，以提高生产力水平。然而，仅依靠市场机制难以实现工业化、现代化发展，因此其进一步强调市场失灵，并主张通过政府干预来推动工业化。从表面看，这一解释似乎具有较强的说服力。但基于这一理论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存在一个误区，即忽视了生产结构实际上是内生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对于资本相对丰富的发达国家，这些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工业，符合其比较优势；而对于资本相对短缺的发展中国家而言，如果依据同样的生产结构来选择产业和技术，就违反自身的比较优势，导致企业没有自生能力。结构主义主张发展中国家直接发展与发达国家类似的现代工业结构，却没有充分考虑两者在要素禀赋上的差异。实际上，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的家庭储蓄少，企业并不愿意投资于这些高度资本密集型的产业。我认为主要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这些国家的生产力水平普遍较低，经济剩余非常有限，产出往往仅能维持基本生活。这种情况之下，即使提高利率，也难以形成足够的储蓄，因为人们首先满足基本的生存需要。因此，根本上来看，这并不是市场失灵，是在资本短缺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之下，经济体本身缺乏大规模发展资本密集型产业的物质基础。其次，即便在政策推动下勉强进行投资，由于这些产业并不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其生产成本往往明显高于发达国家的同类产业，因此不具备市场竞争力，难以在市场上获利。换言之，一方面企业缺乏投资能力，另一方面也缺乏投资意愿。所以当时出现的“市场失灵”，实际上是由于发展的主导产业违反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造成的结果。但当时的理论框架，未能充分认识生产结构的内生性问题。在此背景下，由进口替代战略所扶持的产业，其企业并没有自生能力。既然企业缺乏投资意愿，政府若希望其进入这些产业领域投资，就必须提供各种保护和补贴；而且企业投资之后，其生产成本仍然高于发达国家，政府必须不断提供保护补贴维持其生存。这些产业当时被称为“幼稚产业”、“婴儿产业”，必须长期依赖政府的保护补贴，很难真正成长起来，从而长期停留在“婴儿状态”。在这样的制度安排下，资源配置发生扭曲，依靠保护补贴经营的企业，会不断向政府寻求更多的保护补贴，并声称如果缺乏进一步的保护补贴，这些现代化产业就无法维持。由此产生很多寻租行为，一些企业甚至通过游说或贿赂政府官员来获取更多政策资源，从而滋生腐败现象。所以，当时很多发展中国家出现的资源错配、寻租腐败现象，实际上是忽视自身物质基础、试图通过复制发达国家产业结构实现赶超的发展战略所造成的结果。那么，少数取得成功的东亚经济体为什么能够实现快速发展？关键在于，它们在发展初期以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这些产业符合当时发展中国家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这些在发达国家则不符合比较优势，故其生产成本比发达国家低，如果政府能够充分发挥因势利导作用，提供合适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交易费用也会低，企业的总成本就会低，从而具备市场竞争力，产品可以出口到发达国家，占领发达国家一定的市场份额。由于产业符合比较优势，企业有竞争力，就能够创造较多的经济剩余，利润率相对较高，投资的回报也高，从而实现资本的快速积累。随着资本的不断积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不断发生变化，这些经济体就可以按照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和比较优势的变化，利用“后来者优势”，以较低的成本实现技术创新与产业升级，因此其发展的速度也会比发达国家快。这样差距不断缩小，最终达到发达国家的水平。正是在这样的动态结构变迁过程中，一些东亚经济体最终实现了从发展中经济体向发达经济体的跨越，这也是东亚经济体取得成功的原因。

十二、为何华盛顿共识失败和渐进双轨制改革的优势

进一步地，华盛顿共识为什么在许多转型与发展中国家未能取得预期效果？其最主要的原因是它只看到这些转型中国家政府的干预与扭曲，却不知道这些干预与扭曲存在的原因。如前所述，在进口替代战略或重工业赶超的情况下，这些国家所发展的产业往往违反其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比较优势，企业没有自生能力，政府所提供的保护补贴以及各种行政干预，实际上是内生的制度安排，其所造成的扭曲亦是内生形成的，目的是维持缺乏自生能力的企业生存，并支持那些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得以建立。如果按照华盛顿共识的主张，一次性把市场扭曲全部取消，那么原来在保护和补贴条件下建立起来的资本密集型产业难以继续存活，大量企业可能破产，从而带来严重的失业问题，对社会稳定造成冲击。此外，在一些关键领域，也很难通过私有化消掉扭曲。比如说电力、电信等基础产业是每个国家不可或缺的，但这些产业没有政府保护补贴很难正常运行。再如一些跟国防安全相关的产业，虽然其资本高度密集、违反当时的比较优势，但如果没有这些产业，国家安全难以保障。即使进行私有化，政府同样需要给予保护补贴支持其运转。而且，私有化以后，企业反而可能利用其所承担的、国家需要的政策性负担为理由，向政府寻求更多的保护补贴，从而导致更高的寻租和腐败。这是很多国家“休克疗法”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个主要原因在于，华盛顿共识主张政府应当保持有限职能，除了教育、国防、安全、法律、社会秩序外，政府不应该干预任何事情，政府尤其不应该针对特定的产业提供任何支持，即反对产业政策。然而，一旦完全否定产业政策，在经济结构转型过程中就会出现一些重要问题。一方面，原有的产业在失去政府保护补贴后，可能迅速衰退甚至消失，即使政府仍然对其中部分环节继续提供保护补贴，其规模也会明显缩小。另一方面，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如果缺少政府的因势利导，包括给先行企业家提供激励、完善适宜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等，也很难顺利发展起来。在此情况下，旧产业萎缩、新产业又难以形成规模，推行“休克疗法”的国家就普遍出现了过早的“去工业化”现象，经济表现自然更差。相比之下，中国采取的渐进式“双轨制”改革反而取得了更好的效果，其基本思路可以概括为“老人老办法，新人新办法”。一方面，对于原来的资本密集产业，虽然认识到它们违反比较优势，企业缺乏自生能力，但由于它们对国家安全和经济运行至关重要，所以必须通过继续提供保护补贴，维持经济社会的总体稳定。另一方面，对于新的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改变过去不准进入的政策规定，在改革进程中不仅允许进入，而且通过设立工业园、加工出口区以及经济特区等方式，在局部范围内率先改善基础设施与制度安排，促使符合潜在比较优势的产业迅速转化为实在的比较优势产业，从而迅速形成市场竞争力，维持经济社会的总体稳定的同时，推动经济快速发展。随着具备比较优势产业的快速发展，资本积累迅速提高，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发生资本深化，使得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产业，逐渐变为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一旦符合比较优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政府就可以逐步减少并最终取消原有的保护补贴。经过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历了持续40年的快速资本积累，原来违反比较优势的重工业实际上已经变成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就不再需要继续提供保护补贴，取消原来的各种政府干预、价格扭曲等，使市场得以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当然，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不断升级变迁的过程，在新的结构转型过程中，仍然会有很多新的市场失灵出现，因此，政府需要继续发挥积极“有为”的作用。综上所述，这就是为什么渐进双轨制这一当时被认为最为低效的、甚至比计划经济更糟糕的制度安排，在实践中反而更为有效的原因。

十三、主流经济学 “暗含结构”的困境

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理论大多是对发达国家经验的总结或是为了解决发达国家在经济发展和运行中所面临的问题而存在的。这些理论基本上是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作为给定的暗含结构，这种认识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经济结构上的根本差异。由于新古典经济学将发达国家的结构视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结构，以宏观经济学为例，大量理论模型都是所谓的单部门模型（one-sector model），即整个经济只有一个部门，有时甚至只包含一种生产要素，比如人力资本。在这种只有一个部门、一种生产要素的理论模型中，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不存在质的差异，最多是数量上的区别。有些理论虽然在形式上引入了结构，比如在国际贸易理论中区分劳动密集型产业和资本密集型产业，但在模型设定中仍然假定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产业拥有相同完全的产业体系，只是资本数量有所不同，从而表现为资本密集型产业多少的问题。然而，从现实情况来看，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不仅仅是产业数量的差别，更重要的是产业结构存在差异，比如许多在发展中国家存在的产业，在发达国家不存在；反之，很多发达国家存在的产业，在发展中国家也不存在。所以现代的主流经济学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结构，这种暗含结构在理论模型中可能是一维的，例如，单部门模型，也可能是二维的，例如同时包含劳动密集型产业与资本密集型产业，但现代的主流经济学通常假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资源禀赋或规模上存在差异，而忽视了不同发展阶段国家在要素禀赋结构与产业结构上的根本差别，使得总结于发达国家经验的理论运用在发展中国家时不可避免地经常出现“南橘北枳”的问题。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第一性，把物质第一性运用在人类历史发展的研究时，形成了历史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基础。因此，在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关系中，经济基础具有第一性的决定作用。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体系中，经济基础包括生产力与由生产力决定的生产关系。因此，和生产关系比，生产力具有第一性的作用。然而，生产力是由什么因素所决定的？这一问题基本上没有被解释。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新质生产力时指出新质生产力以产业为载体，经济体的生产力水平实际上取决于其生产结构中的产业和产业所用的技术，如果经济结构以传统农业或加工业为主，则生产力水平较低，如果转向资本密集型技术或先进制造业，生产力水平则会显著提高。当生产力水平低的时候，劳动者的工资也较低，其生活一般接近基本生存线。在这种情况之下，劳动者有工作才能生存，没有工作就无法维系生存；而资本家可以靠财富来生活，并不会面临生存危机。在这种状况之下，无论是企业主还是地主，任何资本家在与劳动者在谈判的时候，均处于有利地位。劳动者一旦失去工作就难以维持生计，所以其议价能力较弱；而资本家可以用财富来生存，因此在工资谈判中占据主导地位，劳动者工资会被资本家压低，所创造的剩余也更容易被占有。随着经济的发展，资本不断积累，生产结构逐渐向资本更加密集的方向演进，工资水平逐渐增高。当工资水平提高到一定程度后，劳动者会有储蓄，有储蓄以后，劳动者可以在三个月、半年甚至更长时间内暂时没有工作，也能够维持基本生活。相反，如果资本家不雇佣劳动进行生产，资本本身便不能实现增值，在此情况下，劳动者与资本家之间的谈判地位会逐渐发生变化，劳动者的议价能力相应提高。当工资水平高了以后，劳动者的选择空间和自由度随之扩大，在这种状况之下，资本家攫取剩余劳动的能力会逐渐下降，所以工人的工资、待遇和工作环境也会随之改善。正如前述所讨论的，生产结构决定生产力水平，而生产力水平则进一步决定生产关系。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生产力水平取决于生产结构，生产结构实际上是由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所决定的，所以，在历史唯物主义的逻辑链条中，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具有整个理论体系原点的“第一性物质”属性。既然要素禀赋及其结构是新结构经济学理论的核心变量，那么，新结构经济学为传统政治经济学的分析与现代经济学的方法结合起来提供了桥梁，为主流的新古典经济学马克思主义化提供了可能。

十四、新结构经济学的“三维”革命

新结构经济学认为，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的生产结构（包含产业结构和产业所用的技术结构）因为发展水平不同而存在显著差异。同时，与之相适配的基础设施结构和制度结构也会有所不同。新结构经济学试图突破新古典经济学把发达国家结构作为暗含结构的局限，将一维理论、二维理论，升级为考虑不同发展程度的经济体存在内生异质结构的“三维”理论。从这一“三维”理论来看，经济发展是一个结构转型的过程：从一个生产力水平低的生产结构及其与之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转向生产力水平更高的生产结构及其相适应的基础设施结构和上层制度结构。除了经济发展所涉及的结构升级，经济转型还包括消除结构性扭曲的过程。比如当一个经济体的资本逐渐丰富时，生产结构应该随之资本深化，而如果生产结构没有实现相应的资本深化，那么这种不匹配本身就是一种结构性扭曲。同样的，如果生产结构已经随着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化而实现资本深化，但是基础设施或制度结构没有根据新的生产结构需要进行及时的调整与完善，就会出现基础设施瓶颈（扭曲）以及制度扭曲。这种扭曲的产生，通常是由于不同层次的结构在调整中，所需的决策逻辑与所需克服的市场失灵存在差异，加之结构变化与调整本身存在时间差所带来的。此外，一些扭曲也可能源于政策上的“好心办坏事”。比如进口替代战略，在资本短缺的发展阶段，大力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制造业，违反比较优势，形成产业结构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之间的扭曲，随后相适应的基础设施和制度安排会进一步形成扭曲。将存在多种结构性扭曲的经济体制，转变成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相一致，没有扭曲或扭曲较少的经济体制，这一过程被称为“体制转型”。新结构经济学的“转型”跟当前主流理论的经济转型存在的最大区别在于：主流理论的转型，基本上是以转型到发达国家的结构为目标，生产结构变成与发达国家相同的生产结构，制度安排也要变成与发达国家同样的制度模式。而新结构经济学的转型则是转型到与本国发展阶段相适应的结构，包括生产结构、基础设施结构、制度结构。进一步来看，由于不同发展程度国家的结构存在差异，这种结构差异会造成产业的规模经济、风险特征、交易特性以及市场失灵的形式存在显著差异。经济运行的核心问题，无非是如何实现规模经济，如何解决市场失灵问题。而规模经济、风险特征、交易特性以及市场失灵的表现形式都与发展阶段密切相关，因此，经济运行方式也会呈现出相应的结构特性。当然，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经济运行上存在一定共性，但由于内生的结构异质性和内生的扭曲的存在，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在经济运行上仍然会表现出特殊性。例如，前面提到，一个经济体要持续发展，就必须不断推动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培育和发展新质生产力，但在不同发展阶段，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的具体形式是不同的。对发达国家而言，因其产业和技术在世界的前沿，只能通过自主发明的形式进行；但对于发展中国家，除了如当前的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第四次工业革命的相关产业，中国在内的部分发展中国家已具备与发达国家直接竞争的能力外；在很多产业中，发展中国家仍处于追赶阶段，对于这些产业，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进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比自主发明成本更低，风险小也更小。所以，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虽然创新和升级是所有国家经济运行有中的共同要求，但创新和升级的方法具有明显的发展阶段特殊性。如果一国的产业已处于世界技术前沿，创新和升级往往等同于发明；而如果产业距离世界前沿仍有差距，通过技术引进、消化、吸收来实现创新和升级，往往是最优的方式，这体现了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在经济运行上存在特殊性。

十五、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宏观新见解

在内生结构异质性的新结构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下，现代经济学的每个子领域都可以形成新的见解。例如，在宏观经济学中，无论是货币理论、财政理论，还是经济周期理论，都可以从新的视角进行重新审视。第一，以宏观经济学的货币理论为例进行说明。在现代经济学宏观经济理论里，货币理论首先强调的是“货币中性”，按照这一理论，货币供给的增加在长期只能带来通货膨胀，而不能带来实际的经济增长，这构成了现代货币经济学的基础。但进一步思考，为什么货币会是中性的？因为在现代货币经济学理论模型里，基本上不存在结构变迁，在给定的生产结构和生产力水平条件之下进行分析。既然生产力水平是外生给定的，增发货币自然无法提高生产力水平，其结果只能体现为价格水平的上升，即一定是通货膨胀。因此，经济结构外生给定是货币中性理论的根源。相比之下，凯恩斯主义的分析框架仍以外生给定生产结构为前提但稍微复杂一些，凯恩斯主义认为，短期内物价与工资有粘性，因此，货币增发可能会通过刺激需求带来一定的经济增长；但从长期来看，一旦价格逐渐调整，这种影响就会消失，这就是所谓的“货币超级中性”。因此，从长期来看，货币仍被认为是中性的，即无法用货币政策来影响一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然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本身是一个结构不断变迁，生产率水平不断提高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生产力水平不断提高，依赖于技术不断创新、产业不断升级，而这些活动又取决于投资决策以及融资成本，也就是取决于利率水平。如果货币政策相对宽松，利率水平比较低，技术创新产业升级的投资就会增加，生产力水平就会更快地提高，在这种情况下，货币就不能被认为是“中性”的。当然，货币扩张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仍然取决于其增长速度与生产力提高速度之间的关系：如果货币增长的速度与生产力水平提高速度一致，那么增发货币会带来经济增长，但不会带来通货膨胀；而如果货币的增发速度超过生产力水平提高的速度，那么仍然会带来通货膨胀。然而由于生产力水平提高，通货膨胀的速度会低于单纯由货币增发所带来的通胀速度。改革开放以来，从1978年到2024年，按照M0、M1、M2等不同口径衡量，中国每年货币量增长率均约为15%。然而，根据主流的货币理论，比如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货币主义，一个国家的货币增长应保持在3%左右，以避免引发通货膨胀。中国平均每年15%的货币增长率，比主流理论要求的3%高出约12%，但中国通货膨胀率总体上较为稳定，40多年来平均不到4%。这一现象的原因在于，中国经济保持高速增长，人均经济增长率接近9%。在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生产力持续提升的情况下，对货币的需求也随之增加，如果没有与之适应的货币发行，就容易出现通货紧缩，从而推高实际融资成本、造成投资成本太高，抑制增长潜力的充分发挥。因此，如果将推高生产力水平的结构变迁放进分析框架，就能够更好理解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在货币政策上的差异，弗里德曼所讲的3%的货币增长率，如前所述，是由于发达国家的人均GDP增长率为2%，即生产力水平提高2%，加上人口增长，所以形成大约3%的货币需求。但对于发展中国家，如果按照比较优势发展，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货币增长的速度完全可以高于发达国家，而不会必然导致高通胀。当然，如果货币增长优先支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那么货币政策实际上是对创新者的补助，创新者实际上是以更低利息获得资金。在这种情况下，货币政策实际上是通过资源配置和财富再分配效应，对经济结构升级产生重要影响。第二，再以财政政策为例进行说明。当前财政理论的重要基础是“李嘉图等价”。按照“李嘉图等价”，如果政府通过财政赤字扩大支出，理性的居民会预期未来需要通过增加税收来偿还债务，因此会相应增加储蓄、减少当前消费，从而抵消政府支出对总需求的刺激作用。因此财政政策无法影响经济增长，按此逻辑便反对积极的财政政策。但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经济发展本质上是一个结构持续变迁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基础设施必须不断完善，而基础设施建设往往存在明显的市场失灵问题，因此必须由政府发挥主要作用。如果政府的财政政策用来支持基础设施的完善，将来基础设施完善有利于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经济增长加速，可用增加的税收来还债，克服李嘉图等价。在这种情况下，财政政策不仅能够影响短期需求，也能够改变长期增长路径。此外，在经济萧条时期推进基础设施建设会更加有效。经济萧条时期，政府必须采取措施维持经济社会稳定，按照主流理论，基本上以增加失业救济或其他社会保障支出为主。但如果在这一时期，政府将财政资源用于建设消除经济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那么，一方面，在萧条时期，基础设施投资能够创造就业，减少失业救济支出；另一方面，建成的基础设施可以消除增长瓶颈，提高增长速度，政府可以获得更多的财政收入，用未来增加的财政税收来偿还此时基础设施投资所形成的政府债务。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债务就不会转化为居民未来的税收负担，“李嘉图等价”也就不再成立。因此，在经济萧条时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进行消除增长瓶颈的基础设施建设实际上是一个“一石双鸟”的举措。第三，再以主流宏观经济学的真实经济周期理论（Real Business Cycle）为例进行说明。这一理论认为，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主要来源于技术创新所带来的冲击。发达国家的技术创新属于内生增长的创新，该技术创新类型具有较高的不确定性，给经济发展带来冲击。也就是说，当新的技术突然出现时，会创造大量新的投资机会，从而带来经济扩张；而当这些投资达到饱和以后，投资的机会减少，经济增长速度就会减缓，于是形成了经济周期。因此，主流的周期理论主要通过技术创新的外生涌现及其扩散过程，来解释发达国家的经济周期。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随着要素禀赋结构的积累，一个国家的比较优势会不断变化，当新的潜在比较优势出现时，原来具有比较优势的一些产业会失去比较优势，而新的比较优势会带来更好的投资机会，面对新的机会，许多企业家往往会同时选择投资，从而出现投资的“潮涌”。与真实经济周期理论所强调的外生的、不可预期的冲击不同，投资的“潮涌”实际上是内生于要素禀赋及其结构的变化，是要素禀赋及其结构变化带来的周期波动，实际上是可以预期的。我在2007年曾在《经济研究》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潮涌现象与发展中国家宏观经济理论的重新构建》的文章，正是从这一角度对发展中国家的宏观经济波动进行了分析和解释。第四，在发达国家主流宏观理论中，还经常讨论所谓的“流动性陷阱”。根据这一理论，在经济萧条的时期，即使中央银行大量增加货币供给、实施极度宽松的货币政策，也不会对投资活动有促进效果，出现“流动性陷阱”的现象。近年来，一些发达经济体确实出现了类似情形：货币超级宽松但是投资并没有增加，其最主要的原因在于，在发达国家的产业通常在世界最前沿，经济萧条、需求减少时，产能过剩，由于发达国家只能依靠发明创新，不确定性高、时间周期长，因此新的产业涌现数量较少的同时速度较慢。这种状况之下，现有产业的产能过剩，即使货币宽松、利率很低，企业也缺乏投资的动力，因此容易出现“流动性陷阱”。然而，对于发展中国家，即使有些产业出现产能过剩，仍可以通过产业升级进入到新的产业，同时，产业内部亦有很多技术升级的空间。在这种状况之下，只要货币政策能够降低融资成本，就会刺激企业进行技术改造、产业升级，从而带动投资增长，就不容易出现“流动性陷阱”。所以，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经济结构的差异性，促使其宏观运行机制及相应的宏观政策效果呈现出与发达国家不同的差异性与特殊性。

十六、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金融、人力资本与预算软约束

再比如在金融经济学领域。当前主流金融学课程所学习的内容，基本上集中在如何发展现代金融体系，例如大型商业银行、股票市场、风险投资以及公司债券市场等。然而，这种现代金融体系很大程度上是以发达国家的经济结构为背景形成的，其产业与技术在世界最前沿，具有资本密集度高、风险大、投资规模大的特点，因此需要依赖股票市场、风险资本以及大型银行等金融机构来提供资金支持。从本质上，金融应该服务实体经济。就中国而言，当然也有跟发达国家一样的先进制造业，在第四次工业革命的机遇下，也有一些具有比较优势的新兴产业，在这些领域，风险投资、股票市场以及大型银行等确实是合适的融资渠道。但与此同时，在中国经济中占主体地位的仍然是大量传统的产业和中小规模企业。按照通常所说的“五六七八九”（民营经济贡献了50%以上的税收，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其中绝大多数企业集中在农业、传统制造业以及中小规模服务业等领域。依靠现代的大型银行、股票市场、风险资本或公司债券，难以给这些经济主体提供合适的金融服务。对于这类传统产业，由于其产业与技术成熟度较高、规模较小，地方性金融机构为其提供金融支持更合适，比如区域性银行或中小银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视角来看，一个经济体的金融结构应该与其生产结构的特性相适应。在资产定价方面，新结构经济学同样提供了新的理解。一项金融投资如果发生在符合所在经济体比较优势的产业，其风险通常较低、回报相对较高，其资产价格也应相对较高；反之，如果一项投资违背比较优势，则往往回报较低、风险较高，其资产价格也应相对较低。另外，即使都属于符合比较优势的产业，不同类型的产业，其资产定价也可能存在差异。例如，对于符合比较优势的新兴型产业，有很大的市场扩展空间，资产定价较高；对于逐渐失掉比较优势的转进型的产业，面临即将逐步退出的趋势，即使当前还符合比较优势，其资产定价会相对较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特斯拉与传统汽车制造商之间的估值差异。当前，特斯拉总市值约为1万多亿美元，而传统燃油车制造商包括通用、福特、克莱斯勒三家公司市值的总和约为1500亿美元，不到特斯拉市值的七分之一。其背后原因在于，传统燃油汽车被视为面临转型甚至退出的产业，而电动汽车被视为具有巨大增长潜力的新兴产业。所以资产定价不仅取决于当前的盈利状况，也与所在产业的发展阶段以及增长空间等特性有关。这是新结构经济学在资产定价问题上提出的新看法。人力资本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人力资本也必须与经济体的生产结构相适应。随着经济发展和资本密集度的不断提高，经济活动对人力资本的需求程度也相应提高。人力资本的作用是处理不确定性、克服风险，并在新技术不断出现时具备较强的学习能力。原来传统产业的技术变化较为缓慢，经验具有较高价值，所以才会有“不听老人言，吃亏在眼前”的说法。然而，在新兴产业和现代制造业中，技术变迁和产业升级速度非常快，必须有相适应的人力资本以适应快速变化的技术环境。但是，人力资本也并非越高越好。如果经济体没有相适应的产业，在人力资本提升方面进行大量投资以后，高人力资本的人才在国内很难找到合适的工作机会，一部分人就可能会选择到美国、欧洲等发达国家发展，造成所谓的人才外流或“脑力外流”，绝大部分则可能留在国内，缺乏合适的工作机会而不能获得和教育投资相适应的回报。近年来，发展中国家强调人力资本，教育投资增加很多，但是由于普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缺乏新的产业涌现，具有高学历的人才很难在国内找到合适的工作，从而造成很多社会的摩擦，所以教育投资必须与生产结构的变化必须相适应。另外，教育投资有一个特性，一般来讲，在年轻阶段学习的成本较低，而且完成教育以后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内发挥作用。所以，在一个快速发展的国家，教育应该先行，这样既能够减少教育投资的成本，也能够增加教育投资的回报。此外，我们经常讨论的“刘易斯拐点”和“人口红利”问题，也可以从结构变迁的视角得到新的理解。传统的发展经济学，通常是基于两部门模型来解释人口红利：当一国从农业转移到制造业，在转移过程中，制造业的劳动生产率高于农业部门，劳动力转移能够持续提高整体生产率，所以带来经济增长的红利。在现实讨论中，我们经常认为，当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完毕时，中国的人口红利也随之消失，但这个看法并不完全准确。因为在制造业内部也存在“产业阶梯”，既有劳动密集型，生产率较低的产业，也有资本密集度更高、生产率更高的产业。只要资本持续深化，劳动力仍然可以从回报率较低的制造业转移到回报率更高的制造业部门，产生“人口红利”。因此，当把结构变迁的视角引进“人口红利”等问题以后，就会产生很多跟主流理论不同但更符合现实的认识。再比如，在转型经济研究中经常讨论的“预算软约束”问题。“预算软约束”的概念由匈牙利经济学家科尔奈提出，他认为，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存在预算软约束，原因在于企业属于国家所有，企业与政府的关系就像“父子”，当企业发生亏损，政府不得不补贴，企业缺乏硬的预算约束，从而形成了“预算软约束”。按照这一逻辑，科尔奈认为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的方式就是私有化。然而，从新结构经济学的角度来看，对于很多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而言，企业之所以存在预算软约束问题，一个主要原因在于这些企业所在的行业是政府优先发展的产业，但这些产业在当时违反该国的比较优势，因此，企业承担了“政策性负担”，缺乏自生能力，所以政府必须给予补贴以维持其运转。对预算软约束成因的看法不同，对应国有企业改革的思路和方式也就不同。如果认为预算软约束是由产权造成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私有化，所以很多受新自由主义和新制度经济学思潮影响的国家，改革的方案都强调通过私有化解决问题。但如前所述，这些转型产业属于国家需要而发展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不符合比较优势，具有政策性负担，私有化以后，政府仍然需要继续提供保护补贴才能维持其运营，寻租腐败会更严重，预算软约束会更加厉害，效率下降程度会更大。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来看，解决预算软约束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单纯改变所有制形式，而在于消除企业所承担的政策性负担。最好的方式是使得产业发展符合比较优势，在公平竞争的环境中使企业具备“自生能力”，消除政府必须给予补贴的政策性负担。当然，有些产业因为关系到国家安全、国计民生，或是未来发展需要，具有战略性意义，仍然需要承担一定的“政策性负担”。在这种情况下，由国有企业来承担相关任务实际上是减少寻租和补贴的一个次优的安排，但是政府必须在提供补贴的同时加强监管。这也是为什么在相关领域，反腐败和监管必须长期坚持的重要原因。

十七、新结构经济学视角下的开放战略、资本流动与资源诅咒经济开放究竟是好还是不好？

20世纪80年代的“华盛顿共识”强调经济开放，然而，在实践中，经济开放后许多国家经济出现崩溃和过早“去工业化”，因此，很多人开始反对经济开放。实际上，经济开放本身并非简单的“好”或“坏”，关键在于开放方式是否与国家的发展阶段与转型方式相适应。一般而言，只有符合一国比较优势的产业，才能在开放自由的竞争环境中生存和发展，而不需要依赖保护或补贴。在许多转型经济体，一些产业是在过去进口替代战略下建立起来的，这些产业一般具有较高的资本密集度，在当时的发展阶段不符合该国的比较优势，但却承担着维护国防安全、提供大量就业或是保障经济运行的功能。此时，如果突然取消保护补贴，这些产业就会迅速衰退甚至消失，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对经济社会发展造成严重冲击。在这种情况之下，中国采取的渐进式“双轨制”的转型更加合理，在维持稳定的同时，促使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能够快速发展，推动工业化深化，不会出现过早的“去工业化”。还有国际资本流动与资本账户开放的问题。历史上，每个国家对资本账户都是进行管制的，然而，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许多国家开始推行金融自由化，结果是很多发展中国家不断出现金融危机。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发生金融危机的频率，明显高于资本管制相对严格的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在于，当时推行金融自由化，没有区分实体资本还是金融资产。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到实体行业可以为发展中国家增加稀缺资本的同时，带来新技术、管理经验以及进入国际市场的机会，因此具有积极作用。但是，金融资产的资本账户开放则需要更加审慎，这类资本一般不会进入到实体经济，一般具有投机性质，容易“大进大出”。当一个国家的货币不是国际上的硬通货时，过早的开放资本账户，允许金融资产的自由流入流出，国际资本的大进大出会对发展中国家金融体系和宏观经济稳定造成严重冲击。所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倡导的政策发生了变化，强调发展中国家应该进行资本账户管理，而非完全放任资本自由流动。再来看“卢卡斯谜题”，该问题由经济学家卢卡斯最早提出。发展中国家资本相对短缺，发达国家资本相对丰富，按照传统的经济学理论，资本应该由发达国家流向发展中国家，以获取更高的回报。然而，实际上却出现了相反的情形：绝大部分的发展中国家资本流向了发达国家，这一现象被称为“卢卡斯谜题”。从新结构经济学视角度来看，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发展早期采用进口替代战略，违反比较优势发展资本高度密集的重工业产业，政府的诸多干预造成经济体存在大量扭曲、资本投资回报低。在这种状况下，自然难以吸引外国资本进入。而且国内一些财富是寻租、腐败而来，在国内缺乏安全感，资本持有者更倾向于将资金转向国外。相反，如果一个经济体能够按照自身比较优势推动经济发展，投资回报会明显提高，就会吸引资本流入，比如亚洲四小龙和改革开放之后的中国。因此，发展中国家的资本是流进还是流出，同样是取决于其发展模式是否符合比较优势。以上讨论主要集中于制造业发展，但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农业与矿产资源型产业同样具有重要意义。由于发展中国家绝大多数劳动力仍然集中在农业部门，农业发展不仅有助于消除贫困，还可以创造积累，为工业化提供资本且为工业产品提供市场。发展农业同样需要技术创新、产业升级以及产业多样化，其所遵循的基本逻辑与制造业是一样的。另外，对于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一个重要问题是：如何实现有效的发展？自然资源丰富本身是一种比较优势，但在发展过程中，很多资源丰富的国家出现了所谓的“资源诅咒”。其原因在于，自然资源通常蕴藏于地下，开发需要获得政府许可。在获取政府许可的过程中，很容易出现贿赂审批官员以低价取得资源开发权的情况，从而滋生腐败。这种腐败会导致财富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扩大贫富差距，绝大多数民众无法从资源开发中获得收益，产生很多社会矛盾，导致“资源的诅咒”。但是如果能对资源进行良好的管理，使资源的收益能够进入到国家的财政，用进入国家财政的资源收益，来支持非自然资源产业的发展，就会改变这种局面。一般而言，在低收入阶段，自然资源禀赋是一种比较优势，同时大量廉价劳动力也是一种比较优势，如果政府能够利用资源收益，解决基础设施、教育等问题，为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软硬基础设施，，资源就会转化成有利于发展的条件。所以，资源是“诅咒”还是有利于发展的“祝福”，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资源的管理是否合理，二是发展的思路是否合理。比如，美国本身也是一个资源丰富的国家，但其资源的收益更多地被用来支持非资源产业的发展，所以整体上资源对其经济发展是促进作用。

十八、结语

总的来讲，新结构经济学是作为第三代发展经济学而被提出来的，其核心贡献与创新点在于把不同发展程度国家具有物质第一性的要素禀赋及其结构作为认识世界的切入点，进而将一个经济体系中各种结构的异质性和内生性引进现代经济学的分析框架，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它不仅是对发展经济学理论的拓展，更是一场现代经济学的“结构革命”，实现了现代经济学的马克思主义化，为现代经济学的各个子领域都提供了新的分析视角。这里所讨论的内容，主要集中在宏观经济层面，包括财政政策、货币政策以及金融政策。但实际上，任何一个现代经济学的领域，由于其理论目前都是总结于发达国家的经验，以发达国家的结构为暗含结构，而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内生有不同的结构，因此每个子领域都可以实现“结构革命”。新结构经济学作为总结于中国经验的自主知识理论创新，能够促使我们更好地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实现知成一体。

【 林毅夫：长安街读书会成员、北京大学新结构经济学研究院院长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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