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本文根据《明史》《荒书》《明史纪事本末》《平寇志》《程氏宗谱》《通山县志》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李自成结局问题课题组”1998年研究报告等权威史料，完整还原李自成生命中最后24小时的全部细节。
1645年夏天，湖北通山县九宫山的密林深处，发生了一件足以改写中国历史走向的事——那个从驿卒一路杀进北京紫禁城、逼得崇祯皇帝在煤山上吊的男人，在这座荒山上被一个连名字都写不利索的樵夫用铁锹拍死了。
九下铁锹，要了一个农民起义军首领的命。
第一章 最后的溃败：从北京到九宫山
一、进京：一个人的巅峰
崇祯十七年（1644年）三月十九日，凌晨时分。
北京城西北方向的彰义门（今广安门）突然传来一阵嘈杂的喊杀声。守城的太监曹化淳打开了城门——不是因为他投降了李自成，而是因为他根本守不住。城外黑压压的全是人，火光映红了半边天。
李自成的大顺军，就这样进了北京。
这一天，距离他正式起兵造反，已经过去了十五年。十五年间，他从一个被裁撤的驿卒，变成了一支农民军的领袖。他杀过官员，屠过城池，淹过开封，逼死过福王。他的名字，从陕北的一个叫米脂的小地方，传遍了大明帝国的每一个角落。
如今，他终于站在了帝国的中心。
城内已经乱成一锅粥。崇祯皇帝在前一天晚上召见了最后一批大臣，没有人能给他出主意。他喝退了皇后和嫔妃，亲手砍杀了自己的女儿昭仁公主，砍断了长平公主的一只胳膊，然后带着几个太监爬上了煤山（今景山）。
在山顶上，他最后看了一眼自己坐了十七年的皇宫。紫禁城的屋顶在晨光中泛着金色的光，那是他再也回不去的地方。他解开腰间的绦带，在一棵歪脖子树上打了结，把头伸了进去。
一个王朝，就这样落幕了。
李自成骑着高头大马进入北京城的时候，并不知道崇祯已经死了。他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箭衣，头戴毡帽，身后跟着数以万计的大顺军将士。城里的百姓跪在街道两旁，大气都不敢出——这支军队进城之前，已经在山西、河北一带制造过好几场屠城惨案，谁知道今天会不会轮到北京？
好在李自成进城后下了命令：不得妄杀百姓，不得擅入民宅。他的军队在北京城里虽然纪律比人们预想的要好，但远称不上秋毫无犯。抢掠、强奸的消息仍然不断从城里的各个角落传来，只是没有演变成大规模的屠杀而已。
李自成直奔皇宫。当他走进紫禁城的午门时，看到的是一个空荡荡的皇城。太监们跑了大半，宫女们躲在角落里瑟瑟发抖。他没有急着去找崇祯的尸体，而是直接去了武英殿。
武英殿在紫禁城的西南角，是皇帝处理日常政务的地方之一。李自成在殿里走了一圈，摸了摸龙椅的扶手，在龙椅上坐了下来。
他坐了大概一盏茶的工夫，没有说话，也没有动作，就那么坐着。
《甲申传信录》的作者亲眼目睹了这一场景，他说李自成“但仰视殿上之御座，不能登”。意思是李自成看着那把龙椅，迟迟没有坐上去。但《平寇志》的记载恰恰相反，说李自成“直登御座，意气自若”。
无论哪种说法更接近真相，有一点是确定的：从驿卒到皇帝，李自成用了十五年。而接下来，从皇帝到丧家犬，他只用了不到一年。
二、刘宗敏的蠢事
进京之后，李自成面临的第一个问题不是军事上的，而是政治上的。
摆在面前的是两件大事：第一件，如何收服明朝的旧官员；第二件，如何对付山海关外的吴三桂。
吴三桂是谁？他是明朝山海关总兵，手里握着关宁铁骑——那是明朝最后的一支精锐部队，人数约四万，全是久经沙场的老兵。山海关又是扼守东北与华北之间的咽喉要道，吴三桂倒向哪一边，哪一边就能占据绝对的战略主动。
李自成当然知道吴三桂的重要性。他进京后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派人去山海关招降吴三桂。他开出的条件很丰厚：封吴三桂为侯，赏银四万两，保留他的军队和地盘。
吴三桂一开始确实动心了。崇祯皇帝已经死了，他效忠的大明已经亡了，而李自成似乎是新朝的唯一选择。他没有理由跟李自成对着干。
于是他带着部队从山海关出发，一路向南，准备进京投降李自成。走了一半路，他派出的斥候带回来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像一盆冰水，把他浇了个透心凉。
消息是：他的父亲吴襄，被李自成的大将刘宗敏抓了。他的家也被抄了。他留在北京的宅子被人占了。
最让吴三桂受不了的是最后一条：他的心爱女人陈圆圆，被刘宗敏抢了。
关于刘宗敏其人，有必要多说几句。他是李自成手下最能打的大将，也是最不听话的一个。此人出身贫寒，性格暴烈，嗜杀成性，在跟着李自成打天下的十几年里，手上沾的血不计其数。李自成进京后，封他为“权将军”，让他主管京城治安和追赃助饷。
所谓追赃助饷，说白了就是抄明朝官员的家，把他们的钱财搜刮出来充当军饷。刘宗敏对这个差事极为上心。他让人制作了五千副夹棍，那是一种专门用来夹手指的刑具，夹一下，骨断筋折。他还让人在柱子上钉了许多铁钉，把官员的头发缠在钉子上，逼他们交钱。
短短几天之内，刘宗敏就从明朝官员身上榨出了几百万两银子。他收钱的标准是：内阁官员十万两起，部院官员七万两起，科道官员五万两起，一般官员三万两起步。交不出钱的，就用夹棍夹，夹到骨头碎了为止。
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当时已经退休在家，本来没被列入追赃名单。但刘宗敏看上了吴家的财产，直接把吴襄抓了起来，逼他交钱。吴襄交了钱，刘宗敏还不满意，又带着人去吴家宅子里抄家，把值钱的东西搬了个精光。
抄家的时候，刘宗敏看到了陈圆圆。陈圆圆当时是吴三桂的小妾，据说生得极美，“声甲天下之声，色甲天下之色”。刘宗敏一见倾心，当场就占了。
吴三桂走到半路，听到了这些消息。一个男人，父亲被抓，家产被抄，女人被抢——这三件事摆在任何人面前，都是忍无可忍的。
三、一片石：命运的转折点
吴三桂没有犹豫，他做了一个决定：不投降了。
他掉头回了山海关，把城门一关，派了一个亲信偷偷出关，去东北联络多尔衮。
多尔衮是清太宗皇太极的弟弟，当时摄政王，实际掌握着清朝的大权。他早就想入主中原，只是一直没找到机会。现在吴三桂主动送上门来，这不是天赐良机是什么？
多尔衮当即答应出兵，条件只有一个：吴三桂剃发投降，归顺清朝。
吴三桂在北京的家都被抄了，爹都被抓了，还有什么好犹豫的？他答应了。
李自成听说吴三桂反了之后，先是不敢相信，然后是暴怒。他找来刘宗敏一顿臭骂，骂完之后，又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如果不把吴三桂摆平，大顺朝就别想坐稳天下。
他决定亲自带兵去打山海关。
出发前，他在北京城中办了一件让人摸不着头脑的事：登基大典。
四月的北京，兵临城下、火烧眉毛的时候，李自成却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登基。他让人赶制了一套龙袍，又让人搭了天坛的祭台。登基那天，他穿着龙袍，戴着冕旒，在武英殿坐了整整一天，接受百官的朝贺。
这个登基大典办得仓促极了，但李自成非要办不可。有人说他是被胜利冲昏了头，有人说他是需要用皇帝的身份去震慑吴三桂和满清，也有人说他只是在圆自己一个梦——一个从驿卒走向皇帝的梦。
无论如何，登基大典办完后第二天，他就带着十万大军出发了。
四月二十一日，两军在河北的一片石（今山海关附近的九门口）相遇。
这一仗打得很惨烈。李自成的军力原本占优，他们人数多，士气高，而且刚刚拿下了北京，正是如日中天的时候。但问题在于，他们面对的是两股敌人。
吴三桂的关宁铁骑首先是硬骨头。这支部队跟清军打了十几年仗，装备精良，作战经验丰富，绝不是大顺军能轻易啃下来的。两军交战的第一天，双方在阵地上来回拉锯，死伤无数。
真正要命的是第二天。
四月二十二日一早，东北方向突然刮起了一阵大风，沙尘漫天，遮天蔽日。李自成的大营里什么也看不见。风沙中，一支骑兵从东北方向杀了过来，马蹄声震得大地都在颤抖。
那是清军的八旗骑兵。
吴三桂在这天早上剃了头，换上了清军的铠甲，把自己的军队编入了清军的序列。然后，两军合兵一处，向李自成的侧翼发起了猛攻。
大顺军没有准备。他们本以为吴三桂是被包围的一方，没想到对方等来了援军。更要命的是，大顺军的侧翼完全暴露在清军的攻击范围内，而李自成的主力全都压在了正面战场上。
等李自成反应过来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
侧翼被击溃，溃兵像潮水一样往中间涌，把整个阵型冲得七零八落。清军的骑兵趁势从两翼包抄，把大顺军团团围住。
李自成的部队在这一仗中几乎全军覆没。死伤的数字，各种史料说法不一，但最保守的估计也有数万人。李自成本人差点被俘，仅带着少量亲兵突出重围，一路狂奔回了北京。
他回到北京的时候，城里已经炸了锅。败兵的消息比他的马跑得还快，早就有逃兵回来说前线大败。民心一散，北京的城防也就跟着散了。许多明朝降官当天就换了衣衫，挂起了明朝的旗号。
李自成没有在北京多停留。他在武英殿里坐了这一生中最后一次龙椅，然后让人放火烧了皇宫，带着残兵败将，从西便门出了城。
这一天，距离他进入北京的那天，只过去了四十二天。
四、溃逃之路：慌若丧家犬
从北京往西跑的第一天，李自成还有好几万人跟着他。这些人在一片石之战中幸存了下来，虽然士气低落，但军纪还在，建制还在，打一仗的能力还有。
但接下来的事情，就像多米诺骨牌一样，一倒全倒了。
李自成退到山西，发现山西已经不稳了。他退到陕西，发现陕西的老乡们也没打算跟他共存亡。
清军并不着急。他们没有追得特别紧，而是一路走一路收编投降的明军和溃散的大顺军。今天的中国北方还姓李，明天就姓清了。那些明朝的降官降将，本来就是在李自成进城时迫于形势才投靠的，现在大顺朝眼看要完了，他们当然要赶紧换个东家。
李自成在陕西待了没多久，清军就到了。多铎和阿济格两路大军合围，打得李自成在西安根本站不住脚。顺治二年（1645年）正月，李自成放弃西安，率部南逃。
从这以后，大顺军就再也没有安生过一个日子。
他们先是往湖北方向跑。从陕西进入河南，从河南进入湖广。路上不断有兵丁开小差逃跑，也不断有将领带着自己的队伍向清军投降。本来号称拥兵百万的部队，到了湖北境内就只剩几万人了。
四月中旬，大顺军在江西九江附近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
清军八旗劲旅在这时追上了大顺军的尾巴，一举将大顺军的水陆两军全部击溃。大顺军的船舶全部丢失，数万人被杀。李自成的两个堂叔——李自敬和李自让——被俘后被清军剐杀。大将刘宗敏也在被俘后遭处决，方式同样是剐刑。
剐刑，就是民间所说的“千刀万剐”。刘宗敏被绑在刑架上，刽子手一刀一刀地割他的肉，直到他流干最后一滴血。这个曾经在北京城里用夹棍夹碎无数官员手指的暴徒，终于尝到了他给别人制造的痛苦。
刘宗敏的死，对李自成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不只是因为他失去了一个最能打的大将，更因为刘宗敏是他从河南起兵时就跟着他的老兄弟。十七年，风里雨里，刀山火海，两人一起闯过来的。如今刘宗敏死了，死得那样凄惨。
据说李自成听到刘宗敏的死讯时，一个人坐在营帐里沉默了很久。他没有哭，没有骂，甚至没有说话。他只是坐着，像一尊雕塑。
当天夜里，他带着仅剩的亲兵突围而出，沿长江南岸向西溃逃。
这时候的李自成，身边已经不足百人了。
顺治二年（1645年）四月下旬，李自成的残部约一万余人，到达了湖北通山县境内。这些人在两个多月的逃亡中已经筋疲力尽，缺衣少食，士气低落到了极点。
但就在这个时候，一个更大的灾难正在等着他们。
第二章 九宫山：最后的战场
一、一座山与一群人的命运
通山县九宫山，坐落在湖北、江西两省的交界处。
这座山不算特别有名，但在地理上的位置极为关键。它北临长江，南接幕阜山脉，东边是江西的修水、武宁，西边是湖北的崇阳、通城。如果能翻越九宫山，就可以进入湖南的平江、浏阳一带，进而南下广东、广西，或者西进入川。
李自成选择这条路，并非偶然。
当时清军的追击部队主要集中在长江北岸和江西的九江、南昌一带，九宫山方向正好是清军防线的空隙。如果能从这里突破，大顺军残部就有一线生机——至少他本人是这样想的。
但李自成忽略了一个问题：九宫山不是一座空山。
山里头有人。不仅有逃难来的流民，还有当地的地主武装和乡勇。这些人在明朝灭亡后的乱世中，为了保护自己的身家性命，自发组织了起来，形成了一个个“土寨”和“村堡”。
所谓土寨，就是在山头上用石头和木头搭起来的简易防御工事。寨子里有粮食，有水井，有武器。寨与寨之间互通消息，一寨有难，百寨支援。
这个系统，是三百年来中国南方山区农民应对战乱的智慧结晶。它没有正规军的编制和装备，但它有一个正规军没有的优势——地形熟悉。
李自成不知道这个系统的存在。他以为九宫山是一座可以自由穿行的荒山，却不知道山里的每一个路口都在土寨的监视之下。
二、最后的一万余人
根据《荒书》的记载，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李自成的部队已经分散扎营在九宫山一带。
为什么不一起进山？原因很简单：人太多了。
说是“人太多”，其实也就一万多人。但这一万多人对于九宫山这样一座山头来说，已经是不可承受之重了。山里的路窄，容不下这么多人同时行进。而且山里没有足够的粮食，一万多人扎堆走，用不了几天就全饿死了。
所以李自成做了一个决定：分头行动。
他把这一万多人分成若干股，每股几百人到几千人不等，各自分散寻找翻山的通道。他的计划是：谁找到路了就发信号，所有人再往那个方向汇合。
这个计划听起来合理，但实际上有一个致命的问题：分散之后，他的力量也跟着分散了。万一某一股部队遇上了清军或者土寨武装，其他人根本来不及救援。
李自成没有考虑这个问题，或者说，他没有条件考虑这个问题了。他现在的处境是，走一步算一步，能活一天是一天。
五月初四，李自成带着自己的亲兵队伍，出发了。
三、十八个亲兵
李自成的亲兵队伍，到底有多少人？
这个问题有好几种说法。《荒书》给出的数字是十八人。《明史纪事本末》说是二十余人。《通山县志》说是二十余人，但具体数字不明确。
无论哪个数字更准确，有一点是确定的：这是李自成这辈子带过的最少的亲兵。
想当年他打洛阳的时候，身边跟着两三万人。打开封的时候，十几万人。进北京的时候，浩浩荡荡十万人马，旌旗蔽日，鼓角齐鸣。如今，他身边只剩下二十个不到的人了。
这些人的身份，我们无从得知。他们是大顺军中幸存到最后的精锐，是经过两个多月逃亡的残酷筛选后留下来的最忠心的部下。他们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为李自成豁出命去。
但问题是，就算他们愿意豁出命去，二十个人能挡住多少敌人？十个？一百个？还是一千个？
五月初四那一天，李自成带着他们，踏上了九宫山北麓的山路。山路很窄，只容一人一马通过。两侧是密不透风的树林和灌木，走在里面，抬起头都看不见天。
所有人都是沉默的。没有人说话。没有人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也没有人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
四、关于九宫山的地理实况
为了准确理解李自成最后的战场，有必要在这里详细介绍一下九宫山的地形。
九宫山整体呈东北-西南走向，主峰“老鸦尖”海拔1656米，是鄂东南的最高峰。但李自成殉难的“牛迹岭”并不在主峰位置，而是在九宫山北麓，海拔约800米的一处山脊上。
这个地方在清代属于通山县六都源口寨的范围，今天属于通山县九宫山镇（原横石潭镇）管辖的地界。1988年国务院将闯王陵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时，对殉难地的经纬度和地形进行了精确测量，并立了碑。
“牛迹岭”这个名字听着很不起眼，实际上也确实是座不起眼的山岭。它的得名源于山岭上几块形似牛脚印的石头，当地百姓叫了很多年，也就这么叫下来了。
这一带的地形特点是“两沟一脊”——两条山沟夹着一条山脊，山脊窄得只能并排走两三个人。李自成当年走的，就是这条山脊上的小路。
山脊的两侧全是陡坡，掉下去非死即伤。灌木和乔木长得密密匝匝，把整条小路遮得严严实实。夏天的时候，树叶遮住了阳光，林子里潮湿闷热，地上全是烂泥和青苔，马走在上面直打滑。
这种地形，对于行军来说简直就是地狱。进不能进，退不能退，机动性约等于零。一旦在这里被人堵住，连调头跑都不行。
李自成走进牛迹岭的时候，大概没有意识到自己正在钻进一个死胡同。
五、土寨的发现
五月初四中午，李自成的队伍在牛迹岭深处遇到了第一个麻烦。
不是清军，不是乡勇，而是一群在山上的农民。
《荒书》记载，当时有几个农民正在岭上的树荫下纳凉。他们是附近土寨派出来放哨的，一人手里提着一个大白瓷壶，里头装的是解渴的茶。正喝着茶呢，忽然听见山路上有动静。
探头一看，一队骑马的军人正从山下来。
这些农民心里“咯噔”一下——坏了，又来一伙抢粮食的。
在那个年月，湖广一带的农民最怕的就是兵。明朝的兵抢，大顺的兵抢，清军的兵也抢，还有什么“义军”“流寇”“土贼”，乱七八糟的什么人都有。凡是有武器、骑马的，到了村子里就不会空手走。
所以这些农民一看见李自成的队伍，二话不说，扔下手里的茶壶就往回跑。跑回土寨，敲锣打鼓，喊人。
锣声一响，附近几个土寨的乡勇全都出动了。
农民武装的动作很快。他们不走大路，全走林间小路，三拐两拐就绕到了李自成的前头。等李自成发现前面有人的时候，已经晚了——去路被堵，退路也被堵，他和他的人马被死死卡在了山脊上。
第三章 那九下铁锹
一、程九伯：一个樵夫的人物小传
在我们讲述那个决定历史的瞬间之前，有必要先了解一下程九伯这个人。
程九伯，名“九伯”，字“文焕”，通山县六都源口寨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八年（1620年）前后。他的家庭成分是“地主”——准确地说，是有一些田地但不算富裕的中小地主。
明末清初的湖北农村，宗族势力非常强大。一个村一个姓，同一个姓的人住在一起，共同祭祖，共同对外。程九伯所在的程氏宗族，在当地算是一支不小的势力，族人遍布六都的几个村子。
程九伯本人是乡勇的头目。所谓乡勇，就是地方上的民兵。
明末天下大乱之后，地方政府瘫痪，正规军要么投降了李自成要么投降了清军，基层农村的防御完全靠农民自己来搞。各村各寨挑选年轻力壮的男人，配上刀枪棍棒，白天干活，晚上巡逻，看见外人就盘问，来路不明的就打。
程九伯能当上这个头目，靠的不是武功高强，而是胆大、心狠、在族里有威信。他不是什么武林高手，就是一个普通的种地人，但干活不惜力，打架不怕死，在村里说一不二。
顺治二年五月四日那天，程九伯正在牛迹岭附近的自家山地里干活。
山地不好种庄稼，但可以种些苞谷、红薯之类的东西。他干了一上午的活，中午找了一棵大树底下歇凉。这时候，他的一个族侄程从仁（一说是外甥金某，史料记载不一）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报信：山下来了好几匹马，像是兵，正在往岭上走。
程九伯二话没说，放下锄头，抄起一把铁锹，叫上几个在附近干活的同族，往山下赶。
二、最后一刻：分秒级还原
以下根据《荒书》《程氏宗谱》及后世各方考证，对李自成生前的最后一刻进行分秒级还原。
时间：顺治二年（1645年）五月初四，未时（下午1-3点）前后
地点：九宫山北麓牛迹岭山脊
李自成骑在马上，走在队伍的最前面。
不是因为他想当排头兵，而是因为山路太窄，骑手和骑手之间必须拉开距离，前后之间得有移动的空间。最前面的人一旦停下来，后面的人就得跟着停。
李自成骑的是一匹深棕色的战马，个头不大，但骨骼粗壮，耐力极好。这匹马跟了他很多年，是从陕西老家就一直骑着的。
前面的路越来越窄，两侧的树木越来越密，光线越来越暗。李自成虽然看不见前面的情况，但已经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
突然，前方大约三十步的地方，灌木丛后面传来一阵乱糟糟的喊叫声。紧接着，十几个手持农具的汉子从林子里窜了出来，堵在了山路上。
李自成下意识地勒住了缰绳。马的前蹄在地上刨了两下，打了个响鼻。
没有时间沟通。双方的语言不通——李自成说的是陕北方言，程九伯说的是湖北通山方言，即便大喊大叫也未必能听懂对方在说什么。更何况在这种你死我活的境况下，谁也没有耐心先去问一句“你想干什么”。
李自成身后的亲兵冲了上去，程九伯身后的乡民也冲了上来。
山脊上顿时乱作一团。刀剑的碰撞声、叫骂声、惨叫声，在密林中回荡，惊起了一群又一群的飞鸟。
李自成在马背上拔出了剑——不对，准确地说，他想拔出剑，但拔不出来。
那把救命的剑，为什么偏偏在最后一刻拔不出来？这个问题，三百多年来没有人能回答。但更值得追问的是：一个曾经拥兵百万、坐拥天下的男人，怎么就沦落到被一个樵夫了结的地步？死的人到底是李自成还是李延？李延是李自成的化名吗？付费8元阅读更精彩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