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身女性，如何与朋友组成家庭？

独身女性，如何才能在熟悉的家中安心老去？

韩国作家银曙澜二十岁出头时就开始思考这个问题。从儿时起，周围人仿佛都被赋予了一样的人生轨迹，求学上班，结婚生子，再看着自己的孩子也结婚生子，然后照顾孙子孙女，最终渐渐凋零。她不想踏入这样定型化的模板中，虽也常有妥协，但还是更重视自己的标准。她曾想过就这样独自一人老去，但随着年龄渐长，或目睹或亲历了生命中那些需要法定代理人的瞬间，她偶尔也会想，两个人会不会比一个人更好。直到遇见了比自己小五岁的娥丽。

2022年5月25日，她们在这一天带着个人资料和领养申请去了韩国当地一家镇事务所。隔天，她们就正式从同住人变成了法定意义上真正的“家人”——银曙澜有了比自己小五十个月的“女儿”，而娥丽则有了比自己大五十个月的“养母”。她们成了韩国历史上首个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案例的当事人。

银曙澜与娥丽。（受访者供图）

以这样的“身份”变成“家人”实属无奈，如果有保护“生活伴侣”的法律，她们不会选择这样的“领养”。但现实中能做的选择似乎仍然只有这一种，她们希望给彼此提供切实的法律保护，能在危机中成为彼此强有力的支撑，甚至日后能在熟悉的家中共同老去。银曙澜将整个过程写进《我收养了一个朋友》，2023年，这本小书在韩国出版后引发了许多讨论。

今年，这本书正式与中国的读者见面。在传统家庭关系日渐松动的今天，人们在离开传统意义上的家庭之后如何相互照顾变得越来越艰难，除了传统的家庭照护，我们还能够以怎样的方式面临衰老与死亡？我们的法律何时能将因情感结合的所有生活共同体都纳入体系，赋予他们法律认可的家人权利与义务？银曙澜与娥丽穿过了其中的那些缝隙，不知不觉间找到了一条不同的路。她们的实践，也许正在为未来创造着更多可能。

采写｜新京报记者 申璐

1

“我想按照自己的速度生活”

二十多岁的时候，银曙澜有时会看着地图上那些独自漂浮在大海上的岛屿，觉得每一座岛都像是一个“小小的地球”。她会想象把自己放在某个无人的岛上，就像被大海全然拥抱着，就这样慢慢恢复平静，凝视自己，而后才能真正地拥抱他人。只有在独处时，她才会感受到安稳。

银曙澜形容说，自己属于天生敏感的那种类型，而且想法也多，如果不刻意努力，一个想法就会接着一个想法浮现，根本停不下来。小时候这些想法也许还会朝着有趣的方向发展，但成年以后，这些想法带来的常常是痛苦，经常把自己搞得很累，“也让身边的人们感到非常疲惫”。

这些想法大多最后都指向了那个关于自身存在的根源性疑问，“我为什么要活着”。除了离开可能会让爱自己的人伤心之外，她想不出还有什么继续下去的理由。她从小便觉得世界上不存在理所当然要走的路，但周围人似乎都在差不多的时间节点走入了相似的人生轨迹。那么在让爱自己的人伤心，和持续没有意义的人生之间，到底哪个的分量更重？很长时间里，这就是她一直困惑的课题。

《我收养了一个朋友》

作者: [韩]银曙澜

译者: 徐丽红

版本:果麦文化｜国文出版社

2026年1月

十二岁那年，银曙澜还曾被诊断为过敏性皮炎。这些好像都在她的身上组成了一个找不到出口的内循环，对环境过于敏感带来的精神压力不时加重着过敏症状，而过敏产生的皮肤瘙痒又让本就敏感紧绷的神经更加不堪重负。毕业后在首尔工作了一段时间，她的过敏症状愈发严重，后来不得不辞去了工作，和母亲暂时搬到了乡下。

“住在乡下，每天三顿以蘑菇、豆腐，蔬菜为主，每天爬山两小时，或者去海边散步。皮肤始终不见好转，然而三个月之后，惊人地痊愈了。”这段与难缠的过敏性皮炎共存的经历带给她最深的领悟是，在干净的环境中好好吃饭，好好休息，不管当下多么痛苦，迟早都会好起来。她开始慢慢放下“为什么要活着”这个问题，转而开始思考“应该怎样活着”，没有意义的人生当然难以继续，但可以赋予人生意义，尽管这本身可能也没有什么意义，但至少原先二选一的判断题成了可以有多种解法的填空题。

就这样，银曙澜开始在不同的乡村间流转，试验真正让自己舒适的生活方式。在农村，想要得到什么都需要勤劳地活动身体，需要不停地做些什么，那里与城市有着不同的“繁忙”。她回忆说，身体活动起来，人反而终于有了真正活着的感觉。但农村生活也不全是浪漫的乌托邦，她需要寻找能够安心居住的房子，从头学起如何和庄稼打交道，也需要考虑经济来源问题。更难的地方在于，住在农村的大部分是老人，未婚独身女性一个人需要面对来自周围过度的“关注”。

能让她的乡村生活得以延续的，最终是在附近交到的那些同龄朋友与邻居。而娥丽就是其中一位。

2

比血缘更浓的“家庭”

她们成为邻居时，娥丽的乡村生活也进入了第三年。闲暇时，她们经常去彼此的家中吃饭、聊天，既聊在农村做些什么，如何生活，也谈论未婚女性该怎样为养老做准备。一年后娥丽租住的房子到期，银曙澜便邀请她来家里居住，从此她们开始了两个人的生活试验。对于两个各自独自生活许多年的人而言，和另一个人同处一个屋檐需要做相当多的思想准备，但庆幸的是，她们真的很适合一起生活。

“我感觉原生家庭像亲戚，曙澜像真正的家人。”娥丽曾这样形容两人的关系。

作为家中最小的女儿，娥丽从小在寄宿学校上学，和家人之间没有太多共同生活的记忆。成年以后，娥丽搬到了外地，和家人之间的关系愈发疏远，和已婚生子的哥哥姐姐回老家不同，父母对逢年过节独自回家的娥丽并没有多少热情。与娥丽相反，银曙澜从小就被母亲视作自己的分身，她从母亲那里得到了“许多的爱”，也感受到了“过多的伤痛”。母亲一直是家中那个“自以为是地牺牲”的一方，得不到回应就会感到失落，和父亲吵架后都会给女儿打电话骂父亲，每当听到这些时，银曙澜总会感觉到自己存在的不合理性。这些从小便累积的愧疚感始终扎在心里。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在想象那个共同生活的“家人”时，银曙澜倾向于一种既互相支持，但同时又保持适当距离的关系。娥丽恰好就是这样的人，她在旁人看来的“冷漠”恰好让银曙澜感受到了从未在原生家庭中体会过的舒适。有趣的是，尽管银曙澜讨厌来自母亲的干涉，但不可避免她性格中有一部分像极了母亲的东西，而娥丽却觉得这样不经意的干涉中有另一种温暖。

两位女性同住久了也会有各种小的摩擦。因为过敏性皮炎，银曙澜很在意家中的卫生，甚至打扫和整理本身已经成了她建立生活秩序的方式。有段时间，她也会觉得好像家中只有她在做家务。于是她们会围绕这个摩擦交换彼此的想法，认真制作家务分担表，不再按照次数或时间，而是按照个人能力和性格分担。比如在五分钟处理垃圾和一小时大扫除之间，银曙澜会毫不犹豫选择后者，而娥丽觉得前者并不算什么。她们会看见彼此的付出，也“见对方衰老会心酸”，于是“更想善待彼此”。

两个人的生活也给她们各自带去了原本可能不会发生的积极变化。她们鼓励对方学习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甚至偶尔互相约定谁先学会，一方就满足另一方一个心愿。她们逐渐建立起真正让两个人都舒适的生活模式，比如她们都喜欢西瓜，于是每到夏天家里的冰箱几乎就不会断货。银曙澜回忆说是在和娥丽同住后，才真正体会到了美食之乐。

这样的同住生活持续几年，直到年过四十，银曙澜开始感觉到身体出现了各种小毛病。因为胃痉挛看急诊而被诊断出胆囊炎，也因为呼吸急促差点昏厥而被推进过急诊，这些时刻里，她们不是对方的“法定家人”，无法在那些需要监护人同意的紧急时刻里为彼此郑重签下那个名字，成为彼此强有力的依托。

3

成为“合法家人”

2022年5月25日上午，她们带着个人资料和领养申请走进了韩国当地一家镇事务所。在韩国，5月聚集了很多与家庭相关的节日，她们特意选择这个月的25号，在“家庭月”的一个再平常不过的日子里去创造一个新的“家庭日”。去的路上，她们还拉着手，一边开玩笑说：“再好好考虑一下，如果后悔可以解除关系。”隔天，家庭关系证明书下来了，她们成了相差近五岁的“母女”。

从朋友变成母女是个无奈的决定。根据韩国《健康家庭基本法》规定，同性朋友，不结婚，又没有血缘关系，要想成为法定意义上的家人，只能选择领养这种方式。大多数对成人领养没什么兴趣的人可能并不清楚，韩国《民法》对成人领养的条件只要求养父母比养子女年龄大就可以，在争得养子女亲生父母的同意后，领养即可生效。

因为这份申请需要娥丽母亲的同意，她们起初还有些担心。娥丽在和母亲解释时，并没有使用“领养”这个词，而是用了上一辈人更熟悉的说法——“以养女的身份搬进去”。由于在韩国常有财产继承方面的考量而收养的案例，娥丽的母亲并没有反对。银曙澜的母亲看到女儿年老后不用孤单一人，也对她们这个决定持开放态度。

“既然领养如此简单，那么可以包容多种家庭形态的《生活伴侣法》的立法为什么如此困难？”银曙澜在书中的结尾处写道。尽管2024年韩国国内有关于《生活伴侣法》的提案，但距离真正通过仍然有漫长的路要走。在银曙澜看来，真正的家人不应该由婚姻和血缘捆绑，而是彼此坚守礼节和义气，共同生活。一个健康的社会应该能够包容多种形式的家庭。

到2027年，银曙澜与娥丽就将在一起生活十年了。距离这本书的出版也已经过去了近三年，我们通过邮件采访到了银曙澜，和她聊了聊她们生活的近况，以及她对关系本身的思考。在接受采访邀约之前，她特意来信询问：“我想了解，随着中国非婚同居人数增加，是否也有类似‘生活伴侣法’的法律保护制度的呼声？如果我的书在中国受到关注，是否可以理解为这种呼声已经一定程度存在了？”她希望未来有一天，人们可以不需要再通过领养的方式，也能和自己选择的家人组成真正的家庭，在自己选择的路上以适合自己的速度生活。

---对话银曙澜---

银曙澜，韩国女作家。韩国首例成年人公开收养朋友案例当事人。

4

相差近五岁的“母女”

新京报：距离2027年你和朋友共同生活十年已经不远。在正式开始采访前，可否聊聊你们最近的生活一切还好吗？（最近在学习什么新东西，两人最近在聊哪些话题，计划如何庆祝即将到来的十周年？）

银曙澜：我们依然一起吃饭、分享日常，平静地生活着。两人都在为两年后启动新事业做准备。娥丽三年前插班大学，今年是毕业班，所以正在努力学习；我也在进行相关学习和事业筹备，最近还与相熟的师父共同制作冥想内容。此外也处理各种琐碎事务。

同居十周年纪念还没来得及具体考虑。我们本就不太注重纪念日仪式，甚至没意识到共同生活已近十年了。

新京报：本书韩文版面世已经快三年时间。你和娥丽都是喜静的人，这本书的出版有给你们的生活带来哪些意想不到的变化吗？

银曙澜：出版时因我健康状况不佳及个人事务，几乎未进行宣传。虽因“收养朋友”的独特书名在网络上引发了些许讨论，但书籍本身未成为热点话题，故未带来意外变化。我们始终在原地过着平静日常。即便书籍广为人知，以我们性格，生活也不会大变。

新京报：你在中文版序言中提到“一些新形态家庭在韩国出现”，韩国国内近几年关于《生活伴侣关系法》的讨论主要有哪些？目前主要的争议点或者说推行的困境在哪里？

银曙澜：韩国多次尝试制定《生活伴侣关系法》均告失败。该法案旨在将成年人基于合意共同生活照顾的关系认定为“生活伴侣”，赋予类婚姻权利义务。

该法案因涉及冲击传统男女夫妻中心家庭制度，以及可能存在制度滥用等，遭遇强烈反对。虽然独居家庭持续增加，但权力阶层和保守群体声音仍占主导，立法推进艰难。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新京报：你们会如何形容你们两个人之间的友谊？

银曙澜：人际关系不能用单一标准判定。同住未必就是恋人，正如异性同住未必是情侣。动辄将同性同住者认定为同性恋者实属偏见。每人情况各异，也可能是像我们这样超越友情的特殊家庭关系。

新京报：在决定要组建家庭后，你们都做过哪些尝试？谈到“收养”，很多读者会下意识觉得其中有很多繁杂的流程和手续，但你们在韩国申请时，一切好像都“意想不到”地顺利。这个过程中涉及到哪些关键性的材料吗？在你们这起案例之后，后来韩国法律上关于这方面的规定是放宽了还是收紧了？

银曙澜：长期相依自然成为家人，但最终选择法律收养是因法律家庭中心的韩国社会中，未婚家庭需要危机时的相互监护权。成人收养只需当事人合意，条件程序简单：收养方成年、被收养方非尊亲属，提交《收养申报表》经被收养方父母同意后提交辖区行政机构即可。韩国行政处理迅捷，次日即可登录家庭关系登记簿成为法律家人。

出版后听闻类似案例，但因成人收养本身合法且未引发社会问题，法律并未修订。

新京报：朋友之间原本是“水平”关系，但“收养”之后法律名义上就成了父母和子女的“垂直”关系。这种“关系”的变动久而久之会不会影响到两个人之间的相处？

银曙澜：仅仅是文件显示母女关系，我们的日常完全无感，仍以挚友家人相处，虽我年长几岁，但作为同辈，我们是在共同老去。

5

家人之间重要的：

不是血缘，而是义气

新京报：书中写到很长一段时间里，你都是一个人独居生活的。你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养老相关的问题的？生活中哪些事情的发生让你们觉得想要试试两个人的生活？

银曙澜：二十出头便思考养老问题。我始终觉得大城市不适合自己，自然地开始思索年老后的居所与生活方式。如果我留在首尔，或许不会选择和朋友共同生活——因为独居更舒适且城市社交网络完善。但初返乡下，面临独居年轻女性身份带来的诸多问题后，自然产生了“需要共同构建安全网”的想法。后在第二次移居的乡村遇见价值观相投的娥丽，经深入交流决定互为壁垒，共同生活。

乡村独居未婚女性比想象中危险，因此我们承诺相互照护。因无伴侣法保障，不得已通过法律收养成为母女关系。

《我的解放日志》剧照。

新京报：具体是对方身上怎样的特质，让你们最终决定想和这个人共同生活？

银曙澜：我们因相似倾向而密切交往，成为好朋友，分享乡村生活思考与未婚女性养老准备等共鸣。我认为同居最重要是相近饮食和卫生习惯，这点我们非常契合。我们价值观相似，且性格互补：我作为高敏感人群易受负面情绪影响，娥丽情绪稳定让我安心；她勤勉正直但对新事务被动，而我擅长主导策划。彼此给予安定感与平和。

新京报：东亚家庭模式中常见的问题是家人之间可能因为这种特殊的联结而失去边界感，慢慢开始滋生出一些干涉甚至是控制。你和娥丽在日常相处中会通过哪些方式保持对彼此生活的尊重吗？

银曙澜：家人间相互干涉难免。家是本真展现的空间，难免显露无修饰的行为。我们通过大量沟通化解不适：可改进处则调整，难改变处则相互接纳。毕竟自己并非永远正确。

新京报：书中关于“为什么感觉只有我在做家务”这小节很有意思。这是很多进入异性恋“正常”婚姻家庭中的女性都会有的感受，甚至是一个很难改变的问题。但你们两个人对于这个问题的处理似乎非常丝滑，可否分享一下这里面的经验？这和女性之间更容易互相看见有关吗？

银曙澜：更多源于充分沟通达成共识与相互体谅。刚一起生活的时候，我们也会计较家务分配，随时间推移，自然地形成分工：擅长者多承担，对方忙碌或不适时主动接手。随着年岁增长，更会相互怜惜——感激对方近十年相伴，见对方衰老会心酸，更想善待彼此。

新京报：在书中，我们看到了在一个非传统家庭中，如果没有“育儿”的压力，两个人可以如何做以尽可能丰富彼此的生命。可否聊聊两人共同生活后，有哪些变化是因为对方的鼓励才发生的？哪些时刻里，你们感受到了一种“互相支持”？

银曙澜：长期共处更能发现对方潜力并彼此助益。

最大变化是个人梦想成为我们共同的梦想：娥丽为实现我们的梦想，考入药大学韩药学系，她说是我的支持让她敢于五年苦读；而我，也因她得以更稳定专业地规划未来，我们原来的梦想是经营一间林中茶屋（在书中也介绍了对林中小屋的计划），现在已经把茶屋升级为韩方药茶兼营的未来。

如今，我们深信，彼此永远会相互支持，心境也愈发平和。这实在是太珍贵的缘分。

新京报：在尝试了和父辈不同的家庭形式后，你们对于“家庭”这个概念会有哪些新的理解吗？为什么说相比于婚姻和血缘，“彼此坚守礼节和义气”更加重要？

银曙澜：我认为家人就是与那些最令人安心的人生活在一起，相互依靠、彼此照顾的关系。定义家庭应依据心理上的安定感，而非某种固定的构成形式。非婚姻方式组建新家庭也可以获得亲密与幸福。

我能如此平和生活，是得益于同住友人。世间存在多种家庭形态，只要不伤害他人、彼此幸福相伴即为家庭。

6

愿将情感结合的所有生活共同体纳入法律体系

新京报：你和娥丽平时会聊“死亡”相关的话题吗？你们想过以后希望以怎样的方式离开这个世界？

银曙澜：如果可能，我们愿自主选择死亡，比如拥有时间、地点、方式的决定权。我与娥丽常讨论生命终局，希望我们都能有尊严地活到终老。我们的心愿是，不在神智不清或无法自理时，拖累他人。

新京报：最后，有什么话想对中国的读者们说吗？你们希望这本书在中国可以引起哪些方面的讨论？

银曙澜：首先感谢所有中国读者的关注。

我们采用成人收养制度成为法律家人，是为了应对未来的照护问题。

我们都认为需要建立针对独居者更加灵活的制度：对非法律家庭但共同生活者，或邻里好友间实际相互照护者，都应赋予部分法定代理权。

随着高龄独居家庭激增与国家养老负担加重，将情感结合的生活共同体纳入法律体系，赋予他们法律认可的家庭权利与义务，刻不容缓。当前仅因非法律家庭，就无法让同居人完成那些本可实现的基本的照护。

期盼不久后，韩中等国都可以创立相应的《生活伴侣法》，让多样的家庭形态获得真正的尊重。

采写/申璐

编辑/刘亚光

校对/穆祥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