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发！原格力董事长主动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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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电商天下）

作者 | 陈泽

报道 | 电商参考

一失足成千古恨，原格力董事长，摊上麻烦了。

官方通报：主动投案

就在昨天，一则来自“廉洁珠海”的通报，将一个颇具分量的名字推回公众视野——周乐伟，主动投案。

要知道，在个人履历上，周乐伟几乎是那种“典型的系统型干部”：

从珠海航展公司到会展局，从金湾区到格力集团，再回归地方主政一方，轨迹清晰、路径完整。

他既懂政府逻辑，也熟企业运作，这种横跨政企的经历，在地方国资体系中并不多见，却往往意味着更高的信任，也意味着更大的权力半径。

2016年，在他接棒董明珠、执掌格力集团之后，周乐伟一度被视为珠海国资改革的重要操盘者之一。

那一阶段，格力集团完成了对格力电器的股权转让，主动退居幕后，将控股地位拱手让出，使这家中国家电龙头进入“无实际控制人”时代。

这一步，在当时被解读为一次典型的“去行政化”尝试：国资不再直接控股，而是通过市场化方式参与治理。

对于地方政府而言，这是一次放权；对于企业而言，则是一次结构性重塑。

2024年，周乐伟卸任格力集团，重回政府系统，继续担任珠海经济技术开发区党工委书记。

表面看，这是一次常规的人事轮转；但在更深的语境里，这种“从企业回到权力中枢”的路径，本身就意味着资源与影响力的再集中。

而就在今年3月中旬，他还在调研重点项目；4月初，当地还启动了巡察。短短数周之后，剧情急转直下。

很多时候，一名干部的“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都会被赋予某种象征意义。它像一个时间节点，提醒人们：所有看似稳定的秩序，其实都处在不断被校准的过程中。

从格力往回看

如果只把这件事看作一场个体的“翻车”，未免过于简单。

更值得追问的，是它背后的结构性背景——尤其是周乐伟曾深度参与的格力改革。

格力这些年的变化，其实早就写在数据里。

就在昨天最新发布的财报中可以看见，2025年，格力电器营收1704亿元，同比下滑近10%；净利润同样出现下降。

这已经是连续第二年营收走低，进入2026年一季度，依旧没有明显反转。

对比之下，美的集团与海尔智家却呈现出完全不同的曲线：前者收入与利润双位数增长，后者稳步上行。

电商参考必须指出，这种分化，不再是偶然波动，而是路径选择的结果。

格力的问题，并不神秘。

它依然高度依赖空调业务，消费电器占比超过七成；所谓多元化，多年推进，却始终难以形成规模支撑。

工业制品、绿色能源、智能装备这些新方向，或许在故事层面足够宏大，但在财务层面仍然显得单薄。

与此同时，国内市场需求趋于理性，渠道红利逐渐消退，竞争对手的全品类布局不断挤压其空间。

格力曾经赖以成名的“单品冠军”模式，在新的消费环境中，开始显露出边界。

但耐人寻味的是，另一组数据却显得异常“健康”：现金流大幅增长，分红持续高企。

2025年，格力全年现金分红达到167亿元，分红率超过38%。

资本市场对此并不反感，甚至给予了某种“防御型资产”的认可——股价表现相对抗跌。

这就形成了一种微妙的张力：一边是增长乏力，一边是现金慷慨。

从企业治理角度看，这种策略并非错误。稳定的现金回报，可以对冲业绩波动，为投资者提供确定性。

但从长期竞争力来看，它也可能意味着一种选择——把当下的利润分配掉，而不是投入到未来的不确定性中。

一场关于边界的再提醒

回到事件本身，周乐伟的“主动投案”，最终仍将回归到纪律与法律的框架中，被逐步厘清、被具体化。

但在此之前，它已经释放出一种更宏观的信号。

过去十多年，中国的国资体系经历了一轮深刻转型：从直接控制走向资本运作，从行政干预走向市场化治理。

其间，涌现出大量既懂政策又懂商业的“复合型干部”，他们在政府与企业之间穿梭，推动改革，也分享权力。

这种模式在一定阶段内是高效的。

它缩短了决策链条，也让资源配置更加灵活。

但与此同时，它也模糊了边界——当行政权力与市场资源在同一条路径上流动时，监督与约束的难度就会随之增加。

而对于公众而言，真正关心的或许并不是案件细节，而是一个更根本的问题：

在政企关系不断重塑的过程中，如何既释放活力，又守住边界？

这并不是一个容易回答的问题。

格力的业绩波动、国资的角色调整、干部的流动路径，这些看似分散的现象，其实都指向同一个命题——

当市场逻辑与行政逻辑交织在一起时，如何避免“效率”与“风险”同时被放大？

或许，这正是周乐伟事件带来的真正启示。

它提醒人们，改革从来不是单向度的推进，而是一场需要不断修正的过程。

每一次放权，都必须伴随着更清晰的规则；每一次跨界，都需要更严格的边界。

否则，当问题暴露出来时，我们看到的就不再只是一个人的故事，而是一整套机制的回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