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地名人名均为虚构，请勿与现实关联。本文所用素材源于互联网，图片非真实图像，仅用于叙事呈现，如有侵权请联系删除!
我叫马绍川，甘肃天水人，回族。
在迪拜开酒楼二十年，娶了四房妻子，孩子一堆，家里热热闹闹，日子过得比蜜还甜。
去年腊月，老父亲走了，我回国守孝整整三个月，家里的事全交给四个妻子打理。
三个月里，我没断过电话，每次接通，那头都是一片烟火气——烧菜声、孩子哭声、妻子们轻描淡写的"一切都好，你放心"。
我真的放心了。
直到我提前两天悄悄买了机票，没跟任何人打招呼，拎着行李摸回迪拜，把钥匙插进自己家的门锁里——
我愣在原地，脑子里嗡的一声，像天塌了一个角。
我站了足足有一分钟，没动，没说话，连呼吸都忘了。
那一刻我才明白，有些"放心"，不过是别人精心喂给你的一剂药。
01
我这个人，命不算好，但运气一直不差。
天水那个地方，山多地少，十个人里有八个是苦出来的。
我家更不用说，父亲早年在煤矿上伤了腰，干不了重活，母亲一个人撑着几亩薄田，把我和两个妹妹拉扯大。
我念完初中就出去打工了，先在兰州的清真馆子里做学徒，跟着师傅从切墩开始学，一把刀磨了又磨，手背上至今还有两道当年切菜留下的疤。那时候师傅管得严，切坏了一根葱都要挨骂，我挨了三年骂，也练出了三年的手艺。
后来跟着一个老乡辗转去了广州，在唐人街附近的餐馆蹲了三年，学会了一手清真菜，也学会了怎么跟各路人打交道。
二十二岁那年，老乡说迪拜那边缺厨子，工资是国内的四五倍，我想都没想，把身上最后一点钱凑成机票钱，就飞过去了。
临走那天，父亲把我送到村口，没说什么话，只是把一双手搭在我肩膀上，用力按了按，转身就走了。他走得很快，我知道他是怕我看见他眼眶红。
迪拜这个地方，说起来是沙漠，但藏着钱，也藏着机会。
我落地的第一份工作是在迪拜老城区一家巴基斯坦人开的小馆子里掌勺，工资不高，但管吃管住。
厨房里又热又油，夏天能把人烤干，冬天又被空调冻得手指发僵，但我没抱怨过，省下来的钱一分不乱花，装在一个铁盒子里锁着，每个月数一次。
看着数字一点点往上涨，那种感觉比什么都踏实。
干了四年，攒够了本钱，我自己盘下一个小铺面，开了一家专门做西北清真菜的小餐馆。
刚开始生意一般，但迪拜的华人圈子小，消息传得快。没多久，从新疆、甘肃、宁夏跑来做生意的老乡们都知道迪拜有个天水人开的馆子，手艺正宗，价钱实在，来了一次还想来第二次。
生意慢慢做起来了，铺面换了一间又一间，最后在德伊勒区盘下了现在这家两层楼的酒楼。
楼上楼下能坐一百二十桌，每逢开斋节和古尔邦节，门口排队的人能绕半条街。迪拜当地的阿拉伯人、巴基斯坦人、印度人，只要吃过一次，十个人里有八个会再来。
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但我一个人在外头，总归是孤单的。
02
我的四个妻子，是分四个不同时期娶的，性格各异，来历也各不相同。
大妻塔娜，哈萨克族人，父亲是迪拜一个中等规模建材商的合伙人。
我和塔娜认识的时候，她刚从迪拜本地的一所学校毕业，二十岁，性子沉稳，不爱说话，但眼神里有一股子韧劲。我们是在一次清真寺的聚会上认识的，她父亲觉得我这个人踏实，有来路，双方家里各自议了一下，把婚事定了下来。
塔娜嫁给我之后，从不在酒楼里多管闲事，但凡账目上有漏洞，她只看一眼就能指出来。我请过两个账房，都没她算得清楚。后来我干脆把酒楼的账全交给她管，自己只管后厨和采购。
塔娜给我生了两个儿子，老大叫马尤努斯，老二叫马萨利木，两个孩子跟着回族的习惯，汉字名字用"马"字打头，随我姓。
两个孩子随了塔娜，眼睛大，鼻梁高，说汉语、哈萨克语、阿拉伯语，三门语言切换自如，比我这个当爹的强得多。
二妻叫柳青青，湖南湘西人，汉族，跟着姑姑来迪拜打工，在我酒楼里做过收银。
柳青青这个人，笑起来眼睛弯成两道月牙，说话带着湘西的软音，做事麻利又周到。
她在酒楼干了不到一年，我就注意到她了。不是因为她长得多出挑，是因为有一次我在楼上办公，听见楼下有个客人喝多了闹事，拍桌子骂人，其他服务员都绕着走，只有她一个人走过去，声音不高不低地说："大哥，您喝了不少了，我给您上壶醒酒茶？"
那个客人愣了一下，火气就下去了一半。
后来经人撮合，她家里也没反对，就嫁过来了。
柳青青脾气好，是四个妻子里最好说话的一个，也是最爱操心的一个，家里谁的衣服破了，谁的鞋底开胶了，谁的孩子发烧了，不用开口，她自己就张罗好了。
她给我生了一个女儿，叫马雨桐，今年八岁，是家里最受宠的一个。
三妻叫哈迪娅，是本地阿联酋人，父亲在阿布扎比做石油周边的生意，家境殷实。
哈迪娅是通过中间人介绍认识的，她家信奉正统伊斯兰教，对娶多妻这件事没有任何异议。
但哈迪娅这个人主意正，嫁过来之后有自己的一套生活方式，不爱跟其他几个妻子凑在一起，平时自己带着孩子住在三楼的套间里，轻易不出来。
我去找她，她态度不冷不热，但从不给我脸色看，该做的事都做了，就是那种让你找不到任何把柄的疏离。她给我生了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儿子叫马伊萨，女儿叫马莱拉。
四妻叫苗苗，贵州凯里人，苗族，是我在一次商会年宴上认识的。
苗苗最年轻，嫁过来的时候才二十三岁，比我小整整十八岁。她不怎么懂管家，也不擅长处理妻子之间的事，有一次她和柳青青因为孩子的事起了点口角，她气得哭了半天，最后还是柳青青反过来哄她。
但这个人没心眼，什么都写在脸上，高兴就笑，委屈就哭，从来不藏着掖着，这一点是我最省心的地方，也是我最放不下心的地方。
四个妻子住在同一栋楼里，三层加顶层，各住一层，大家有各自的空间，表面上相安无事。
我在迪拜这二十多年，把这个家庭撑起来，靠的是两样东西——钱，和规矩。
钱是让所有人过得体面的底气，规矩是让四个女人和平共处的框架，少了哪一样，这个家早散了。
03
父亲走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三，小年夜。
我接到大妹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只说了一句话："哥，爸不行了，你快回来。"
我当时正在酒楼二楼的包间里陪几个老客户吃饭，手机震动了好几下，我以为是酒楼里的事，瞄了一眼屏幕，看见是大妹的名字，才起身走到走廊里接听。
电话那头，大妹的声音哑着，我知道她哭了很久了。
我应了一声，把电话挂掉，走回包间，跟客人说了一句"家里有急事，失陪了"，转身下楼，直接去了办公室。
订机票，打包行李，跟四个妻子各自说了一声。
塔娜帮我把行李箱收拾好，站在门口，把一个装好零食和药品的袋子塞进我手里，说："路上小心，家里的事你不用操心，酒楼我盯着。"
柳青青拉着我的手，眼眶红了，声音带着哽咽，说："爸这一辈子不容易，你回去好好送他一程，别太亏待自己。"
哈迪娅站在三楼房间门口，点了点头，用阿拉伯语说了一句话，翻译过来大概是"愿真主接引亡者"，说完就退回了屋里，轻轻带上了门。
苗苗哭了，哭得稀里哗啦，跑过来抱住我，把脸埋在我胸口，说："你去了要照顾好自己，不要太伤心，家里有我们。"
我一一应了，拎着行李出了门。
从迪拜到天水，要转一次机，飞行时间加上候机，差不多十五六个小时，起飞之前，我给大妹发了一条消息，问父亲的情况。
她回了两个字："还在。"
我知道她的意思，父亲是在等我。
等我落地兰州，再转车赶回天水老家，已经是第二天傍晚。
大妹后来告诉我，父亲从前天起就一直昏迷着，大夫说就是这一两天的事，但他一直撑着，呼吸很浅，却没断。
父亲是在我踏进院门后不到一个小时，断的气。
他走得很平静，一点挣扎都没有，像是睡着了。母亲坐在床边，眼泪流干了，只是握着父亲的手不放，嘴里喃喃说着什么，我没听清。
我跪下去，给父亲磕了三个头，没哭出声，眼眶是烫的，泪水顺着脸颊往下流，滴在父亲手背上，洇出一个深色的印子。
父亲这辈子，活了七十一岁，苦了大半辈子，到最后身边有儿女陪着，算是没留遗憾。
丧事按照甘肃农村回族的习俗，快葬，清真寺的阿訇来念了经，村里的乡亲帮忙搭了棚子，摆了席面，我守在灵前，从头到尾没离开。
送走父亲之后，我留下来陪母亲，守够三个月再回去。
04
守孝的三个月，我住在老家的土房子里。
这房子是父亲年轻时候自己一块砖一块砖垒起来的，住了几十年，墙皮开裂了好几道，窗框的木头也朽了，但框架还撑着，结实得很。
我白天陪着母亲，帮她整理父亲的遗物，翻出来的东西里有一张旧照片，是父亲年轻时候在煤矿门口拍的，穿着工装服，笑得露出一排牙，照片背面用铅笔写着一行字——"一九八三年，天水"。
我把照片放在相框里，摆在堂屋的桌上。
母亲看见了，站在那里看了好一会儿，说了一句："你爸那时候可精神了。"然后转身去厨房烧水，什么都没再说。
晚上我睡在父亲生前住过的那间屋子里，铺的还是那床旧棉被，闻起来有一股子土腥味和煤油味，睡着睡着，有时候会忘记自己在哪儿。
这三个月，我几乎断掉了所有的生意往来，酒楼那边交给塔娜和我一个多年的伙计打理，采购和账目塔娜一手抓着，后厨有主管盯着，应该出不了什么大乱子。
但三个月不在，我总归是悬着一颗心的。
每隔两天就往家里打一次电话，四个妻子轮流接。
塔娜说话简短，重点突出，永远是先说酒楼，再说孩子，最后才说家里的琐事。
"这个月营业额比上个月高了一成，采购那边几笔价格谈得不错。马尤努斯最近在学阿拉伯语书法，老二马萨利木上周跟同学起了冲突，我去学校谈过了，处理好了，你放心。"
我问她："家里几个人都还好吧？"
她说："都好。"
就这两个字，干脆，利落，不多说一句。
柳青青接电话就不一样了，话多，事多，一通电话能说半个小时。
"雨桐上周发烧，我陪她去医院打了一针，第二天就退烧了，现在好了，你不用担心。对了，她最近迷上一个动画片，天天吵着要买里面角色的玩具，我没给她买，她跑去找苗苗，苗苗给她买了，我说你这样是在惯坏她，苗苗笑着说没事，孩子嘛……"
我听着她说话，窗外是天水冬天的山，光秃秃的，但听着柳青青絮絮叨叨的声音，莫名觉得踏实。
哈迪娅的电话最短，每次都不超过三分钟。
"家里一切都好。孩子们都好。你在老家注意身体。"
然后是一段沉默，我刚想再说点什么，她已经把电话递给孩子了，马伊萨接过去，奶声奶气地喊了一声"爸爸"，说了几句学校里的事，然后被妹妹马莱拉抢过话筒，两个孩子争着说话，闹成一团，我在电话这头笑出了声。
苗苗的电话每次都是她主动打过来的，不等我先联系。
"绍川哥，我今天在超市看到你以前最爱吃的那个牌子的牛肉干，买了两包，给你留着，等你回来吃。"
"绍川哥，楼道里的灯泡坏了，我让物业换了，你放心。"
"绍川哥，我今天梦见你了，梦见你回来了，我高兴得睡不着，你快点回来嘛。"
我握着电话，靠在土墙上，窗外的风吹过来，带着天水冬天特有的那股子干冷，但耳朵里听着苗苗叽叽喳喳的声音，觉得那股冷意离自己很远。
三个月里，电话打了一通又一通，每次挂掉，我都觉得那头的一切稳稳的，没出什么乱子。
直到守孝快到三个月的时候，有一天下午，我正在院子里帮母亲收晒干的辣椒，手机微信响了。
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掏出来看了一眼。
是沙米尔。
沙米尔是巴基斯坦人，在迪拜做皮革生意，跟我认识将近十年，平时两个人惯用英语沟通，有时候他来酒楼吃饭，有时候我们在商会的场合碰上，是个说得上话的老熟人。
他发来的消息用英语写的，翻译过来大概是："绍川，上次在你们楼下碰到的那个人，是你安排回来的吗？"
我盯着这行字，拇指悬在屏幕上，停了几秒。
我用英语回他："什么人？我在国内，没回去过。"
他隔了将近十分钟才回："哦，那可能是我搞错了，算了，没事。"
我把手机攥在手里，站在院子里，太阳晒在背上，但后颈一阵发凉。
沙米尔这个人认识我十年了，见过我几百次，不是那种容易认错人的糊涂人。
他说"在你们楼下碰到的那个人"——
是谁？
那个人，长得像我？还是他以为就是我？
我把辣椒收完，送进屋里，洗了手，重新坐在院子里，把那条消息前前后后想了好几遍。
最后，我拿起手机，想打给塔娜，手指悬在屏幕上，停了一下，又放下了。
想打给柳青青，又觉得问不出口。
想打给苗苗，想到她那句"梦见你回来了，我高兴得睡不着"，不知道为什么，手又缩回来了。
我把手机放在腿上，靠着墙，闭上眼睛。
院子里的风把树上最后几片干叶子吹走了，沙沙的，像有人在低声说话。
05
三个月守孝期满的前两天晚上，我坐在院子里，看着天水的夜空发呆。
母亲已经睡了，屋子里传来她轻微的鼾声，院子里静得只剩虫鸣和远处偶尔传来的狗叫声。
我点了一根烟，想着再过两天该收拾行李回迪拜了。
机票是早就买好的，后天的班次。
但沙米尔那条消息一直在脑子里转，转了一圈又一圈，出不去。
我抽完一根烟，又点了一根，把那条消息前前后后想了好几遍。
"在你们楼下碰到的那个人，是你安排回来的吗？"
如果真的是认错了，沙米尔为什么要问"是你安排的"？
认错人，只会说"我可能认错人了"，不会问"是你安排的"。
"安排"这两个字，说明他看见的那个人，不是随机出现在楼下的路人。
那个人，是刻意出现在那里的。
我把烟掐灭，站起来，在院子里转了两圈，最后拿出手机，打开了购票软件。
我把后天的机票退掉了，换成了今晚的深夜航班。
退票费扣了一千八百多块，我眼皮都没眨一下，手续办完，把手机揣进口袋，去跟母亲说了一声。
母亲没多问，只说："回去路上小心，别太累着。"
我背上行李，叫了辆车，连夜去了兰州机场。
出发之前，我做了一件这辈子从没做过的事——没有给任何一个妻子打电话，也没有发一条消息。
以往每次回迪拜，我都会提前告知，哪个妻子去接机，哪个妻子备饭，安排得明明白白。
但这一次，我什么都没说。
飞机起飞的时候，窗外是一片漆黑，我靠在椅背上，把手机调成了静音，塞进了口袋最深处。
中途在阿联酋机场转机的时候，候机厅里人来人往，我坐在椅子上，盯着脚尖，脑子里翻来覆去只有那一句话。
"在你们楼下碰到的那个人，是你安排回来的吗？"
落地迪拜的时候，是下午将近四点，阳光白花花的，晒在皮肤上像火燎。
我没叫家里的司机，自己打了辆出租车，报了地址，一路看着窗外的沙漠和高楼，没说话。
出租车停在楼下，我下车，仰头看了一眼十四楼的方向。
窗户透着灯光，暖黄色的，家里有人。
我提着行李走进大楼，进了电梯，按了"14"。
电梯里的镜子映出我的样子——深灰色的长衫，三个月没剃的胡茬，眼底一片发青，像一个从地里刚挖出来的人。
电梯门打开，走廊里安安静静的，地毯把脚步声吸得干干净净。
我走到那扇红棕色的木门前，停下来。
门缝里透着暖黄色的光，里面有声音，细细碎碎的，不止一个人在说话。
06
我没敲门。
掏出钥匙，对准锁眼，慢慢插进去，屏住呼吸。
锁芯轻轻转动，咔哒一声。
我用手掌抵着门板，慢慢推开——
光从里面漫出来，先照在我的鞋尖上，然后是腿，然后是整个人。
我迈进去，停在走廊里，没有急着往里走，只是抬起眼睛，慢慢往客厅里看过去。
客厅的灯全开着，很亮，沙发上坐着人，茶几上摆着几个茶杯，里面的茶还冒着热气，像是刚倒上不久。
我认识的那几张脸，全在。
塔娜坐在靠里的那端沙发，腰背挺直，双手放在膝上；柳青青坐在她旁边，看见我进来，捂住了嘴；苗苗站了起来，又慢慢坐下去，手死死攥着衣角；哈迪娅背对着我，没有动，像一尊雕像。
还有两个人，坐在靠窗的位置。
一个男人，五十岁上下，头发花白，穿着深色的长袍，腰背挺得很直；一个女人，四十多岁，戴着头巾，手里握着一串深褐色的珠子，低着头，始终没有看我。
我把行李箱放下了。
不是因为累，不是因为到家了想歇口气。
是因为我的手，突然就没了力气。
客厅里静了一秒，没有人先开口，连电视机的声音都像是被人摁掉了。
那两个陌生人，面对我的突然出现，没有惊慌，没有错愕，甚至连眼神都没有乱——只是平静地坐在那里，像是早就算准了这一刻。
而我四个妻子的表情，各不相同，却有一点是一样的——
没有一个人，露出看见久别归来的丈夫时，该有的那种神情。
就在这时，塔娜缓缓站起来。
她没有走过来，只是站在原地，用一种我在二十年婚姻里从未听见过的语气，开口说了一句话——
"马绍川，你回来了。我们有话，要跟你说。"
客厅里重新安静下来。
那种安静，不像是等待，更像是——
早就备好了的，一张网。
